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婕：賓禮之外：比較視野下的隋唐外教文化

2020-01-01 19:15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編者按

隋唐時期，中國與吐蕃、突厥、高昌、回紇等內亞各政權交流密切，各國間的聯姻、往來文書、行禮，以及君主名號，都說明中古時代隋唐政權與內亞各國之間共享著一種跨越種族的外交技藝。李丹婕用豐富的例證說明，中原王朝與草原汗國之間文化風俗雖異，但他們利用符號、儀式來象征身份與權力關系的做法是一致的。

賓禮之外：比較視野下的隋唐外交文化

文 | 李丹婕

（《讀書》2019年12期新刊）

貞觀十四年（六四〇）閏十月丙辰（十二月十二日），吐蕃贊普派遣使者攜大量黃金和寶物來到唐朝，此行目的有二：一是賠罪，二是求婚。這是吐蕃第二次向唐朝求婚。第一次是貞觀八年，當時吐蕃剛剛崛起于青藏高原，正欲對外擴張，試圖通過與大國唐朝聯姻，進一步強化并鞏固自己的實力。但是，就在吐蕃求婚期間，位于吐蕃之東、唐朝之西的吐谷渾也向唐朝求婚。太宗最終同意了吐谷渾的請求，拒絕了吐蕃。這一決定應該是太宗權衡之后的結果，當時唐朝對吐蕃所知無多，吐谷渾則自隋朝起便與中原有比較頻繁、密切的交往，又地處唐朝和吐蕃之間，對唐朝而言戰略意義更大。可是吐蕃使者卻告訴贊普，唐朝拒婚，是吐谷渾從中作梗，吐蕃贊普遂決定出兵吐谷渾，試圖通過軍事威脅，實現與唐的聯姻。吐蕃大軍襲來，吐谷渾難以招架，東向避難，人畜皆損失慘重。吐蕃兵鋒直抵松州（今四川松潘），挑釁唐朝。唐朝當然出兵迎戰，最終令對方示弱，于是貞觀十四年吐蕃贊普再度遣使入唐，賠罪之余，重新請婚。太宗重新斟酌后，這次應允了婚事。貞觀十五年正月丁卯（二月二十一日），吐蕃大相祿東贊便帶著五千兩黃金、數百件珍寶入唐迎親，當月丁丑（三月三日），唐朝禮部尚書、江夏王李道宗率使團送唐朝公主入蕃。這位唐朝公主，就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成公主，她和松贊干布之間的婚事也從此被傳為佳話，成為古代漢藏文化交流史的里程碑事件。

《步輦圖》（唐代畫家閻立本的作品，內容反映的是吐蕃王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事）局部，絹本設色，38.5×129.6cm，故宮博物院藏（來源：dpm.org.cn）

事實上，就李唐皇室而言，文成公主只是唐朝外嫁的貴族女性之一，僅《唐會要》卷六“和蕃公主”的條目下，便記錄了十五位嫁與外蕃的唐朝公主。今人談論包括文成公主在內的唐朝外交聯姻，多名之為“和親”，而且往往不假思索地將此事與西漢時期中原與匈奴之間的和親行為相聯系。這一思路其實并不妥當，因為雖然同為國家層面的外交聯姻，但就其行為宗旨和邏輯而言，唐朝和漢朝卻是截然有別的。西漢與匈奴之間的聯姻，是西漢換取和平的方案，雖是主動提出，實則是別無選擇的無奈之舉，中原一方處于被動的下風。漢匈和親說到底是中原王朝的單向奉獻，而這么做也沒有換來持久的和平，還為西漢平添了一項沉重的財政負擔。相比起來，同樣是公主出嫁，唐朝則是“上國”，聯姻的前提，是吐蕃帶著大量財寶向唐朝“求婚”，能否實現，還取決于唐朝的態度。換句話說，唐蕃通婚和漢匈聯姻，背景與性質都大不相同，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唐朝，至少是唐前期的外交聯姻看作漢匈和親的延續，而應將之置于唐朝自身的政治文化及其所處的世界語境中加以認識。

不妨仍以唐蕃聯姻為例來做些說明。這一事件中，有三個要素需要特別留意。

東魏茹茹公主墓出土彩陶俑，高29.8cm（朱全升、湯池《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發掘簡報》，載《文物》1984年第4期；來源：cnki.net）

