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越是向前走，越會有更多不得不選擇和割舍的道路。”

2019年12月30日，吳曉波跨年演講在廈門海邊如期開場，2019年你們過得好嗎？現場并沒有如往常一般齊聲說好。

剛剛過去的2019年，很難用一個字來概括。

國家經濟發展給每個人的機遇，給每個人的紅利，在2019年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連吳曉波自己都變了，他說，“很多朋友知道我喜歡買房子，這個愛好最近已經改了。”

吳老師為什么不喜歡買房了，更多的經濟信號，可能從吳曉波這段演講中找到答案。

演講 | 吳曉波

我是吳曉波，很高興見到大家。讓我們一起來海邊，拾起信心。

2019年就快結束了，今天下午（2019年12月30日）我在這里彩排的時候，有個小朋友拿著一本書沖進來說，吳曉波叔叔幫我簽個名。

我寫到“吳曉波 2019年12月”的時候，心里一陣觸動，再過二十幾個小時，此生不會再有機會簽下這樣一個年份了。

時間是一個特別深情的家伙，也是一個特別無情的家伙。

2019年快過去了，大家過得好不好？

有的人豪情萬丈，有的人強顏歡笑，其實2019年過得好不好，我感覺最關鍵的那個字是“過”。

寫作《百年孤獨》的馬爾克斯曾講過一段話：生活不是我們活過的日子，而是我們記住的日子，我們為了講述而在記憶中重現的日子。

2019年，你過得好不好？

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問問自己2019年有沒有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一件過了若干年以后你回想起來仍然能夠微笑并懷念的事情。

留在記憶里的那個人或者場景，就是2019年對我們真正的意義。

今年（2019年）我做了一個節目叫《地標70年》，在中國找12個地標，我要用腳重新走一遍。

最北，我到了北大荒，最南到了深圳、東莞，最西到了宜賓、西安。我重新回到了歷史的時空中，觀察這個地標在過去10年、40年、70年，發生了什么變化。

今天我們希望來到海邊重拾信心，我不是經濟學家，是以一個記者的身份告訴大家，我對2019年產業經濟正在發生的變化的一些看法。

我向大家承諾，我講的每一個關于產業的案例都是我用腳走出來的，我去工廠、下車間、進實驗室，用腳、用筆、用手告訴大家我對2019年、對未來的看法。

2019年的中國經濟怎么樣呢？

先給大家看一張圖，這張圖叫做康德拉季耶夫宏觀波動周期，是一個俄羅斯經濟學家提出來的，描述了一個國家經濟成長的長波段經濟規律。

他說，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正式啟動時，會進入一個狂飆的成長時期，然后進入焦灼期，最后會進入掙扎的浪底階段，這個周期長達60年，我們處于哪個年份、哪個階段，決定了我們跟這個時代和這個國家的財富及產業的關系。

中國改革開放始于一個非常非常低的經濟發展起點，那一年中國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假設1978年有兩個姑娘，一個在北京飯店當營業員，另外一個在美國隨便一家餐廳端盤子，她們工作一年的收入相差58倍。

這樣你就會明白，為什么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那么多姑娘要出國去端盤子。因為在那里，你端1年的盤子，相當于在國內工作58年。

而此后，我們進入了經濟狂飆時期，經歷了二戰以來全世界所有經濟體中最長波段的經濟發展期。

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我寫了一本書《激蕩三十年》。

在滿天煙花中，我們看到了大國崛起。也是在那一年，全球爆發次貸危機，中國的外貿出現了明顯下滑，投資和消費成了經濟主要驅動力。

今天，中國經濟在這個節點上，進入到一個反彈期，2019年最大的懸念是這條曲線可以延續多少年，這是需要通過我們的努力來認真回答的問題。

1978年，中國是世界第11大經濟體，此后，這個國家就像一個攀登者飛速躥升。

我們的人生，我們的努力組成了數據的變化。

我們是不是該給自己，給這個時代，給這個國家一點掌聲？

我們是用41年慢慢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我們不妨再做一些有趣的比較，1978年到2019年中國和美國的藍領工人相比，美國藍領工人的年薪增長了多少倍？3倍。

