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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玄奘走得更遠，新羅僧人遠赴天竺取經，最終留在了盛唐

2020-01-07 12:08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地圖書地圖書

兩漢之際，佛教由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國，此后逐步興盛，引起了漢地僧侶西行求法的熱潮。自三國朱士行以降，歷代遠赴西域、天竺等國“取經”者不乏其人，而這其中又以法顯、玄奘、義凈等高僧最為著名。

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我國歷史上，其實還有一位來自于朝鮮半島的求法沙門，其西行路途之遙遠、閱歷之復雜，已經大大超過了上述諸中原名僧；而他因旅途見聞寫成的《往五天竺國傳》，又在20世紀初的敦煌上演了一幕千年佚書失而復得的傳奇。這個人，就是唐代密宗“開元三大士”之一不空和尚的弟子——新羅旅唐僧人慧超。

唐代中外交通圖

慧超其人其書

有唐一代，漢傳佛教成為整個東亞世界的宗教主流，新羅僧侶多以入唐求法為時尚。慧超雖因遠赴天竺巡禮而知名，但文獻中有關其生平的記載卻相當稀少，只能依靠零星的史料，大致推斷出他的履歷：

敦煌藏經洞出土“寶勝如來圖”

圖中戴斗笠、背經篋的行者，即是古絲路上取經僧的經典形象

最晚在唐玄宗開元年間，慧超（一作“惠超”）由新羅入唐，不久即經海路前往印度，先后朝拜東、中、南、西、北五天竺（在今印度、巴基斯坦一帶）的佛教圣跡，又向西到達波斯（薩珊王朝舊地）、大食（阿拉伯帝國），后轉回東方，取道中亞返唐，于開元十五年（727）十一月上旬抵達安西都護府的治所龜茲（今新疆庫車）。回到長安后，慧超在金剛智、不空等印度密宗大師的門下受業，長年從事譯經工作，最終于五臺山圓寂。

敦煌壁畫中艱難跋涉的求法僧人

慧超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記錄他由唐至印度往返旅程的《往五天竺國傳》。求法僧的行記著作，歷來是研究中西交通的寶貴史料，但該書流傳不廣，大概在五代以后就已亡佚。直至20世紀初，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重見天日，法國人伯希和在幾萬件古代經卷中發現了一份首尾俱殘、未著題名的楮紙寫本。

今天的西安薦福寺及小雁塔，慧超曾在這里師從金剛智學習

他根據唐代僧人慧琳所編《一切經音義》收錄的85個詞條引注，對照殘卷所記的印度及西域各國的疆域、宗教、物產、民風等內容，確認這正是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散佚千年的典籍失而復現，新羅僧人眼中的西方世界，終于清晰地進入了現代人的視野。

今藏法國的敦煌寫本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部分）

西天佛樹

古代印度幾乎沒有文字資料可稽，常被稱為只有神話傳說的“秘密國度”。慧超這次赴竺求法，因此對當時印度社會以及各地佛教的發展情況，都有著詳細的記錄。這些可信度較高的文字，正好與玄奘、義凈、悟空等人的行記著作前后接續，為考證印度古史提供了第一手素材。

慧超由海道登陸，在五天竺一路探訪摩訶菩提寺、四大靈塔等佛教圣跡，情緒激動，皆表現在行記中的幾首五言漢詩當中。但我們從他的文字中也不難看出，許多昔日繁盛的寺、塔，如今皆已廢棄無僧，可見佛教在印度已經呈現出衰落的趨勢。此外，慧超在北天竺國那揭羅馱娜寺巡禮之時，還曾聽說一位求法漢僧在歸國前夕病亡的事跡，因而創作了一首“悼”詩以表哀痛。聯想到高僧義凈有關西行求法“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的數字，可知當時長途旅居之艱險。

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紀摩訶菩提寺，如今是印度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

慧超在五天竺國停留的時間最長，因此對古印度社會情況的記載也遠較其他地方詳盡。書中特意寫到，中天竺及北天竺的人口極眾，而貧富差距異常懸殊。寺廟以及達官貴人的居所，皆是磚木結構的“三重作樓”，第一層是倉庫，上兩層住人，而多數的窮苦百姓卻只有一間矮小的茅屋，以蔽風日——高樓大廈與大片密集的貧民窟形成鮮明對比，可知“十億牲口一億人”的印度古今皆然。

今天印度孟買的高樓大廈和貧民窟同樣對比強烈

在古代的南亞和東南亞，大象是各國軍隊的戰力中堅，象的數量即代表國家實力。而據慧超記載，當時的中天竺國“王有九百頭象，余大首領各有二三百頭”，軍力最為強勁，因而經常在列國間的戰爭中獲勝，諸戰敗國“自知象少兵少”，只得求和賠款，避免交戰。只是對比《大唐西域記》可知，這一時期的印度諸侯混戰，已然各自削弱，中天竺國雖然力冠群雄，但與近百年前戒日王統一時的“象軍六萬，馬軍十萬”相比，仍是差得太多。

