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地震發生約五十分鐘后，黑色的海水逆流延新北上川襲來，一波接一波的巨浪吞噬了距離河口約五公里的宮城縣石卷市大川小學。海嘯發生時有七十八個孩子在校，其中七十四個孩子遇難，當時在校內的十一名老師中有十人不幸遇難。

“大川小學孩子的死亡讓人洞察宇宙的本質”，理查德·勞埃德·帕里寫道。這個在東京定居二十多年的英國記者在此后的六年間一次又一次地造訪這所學校，以幾位孩子母親作為敘述切口，用非虛構作者的娓娓筆觸和冷靜洞察寫下了《巨浪下的小學》。

本書的洞察包含兩個層面。其一指向秩序井然的表象下，隱蔽矛盾、規避追責、維護現狀的集體性被動克制與自我克制的社會構造。這位西方記者的視線下，日本社會有序自發的民間力量與停滯不前、效率低下的政治生活形成強烈對比，日本人個體的勤勞美德、自我犧牲與作為組織一員時的容忍、麻木的兩面性極為矛盾。甚少有日本作者觸及這個話題，或者是它已經成為一種社會的底色，滲入每個人的毛細血管，無聲無形卻無處不在。

理查德·勞埃德·帕里是《泰晤士報》亞洲主編兼東京分社社長，深入了解這個社會。長居日本的他甚至習慣了隔三岔五的地震，能夠和日本人一樣鎮定應對。走進震后災區，他直率地寫出了有序表象下的違和感：“在海嘯過后的最初幾周，每一個來到受災地區的外國人都深受震動，一段本應該是悲痛的經歷竟然變得鼓舞人心。那里有很多令人恐懼的可怕景象，還有無盡的痛苦，可是恐懼逐漸消弭，幾乎完全被人強大的復原力和受害者的尊嚴所湮沒……日本人幾乎是本能地厭惡任何被認為是混亂、自私或反社會的東西，這讓這些事情開展得十分輕松。所有這一切都在幽默和慷慨的氣氛中進行，但有時候這種刻意營造的氛圍幾乎荒謬。”

善良而具有同情心的個體，與冷漠地遵循慣習的組織的一員，這樣的兩面性在政府工作人員身上最為明顯。“作為個人，他們不辭辛勞，勇于自我犧牲，如果沒有他們，本就令人絕望的情況會惡化數倍。可是，當面對自己的失敗時，就像大川小學那種，個體的熱情和同情心就被集體的本能扼殺——那是一種保護組織免遭外部攻擊的本能。面對無可辯駁的指責，個體縮成一團，躲在例行公事和官腔的保護傘下。許多官員的話語中充斥著律師式的建議，聽起來就像金屬一樣冷冰冰。他們樂于表達悲傷和哀悼之情，也愿意貶低自己的價值。可一旦要承認個人的疏忽或系統性的制度失敗，就沒人邁出一步。”

表面平靜實則形式化的新聞發布會，記述詳細卻避免問責的事件調查報告書正是系統性僵化的典型體現。海嘯之后，石卷市政府成立了大川小學事件核查委員會，在災難過去二十三個月之后，委員會交出一份兩百頁的調查報告。這份報告的任務是找出事實真相和原因，但絕不是要明確個人責任。調查結論是：“大川小學并不是唯一一個出現這些情況的學校，這樣的事故在任何學校都可能發生。” 報告的實際作用是淡化任何針對個人的指責或應承擔的責任。

曠日持久的調查之下，真相已經顯而易見：防災手冊上對海嘯發生后如何應對的文字，只是“覺得加進去比較好”的空話。缺乏判斷力的教師在災難發生時表現出無能，卻不能說是罪人。災后害怕承擔責任，用走過場式的發布會和調查報告來推諉。