中國呢？一個中國藍領工人41年里年薪增長了150倍。

很多朋友知道我喜歡買房子，這個愛好最近已經改了。

1998年，中國開啟城市化運動和商品房改革，如果你有1000萬，同時在紐約和上海買套房子，那么到2019年它們的投資效率比怎么樣？紐約的房子漲了2.4倍，上海的房子漲了14.2倍。

朋友們，這個叫什么？

這個叫做國家經濟發展給每個人的機遇，無論對于一個藍領工人還是一個喜歡買房子的人，都是巨大的紅利。

2009年有一個年度流行詞是“Chimerica”——中美國。這是多年來第一次，美國和中國作為兩大經濟體出現在同一個英語單詞里。一年之后，中國的經濟總量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其實，很早以前就有人把中國和美國放在一起做研究，他是美國人費正清，他的婚禮就在老北京的四合院里舉辦。那個時代他是一個“中國通”，1948年出版了一本書叫做《美國與中國》。

我們發現在他眼里，中國好像是在黃河中逆向行駛的一艘船，而且是一艘木船，而美國是太平洋上的一艘軍艦，所以中國和美國，是一組反差非常大的對照體。

但是到了半個世紀以后，Chimerica這個詞出現的時候，我們發現中國在西方人的眼中，在世界的眼中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發明這個詞的是英國人尼爾·弗格森，他曾經五次來到中國，游歷了北京、上海、深圳、西安，還去過一個地方——延安。2010年，他寫下了這句話：走在塵土飛揚的中國大街上，我突然意識到，西方主宰世界的500年已接近尾聲。

這是歷史學家對中國經濟崛起的一個觀察，我們僅僅看到了30年、50年，看到了產業經濟，但一個歷史學家是按500年的尺度，來描寫我們剛才看到的過程。

2018年，中美之間的貿易出現狀況時，我重新翻出尼爾·弗格森當年寫的這本書，發覺這一切并不是突然發生的。在2009年Chimerica成為年度流行詞的那一刻，就已經開始發生，中美之間從經濟到文化都將發生改變。

我們所處的時期，對中國而言是41年的改革開放，對中國而言是70年的崛起復興，對中國而言是100年的現代化發展史。歷史學家若從一個更久遠的視角來看，這是一段長達500年的中西方對峙。

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城市，過著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在歷史時空來看的話，我們是處在一段特別宏大的歷史階段中。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走過的12個地方都是這個歷史階段的注腳。

今年（2019年）也是我人生中出差最多的一年，共計89次。這些經歷讓我希望用第一線的視野，用所看到的景象來描述2019年。

我們需要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去了東莞的厚街，這個地方以兩個產業馳名。其一是做鞋，厚街生產了中國25%的高端女鞋，占到全世界10%的高端女鞋生產份額。幾年前我去的時候，他們帶我去參觀厚街一家制鞋工廠，有5萬工人；這次故地重游，只剩2千人。

我遇到一個江西小伙子，他20多年前到廣東時一無所有，經過自己的奮斗，買了房子，娶了老婆，生了孩子，辦了一個小小的印刷廠，專門為厚街服裝、女鞋工廠做配套。他自認為已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厚街人，帶我去厚街的小店里吃當地的瀨粉。

一邊吃，他一邊問我：吳老師，我是不是應該去越南？我所配套的工廠都去越南了。

2017年-2019年，中國的服裝行業減產了200億件服裝，平均為每個地球人少做了三件衣服。是我們這幾年不穿衣服了嗎？還是買的衣服變少？

不是，只是這個產業和我在厚街看到女鞋廠一樣飄走了，當年怎么飄來，現在又怎么飄走。它飄去了那些土地成本更便宜的國家，那些勞動力成本更便宜的國家，那些稅收更優惠的國家，那些允許任意破壞環境的國家。

