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原因，這兩年的閱讀，很多時候必須集中在專業研究領域。所以這次主要與大家分享一些與經濟史有關的閱讀體驗，以及相關的思考。

首先，我想強烈推薦臺灣陳彥良教授的《幣制興衰四百年》（格致出版社，2019）。貨幣史一直是我深有興趣但又不敢觸碰的領域，因為它的門檻實在有些高。貨幣本身就很復雜，要對歷代的貨幣形態及序列有個基本認識，并不容易。上海博物館有非常好的貨幣收藏，我經常去看，展廳里總會碰到小孩子嚷著要出去。在小孩子看來，展柜里數以千計的錢幣看起來都差不多，實在沒什么好看。

中國貨幣在明代又經歷一次重要變動，大量白銀流入，改變了貨幣的基礎。到了近代，各種外幣和紙幣的流行，就把局面搞得更為復雜。更重要的是，貨幣制度并不是單獨的制度，它與整個國家的財政制度相關，而財政又是整個國家經濟的基礎，延伸出去，就和各種社會經濟制度都有聯系。所以，貨幣史必然也是整體的經濟史。

最重要的貨幣參考書，必然是彭信威先生的《中國貨幣史》。彭先生是貨幣史方面的權威。這本書寫于上世紀50年代，后來在60年代有所修訂。這本半個多世紀前的書，直到今天仍是最全面、最權威的貨幣史著作。一方面證明彭先生的偉大，一方面也證明貨幣史研究的艱難。這半個多世紀來，學界終究有一些進步，大量考古出土導致發現，文獻也得到更準確認識，這都使得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大量貨幣史難題。

陳彥良教授選擇了最為艱難的東漢至唐代這一段歷史入手，從貨幣看經濟，看政治。漢武帝制造了五銖錢，這種形制延續幾個世紀，直到唐初才誕生開元通寶。在這幾個世紀里，五銖錢及其變種一直是中國的主流貨幣。我們今天只能看到海量的非常相似的五銖錢，但很難分析它的變化。陳教授大膽采用統計分析方法，將錢幣分析、考古信息與歷史文獻相互結合的方法，管中窺豹，探討錢幣重量變化背后的經濟轉變，令人深受啟發。

與此同時，另一本不得不提的著作是劉志偉教授的文集《貢賦體制與市場：明清社會經濟史論稿》（中華書局，2019）。劉教授是經濟史權威，歷史人類學的倡導者，“華南學派”的領袖。近年來，劉教授提出一套“食貨經濟”或者“貢賦經濟”的理論體系，而這本文集正是該體系的具體表現。所謂食貨經濟，就是上溯中國經濟論述的源頭，《漢書》以及之后歷代正史中都有的《食貨志》。按照中國的傳統看法，財富是天地生出的自然物，所以“食貨”主要關心如何獲得、占有和分配這些自然物。而斯密以來的西方經濟學更關心人為創造更多的財富。前者是在面對給定的社會總財富情況下進行分配調節，后者則同時關心財富的增加與分配。

劉教授明確提出，“食貨經濟的實質，不是國家控制市場，而是王朝國家利用市場來實現貢賦運輸”。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以市場為核心，而在中國，市場只是貢賦體系具體可以采用的一種手段而已。因此，要研究明清時期的中國經濟，必須切入根本的貢賦體系，才有可能觸及實質邏輯。毫無疑問，這是一種大膽假說，直接挑戰現有西方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適用性。但是這種理論極富吸引力，正在吸引更多的年輕學者投身其中。

著名漢學家羅威廉的一本思想史著作《言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正可以與劉教授的研究相互參照。《言利》是羅威廉繼《救世》之后的又一本力作?！毒仁馈酚懻摰氖乔≈爻缄惡曛\，而《言利》討論的是都沒有中過進士、一直擔任幕僚的包世臣。包世臣是乾嘉時期極重要的經世名家，精通漕運、治水、鹽務、農業、刑罰等，極有見識，并親身參與諸多重要經濟改革事務。后人只知魏源或林則徐，而不知他們的卓識多源于包世臣。此外，包世臣還精于文章，精于書法，著作極多，流傳廣泛，代表作有《安吳四種》。

由于學界長期以1840年作為思想斷代的節點，正好將包世臣劃出，魏源劃進。所以包世臣長期被主流學界忽視，這個名字只是秘密流傳在少數經濟思想史研究者圈子里，研究工作都很少。包世臣的經世思想，其實是最正統的“貢賦經濟”思想，當時是主流經濟思想。羅威廉敏銳注意到包世臣的重要性，對于國人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在思想史領域，另一本讓我頗多觸動的著作，當屬艾瑪·羅斯柴爾德的《經濟情操論：亞當·斯密、孔多塞與啟蒙運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這本書顯示了艾瑪教授驚人的博學，也揭示出18世紀后期經濟思想的豐富性，對于斯密研究，古典經濟學發端的研究，都是一項巨大貢獻，同時也提出了更多需要探討的問題。

