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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憂傷的年輕人，沒有活到三十歲

2020-01-08 20:57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加藤周一活字文化

又是一年伊始，當“90后”們開始步入而立之年，這個辭舊迎新的時刻似乎沒有以往狂立flag的激情與熱血，而是充滿了“人生重來也不會好過現在”的懷舊與感傷。

在2020年的第一個工作日，活字君想和書友們分享日本著名知識人加藤周一于上世紀六十年代撰寫的散文體自傳《羊之歌》中的篇章：《青春》。這本書在上周二頒發的第五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上獲得了“年度作品”獎項。

第五屆單向街文學獎《羊之歌》獲得“年度作品”獎項

《青春》里寫到的1940年代的日本年輕人，似乎和當下的文藝青年們沒有什么兩樣：他們搞讀書會，聚在一起寫詩，總想搞出個大新聞，迷戀于小說中的傳奇與情愛……只不過他們同時還經歷著戰爭的陰霾，忐忑不安地等待著如死亡通知書般的征兵令，身不由己地投身于必敗無疑的戰爭。他們有的死在了絢爛的二十歲，有的背負著摯友身亡異國的夢魘，踉蹌地走過余生。

讀過這篇《青春》，或許我們就會明白，為何半個多世紀前的日本回憶錄，會在漂洋過海后的今朝依舊打動人心？因為它關乎生而為人所共通的感受：如蜉蝣般短暫的生命，如蛛網般搖搖欲墜的命運，以及即便孱弱依然不屈的人的尊嚴——這或許也是文學不朽的全部奧秘。

青春

本文摘自日本著名知識人加藤周一于上世紀六十年代撰寫的散文體自傳《羊之歌》

加藤周一（1919－2008），日本思想家、文明史學家、評論家、小說家，日本“國寶級”知識巨匠，與丸山真男并稱“戰后民主主義雙峰”。2004年，作為發起人，與大江健三郎等八位著名文化人結成“九條會”，開展保衛和平憲法第9條等活動，發出獨立精神的公共知識分子聲音。2008年去世時，媒體評價日本失去了戰后最后一位擁有國民級影響力的學者。加藤周一熱心于中日友好交流活動，曾先后七次訪華，最后一次是2005年，當時85歲高齡的加藤周一為傳達“九條會”的和平理念，與小森陽一、島村輝等日本“九條會”成員共同訪華，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地進行了演講和學術交流活動。

上大學后沒多長時間，我就得了肺炎，之后又得了濕性肋膜炎。當時還沒有化學療法，也沒有發現抗生素。有一段時間，我就掙扎在生死的邊緣。后來恢復期間，只能在世田谷區赤堤的出租房里度過。在恢復期間，我感到活著是一件特別珍貴的事情，旁人看來不值一提的小事情，在我眼里那就是這個世上千金不換的樂事。一杯熱乎乎的粗茶、舊書紙張散發出的香味、樓下傳來母親和妹妹說話的聲音、似曾聽過的幾段旋律、冬日午后清透明亮的陽光、歲月靜靜流淌的感覺……

那個時候，正是“死亡”把這一切樂事從我身邊奪走。我注視著自己消瘦的胳膊，想象著它們被燒成灰燼后就不留任何痕跡，甚至連我注視著它們的這個意識也會消失不見。我恨這個世界，恨它不得不用這樣的秩序來維持。這是惡，是不正，是丑惡的不合理。我小時候發高燒做噩夢，夢到自己被卷入巨大的旋渦并被拖入深不見底的深淵之中，我想起當時那種令人窒息的恐懼感。雖然我不信“上帝”，但我認為，就算有上帝，那它肯定也不是一個正義之神。也許是它創造了這個世界，但只做成了一個最終必須毀滅的世界。也許是它給予我們“恩賜”，但只給了最終必然會被奪走的恩賜。所有的存在之所以會走向死亡，是由這個世界內部的結構所決定的，而非世界外部的“審判”的介入所致。既然這個世界已經被這么創造出來了，那么，就算是創造者自己，也找不出任何正當的理由去踐踏一朵野花。并非所有存在皆為善。然而，不管多么小的存在，它的價值都是不可估量的，所以，破壞存在的人，必為惡。