今天的中國，這四大成本優勢都已經喪失。

在今年（2019年）雇一個紡織工人，意大利的老板需要花16.8萬元，中國的老板要花費將近10萬元，但在柬埔寨的老板，可以用同等價格雇傭3個人，在越南可以雇3.5個人，在緬甸可以雇6個人。

如果你的工廠在一個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里，朋友們，你的遷移并不是在2019年發生。其實在2008年《勞動合同法》施行以后，在華南地區就可以看到這些產業騰籠換鳥、慢慢遷移的過程。中國制造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并不是在今天才發生，它是一個過程，而且在未來5到10年內還會持續發生。

在厚街還有另外一個馳名產業是家居，中國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家居公司都在厚街。家居公司在內需和外貿方面遇到了兩種情況。

今年（2019年）做家居的內需好不好？不太好。因為房地產市場不太好，老百姓就沒有理由去買家居，今年的中國家居行業普遍下滑了10%到30%，但是生意還是有的。畢竟中國每年還在營建超過15億平方米的房子，還有3%—4%的存量房產需要新的裝修。

比內需更難的是做外貿。我到厚街去，幾乎所有做外貿的床墊企業在2019年都很難。大家猜一下，2019年美國對中國床墊企業的關稅增加了多少？30%？100%？300%？都不對，最高增加1731%，所以今天做外貿很困難。

但如果你是一個高品質的，品牌力比較強的企業，情況反而還不錯。我們在厚街看到一個叫慕思的企業，從去年開始投資了幾十億，在厚街建造了全世界最先進的寢具數字工廠。

我到那個工廠調研，請慕思老板給我列一張清單——花費幾十億建設的寢具數字工廠里，那些設備分別是由誰提供的。

在他給我的清單上，工廠的信息化系統是三家公司做的，一家美國公司，兩家德國公司；20多條生產線上的設備，大概由7-8家公司提供，它們來自美國、德國、法國、瑞士等國；整套現場管理方案，是請日本的一個專家團隊來做的。

我問他，這個工廠里，我們中國公司提供的設備是哪個？

他指給我看，就是前面的管道線、鐵軌線，那些是由中國公司提供。

當時我就在想，未來我根本不擔心，作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和消費品國家，我們一定會有全世界最先進的寢具數字工廠，全世界最先進的跑鞋、冰箱、空調數字工廠，你們說對不對？因為全世界的消費品制造在中國。

未來十年，中國制造的核心能力、我們的戰場在什么地方？

在這張清單上：有沒有中國公司可以為這些企業提供信息化解決方案，能不能提供他們在生產線上所需要的各種設備？

我今年（2019年）去的第一家工廠，是福建泉州的安踏。我記得很清楚，那是正月十一，安踏丁總陪我去的縫紉車間。安踏所有的跑鞋都經過一個縫紉系統，必須通過人機協作來進行縫紉。他告訴我，三年前這種機器全是日本生產，而今天安踏有一半的高速縫紉機是由一家寧波公司生產的。

所以，你問我中國制造業正在發生什么事情？答案是那些勞動密集型的產能正在持續加速離場，同時中國車間的生產線上，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在解決方案和設備層面上，如同我在慕思投資幾十億的寢具數字工廠里所看到的景象，我們必須承認，中國是一個制造業大國，但這個世界上還有一些強國，設備的強國、精密儀器的強國。和歐美的制造業設備強國相比，我們仍然存在若干年差距。希望在未來的車間里，我們能夠看到這些替代。

2018年以來，我常常被問到一個問題：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為什么到這兩年中美之間才發生這樣的摩擦呢？