印度埃羅拉石窟表現象戰的浮雕以及壁畫中的大象

《往五天竺國傳》雖然保存了大量史料，但作者畢竟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無論是基于宗教感情，還是囿于時代認知，慧超筆下的西天佛國，似乎總是自帶一層神圣的美顏濾鏡，摻雜了許多言過其實的理想化描述。書中不止一次提到，天竺各國的政令簡易，刑律寬松，民間不蓄奴、不販賣人口，社會各階層皆不事游獵，甚至連攔路搶劫的盜賊都是只取財物而不傷人性命，顯得極有良心。只可惜，現代學者已經利用考古、歷史等各方面的資料揭露了這些記載的虛妄不實，而究其原因，無非是慧超這個“精神印度人”美化了自己的“故鄉”，塑造出了一個脫離現實的夢中凈土。

取材于佛經故事《鹿王本生》的龜茲壁畫

由此可知古印度亦多田獵殺生之事

異域風土

虔誠的信仰以及旺盛的求知欲，這是歷代求法僧共有的精神特質。慧超為尋“真法”而踏上旅程，自然也帶上了一雙獵奇的眼睛，記錄下了許多古代西域特有的奇趣風土。

據行記所載，在今塔吉克斯坦帕米爾山區的西部，歷史上曾有“九個識匿國”，其地氣候極寒，不生五谷，居民散布于雪山之間，時常有組織地劫掠過往商旅。但令人不解的是，該國人即便劫取了絲絹（古絲綢之路正是以絲織品貿易而聞名），也只是堆積在庫房當中，任其腐壞，卻不會拿來做衣服。地理環境與生產方式的不同，造就了世情民俗的差異，高原山民這種怪異的“消費觀”，只會讓來自農耕社會的慧超感到荒唐。

絲路沿線出土的唐代狩獵紋印花絹

阿拉伯帝國（中國史籍稱為“大食”）的崛起，是世界中世紀歷史上的一件大事。而慧超的《往五天竺國傳》，恰是歷史上最早記錄阿拉伯風俗的漢文文獻之一。傳文載大食“王及百姓衣服，一種無別”，“喫（吃）食無問貴賤，共同一盆而食”，體現了游牧民族早期的質樸平等之風，只能是“四大哈里發”時期以及白衣大食（倭馬亞王朝）建立之初的社會圖景。至于行記中所謂大食“國人愛煞（殺）事天，不識仏（佛）法；國法無有跪拜法也”，則體現了漢文化圈對伊斯蘭教法的早期認知。又據《舊唐書·大食傳》，阿拉伯人這種只拜天神，不跪人王的作風，還曾在兩國之間引起過嚴重的外交爭端。

米爾·賽義德·阿里繪《宿營地》

慧超雖是六根清凈的出家人，但他行記里最為吸引眼球的，反而是對西域各族婚俗的描述。書中提及在今阿富汗興都庫什山周邊的吐火羅、罽賓等國，“兄弟十人、五人、三人、兩人，共娶一妻，不許各娶一婦，恐破家計”。這種兄弟共妻的異常婚俗，在我國解放前的藏區，以及如今印度、尼泊爾等地的山地民族中仍多有遺存。除此之外，慧超還特意書寫了波斯、粟特等族“納母及姉妹為妻”的亂倫婚俗。歷史上，信仰拜火教（祆教、瑣羅亞斯德教）的族群認為內婚制度可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和高貴，因而極力主張近親結合。我國境內出土的諸多唐代波斯、粟特移民墓志，也都反復印證了這一點。可見“兄控”“妹控”之風古已有之，小說《冰與火之歌》中坦格利安家族的近親通婚傳統，也并不是完全出于虛構。

西安出土的漢文與波斯婆羅缽文合書《蘇諒妻馬氏墓志》

中亞劇變

公元八世紀上半葉，正是西域局勢最為動蕩不定的時期。唐王朝、突厥、大食、吐蕃等幾大勢力在此激烈角逐，直接改寫了亞洲腹地的文明版圖。慧超于此時親歷其境，不僅感受到了幾大強權在這一地區的政治分野，還見證了沿途各國在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發生的劇變。

《往五天竺國傳》所記印度至西域各地的役屬情況簡表

公元七世紀中期，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迅速向外擴張，僅用不到20年的時間，就吞滅了整個薩珊波斯以及半個拜占庭，為日后橫跨亞、非、歐三洲的大帝國奠定了基礎。慧超曾經深入大食領地，也在書中追述了這段“開國歷史”。他說阿拉伯人本是波斯治下的“放駝戶”，爾后反叛自立，殺死了波斯王，進而征服其國。雖只短短幾句話，卻把新老霸主交替的歷史進程寫出了恩仇報復的江湖味道，頗具民間敘事的生動異趣。