跟小時候一樣，生病之后漫長的康復期，我都是靠看書來度過的。不過，我看書的興趣早就發生了轉變，不再是小時候的銀河系宇宙和史前時代的故事，而是轉移到了和美女的艷遇以及戀愛大冒險。我開始對文學產生了興趣，整日沉迷于近松的私奔故事和明治以后三代的小說。

近松，出身于沒落的武士家庭，青年時代作過公卿的侍臣。當時町人勢力壯大，手工業日益繁榮。士農工商階層所欣賞的戲劇，主要是凈瑠璃和歌舞伎。近松有感于仕途多艱，毅然投身于被人所鄙視的演戲藝人的行列，從事演劇和劇本創作活動，表現了他為平民藝術獻身的決心。他從25歲前后開始寫作生涯，直到72歲去世為止，共創作凈瑠璃劇本110余部、歌舞伎劇本28部。其中，年代最早的是1683年他寫成的凈琉璃劇本《世繼曾我》。

然而，這些文學并不能完全滿足我的想象。我的想象所要到達的地方不僅僅是人情世故的微妙之處，還涉及歷史和社會等相關的知識領域。但是，科學，它和難以驗證的想象之間是無法關聯的。近松歌頌了殉情自殺的美好，但其中幾乎沒有任何知性的要素。把我帶到那個科學和近松都無法滿足的想象之境的，是西方文學。它讓我第一次認識到有一類文學，它不同于近松的世態劇所表現的文學，而是涉及人類生活的“全體”內容，包括感覺、感情，還有知識領域的東西。

從帕斯卡爾到紀德，從拉辛到普魯斯特。尤其是《海濱墓園》和《萊昂納多·達·芬奇的方法序說》，當時我就把它們當作自己的“圣經”。不過，就像大部分基督教徒并不了解《圣經》的歷史一樣，我既沒有見過地中海，對意大利文藝復興期也一無所知。我在語言學方面的知識也很貧乏，要不是偶然到手了那本柯安的詳注本，我恐怕會放棄閱讀《海濱墓園》。

《萊昂納多·達·芬奇的方法序說》一書有中島健藏和佐藤正彰的兩個譯本。《海濱墓園》——確實已經有出版的譯本，但它的翻譯幾乎是隔一行就有錯誤。我從法文研究室借來了瓦萊里的著作，從頭開始讀，當然，我不可能全都看懂——實際上，我能看懂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保爾·瓦雷里（Paul Valery，1871.10.30~1945.7.20），法國象征派大師，法蘭西學院院士。他的詩耽于哲理，傾向于內心真實，追求形式的完美。作品有《舊詩稿》（1890~1900）、《年輕的命運女神》（1917）、《幻美集》（1922）等。

而這件事情是很多年后我的一個法國朋友念《歐帕里諾斯》給我聽時，我才搞清楚的。不過，我感興趣的也不是某個特定看法或某個特定作品，而是包括了感覺和知識的世界整體，以及整體的結構——或者不如說是它的樣式，因為它們給了我某種啟示。對我來說，瓦萊里不單單是詩人、美學家、文藝批評家、科學家，甚至也不是哲學家，他給了我某種決定性的東西，可以從整體上塑造一個人對于所有這些專業知識領域的態度。瓦萊里的著作對我來說太過珍貴和重要，以至于它算不算文學都無關緊要。

有幾個朋友常去我在赤堤的家，這就是所謂的物以類聚吧。法文科的兩個學生，山崎剛太郎和中村真一郎，他們仔細閱讀了《追憶似水年華》之后，正打算自己動手寫小說。福永武彥當時肯定已經翻譯了《惡之花》和《巴黎的憂郁》。窪田啟作和中西哲