首先是吐蕃的求婚。貞觀八年，唐朝已取代突厥汗國，成為東亞地區最強大的政權，吐蕃則是青藏高原的新興勢力，正欲向外擴展。吐蕃請求與唐朝聯姻，一方面是希望借此進一步增強實力，另一方面，則是試圖尋找大國對自身地位的認可。吐蕃贊普在被唐朝拒絕后發動軍事打擊，并非全無理由，在他看來，弱國吐谷渾都能娶到唐朝公主，擁有更強實力的吐蕃，顯然更有資格與唐朝聯姻。換句話說，吐蕃求婚之舉，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當時通行的國際規則的。關于這一點，此前有一個切近的先例，那就是突厥。突厥建國之前，是生活在阿爾泰山一帶的游牧部落，原本是為當時的草原霸主柔然汗國鍛造鐵器的奴隸。由于掌握高超的制鐵技藝，突厥部的實力日益增強，到酋長土門統治的時代，吞并了周邊其他一些游牧部落，凝聚成一支不容小覷的力量。土門為提高身份并得到大國的認可，首先做的，就是向宗主柔然可汗求婚。但是，柔然可汗卻仍視土門為奴仆，不僅斷然拒絕突厥的求婚，還辱罵甚至殺害了突厥的使者，此舉遭到了突厥毀滅性的報復。柔然汗國很快被突厥擊潰，大漠南北自此成了突厥汗國的天下。從上述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吐蕃贊普和突厥可汗都試圖通過與大國聯姻，提升自己的政治身份，他們也一致認為，實力是聯姻的充分條件。突厥求婚柔然，發生在六世紀中葉，而吐蕃向唐朝請婚，則是半個多世紀之后的事，柔然早已滅亡，吐蕃剛剛興起，雙方并無交集，兩件事之間的高度雷同無疑說明，小國憑借實力請求與大國聯姻的行為，在當時已是受到普遍認可的政治文化和交往慣例，而北周、北齊以及隋唐等中原地區的政權，也處于這一游戲規則通行的世界之中。比如，北朝末年，西魏北周、東魏北齊處于弱勢，就曾先后千方百計向柔然、突厥求婚，并迎娶了草原汗國的公主（關于求婚柔然事，參羅新《茹茹公主》，見《王化與山險——中古邊裔論集》；求婚突厥事，見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系史研究》）。

其次，按照漢文史籍所記，文成公主入藏后，吐蕃贊普便不再穿本族的毛氈大衣，換成了唐朝的絲綢袍服，而且對唐朝文化的喜愛日勝一日。這類記載，大概不乏儒家史官選擇性的書寫和修辭，但與唐朝聯姻后，吐蕃便相應具有一定的義務，則是毋庸置疑。貞觀十九年，太宗征伐遼東，贊普專門派遣祿東贊入唐道賀，而且非常正式地寫了一封奏表，以臣子兼女婿的身份，向唐朝天子致意，文中寫道：“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并為臣妾，而高麗恃遠，闕于臣禮。天子自領百萬，度遼致討，隳城陷陣，指日凱旋。夷狄才聞陛下發駕，少進之間，已聞歸國。雁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婿，喜百常夷。”（《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吐蕃傳》上）這篇文字措辭謙卑，內容恭敬，其中“圣天子”“臣”“奴”“子婿”等強調身份的專詞，用得準確又妥帖。贊普對吐蕃和唐朝之間的關系以及自己在這一關系中的位置，顯然一清二楚，而且他能夠嫻熟地利用文書與禮儀的形式，確認并鞏固這一關系。雖然突厥、吐蕃直到七世紀之后才逐漸發展出自己的文字，但就保留在傳世漢文正史中的相關記載來看，他們一早就能嫻熟地利用漢文文書與中原政權互動，而且能準確把握文書措辭和格式蘊含的微妙信息，這背后大概和中原士人的流散有關。李淵晉陽起兵之初為了取得突厥的支持，曾謙卑地向突厥可汗致以表文，落款署“某啟”，以突顯自己的卑下；而到武德八年（六二五），李淵決定與突厥一決高下時，便果斷下令“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在文書格式上做手腳，顯然不是中原皇帝自說自話的獨角戲，而是同時期各族政治精英都能心領神會的權力游戲。

神鳥神獸紋嵌綠松石金胡瓶，中亞西部或吐蕃早期，7世紀晚期或8世紀（美國芝加哥普利茲克收藏，《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時期藝術珍品展》；來源：thepaper.cn）