這里有一條“微笑曲線”，可以非常清晰地告訴大家答案。

邁克爾·波特說，任何一個產業都有一條價值鏈，上游、中游、下游，每一家企業——無論是做襪子還是做電器——都在價值鏈的某一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微笑曲線的兩端，一端是研發，一端是品牌，被歐美制造強國把持。

中國在哪里？中國在微笑曲線的底部，我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成本優勢，成為了這些歐美品牌的代工廠。

到了2019年，中國公司還甘于在底部嗎？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像華為一樣開始搞研發，掌握自己的核心技術，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開始掌握自己的品牌。當中國公司從微笑曲線底部向兩端拓進的時候，意味著這條維持了40年中美產業蜜月期的長階段微笑曲線已經被瓦解，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希望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和品牌。

2019年，我們有沒有看到一些變革的景象呢？

我今年（2019年）去了齊齊哈爾的飛鶴奶粉。奶粉行業在十年前，發生過一個天崩地裂的事件，中國新中產父母的主要應對方式，就是拒絕國產，打死也要海淘奶粉。萬億的海淘市場，排在第一位的產品就是奶粉。

但在過去十年里，中國奶粉行業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所有食品中唯一一個用藥品標準來檢測和監控的就是奶粉行業。而且在中國市場上排名第一的奶粉已經是一個中國品牌，叫做飛鶴。

在中國市場上，一個細分品類里，你的市場占有率排在第一，并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你可以通過價格戰的方式、通過規模化的方式做到這一點。但是，我們在飛鶴看到一個有趣的景象，圖中左邊是國外奶粉大牌，這罐三段奶粉每克0.36元。飛鶴也有三段奶粉，每克0.44元。

這說明什么？說明當今中國的80后、90后媽媽們，她們更相信產品本身。

只要你這個產品符合中國寶寶的體質，通過口碑傳播，她們愿意為中國的產品買單。

這樣的景象并不僅僅發生在奶粉行業。

今年（2019年）我還去了廣州，一家大家都很熟悉的日化公司——立白。曾經很長一段時間里，最受中國消費者歡迎的洗滌劑品牌是寶潔的汰漬。但是從2017年開始，中國洗滌劑市場銷量領先的品牌變成了中國品牌立白。更要緊的是在同樣一個品類中，中國立白的零售價已經超過了汰漬的零售價，這在20年前是絕不可想象的事情。

1998年，我曾經去當時中國最大的彩電公司長虹做調研。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這樣的場景：我面前擺了兩臺電視，一臺是日本品牌，一臺是長虹，董事長倪潤峰跟我說，我們的生命線是什么？我們的電視機和這臺日本電視機的性能、功能完全一樣，但是價格便宜三分之一。我把這個細節寫進了《激蕩三十年》。

20年之后，今天我們看到了中國制造業的另外一種核心優勢，它們不僅在中國獲得了市場占有率第一，同時它們在性能、價格上跟國際品牌形成了對峙的能力。戰勝遠遠談不上，但是我們已經形成了對峙的能力。

我們甚至在一些很小的品類也做到了。我今年（2019年）去了煙臺的一家葡萄釀酒生產企業張裕，他們生產15年窖藏白蘭地的價格，和全世界馬爹利、軒尼詩的價格不相上下，甚至有所超過。

30年前有人提出了這個公式：中國制造的核心優勢，一個是成本優勢，一個是規模優勢。我們要做全世界最大的手機工廠、洗衣機工廠、牛仔褲工廠，通過成本優勢加規模優勢形成中國制造的核心優勢。

但是，這個公式已經終結了。

今天我們在中國看到了另外一個公式，叫“新中國制造”：必須要有好的品質，必須要有核心技術，同時為十幾億消費者中的某一個圈層做服務。高品質、核心技術和圈層消費，成為了新中國制造的核心能力。

總結一下，2019年，我們在中國的制造業看到的景象是：“落后產能離場加速，智能突圍投入堅決，品牌升級紅利凸現，基礎技術亟待破題。”

