按：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中深刻地揭示出攝影技術的出現，讓藝術品的靈光消逝，藝術品的本真性、在場性和作者的權威性都隨著復制技術而不復存在，隨之而來的是藝術的“民主化”。而今天，我們又遭遇了從“模擬”到“數字化”的技術變革，維基百科時代，人文知識經歷著網絡的重構，知識儲備巨大、記憶超群的學者也無法媲美維基百科，我們似乎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知識民主”時代。王炎教授發表于《讀書》2020年第1期的文章《網絡技術重構人文知識》遴選了三本西方最新著作，嘗試理解我們今天所面臨的“知識型”的轉變。《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經作者授權刊出未刪節原文。

“老師，您講的內容維基百科上都有。”拿手機的學生淡淡的一句，教授頓覺無地自容。要擱幾十年前，這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準被尊為博學鴻儒，身后一大幫粉絲。但網絡時代，滿腹經綸只算腦存儲量大。失落的教授變顏正色道：“論文不許引用網絡資源，網上的信息都是垃圾，沒有正經學問。”到了期末，學生照樣用搜索引擎搜學術論文的電子版，根據PDF文件格式上的出版信息和頁碼，注釋自己的期末論文，誰也看不出援引的是紙質出版物還是電子資源。說實在的，教師也未必一次次跑圖書館借閱，網上查資料，既避免路上堵車，又不必在圖書館里上樓下梯，搜羅書架。的確，網絡資源莠不齊，可是信息量極大，關鍵看你會不會搜，并無網上、網下之優劣。

一、

這些是常識，不勞筆墨饒舌。問題并不在寫論文如何查文獻，而是互聯網出現后，我們如何面對碩大無朋的電子記憶？得重新思考什么算“有學問”。每天坐在電腦前，或手上拿著移動設備，我們時刻調取著網上信息，上傳、下載數據。不經意間，我們將大腦鏈接到網絡數據庫上，像電腦終端存量不夠，把數據上傳到云儲存一樣。上網不只為了社交，轉帖、發帖、分享文章、發表意見，都是向全球信息庫貢獻數據。世界各地網民分享你的信息，也上傳數據供你使用。沒有誰覺得肉腦記憶力不夠，才上“萬維網”（www.），但你確實在用超文本（hypertext）鏈接，向互聯網索取或貢獻著記憶。在電子記憶的時代，“學習”是否具有了不同的含義？

文明的延續有賴于文化傳承，所謂傳承乃知識薪火相傳。一代又一代人上學、讀書、進圖書館、欣賞藝術、傳播資訊、寫作或科學實驗，無一不需要記憶力與創造力。所以考試不讓帶電子設備，學生憑大腦記憶與思辯力回答試題。學術機構的評估也要考察圖書館的規模，衡量精神遺產的藏量。考評高等教育與科研機構，一般統計學術成果發表，以量化對科學文化的貢獻。但如今，電子記憶滲透到生活的所有方面，為什么仍在意學生的記憶力？所有學術成果和經典文獻都將電子化，為什么還斥巨資修建大型圖書館？既然有維基百科、百度百科，為什么還搞知識競賽？大家都在網上搜索學術資源，為啥要求學者以紙版發表論文和專著？我們還需要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嗎？一句話，數字時代為何固守機械時代的評價標準？

二、

早在1935年，人文氣質十足的瓦爾特·本雅明，被電影這門充斥技術“銅臭”的藝術震驚了。他寫下《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品》一文，追溯一場19世紀關于繪畫與攝影藝術高下的爭論。那時，人們認為攝影不算藝術，推及電影也不會有深度。但20世紀20年代末，電影進入有聲時代，敘事形式日臻成熟，到30年代已步入黃金時代。站在歷史轉折點，本雅明發現上世紀的爭論不得要領，攝影算不算藝術是偽問題。真問題應該是，攝影的出現后，整個藝術史不可逆轉地拐入新的歷史軌道，世界迎來機械復制時代，這場論爭不過為這個歷史性轉折的癥候。