最后，唐蕃聯姻是唐朝和吐蕃之間的事，所以我們就不能僅從唐朝一方來看，還需從吐蕃方面加以認識。如果說唐朝希望通過聯姻結好或牽制吐蕃的話，那么，吐蕃則是將聯姻當作實施外交戰略的重要工具，而且用起來相當得心應手。與李唐之間的聯姻，不過是其全盤布局中的一步棋。文成公主之外，吐蕃贊普皇室還娶了周邊羊同、吐谷渾、泥婆羅、西突厥等國的公主，并將吐蕃公主嫁給了羊同、吐谷渾等國（參林冠群：《唐代吐蕃對外聯姻之研究》，見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八卷）。吐蕃之所以能這么做，顯然是因為，當時各國對外交聯姻的政治屬性有著共同的看法和做法。比如稍早于吐蕃、位于塔里木盆地的高昌國就是這樣。高昌由于長久以來深受中原傳統文化的影響，加上當地漢人頗多，風俗、政令和官制都頗具華夏色彩，有文字，也相應具備文書制度，甚至國家官方接待室的墻壁上，還畫著“魯哀公問政于孔子”的圖像。但是，這些華夏文化的浸染，并不影響高昌國王娶突厥公主為王后，甚至還奉行突厥式的收繼婚，即父兄伯叔去世后，子弟及侄等以后母、世叔母及嫂為妻。麴伯雅出任高昌王時，隋朝取代突厥成為東亞霸主，他于是歸順隋朝，娶隋皇室戚屬宇文氏為妻，麴伯雅死后，其子麴文泰即位，續納宇文氏為后。唐朝初年，麴文泰前往長安拜見太宗，太宗為了拉攏高昌，特將高昌王后宇文氏改賜姓為李氏，并封她為唐朝的常樂公主，借以表示對高昌地位的認可。但是，隋末唐初之際，西突厥稱雄西域，塔里木盆地附近的焉耆、疏勒、于闐等都是其屬國，且多娶西突厥公主阿史那氏為王后，高昌國自然也受其威懾。正是利用這些盤根錯節的姻親關系網，西突厥可汗有力地控制了東西方貿易的商道，而這也是唐太宗必欲以武力徹底擊潰西突厥及高昌等屬國，進而重建西域政治秩序的根本原因。但無論如何，我們透過高昌、隋唐、西突厥的往來互動可以看出，對他們的統治者來說，聯姻已是一門跨越種族的公共技藝，而很顯然，七世紀初葉，吐蕃在嶄露頭角之時，已能嫻熟地利用這一技藝。

例證無須更多，僅以上述所列，我們便可以把唐蕃聯姻事件，從漢匈和親這一歷史文化脈絡的束縛中脫離出來，安置在中古時代廣闊的政治空間中加以更妥當地理解。聯姻如此，中古時代的其他外交活動亦如是。談到唐代的外交，我們長時間以來習慣于將《大唐開元禮》中的《賓禮》作為基礎文本，從朝貢體制或冊封體制的框架展開討論，但是，也有學者日益注意到，外交禮儀雖然是國際秩序和權力關系的反映，但絕非客觀、準確的反映。這是因為，賓禮的框架和規定因襲傳統，相對穩定，但國際秩序卻無時不在變化，唐朝雖然一定時期內主導了東亞的國際秩序，但這種主導難以持續，更非唯一。如果我們的目光不只聚焦于東亞，而是擴大至歐亞世界，這一點就會變得更加明顯。因此，王貞平先生提出了賓禮虛名化、去政治化的命題，認為賓禮并不是國際政治結構的反映，而是為了使外交禮儀能夠有序、順利地展開（見王貞平：《唐代賓禮研究》）。換句話說，作為儒家五禮之一的賓禮，意在指導國家外交禮儀事務，但其受眾主要是唐朝主持外交事務的官僚，對于毫無儒學知識背景的外國使者而言，則意義有限。就這一點來說，作為文本的賓禮，是中國傳統禮儀文獻的一部分，但以儀式和實踐為主的外交活動，則并不僅僅是賓禮的演繹，由此，我們就須在賓禮之外，去發現中古中國與外部世界互動的歷史，而這一發現的過程，則需借助世界史的視野和比較的方法。

斯加夫（Jonathan Karam Skaff）《隋唐王朝及其突厥—蒙古鄰里：文化、權力和聯系，580—800年》（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 Culture, Power, and Connections,580-8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來源：douban.com）

前文以唐蕃聯姻為案例的分析，就是這一思路下的嘗試。斯加夫（Jonathan Karam Skaff）《隋唐王朝及其突厥—蒙古鄰里：文化、權力和聯系，580—800年》（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 Culture, Power, and Connections,580-8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一書，則是將中古時代歐亞世界東部地區作為空間背景，以比較的視角，頗具新意地分析了隋唐帝國和同時期草原世界的突厥系政權之間多種形式的政治互動。斯加夫認為，隋唐接待外交使節的各種禮儀活動，與同時期歐亞世界其他政權相比，即便存在若干形式上的區別，但就其本質而言，則并無不同。這些為諸國共享的外交禮儀元素包括盛大的典禮活動、依據身份的座次/列位排序、用肢體語言表達敬意、主賓之間的禮物交換以及東道主禮遇外賓的宴會等。換句話說，雖然中原王朝與草原汗國之間，在起居環境、衣食用度以及行禮交談等文化風俗的物質形態方面有所差異，但他們利用各種符號、物品或儀式象征身份與權力關系的觀念和做法，則是一致的。也正是由于這一理念的支配，一位使者哪怕是初次造訪別國，也不至于茫然無措，反倒能敏銳地捕捉任何言談或禮儀中可能蘊含的外交信號。