第二個問題

我想先給大家看一組數據。2011年，中國移動互聯網用戶是4.3億，現在是11.4億，在短短的八年時間里，增長了7億人，這就是移動互聯網給中國公司帶來的巨大紅利。

但是，到了2017年底的時候，中國移動互聯網人口已經達到了10.8億，2018年11.3億，2019年是11.4億。這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從2017年四季度開始，中國移動互聯網的紅利就已經吃完了。很多人說2019年我們并沒有看到互聯網發生很多變化，那是因為，它已經是一個停滯的產業了。

這11億多人，大家都很愿意把時間花費在手機上。2019年中國人平均每天在手機上花多長時間？5個小時。

這5個小時是怎么分配的？

2015年，通訊加社交占用了45%的時間，一半的時間是在即時通訊和社交，22%的時間是在音視頻領域；2019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在音視頻上花的時間是49%，在通訊和社交上花的時間是19%，剛好反過來了。

2019年，我們看到的第一個景象是互聯網移動人口增長的停滯，流量時代徹底結束，第二個景象是音視頻為王。

第三個數據，隨著流量時代的結束，流量變得越來越貴。2015年，淘寶獲得一個新增用戶要花166元，京東142元，今天淘寶要花536元，京東是757元。2016年異軍突起的拼多多，面向“下沉市場”，獲得一個用戶要花10塊錢，到2018年第四季度，連拼多多獲得一個用戶都需要花143元。可見獲得一個用戶是多么困難，多么貴重的一件事。

而我們每一個消費者去使用這些平臺的成本也變得很貴。比如在淘寶開店，以前是零成本，平臺上匯集了跨越地域的消費者。但今天在淘寶開店的小店平均需要支付的流量成本占比在20%左右。

2019年股價表現優異的美團，大家聽完演講以后在美團上點一個夜宵，可以半小時就送到你手上，這種效率在全世界都很罕見。但是為了達成這次送餐，餐飲店需向美團支付22%的服務費。大家聽完演講以后打滴滴，很方便，還沒有出門就可以通過滴滴聯系到司機，但是司機需要支付給滴滴20%的中介費用。

我不知道中國互聯網從業者看到這兩個數據，心里是什么想法。因為在十多年前，當互聯網進入這個國家時，這些創業者向我們承諾說，當你們把自己的消費行為和生意搬到互聯網上的時候，以非常低的成本獲得各種服務，以非常低的成本完成你的生意，將進入公平、透明的世界。

現在互聯網進入中國20年了，這些承諾有部分實現了，例如很多服務變得更加快捷，變得更加即時，但是也有很多承諾，我認為可能永遠都無法承兌了。

各位也不要沮喪，當這兩件事情同時出現的時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新的挑戰者會出現，意味著新的工具、新的能力會讓這些成本下降。中國互聯網經歷20年到達了它的巔峰時刻，一群當年的屠龍少年，紛紛變成了巨龍。今后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成為能夠改變現狀的未來創業者。

2019年，中國的互聯網世界的格局也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這張圖片中，左邊是所謂的BAT時代，中國市值排在前十的互聯網公司；右邊是今年排名前十的互聯網公司，是所謂ATMJ時代，中國互聯網就是ATM機啊。

今天如果有90后、00后的同學問：前面已經有一堆巨人，而我現在可能還在美國讀書，那么未來十年如果我回國創業，還有機會嗎？

朋友們，機會有的是。

對比十年前，2019年的十大互聯網公司有五家是新的，有的誕生在2010年，有的誕生在2012年，還有一家誕生在2015年。很可能現在坐在臺下的年輕人，你們未來會擁有一家超過幾百億乃至上千億市值的公司。

今天的互聯網世界格局是“頭部恒強，中部塌陷，長尾崛起”。

那些壟斷性企業對流量的控制，對分發的控制已經變成了一種新的寡頭能力。在頭部的壓迫下，中部的公司在2019年日子過得非常困難，但是尾部有細分的品類和服務在持續創新。