受本雅明啟發，我們也該重新設置問題：爭論線上、線下哪種知識可靠也是偽問題。關鍵不在印刷紙媒與電子媒體孰優孰劣，此乃器物層面的枝節之爭，未觸及歷史深層的斷裂。嘗試另一種提問方式：互聯網出現之后，人類知識的結構是否隨之發生了變化？互聯網 “供給”與“索取”知識的方式，不同以往任何一個時代，傳統知識論還有效嗎？本雅明揭示了機械復制時代的新藝術形式與新知識型，但經歷數字革命之后，其洞見也已進入歷史，無法用來分析今天的現實。然而，從媒介技術入手這一獨到的角度，仍可啟發我們尋覓數字時代知識轉型的隱幽線索。數字技術也像復制技術那樣能重塑一個時代的知識？本雅明說，照相技術讓藝術的神韻消失，那么，經歷了模擬轉數字這場革命之后，知識型又會發生怎樣的變革？

三、

機械復制出現之前，本雅明認為藝術品的價值源于原作的本真性、在場性、以及作者的權威性，即藝術尚有“神韻”（aura），它對應著傳統社會的倫理、儀式、特權與專屬權。 照相術出現后，原作與副本相去無幾，收藏藝術品的獨特空間，也隨巡展與市場流通而消解，儀式功能難乎為繼了。人們不再因仰慕而消費藝術，名媛雅士所迷戀的名作收藏，讓廉價的復制品大煞風景，大眾社會與政治現代主義，隨神韻的消失不期而至。30年代新聞電影里，竟閃現馬路報童的身影；報刊也推出“讀者來信”欄目，讓販夫走卒也能白紙黑字地發表感想；少數精英作者的特權，被廣大普通讀者削平了。 機械復制重構了人們的時間觀與空間觀。

那么，因特網的蒞臨意味著什么呢？開篇學生上網查“維基百科”，與《不列顛百科全書》對照成趣。“不列顛百科”延請功成名就的大學者，皓首窮經，誨人不倦，給世界奉獻出權威、普遍的知識。而維基的編者隊伍中，竟有送披薩的小哥。不管你啥背景，維基編委只要求遵守編輯規則：每個詞條必有援引、每句話必有出處，則人人有編輯與修改的資格。無論是大學者還是送餐小哥，每個人的權重都很有限。詞條越熱門，參與的人越多，內容也就越豐富、越可靠，個人貢獻被數量稀釋了。相反，越生僻的詞條，參與編輯的人越少，個別編輯的傾向便會凸顯，詞條內容也會相對單薄，可靠性隨之下降。這是個什么邏輯？難道數量多寡能決定知識的含金量嗎？

的確，維基知識恰好映射出網絡技術的邏輯，因特網的歷史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的技術。阿貝特（Janet Abbate）寫了本因特網發展史的書《發明因特網》（Inventing the Internet），給理解網絡時代新知識的形態提供了啟示。因特網的起源可追溯到1950年代“冷戰”寒徹的美國，美國防部擔心蘇聯先發制人，以第一輪核打擊摧毀通訊網，使白宮無法下達核反擊的命令，輸掉一場核戰爭，情形恰似庫布里克的電影《奇愛博士》(Dr.Strangelove，1964年)，成立“美國高級研究計劃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簡稱ARPA），撥巨款研發抵御核打擊的通訊技術。研究員保羅·巴蘭（Paul Baran）提出“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ing）的設想，搭建多重中繼通訊線路，替代從信息中心輻射各地的階梯式通訊網。他設計讓每一地方通訊交換的節點，均能自主判斷通過哪條線路傳輸信號。一旦中樞或某條線路被摧毀，通訊網分布在不同地方的智能節點仍能自主運行，從而保證命令的上傳下達。這個想法太超前了，顛覆了金字塔式的傳統通訊，但要求中繼節點智能運轉，則須由電腦控制，并將模擬信號轉成數字信號，以避免多重連接帶來的信號衰減。當年的計算機體積大、運算慢、成本高，處理數字信號的能力不強。結果是，通訊改造項目被AT&T電話公司奪下，AT&T仍保留從控制中樞逐級下傳的舊方案，把錢都花在深挖洞、加固地下核掩體，提高保護級別，優化線路材質上，巴蘭的設想被束之高閣。