斯密同時是《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的作者。后者的名聲太大，以至于前者的影響被埋沒。而且19世紀以后，歐洲社會討論問題的氛圍發生巨大變化，“道德情操”這種蘇格蘭最熱門的話題反而讓人覺得陌生，斯密很多論述問題的目的也被曲解。斯密就作為一個符號化的人物，被冠上“經濟學之父”的大名，流傳開來。

同時，早就有人注意到斯密與法國思想之間的密切聯系。但過去研究多討論斯密經濟學與重農主義者之間的相似性，而沒有把斯密與更大范圍的啟蒙運動思想并置分析。而法國正好在斯密晚年爆發了大革命，社會面貌和思想面貌都發生了徹底改變。只有艾瑪這樣的淵博學者不怕辛苦，重新翻出斯密、孔多塞以及大量同代人的作品，相互對照，還原斯密和經濟學討論的真實語境。這本書很難讀，讀者必須跟著艾瑪一起，放棄陳見，重新理解一個斯密。

另一本書也提出類似的挑戰，那就是《棉花帝國》（后浪出版公司，2019）。棉花原產于印度，元代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在明清成為江南重要的經濟作物。同時，棉花也是大航海時代打通世界航路后最重要的經濟作物，不計其數的棉花在東西方之間運輸，直到今天。棉花除了在印度種植外，也很快在美洲得到廣泛種植，后來在非洲也有大規模種植。棉花種植直接改變了美國的經濟基礎，也改變了奴隸貿易，改變了美國后來的奴隸制度。

與此同時，棉花促進了英國的技術進步。從棉花到衣服，當中有紡紗、紡線、織布、染色等多個環節，頗為耗費人力。英國在18世紀后期出現所謂的“工業革命”，主要就體現在紡織業上，通過機器提高紡織的效率，降低布匹的生產成本。這個過程一波三折，技術也在逐漸擴散，經濟競爭的局勢就更復雜。

所以，《棉花帝國》很自然地又是一本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演進史。這本書里包含了大量細節，棉花種植和傳播的細節，紡織技術進步的細節，帝國及其各個殖民地之間博弈競爭的細節等等。這些細節是最吸引讀者的地方，同時也是我們傳統教育和現有學科分工最薄弱的地方。讀《棉花帝國》，必須要和其他帝國歷史的書相互參照。

順著《棉花帝國》，最后不妨再推薦一本亞桑諾夫的《帝國邊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亞桑諾夫是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她寫了“帝國往事三部曲”，今年都有了中譯本?！兜蹏吘墶分v述的是18世紀，英、法在海外擴展和競爭，在印度、在埃及的經歷及其影響。我們今天在大英博物館或者盧浮宮都能看到大量來自印度、埃及的文物，它們當年如何來到英國、法國，經歷了怎樣的歷程？這些問題和棉花一樣，讓我深深著迷。

作為中國人，我們在英國、法國看到圓明園遺物或者敦煌遺物，會有很大觸動。但這都已是后話。早在這之前，殖民者就已經在印度和埃及掠奪了大量文物。東印度公司原本是個貿易性質的公司，但在18世紀中期逐漸在印度的孟加拉地區獲得了真實的土地。此后，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勢力不斷擴展，卻遭遇南印度邁索爾帝國的提普蘇丹的強烈狙擊。放在世界范圍內看，這卻又是英法兩國“七年戰爭”的后續，從一片殖民地打到另一片殖民地。

在研究印度的時候，我曾自以為挺清楚這段本土印度人反抗殖民者的歷史。在英國參觀博物館時，我也覺得能夠把握英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系。但亞桑諾夫的研究使我的盲區頓時顯現出來。她指出，帝國-殖民地的二元敘述仍嫌太狹。18世紀后期印度本土的戰爭，并不只是東印度公司與提普蘇丹之間的戰爭，法國的背景若隱若現，必須納入考量。同時，其他殖民地如埃及的情況，也可能與之潛在相關。同時，我們還要關注印度戰場上那些英雄人物如克萊武回到英國以后的表現。

只有把英國、法國、印度、埃及以及相隔萬里的美國、中國這些國家地區聯系起來，同時思考和比較，才能勾勒出一幅更準確的畫面。不管是要理解棉花還是理解亞當·斯密，都必須如此，經濟史和思想史的研究進展也都蘊含在這些方向里。

（作者梁捷為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師，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