今年（2019年）中國的互聯網有兩條最大的長尾，一男一女。

女的叫薇婭，男的叫李佳琦，他們在今年的雙十一分別實現了近30億的成交額。

30億是什么概念呢？

薇婭2019年單是服裝就能賣20億-30億。中國有11家女裝上市公司，這11家上市公司中，有7家年營業額在18億-25億。

而一個叫薇婭的姑娘一年所產生的服裝銷售額，基本上相當于中國一家女裝上市公司的年營業額。

所以在流量變得越來越珍貴的時候，誰成為了終極節點？

是那些有個性的、勤奮的、有專業能力的人。

其實我更愿意推薦這個姑娘，她的名字叫“秋楓”。今年（2019年）9月，《地標70年》去采訪薇婭，當時她已經很火了。訪談結束后，我對編導說，走，咱們去一個地方，杭州四季青服裝市場。

中國四大服裝市場中，規模最大的就是杭州四季青。我去的時候是下午4點，四季青的檔口面積約兩米乘兩米，鼎盛時期一個檔口一年租金80萬。那天，我問老板現在檔口的年租金多少錢，他們告訴我是25萬。從80萬降到了25萬。攤主基本都是90后的女生，十個女生中九個女生在玩手機，還有一個女生，就像秋楓這樣的一個女生，在不停地對著手機試穿衣服，做直播。

今天的四季青服裝市場，大概有200多個像秋楓這樣的女生。這個景象非常“2019”——生意慘淡，所有人都覺得新的世界正在對所謂的傳統業進行變革和顛覆。人們該怎么辦？有的人就開始刷手機、吐槽、報怨，只有少數人來到了現場，參與到新的浪潮中。

秋楓的媽媽25年前來杭州，一個外地女孩，一無所有，買了一臺縫紉機，就擺攤縫衣服，錢多了以后租檔口。當年她擺攤的時候秋楓只有6歲，女兒大學畢業后回來接替媽媽的事業。

但是，當這一代姑娘站在檔口前面的時候，世界變了，那么她也要讓自己變成一個檔口，讓自己變成流量節點。每天做6個小時的直播，最少一天賣20件衣服，最多一天是賣400件。

這就是互聯網世界看到的新景象“BAT格局落幕，ATMJ四強爭霸，視頻統治流量，人成終極節點”。

第三個問題

很長時間里，這在中國是一個問題。

中國的有錢人為什么而消費呢？2001年，有部電影《大腕》，里面有一個標準答案：只買貴的，不買對的。

我對這段話有自己的一番解讀。為什么在2001年那段時期，中國的成功人士信奉“只買貴的，不買對的”？因為他們不知道什么是對的，而且他們不屑于知道什么是對的。人生之于他們，最重要的事情是擺脫貧困，是把每一分錢掰成兩半來賺錢，四處奔波著談生意談合同。哪有時間了解全世界最好的表是什么表，最好的西裝是什么西裝，最好的車是什么車？

所以，他們跑進表店的時候就直接說，請你告訴我哪個表最貴。花時間了解產品是一件恥辱的事情，因為大家都在忙著賺錢。那我為什么要買最貴的表呢？就是為了把袖口捋起來告訴別人，我買了全世界最貴的表。僅僅是為了炫耀，所以好不好不重要，只有貴的才重要，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它的貴。

但是到了今天，這波人已經不見了。今天出現了新中產，他們非常勤奮地創業，而且他們對自己可好了。

吳曉波頻道發布的《2019年新中產白皮書》中，調查了一個問題：你買一個奢侈品是為什么？結果顯示，12.5%為了送人，23%為了匹配自己的身份，最多的一項占比——多達60%的人，是為了愉悅自己，讓自己快樂。