但幾年后，英國科學家讀到巴蘭的論文，意識到可別用他途。英國人的興趣不在軍事，而在遠程用戶如何分享實驗室里的大型計算機。當時，普通用戶用電話線連接計算機服務器，從自己的終端發來運算指令，付費讓大型計算機提供運算服務。商用電話線既昂貴又繁忙，用戶發指令時常遇占線、或發出后阻塞、遺失。另外，用戶操作常出現間隙，使計算機空閑，而其他用戶又不能同時操作，計算機的運算能力使用不充分。巴蘭的封包理論這下派上用場了，可將遠程用戶指令切割成小塊，按數字信號單位“千字節”（Kilobyte），把一條命令分成幾個小信息包——“封包”（packet）。這樣，由聯網的計算充當智能節點，根據線路的忙閑，節點自主選擇不同線路分撥小信息包到目的地，然后再組裝起來，還原為初始信息，這就是“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ing）。不僅解決了線路繁忙問題，還可讓多個用戶端同時操作，利用封包原理“分時”（time sharing）共享服務器。

軍事技術服務于商業，巴蘭的初衷是想搭建多重連接的通訊網，提高抗核打擊能力，結果卻給未來互聯網埋下種子。后來，美國防部大力資助“阿帕網”（ARPANET），科學家們也秉承兼容開放的理念，讓所有用戶根據自己的需要，時時修改、更新界面上的傳輸程序，網絡百科也繼承了這種開放態度。結果，各國學者、工程師、通訊公司、軍事機構、民間企業、甚至大學研究生，經歷幾十年的切磋、互動，群策群力，從自己的需求出發，以迥然不同的智慧與遠見，讓網絡技術步步升級，一點點搭建起因特網。

至今說不清誰發明了因特網，因為沒有牛頓、愛迪生、愛因斯坦或居里夫人式的超級英雄，能一人獨慧讓萬世受益。也難講是哪一年實現的全球聯網，更無法確定誰最先預見到互聯網的巨大前景。許許多多的“小人物”，在日常工作中，不經意與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合作，一點點勾勒出覆蓋全球的計算機網。單向度的供求關系——少數原創者供給多數使用者的金字塔模式，被多向度的互動關系——“用戶生成”（user-generated）的平等模式取代。

1987年，德國學者幫助中國攻破一個個硬、軟件難關，向世界發出第一封電子郵件。之后，中國申請了“CN”域名，與世界上其他普通用戶一樣，簽署TCP/IP“傳輸控制協議”（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中國的計算機也連上全球網絡，因特網的覆蓋面越來越廣。1989年，英國科學家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創建“萬維網”（World Wide Web，即www.），以超文本鏈接開拓出一片虛擬信息空間，全球用戶隨意瀏覽世界各地的網頁，地球變成一個村莊。

20世紀晚期，人類告別了機械復制時代，電腦將世界連成一體。全球化不僅意味者經濟與文化一體化，更堅實的是其物質與技術基礎。我們能否推斷，互聯網技術衍生出了與之相應的知識與文化形態？或追問，在技術發展上呈現出的民主化趨勢——去中心化、多元性、多樣性、流動性、用戶主導、共享經濟等，是否預示了“知識民主化”的到來？

四、

技術與文化本屬兩種性質不同的領域，如何相互影響？即使一方真塑造了另一方，具體過程又是什么？列夫·曼諾維奇著《新媒體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一書，系統闡述了電腦媒介對文化的塑造過程。因為這個時代所有的文化基礎都將電腦化，因特網才成為全球化最實在、最顯著的標志。 一場最深刻的媒介革命，從文化的生產、發行、到市場流通，一切均由電腦做媒介。本雅明所震驚者，不過是攝影一種媒介帶來的變化，而這次數字革命涉及到所有文化形態。無論獲取、操縱、還是存儲文化素材，也不管你采用文本、圖片、視頻、還是音頻何種格式，必須先將資料轉成數據，電腦才能讀取，將文化轉譯成二進制數字，是文化的未來宿命。