各地政治家對外交禮儀活動的功能與意義了如指掌，相應也就把外交互動當成了權力競技的舞臺。突厥沙缽略可汗雖然娶了隋文帝的義女千金公主，成為中原的女婿，但他仍試圖在名義上壓隋文帝一頭，國書起首寫道：“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圣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沙缽略很可能了解，按照中原的禮儀，統治者對內稱“皇帝”，對外稱“天子”，他以天子自居，稱隋文帝為皇帝，便將隋文帝的權力范圍約束在華夏世界之內，自己的身份相應更高一籌。沙缽略的名頭，很有可能是受到早先匈奴的啟發，在一位投降匈奴的西漢使者建議下，匈奴單于寫給西漢皇帝的信中，開門見山便是“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由此，在沙缽略的身后，或許不乏來自中原的文化參贊。草原政治家善用漢文文字游戲，中原皇帝也毫不示弱，最廣為人知的，是唐太宗空前的“天可汗”之稱。李世民不僅以可汗自居，而且徹底拋棄草原帝國向來用于修飾可汗頭銜的各式美名，直接起用至高無上的“天”，實在是空前的創舉。

榮新江、羅豐主編《粟特人在中國——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來源：douban.com）

此外還有一些外交領域的“夷狄禮儀”，早已潛移默化進入了中古政治精英的日常生活之中。至德二載（七五七），在回紇汗國的協助下，唐朝從安史叛軍手中奪回了長安城，按照雙方的約定，這時長安城中的“金帛”和“子女”應悉數歸回紇所有。但是，由于當時東都洛陽仍為安史叛軍所據，唐朝方面的最高統帥李俶便懇請回紇，先行收復洛陽，再來結算酬報。李俶為了表達敬重，特意走到回紇統帥馬前行禮，回紇統帥見李俶這般謙誠，趕忙躍身下馬回禮，并且跪下捧起了李俶的腳。這一幕被司馬光記錄在《資治通鑒》中，胡三省對此注云：“夷禮以拜跪捧足為敬。”也就是說，胡三省認為，回紇人捧著李俶的腳是在表達敬意，而這是北狄特有的一種禮儀。這一判斷似乎不錯。神功元年（六九七），武則天派遣閻知微出使突厥，閻知微見到突厥默啜可汗后，也是“吮其靴鼻”，顯然是刻意的諂媚之舉。透過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即便捧腳吻靴是北族的禮儀，但中原的士人似乎對此并不陌生，也不排斥，甚至會在特定的場合主動使用。開元九年（七二一），皇帝身邊的紅人王毛仲在并州（今山西太原）巡邊，而他也正是并州刺史張說此前不時行賄、大力巴結的對象，恰在此時，張說收到一封皇帝敕書，命他回京出任宰相兼兵部尚書，張說興奮不已，匆匆回復皇帝使者后，轉身便向王毛仲行禮致謝，以至于“嗅其靴鼻”。張說應該也了解此舉并非華夏之禮，但他這么做，要么是為了格外表達感謝而有意為之，要么就是高興得忘乎所以而自然流露，總之，身為開元年間復興華夏禮樂的旗手，張說或許會為了某個政治目標而棄絕外來文化（參朱玉麒：《潑寒胡戲在唐代長安的境遇——以張說的變化為中心》，見榮新江、羅豐主編《粟特人在中國——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但是，他也能夠為了其他的個人目的嫻熟地使用蠻夷禮儀。

總之，聯姻、文書、名號和行禮等都是中古時代外交場域常見的互動內容，作為禮儀符號和權力表征，蘊含著明確又豐富的政治內涵，而這些基本都不見于賓禮，多是具體歷史時期具體統治者為了具體的政治目的、權衡利弊后做出的選擇或發明。我們甚至很難精確地分辨，哪些是華夏的，哪些是外來的，因為它們往往以多種文化傳統和政治資源雜糅的面目出現，這或許源于，經過五胡十六國南北朝族群大融合而孕生的隋唐世代，雖然常號稱以漢代為樣本，但其實已然是具備了嶄新政治性格的新時代大一統王朝，而她同時又身處在一個多極政治結構的世界格局之中。相比漢代，隋唐的統治者擁有更加多元的政治資源，可用于打造政權合法性，錘煉主流意識形態。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包括儒家在內的各種文化傳統，在當時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政治資源庫，而這些政治資源一定程度上為當時歐亞世界的政治精英所共享。如果在這一背景下，我們重新觀察隋唐的內政外交以及隋唐時代的世界史，會發現更多生動有趣的故事，本文涉及的種種，不過是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