當這種新的消費價值觀產生的時候，李成儒（《大腕》演員）所呈現的那種消費取向就隨風而去了。

由此可見，今天中國的消費升級，本質上是一種心理升級，那些消費者的購物目的，是為了對自己更好一點，是美好生活物質化的證明。品質、場景、心情成為了新中產最愿意為之買單的一些因素，消費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當大家愿意為場景、為心情、為品質買單的時候，有一個名詞“性價比”消失了，出現了一個新名詞——“顏價比”，好看變得非常重要，顏值即正義。

革命性的變化，并不是每時每刻都在每個行業發生的。當我們去購買一個產品的時候，企業之間的競爭，依靠的是90%的顏值加上10%的微創新。大部分時候發生的不是革命，是一步一步非常微小的改良。

例如，今天的小熊酸奶機，除了可以做酸奶，還可以做米酒，納豆、泡菜。和之前的酸奶機相比，它并不是突然發生革命性變化，而是逐步進化的產物。

首先是長得更好看，因為有了更好的工業設計，有了更好的材質，然后是更多微小功能的迭代。所以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去購買產品時，非常偏愛長得好看，同時滿足細小功能的產品。

這些產品都不具備革命性，也沒有什么重大發明專利，但是它被今天的消費者所喜歡。因為它滿足了你的某一個消費的場景，一個特別細分的場景。

總結一下，今天新中產消費者愿意為什么買單？“消費越來越隨便，小眾圈層即一切，審美顏值是正義，我只信任你推薦”。

第四個問題

今天來了很多創業者，你們覺得2019還好嗎？不好，我們要說真話。

中國創業市場最令人心潮澎湃的時期，是2014—2016年。2014年，國家提出了“雙創”，移動互聯網讓舊世界大規模地崩潰了，全國立刻冒出很多的聯合創業空間，涌現出無數的創業者。

吳曉波頻道創辦在2014年5月8日，對，我也是在那個高點湊熱鬧的人。

我寫了一篇文章《騎到新世界的背上》，因為我寫的那些專欄，所屬的報紙已經不見了，越來越多人在手機上看新聞，于是我就做了吳曉波頻道。我們要騎到新世界的背上，新世界是一條惡龍，大概率會把我們摔下來，但是新世界的疆域非常明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必須沖進去。

那是最近十年中國創業的黃金時代。

現在，舊世界向新世界遷移的流量革命已經結束，依托于移動互聯網的窗口已經關閉，但是新的窗口還沒有打開，所以我們看到創業熱情大幅度下降，投資者LP、GP的熱情和中國2000多家風險投資公司的熱情也在下滑。數據顯示，今年幾乎所有的風險投資公司的募資量都減少了50%，所投的錢也減少了50%。

創業出現很多大的雷區，我們整理了2019年十大創業雷區，包括影視文創、少兒編程教育、大數據爬蟲業務、互聯網家裝等等。它們幾乎都是2015年以后所謂的巨大風口。

正是這一個又一個的風口，無數年輕人的青春、熱情，無數投資人的金錢都砸進這里。

我今年（2019年）策劃《地標70年》時，特地挑選了深南大道、中關村和杭州夢想小鎮這三個地方，因為這是中國創業者最為聚集的三個地方。我親自跑去這幾個地方，只想知道一個答案——創業者還在嗎？

我去了中關村創業大街，那里有一家車庫咖啡。我在車庫咖啡里見到了兩撥人，第一撥是一個青島小伙子，他說我有一個非常好的創業項目在青島，也在當地請教了很多人，但沒人給我答案。有人說到北京去，去找車庫咖啡，那里會有人幫助你。

第二撥人是兩個中國人民大學的姑娘，一個95年，一個97年。她們認為中國西北地區中小學生的師資力量非常薄弱，所以希望將北京的教育資源，輸入西北貧困山區的學校。就為了這么一個念想，一個姑娘休學一年，另一個姑娘還在工作，組建了創業團隊在車庫咖啡討論，到底怎么幫助西北的中小學完善它們的教育。