模擬轉數字，是這場革命最深刻的斷裂。回到本雅明，在復制時代，拍電影須連續拍攝多個靜態的照片，儲存在長長的化學膠卷上，聲音存入磁性聲道。上映時，放映機用與拍攝相同的速率，連續讀取膠卷上的一個個畫面，把光線投到大銀幕上。肉眼被高速運轉的畫面欺騙，以為銀幕上的幻象是連續運動的，這是模擬方式再現的世界。到數字時代，數字鏡頭將對象物反射的光線投到感光器件上，光線轉化成電荷，再由模數轉換器處理成二進制數字，存在記憶芯片上。連續的脈沖模擬“影像編碼”（iconic code），被0與1構成的二進數字替換，即“數據化”（digitization）。這個過程分為兩步，先從模擬信號里取樣（sampling）——將連續的數據分割成一定量值，然后“量化”（quantization）——即在一定數值范圍內給模擬數據以量值，如0-255像素值是一個8比特的灰度圖像。放映不再是每秒24幀照片了，播放軟件讀取二進制數據進行連續播放，膠片的畫格間隙被取消，動態更加流暢飽滿。但在像素層面上，畫面乃是一堆彼此分離的0、1數據，電影淪為電腦的奴隸。 我們每天接觸各的種文本格式、圖像、視頻、音頻、網頁、通訊都同樣由這一堆二進制數碼構成。

本雅明不可能預見電影的數字宿命，但他做復制時代與之前藝術之間的比較，卻發人深省。他說，繪畫是以線條勾勒對象世界，可謂整體性地把握現實：而電影則把綿延的時間分割成一幀幀彼此獨立的畫幅，然后剪輯拼接。演員失去對情節整體的把握，其表演被剪輯師支離破碎地編織到銀幕重構的世界里。復制技術不正呼應了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模式嗎？福特第一條生產流水線（1913年），乃大工業時代的經典范式：零部件標準化，生產過程分割成一個個不斷重復的簡單勞動崗位，前后崗位串聯起來，便形成流水線。工人無需理解全過程，只須天天重復一個工種，速成為熟練工人，也隨時可被替代，像卓別林電影《摩登時代》一樣。

到數字時代，世界進入后工業社會，數字媒體同樣呼應著后工業邏輯。后工業生產是“按單定制”（production on demand）和“按進度配送”（just in time delivery），網絡經濟則以信息、傳媒為先導，網絡電商投巨資收集用戶信息和消費行為，針對性地推送廣告，精準投送產品。 自50、60年代信息服務經濟開始，到70年代后工業轉型，至90年代網絡e經濟，文化一直隨經濟形態的轉型而一次次轉向，這不是正符合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說法嗎。如果罔顧技術去抽象地討論精神，真有意義嗎？如果所有文化典籍、教育內容與傳播信息都被電腦化并上傳網絡，將來談文明的屬地性與語境化還能成立嗎？

曼諾維奇認為，數字媒介已包涵了文化與技術兩個層面。文化指百科知識、故事情節、寫作視角、摹仿與宣泄、悲劇與喜劇；技術層面指電腦程序與“封包”（packet）、分類與進程、計算機語言與數據結構等。使用不同操作程序，電腦呈現數據的方式也不同，文化便隨之改變。“電腦的本體論”（computer’s ontology）、“知識論”（epistemology）與“語用學”（pragmatics）共同塑造了文化觀念，人、機融合實現技術與文化的一體兩面，衍生出“電子文化形式”（telecultural form），電腦技術的演進不可避免地影響文化史的嬗變。 曼諾維奇從人文學中汲取理論靈感，在電腦學里尋找技術論證，他稱這種方法為“數碼唯物主義”（digital materialism），作為考察電腦時代文化、社會與組織結構的新思路。