吉在本鄉校區的法學部上課，他們對馬拉美非常著迷。德文科的原田義人，不光對德語詩文，對法國象征派詩人也很感興趣。

很多時候，我們就是在閑聊，還有的時候就像以前在駒場宿舍里輪流講解《萬葉集》一樣，一邊參照凡杰洛斯的法文譯本，一邊閱讀《杜伊諾哀歌》；一邊看著阿蘭的注釋，一邊閱讀《年輕的命運女神》。有些東西，一個人看不懂，集合了大家的智慧，也不容易搞清楚。不過，我們就以此為由，定期聚在一起，互相之間也變得越來越親密。

里爾克與葉芝、艾略特被譽為歐洲現代最偉大的三位詩人。他性情柔弱，精神卻最充溢，堪稱純粹意義上的詩人。他的詩上接浪漫派的傳統，下開現代派之先河，語言的創意和思想的深蘊，都達到了迄今未被后世詩人企及的境地。《杜伊諾哀歌》選譯了里爾克各個時期的佳作，尤以國內譯介較少的晚期遺篇為重點。

不僅如此，就像以前日本人讀了中國詩歌后就萌生了自己寫漢詩的念頭，我們讀了西方詩歌之后，也考慮要創作一些沒有原作的翻譯詩。以前的日本人（的大部分）讀中國詩歌的時候，讀的也不是中文原文，而是采用了一種叫作訓讀的方法，把它們當作日本詩歌來讀的。我們也一樣，讀西方詩歌的時候，也不是把它們當作用西方語言創作的詩歌來讀，而是打算不去依靠別人的翻譯，用訓讀的方法來讀。福永深深沉醉于《惡之花》的法語原文，并打算用《惡之花》和日語做素材來創作屬于他自己的詩歌。窪田在卡圖盧斯和龍薩的戀愛詩中發現了《古今集》以來的戀歌的一種映射。

一個“偉大的傳統業已消失，新的傳統尚未形成”的過渡時期里開放出來的一叢奇異的花，同時具有浪漫主義、象征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成分。《惡之花》中的詩不是按照寫作年代先后來排列，而是根據內容和主題分屬六個詩組，各有標題：《憂郁和理想》、《巴黎風貌》、《酒》、《惡之花》、《反抗》和《死亡》，其中《憂郁和理想》分量最重。六個部分的排列順序，實際上畫出了憂郁和理想沖突交戰的軌跡。

中西的愛好是馬拉美十四行詩所帶來的知性上的挑戰。他說，一詩一世界，精煉至純境，如有更純者，則如美酒摻水，索然無味也。在這群充滿幻想的伙伴中，只有中村真一郎兼具了實踐性精神以及詩與詩人方面的豐富知識，他總能一個接一個地提出具體可行的方案。中村說，既然大家創作的詩歌都沒有機會發表，那就干脆自己辦個詩歌朗誦會吧。然后我們就給詩歌朗誦會上的詩集取了一個好玩的名字，叫《瑪蒂涅詩人俱樂部》。戰后我們共同出版的詩集就用了這個名字，這才為世人所知。

作為一個文字方面的專家，至少是未來的專家吧，中村很在意自己在這方面的能力。經過訓練后，專家就能夠區別于外行。訓練要成立，這個工作就必須有它的規則。漢詩早就有了平仄上的煩瑣規則，就連俳句，也要講究用季題（季題：季語。在連歌、俳句中吟詠季節的用詞）。除了和歌、俳句，其他的日本詩歌也有格律，如果在音節數和行數之外，在韻腳上也做格律方面的限定的話，那恐怕就是詩歌的最高規則了。早在戰前，九鬼周造就提出了非常有說服力的相關理論。但他所用的幾個范例僅僅實現了韻腳格律詩的部分可能性。中村提議說，我們一起來創作韻腳格律詩吧，我們的探索和研究肯定能比九鬼的嘗試做得更加深入。聽了他的話，我們都對這個新的詩歌實驗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戰后，當我們的詩集出版后，就有批評者指出：“用日語作韻腳格律詩是不會成功的。”但他們的論據，跟九鬼和中村的理論相比，不過是些非常淺薄和幼稚的東西。這一點上，中村也好，我們也好，都沒有錯。“瑪蒂涅詩人俱樂部”的不幸，就在于他們過分熱衷于一個無法實現的計劃，即以現代日語為素材，試圖創造出接近上世紀末以法語為前提的象征派詩歌。然而，我們當時所有的興趣都在馬拉美身上，而不是北原白秋，所以說只能認為該降臨的不幸還是降臨了。