我去了宜賓，中國的四五線城市。在那里遇見一個小伙子，他一年前在深圳，一年后回到家鄉。他的家族是做燃面的，他回來創業就開了燃面店。

我還去了景德鎮，中國最早的工業城市，農耕文明時期的工業城市。景德鎮在1980年代的時候生產的是中國日用型的陶瓷，當年50%的日用搪瓷杯在景德鎮生產。景德鎮最繁華的時候，有十家國有瓷廠，其中有一家牛氣哄哄地叫“宇宙瓷廠”。但是現在，景德鎮的十大瓷廠全關閉了，有些廠房干脆改造成了酒店。

當十大瓷廠破產的時候，景德鎮已經不再是中國日用瓷的中心，但景德鎮沒落了嗎？并沒有。

這里出現了2000多個以80后為主力的藝術家，他們在做藝術瓷。我們2019年年終秀的伴手禮中，有一個“預見杯”，就是我在景德鎮找年輕匠人訂購的，使用的是一種景德鎮傳承千年的獨門技術，叫做玲瓏瓷。我們看到，這些年輕的創業者，已經在用傳統技術進行新的創業。

如果我們回顧中國這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歷史，中國經濟的發展靠的是誰？

就是一群人想要擺脫現有生活和工作秩序，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商業創造中去的人。

無數的年輕人前赴后繼地創業，是中國的經濟走到今天的根本動力。

我也想簡單分析一下這40多年中，存在的幾種不同創業哲學。50后、60后創業者，他們沒有任何專業背景，更沒有讀過商學院——中國1998年才有MBA，他們很多人連小學都沒有畢業。那代人創業，有三樣東西：膽大、勤奮、好運氣。

70后、80后的創業發生了變化，當他們進入盛年籌劃創業時，商品市場已然成熟，市場經濟開始慢慢出現，所以這一批創業者，大部分受過良好的學歷教育。他們所做的工作是，市場需要什么，我就生產什么，你喜歡什么我幫你生產什么。

今天現場來了很多90后，還有玩直播的00后，這批年輕人，是天生全球化的一代，他們創業為了什么？不是為了滿足別人的需要，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

他們用這些產品在社交、在互聯網環境下呼喚那些和他有同樣需要的人。他們所做任何一件事，從來沒有想過要滿足在座的各位，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滿足自己，使自己快樂。就像他們購物是為了愉悅自己，創業也是為了愉悅自己。

所以，中國的40年來，創業哲學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今天要適應這一代人對商業、金錢、自我和團隊的理解。

我去了中關村，那是中國創業的標志性區域。我在晚上11點的時候到了那里，等到了凌晨一點的時候，發現還有很多窗口亮著燈。

朋友們，今年（2019年）中國的創業形勢好不好？不好。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創業在中國并沒有停滯，創業者仍然在努力。

2019年我們看到的景象是“創業趨于理性，熱情仍未燃盡，自我實現驅動，八零九零全新”。

今年（2019年），我最喜歡的是這張照片。今年（2019年）9月，男籃在自己家門口被人打得滿地找牙，據說那幾天最高興是中國男足。但是我看到了易建聯發的微博挺感動的，讓我覺得男籃跟男足不一樣。

他說：如果不能在失敗的時候站在一起，我覺得未來也不能走向成功。

今天的我們，并不是剛剛開始出發的一代人，并不是一個剛剛開始出發的國家，我們已經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78年，中國的人均GDP是156美元，2019年，我們的GDP即將超過10000美元。

中國已經變成了越來越具有縱深感的國家，我們很多企業的前面已經沒有領跑者了。中國的家電工廠已經沒有領跑者了，中國的文化公司也沒有領跑者了，甚至我們這一場年終秀也沒有領跑者。

所以，我們必須要學會自主式創新。

我們越是向前走越會有更多不得不選擇和割舍的道路，但只要那個初心還在鮮活跳動，一切便都會峰回路轉，春暖花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