技術與文化是一體兩面，那么，知識的民主化是網絡帶來的后果嗎？大眾生產的知識是否可靠？精英知識的真理性與權威性還能否維系？維基知識與傳統知識有什么異同？

五、

記得六、七十年代流行一句口頭禪：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后來大家又漸漸地不認同了。即使一百個臭皮匠，也仍是臭皮匠。諸葛亮可是杰出人才，怎能用人數來湊呢？的確，如在同一平面上，大家思考的角度、問題意識、知識背景都差不多的話，臭皮匠再多也頂不上一個諸葛亮。但維基百科并非臭皮匠的匯集。

如退回十年前，用戶對維基并沒太大的信心，烏七八糟的網民怎能編出有權威性的百科知識呢？但隨時間的推移，參與編輯的人數越來越多，使用范圍越來越廣，詞條也不斷更新，可信任度漸漸提高了，今天已成不可或缺的知識源。臭皮匠修成新時代的諸葛亮，原因何在？從工業時代過渡到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的目的不再僅服務于生產提高，而以創造社會主體為己任。履歷表上的姓名、地址、職業、地位，以前不過提示著作為生產力的人的價值，如今卻不能定義我們的存在。在知識時代，人首先是知識源，不是說受教育程度或社會地位的高低，而要凸顯每個人獨特的經驗、以及對他人的啟迪。我們在網上相遇，平凡小人物的日常瑣事，一樣啟發無數人思考，一技一能，也可以幫他人改善境遇。同時，沒有誰完全了解別人的生活，掌握他人的特長，我們始終是獨特的、神秘的、不可替代的。 這個時代，知識的個人性與經驗的獨特性超越了以往追求的普遍性。

職業變得越來越難以辨識，一人身兼數職，是工作還是失業，是上班還是休閑，兩者界限模糊不清。如仍固守傳統的偏見，不承認所有人（包括文盲）都有智慧，便是否認他人的存在，也是知識時代的愚昧，更是歧視、敵意、仇恨與暴力的根源。 最近“抖音”風靡國內，這款青年人自娛自樂的音樂短視頻，由網民拍攝身邊的場景，或用視頻剪輯、特效軟件編輯視頻，配上音樂，上傳到抖音社區，讓點擊量決定哪款視頻火爆。網紅幾乎完全偶然，無論是制作者還是消費者全然不知成功的奧妙，大家喜歡便火了。沒有誰像制作電影、電視、戲劇那樣，研究美學規律，系統地創作優秀抖音作品。“抖音”屬無名之輩的本色創作，文藝理論對之失語，找不到放之四海的普遍規律，成敗靠的是網絡民主機制。

這是一個全新的民主時代，不同以往的代議制民主，遴選少數精英代理大眾進入公共領域。這是直接民主，網民直接參與，彼此互動，信息資源全球配置，個人以分子化結構形成網絡社會。新事物變化之快，復雜性與多樣性之豐富，少數專家無力把握，也無法理解。除了學習與適應這無序、莫測的世界之外，別無它途。因此，列維（Pierre Levi）著《集體智慧：賽博空間里的人類新世界》（Collective Intelligence: Mankind’s Emerging World in Cyberspace）一書，引入“集體或共享智慧”（collective or shared intelligence）概念，描述這種跨地域、跨空間、跨貿易的網絡“知識空間”（knowledge space）。

前些年國內流行“人肉搜索”，算不算集體智慧呢？不能算，集體智慧或知識空間的鋒芒不在信息收集，也不是網絡“人海戰術”。人肉搜索靠電子記憶的強大與網絡覆蓋的廣泛，收集大量信息，聯絡虛擬空間里的各地、各類人群，大海撈針地搜索目標身邊的知情人，曬出目標隱私，動員網民線上或線下騷擾。這是傳統的群策群力，乃人情社會的虛擬擴容版，假現代科技之形，行人情脈脈之實。網絡知識空間靠運算重技術，計算機運算將人的思維“外化”——將人的反思力、記憶力與聯想力轉譯成“鏈接”、“打開網頁”與“選擇界面”，個人思想轉化成大規模生成的公共思維，私人想法就成了共享智慧。