7~9世紀的阿拉伯帝國

隋唐史書中的“拂菻”（亦作拂臨、拂懔等），就是世界史上常說的拜占庭（東羅馬）帝國，其“大拂菻”專指君士坦丁堡一帶，而“小拂菻”則是小亞細亞地區。阿拉伯人在興起之初，就迅速攻占了它在地中海沿岸的大片屬地，到了倭馬亞王朝時期，更是數次向拜占庭用兵。慧超書中提到大食國王因向小拂臨進軍，所以并不住在本國，指的很可能就是公元716年蘇萊曼組織的第三次大規模圍城。然而，君士坦丁堡坐擁山海之險，城防極堅，阿拉伯人雖然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卻始終未能突破那道讓人絕望的高墻。慧超傳載“（大拂臨）此王兵馬強多，不屬余國，大食數回討擊不得”，說的正是這一段歷史。

西方古代畫稿，描繪了拜占庭人依托堅城抵御阿拉伯人進攻的場景

慧超西行求法的年代，阿拉伯軍隊仍在向印度中亞擴張。當在他們面前的最大障礙，就是西域的老牌霸主突厥。突厥于六世紀中葉崛起語阿爾泰山，極盛時幾乎將蔥嶺兩側的所有綠洲城邦都收作了藩屬。這些屬國不僅要稱奴納貢，還必須接受突厥汗庭委派的吐屯（分遣各部以監其政事的官員）以及軍隊駐節。由于突厥吐屯多為世襲，所以往往用不了多久，土著國王就會被監控國政的突厥貴族所取代。正如《往五天竺國傳》所載，建馱羅國（即犍陀羅，在今印度河上游一帶）“舊是罽賓王王化，為此突厥王阿耶領一部落兵馬，投彼罽賓王。于后突厥兵盛，便煞（殺）彼罽賓王，自為國主”，就是這一套“鳩占鵲巢”把戲的標準操作。

中亞撒馬爾罕大使廳壁畫上的突厥人形象

此后百余年里，隨著突厥部族日益遷入，各國王統相繼變易，突厥人的語言、風俗也開始在中亞大規模的滲透擴散。期間雖然發生了唐滅西突厥這樣的大事，但突厥人在當地的影響力并未因此而消失。而當阿拉伯人有事于中亞，他們最先侵奪的，就是這部分原屬突厥的勢力區域。如慧超傳記載，當時的犍陀羅以及帕米爾高原一帶的罽賓、謝?、覽波諸國，仍是“土人是胡，王及兵馬即突厥”，而原先受突厥控制的吐火羅、骨咄國以及河中地區的安、曹、史、石、米、康等六姓粟特，已“并屬大食所管”，北方草原上的突厥部落則與大食沿跋賀那國的錫爾河一線夾岸對壘，可見競爭之激烈。

西安出土唐永貞元年（805）《米繼芬墓志》并蓋

志主是來自中亞米國的粟特移民，而其父“突騎施”則是一個明顯突厥化的名字

《往五天竺國傳》中也有一些涉及唐王朝與吐蕃、大食斗爭的情況。例如書中記載了開元十年（722）前后，小勃律國（今巴控克什米爾北部吉爾吉特河谷）請求唐朝駐軍以抗吐蕃的史實。而行記所舉蔥嶺以東的疏勒（今新疆喀什）、龜茲、于闐（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等地，皆屬唐王朝為控制西域而設的“安西四鎮”。慧超說當地“人依漢法，裹頭著裙”，可知中原衣冠西漸，安西各族已漢化頗深。只可惜，在慧超歸唐二十多年以后，即發生了史上著名的“怛羅斯之戰”，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戰敗，唐軍在蔥嶺以西的優勢盡失。其后又數年，中原爆發“安史之亂”，邊軍奉令內調，安西四鎮雖然堅守良久，但終不免陷于吐蕃，唐人自此無力向西。

敦煌藏經洞出土祆教二神圖像畫稿

作為一名求法僧，慧超對所經之處的宗教狀況最為敏感。根據他的行記，我們大致可以畫出西域各國在當時的宗教分布：興起于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教正在迅猛東擴，而大食統治下的波斯和粟特人暫時還在禮拜圣火；進入中亞的突厥人改信了當地流行的佛教，而已經完成中國化的漢傳佛教則正在反向輸出。至于如今全民篤信三寶、廟宇遍布的雪域藏區，在那個年代還是“國王百姓等惣（總）不識佛法，無有寺舍”。

苯教典籍散頁，苯教是吐蕃在佛教傳入之前的原有宗教

總體來說，在《往五天竺國傳》殘頁所記的中亞，唐與吐蕃的存在感不如突厥和大食。一方面，經過長時間的融合，中亞原有的東伊朗語族進一步接受了突厥人的語言和風俗，變成了操突厥語的“突厥人”；而另一方面，阿拉伯帝國以及后續諸王朝的統治，又讓當地居民逐步皈依了伊斯蘭教，從而徹底改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意識形態以及生活方式。這兩方面的趨勢匯聚在一起，構成了持續幾個世紀的“突厥化”和“伊斯蘭化”浪潮，直接影響到了亞洲此后千余年的歷史走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