斯特芳·馬拉美（Stephane Mallarme，1842年-1898年），法國象征主義詩人和散文家，代表作品有《牧神的午后》、《徜徉集》等。

后來，當我看到那位可怕的（美國出生的）英國人（指英國詩人T. 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長詩《荒原》為其代表作），他寫的《荒原》把很多年輕詩人逼到了無法突破的境地時，就會想起我們年輕時候的這段經歷。從一開始，問題就不在韻腳上，而是在語言上。我們以為自己已經充分理解了這一點，然而事實上還遠遠不夠……

艾略特被稱為“世界詩歌漫長歷史中一個新階段的帶領人”，是英語詩歌界“最有影響的詩人之一”。本書全面收錄了T·S·艾略特的詩歌。他在詩歌中通過用典暗示、啟發讀者，含蓄而且深刻地表達對當代西方社會的看法和自己的心路歷程。

戰爭眼看就要打到家門口了。寫詩的這群小伙伴當中，福永健康出了問題，很快就去了結核病療養所。山崎大學一畢業就被派去日軍占領的法屬印度支那當翻譯。他去的地方是法屬印度支那中部地區的一個古都，他說那里有王宮，王宮里還住著女王，但戰爭結束后他被懷疑是戰犯，就一直推遲回國日期，很長一段時間都沒回來。窪田成了一名銀行職員，被派到上海分行，他當時已經成家，但老婆孩子都留在了東京。原田和中西，他們倆被征入伍進了陸軍。

后來原田當了干部候補生，有一次還佩著軍刀出現在我們面前。中村說他：“很有軍人的派頭嘛！看來你天生是個當兵的料啊！”原田說：“你可別笑話我了！你哪知道我心里的痛苦！”不過，在我看來，原田的那身軍裝看上去真的特別適合他。中西沒有申請做干部候補生。有一段時間，部隊里還能經常跟家屬通信，后來他們坐著運輸船去了南方戰場，之后就徹底音訊全無。戰爭結束后，原田回來了，而中西卻再也沒有回來。在東京，沒有被征入伍的就只有我和中村，中村留在了法文研究室，我留在了大學的附屬醫院。

當時，中村有個親戚住在埼玉縣的川口市，經營一家制鐵廠。有一次，為了送他的獨生子出征上戰場，特地把年齡相仿的青年們請到家里，給孩子開了一個“壯行會”。中村叫我一起去川口市。作為軍需工業的分包鑄造廠所在地，川口市可謂是應運而生，盡管有燈火管制，但熔爐里的火光還是把川口附近黑黢黢的天空照得一片通紅。就連當時在東京已經很難搞到的酒，那里也是多得喝不完。聚到一起的青年們有的喝醉了，有的喝多吐了。大家都知道征兵令就在眼前，而且戰敗也離我們不遠了。

有一個青年喝得臉色蒼白，踉踉蹌蹌地走過來對我說：“我會活下去的！”但我并不認識他。“我會去當兵的，但無論如何，我都要活下來！死了就啥都沒有了。這都是為了啥？啊？為了啥啊？死了就什么都完了。就這么輕易地去死嗎？我可不干……”另一個人微笑著，好像跟自己沒什么關系似的，囁嚅道：“你覺得啥時候能完呢？我還能在大學待六個月。六個月還完不了吧？這六個月，我把想做的事情都做好了……六個月看著挺長，其實，一眨眼就過去了。”

二戰中的日本士兵

我的征兵令也許明天就來了，也有可能到最后都不會來。總而言之，再沒有比夾在已經知道出征日期的年輕人中間，聽他們在那里苦苦呻吟更令人難受的了。制鐵廠老板一句都沒有提他兒子出征或戰爭的話題，他就跟我們聊了聊謠曲。他說他和高中同學安倍能成、野上豐一郎等人一起，請了各界名流，在水道橋的能樂堂舉辦演能會，讓我們一定去看。