所以，網絡百科先要獲取技術、機構或概念工具，然后才是收集、過濾大量信息，再用運算整合出可導航、可檢索的信息，以鏈接方式呈現多樣的智慧與想象，搭建有思維縱深的信息平臺。網民以虛擬身份在平臺上彼此辨識，相互激發思考，各自貢獻思維的路徑，深挖思維的潛力，形成“集體智慧”或“腦超鏈接”（hypercortex），解決傳統知識表達不出、解決不了的問題。 維基百科匯聚了大批背景不同的志愿者，大家匿名編撰、修訂、補充、審核、更新詞條。重要的不僅是收集關于事實的客觀知識，也不局限于匯集角度不同的想法，核心是要改變我們與知識的關系，聯系世界各地千差萬別的人，革新倫理、美學、技術與社會組織方式，重建全球化社會。

六、

2012年3月，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宣布停印已有244年歷史的紙版《不列顛百科全書》，從此發行電子版，從線下走到線上。看似一條紙媒轉電媒的消息，但含義卻遠比這層深遠得多，標志一個時代知識的轉型。印刷時代的文本與形象標準，被網絡時代取代了。網絡百科不再沿襲紙版百科的文本與圖片形式，而集文本、圖像、視頻、音頻等格式為一體，還配以人機互動擬像、互動地圖、虛擬現實等跨媒介的多模態，覆蓋幾乎所有的符號系統。傳統的學科界限難乎為繼了，網絡用戶互動替代了精英教育的知識單向街，學習未必要申請特權化的教育機構，而上因特網分享普遍分配的知識。 專家智慧凝結的“encyclopedia”（百科全書）終結，大眾智慧薈萃的“cosmopedia”（網絡知識空間—列維造的新詞）方興未艾；高度復雜的網絡智能（networked intelligence），將人性投射到無垠的賽博空間里，人類社會與思想探索從此具有了空前的潛力與變數。

世上沒有誰全知全懂，一人擅長一兩門專業就已不錯了。萬維網以“超文本鏈接”導航知識系統，讓共享性的“集體思考”成為可能。列維認為，網絡“新人文”打通了個人與群體兩類不同知識，超越了笛卡爾的“我思”——個體為中心的認知模式，而進入到“我們思”的多元認知時代。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已有體會，如今學術越來越碎片化，政治學不搞制度或思想研究，而做實證問卷、統計，像統計學而不似社會科學。社會學也不再思考社會形態，而注重田野調查，像人類學那樣不研究人種、民族而也熱心于田野。歷史學不講帝王將相，而偏愛邊邊角角的小歷史。哲學不研究德國古典而轉向科學哲學。懷舊者無奈地招魂韋伯、海德格爾，狠批當代學術的異化，痛悼黃金時代的消逝。其實，科技也難逃相同的宿命，無數從事生命科學的科學家，在實驗室或計算機前，年復一年重復瑣屑、繁冗的實驗與計算，情形不比電影《摩登時代》流水線上的工人強多少，最終未必明白耗盡一生的數據要證明什么結論。今天的學問如此龐雜多義，沒人再想學康德、黑格爾，以一人之才智，窮盡天下知識，建立無所不包的學術體系。今人的明智在自知局限與渺小，學會合作與共贏。肯與不曾謀面的陌生人合作共創集體智慧，以期有所建樹。在民主化的賽博空間中，以互動合作式的知識形式，將智慧無差別地播散到虛擬世界的每個角落。人人有付出，個個有收獲，知識棲居在人性之中。

列維認為電腦技術并非橫空出世，而與西方科學與哲學傳統息息相連。電腦運算深深植根于當代西方知識論與美學之中。古典哲學希望從超驗的世界里尋找普遍性，而因特網卻將散落在不同時空里的真實經驗聯系起來；網絡智慧不因循柏拉圖的腳步，攀登知識的制高點去尋覓“真理”（eidos），而屈尊于蕓蕓大眾的“意見”（doxa）之中，在眾生喧嘩、蕪雜多義的個別思考里，披沙瀝金，萃取真知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