難以接受地方政府的調查報告的家長，決定向法院起訴，追問校方責任。災難過去后八年，大川小學的名字不久前還出現在新聞中：2019年10月11日，最高法院維持二審仙臺最高法院的判決，校方對災難發生前防災對策不足負有責任，賠償遺屬合計十四億四千萬日元。大川小學之后，出現多起遇難者遺屬家長追責起訴的案件，宮城縣石卷市日和幼兒園、山元駕駛學校、野蒜小學等，訴諸法律不再是罕見個例。但訴諸法律不在日本人的慣常選擇范圍之中，他們習慣避免沖突，崇尚堅忍。對遺屬而言，災難敲碎了他們習以為常的平靜外殼。遇難學生家長紫桃佐代美說：“孩子們被看不見的怪物謀殺了。”怪物是什么？“它是只注重事物表面的日本人所獨有的，隱藏在那些絕不會說對不起的人的驕傲之中。”

《巨浪下的小學》第二個層面的主題指向普遍人性—―幸存者從災難后的直覺性行動，到隨著時間推移，崩塌的日常遲遲難以重建，產生對人生渺小無意義的本質性懷疑。反復回溯、追問真相的過程，對于失去孩子的家庭而言，其目的已不在“真相”本身——這一點追責父母自身或許未能察覺，或許不愿承認。如果能證明孩子未能及時避難的責任在老師身上，如果能證明地方政府主導的調查歪曲事實、隱瞞真相，如果能訴諸法律為逝去的孩子爭取“公道”，那么家長也能夠在通過自身努力奪回公道之后獲得心靈的平靜。對逝者家屬的同情，容易遮蔽這一點—―耗時數年的調查、起訴，實則為幸存者的生活提供了支撐點。對每一個仍活著被流動著的時間推動向前的個體而言，對支撐點的渴求甚至大于對“真相”本身的渴求。時事報道常偏重歌頌“因災難團結在一起”的事跡，回避親人反目、友誼破裂的事實。仍在搜索遺體的母親、幸存者母親、起訴追責的家長之間出現分歧。“災難的天平不會是不偏不倚”，帕里寫道，“人們因抱怨命運的不公和嫉妒所帶來的苦澀，不再相親相愛。”

“這場災難之前，平塚致美和紫桃佐代美不過點頭之交，海嘯過后，她們卻開始厭惡彼此。在我認識的大川小學的媽媽中，這兩位我最熟悉，而她們對彼此的怨恨幾乎溢于言表……她們相互反感，是因為她們對災后彼此從事的工作存在不同的看法。當直美坐在挖掘機里，翻遍每一寸泥地時，佐代美則與丈夫以及我那天晚上見過的朋友一起，要求系統調查學校事故的真相。……直美說：追尋真相的意義是什么？你期望從中得到些什么？他們說，這是為了將來，為了其他孩子。我們要從中吸取教訓，這樣我們的孩子才不會白白死去。可是真的就是為了這些嗎？還是他們只是在泄憤？知道究竟發生了什么，會好受一點嗎？當你手里握著真相時，你又要拿來做些什么呢？”

地震海嘯的幸存者需要心理救援和精神安慰。物質方面隨著時間推移而改善，但不能緩解心靈遭受的折磨，災難和傷慟演變為焦慮，持續蔓延的空虛感。災難的真相令人難以接受：追尋、探究的本質不過是無常和無意義，其實人的存在只是轉瞬即滅。

佛教和神道教在普通日本人的私人生活中的影響微乎其微，而關于靈異事件的記述在海嘯災區不斷出現。書中描寫了僧人金田建立的“僧侶咖啡館”，那里提供咨詢服務，成為人們的傾訴場所。僧人用宗教語言和宗教儀式，實質是進行心理疏導的志愿者行為。八年過去，大川小學的幸存者年齡最小的也已經上了高中。當年的小學生成為海嘯遺跡義務講解員，為保留廢棄的校舍而奔走發聲。作為追訴者、志愿者、災難記憶的口述傳承者，幸存下來的人們以各種方式銘刻災難教訓，同時也在進行自我的精神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