開戰那天，我去看了場文樂，之后一段時間就戒掉了上劇場看戲的習慣，但自從川口制鐵廠老板推薦了他的演能會，我就又開始時不時地去水道橋的能樂堂看戲。窗外是燈火管制拉起的一張黑色大幕，但能樂堂里面卻別有天地。鼓聲響起，尖銳似裂帛般的笛聲在場內回響，我期待著那些來自遙遠世界的人物出現在舞臺走廊的那一頭。鼓聲再次響起，笛聲在場內回蕩，經過了漫長的等待，最終當我以為大幕開啟時，一回神才發現大幕已經落下，那個神奇的人物并沒有早早登上舞臺，而是突然出現在舞臺走廊的松樹邊上，仿佛從天而降。

然后，梅若萬三郎就開始唱了起來，他那純熟而老練的嗓音微微顫動，聽起來美妙動人。雖然唱詞我一句都沒聽下來，但他的聲音一下子就把我帶進了另一個世界，一個沒有征兵令、沒有糧食配給券，也沒有國民服的世界。那里也沒有武士道、沒有《葉隱》，連三弦琴和私奔場面都沒有，取而代之的是男男女女的故事，或是殺人，或是愛人，或是一個人孤零零地在地獄里受苦。

日本的能劇和狂言的產生可以追溯到8世紀，隨后的發展又融入了多種藝術表現形式，如雜技、歌曲、舞蹈和滑稽戲。今天，它已經成為了日本最主要的傳統戲劇。這類劇主要以日本傳統文學作品為腳本，在表演形式上輔以面具、服裝、道具和舞蹈組成。

地獄，它不是社會的問題，所以，主角只要一個就足夠。極度的愛憎，它不是個性的問題，所以，主角一直戴著面具。能樂演員們的表演令人驚嘆，他們只做個手搭涼棚的姿勢，立刻就能把舞臺變成須磨海濱浪花朵朵的白沙灘；他們腳上穿著白色日式短布襪，只要邁出小小的一步，立刻就能表現出秋風輕拂稻穗時深草鄉間的景色。除了擦得锃亮的地板和舞臺正面的一棵松樹，就不需要其他任何舞臺裝置。

戰爭期間，在水道橋的能樂堂，我并不是發現了“能”，而是發現了“戲”這個詞的終極含義。它不僅僅是世阿彌的世界。此時此刻，我還親身體會到了演員的聲音究竟能動聽到什么程度，一個小小的舞蹈動作到底可以講述多少故事。還有，在劇場里面，時間到底可以讓我們的期待變得多么豐盈、多么緊繃、多么濃稠——本就已經非常充分和必要的表現，在藝術的世界里，它到底能成為什么樣的東西……當然，這些肯定都是偶然，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偶然，我作為一個日本人的意義也就不存在了。一個人，在哪兒出生、在哪里長大——也就是他的起點——決定了他的國籍，而非他去過的地方。從那以后，我幾乎去遍了全世界的劇場，看一流的戲劇，但這緣起是因為我聽了梅若萬三郎唱戲，看了金剛巖舞蹈。這個順序要是倒過來，它就不成立了。

我的朋友一個接一個地離去，戰爭結束前，沒有一個人回來。唯有一個人例外。只有他被征入伍去了中國戰場，得病后被轉送到了日本國內的醫院，不久后又被軍隊給開除了。征兵入伍之前，他和姐姐兩人住在浦和的自家中，每天去本鄉校區上學，他主修哲學，自己也偷偷寫詩。夏天，他去了信州。傍晚時分，他穿著和服便裝、拄著拐杖走在中仙道上，遠遠看去像是一個老人在散步。他說話聲音非常安靜，用詞簡潔，但對文章卻很嚴格，對我的作文總是付之一笑，說：“你們寫的東西都沒法看啊。”他姐姐在一所私立大學教民法，才華橫溢，健談，愛笑，生性活潑，思想開放，極具辯才，舌戰群雄，所向披靡。姐弟二人都極力詛咒軍國主義，堅信日本帝國跟英、美開戰就是盲目的軍國主義者在自掘墳墓，沒有任何意義。弟弟應征入伍之后，會給姐姐寫信，從字里行間當然可以看到很多東西。對于弟弟來說，軍隊的生活是何等殘酷，簡直都難以想象。但我從沒聽他們說起過細節。

有一天，我突然聽說弟弟因病被送回國內的醫院，后來又過了一段時間，他被軍隊開除，回到了浦和家中。他看上去跟出發前我們見面時的樣子基本上沒變化。“總之沒事就好，你吃了很多苦吧。”我滿懷感慨地說。“那豈止是吃苦啊，算了，快別說這個了吧，我現在都不愿去想它。”他給了我一個簡短的回答。當時，我并不知道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就算現在，我也還是一樣不知道，恐怕永遠都不會有知道的那一天吧。但是，從中國回來的這個男人，已經不是去中國之前的那個男人了——直到很久以后，我慢慢地也能看出來這種變化，并逐漸悟出其中的道理。

日軍侵華影像

然而，中西死了。整個太平洋戰爭中，我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一個事情就是，那樣一個努力想要活下去的男人竟然被殺死了。想要活下去的，當然不只有中西一個。但中西是我的朋友。跟這個朋友的生命相比，太平洋所有島嶼加起來都毫無價值可言。我看到了漂著油沫的南方的大海，想象著映在他臨終之眼的紅日碧空。臨終前，他大概會想起自己的妹妹，想起自己的母親吧。大概還會想起愛過的女子，未完的工作，讀過的詩句和聽過的音樂吧……他才剛剛開始活，希望自己能活得更久一點。他自愿赴死，絕非因“受騙”而選擇了死。權力終于不能再騙到他，于是就用了物理上的力量，強行將他送往死地。當我得知中西的死訊時，大腦一片空白，良久才恢復意識，我感到了難以遏制的憤怒，而不是悲傷。就算原諒了太平洋戰爭的所有一切，我都不會原諒中西的死。那是罪，是無法挽回的罪，是罪，就必須抵償……

1950年代，日本街頭乞討中的退伍軍人

但是，之后，隨著時間流逝，我又產生了一個揮之不去的想法。那就是我活了下來，中西死了——這件事情沒有任何正當的理由。我們聚到他家，一起閱讀《杜伊諾哀歌》時，我們對同一樣東西的愛憎是一樣的，我們對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和輕蔑也是一樣的。

我們都一樣，一樣的不諳世事，一樣的深知自己的不諳世事。我們都覺得人生漫長得沒有盡頭，所以眼前還沒有必要去決定自己的將來。但我們的內心都感到有活下去的必要，所以都希望自己能活下去。如果這個希望沒有殘忍地破滅掉……我經常會產生這樣的念頭。

如果他九死一生，如果他回來了，中西會怎樣看待那些把他置于死地的東西？如果死的人是我，不是他，他又會想要做些什么呢？“替天行道”這句話肯定是沒有意義的。第一，天意，無從知曉。第二，即便知道天意，也無人有資格來代替它。但是，也許能察覺朋友熱切的期望。也許沒有替天行道的資格，但應該會有模糊但卻強烈的誘惑。后來當我決定主動撤退，像綿羊一樣、老老實實地保持沉默的時候，實際上，我還是會時不時地想起中西。

1945年9月，跪在寺廟的一家人，上方堆在桌上的白色盒子是廣島原子彈爆炸死亡者骨灰盒。

上高中的時候，有一次，中西草就一文用以譏諷時事，我打算把它登在學生報上。文藝部長看到校樣就把我叫了過去，讓我把好幾個“不妥之處”刪掉。“這樣的東西要登出來，就會把憲兵給招來，我可負不了這個責！”我跟他解釋說，那些內容并無“不妥”，中西他不過是用了迂回的方式說出了大家內心的想法而已。文藝部長始終不肯讓步，不停嚷嚷著“憲兵”，但中西根本不理會他的要求。為了報紙能發行，就只有撤稿一條路。不過，下一期的報紙上又出現了中西的另一篇文章。署名是“空又覺造”，不是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