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rentVersion is IOS--> 何言宏 文學報

每當一個整數年來臨，最扎心的表述莫過于“最老的XX后已經X歲了”。雖然在這個多元的文學時代里，作家并不認同自己被以代際劃分，他們用寫作的實踐突破著代際的命名。但也有觀點認為，所有人都脫離不了自己身處的時代，代際的劃分是一代人區別與上一代人的跡象，展現了時代對作家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影響，因而在某種意義上是有效的。

今天夜讀，小編找到評論家何言宏的一組“70后讀札”，他從具體的文本切入，結合自己的閱讀感受，以橫截面的方式呈現了生于1970年代作家的創作形態。從這種“微觀”的剖析中，我們看到一代作家如何被時代所影響，又如何以寫作對這個與世界對話，從而找到屬于自己的聲音。

（刊于文學報2012年）

向死而在的村莊

魯敏《離歌》

魯迅以還，一直到后來的余華與閻連科等人，現代以來的中國作家不乏書寫死亡的大師，死亡書寫也屢有佳作。而在女性作家中，有此膽略的，則是王安憶（例如她的《天仙配》）。現在，魯敏也加入到死亡書寫的隊伍，寫出了這篇陰森可怖的《離歌》。

不過《離歌》雖恐怖，卻未達到“至極”。作品中的“三爺”，還有那個“彭老人”，雖然一個打小以來就專事喪葬并以此為生，另一個則“傾心死亡”，鄭重——然而也是不無惶惑地——等待和籌備著自己的死。魯敏以上世紀三十年代作家——類似沈從文的筆法和語調，書寫了她的“東壩”兩位老人的故事。像是沈從文一樣，魯敏也突出了這兩位老人對“職務”的忠誠。他們在“職務”上生，在“職務”上死，顯示出一種沉著、勇敢的生命姿態，這樣的姿態，因此也讓不無恐怖的這篇小說充滿了光明。向死而在，魯敏觸及的是一個多么“哲學”的主題，這樣的主題，因為她的獨特處理而讓我們非常充分地領略到了人性的光輝和人性的尊嚴。

語感、情懷和我們與世界的關系

魏微《鄉村、窮親戚和愛情》

我之愛讀魏微的小說，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她的語感。《鄉村、窮親戚和愛情》是魏微的一篇代表性作品，某種意義上，我甚至將它看成是整個“70后”作家的代表作。在這篇作品中，魏微以她一貫的語感，以她的善良、誠懇與樸素，為我們講了一個哀痛的故事。這個故事讓我們哀痛，一方面是因為鄉村的窮困，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作品中的“我”。

鄉村的窮困浩大無邊。在我們這個時代，能夠在繁華無比的假象之外矚目于貧窮，書寫貧窮，真的是讓人十分尊敬。

但是我說這篇作品是整個“70后”作家的代表作，則是因為其中的“我”。毫無疑問，“我”有來路，也有血脈，“我”甚至在對這些來路與血脈一度嫌棄后重又產生了強烈的認同，而作為這種認同的象征，就是“我”對陳平子的虛幻與唐突的“愛情”。與以往一樣，這段“愛情”很必然地無果而終。我們發現，無論是對“土地”，對“鄉村”，還是對“窮親戚”，甚或是對自己的“愛情”，“我”都未能建立起足夠切實與深入的關系，這是不是“70后”作家同樣也存在的精神問題呢？在此意義上，真的也令人哀痛。

女性寫作的公共承擔

金仁順《松樹鎮》

前幾年在關于王安憶和魏微的文字中，我曾討論過她們的寫作與時代和歷史的關系問題，希望她們能對歷史有所介入，并對時代性的公共問題有所承擔。但是在后來，我逐漸感覺到，對于一個女性來說，這樣的要求過于苛嚴，也似乎有點錯位。實際上，我更愿意從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讀到更多的詩意和更多的優雅。但在后來的諸如遲子建和葛水平等人的小說、鄭小瓊和藍藍等人的詩歌中，我卻不斷地讀到我們這個時代廣大民眾的令人震驚的殘酷生存，而金仁順的《松樹鎮》，則仍然是致力于此。

《松樹鎮》中的人物主要有兩批：一是來此拍片的“我們”；二是“松樹鎮人”。這兩批人物的生存方式和精神性格很突出地有所不同，但也構成了明顯的對照。正是在這種對照中，“松樹鎮人”的近乎黑暗的生存才被我們所認識。他們不甘于自己的命運，不甘心像作品中所講述的左拉見到的那匹老馬，在黑暗中勞苦終生，迫切地向往著外面的世界。不過金仁順所關注的，更多的是女性。在她筆下的女性中，我們很容易為孫甜的命運而慨嘆和感動，但那個“老板娘”，則應該引起我們同樣的注意與關切，正是她們，構成了形形色色無數的“松樹鎮”中女性命運的兩種典型和代表。金仁順的關懷與她的承擔，更加突出的，還是在女性。如果說，女性寫作還應該有著公共承擔，那這樣的承擔，才似乎顯得更加適切。

若是惡咒有此靈驗……

阿乙《楊村的一則咒語》

阿乙的小說好評如潮。在我讀來，阿乙的敘事如此之輕，如此之細致、尖銳，直擊人性，充滿了反諷。漢語小說在他這里，似乎出現了新的意味。但具體地又有什么意味，一下子我又難得要領。

輕的敘述，并不一定就沒有暴力———故事的暴力，與敘事的暴力。阿乙畢竟做過警察，敘事之中，他對故事發展的線索、走向、場面、情態以及事物與人心的細微之處，多有“警覺”，表達得異常妥帖，一些語詞的使用因為語境的壓力而產生奇妙的變化，簡直是妙不可言，比如作品開頭煞有介事的“證據有二”、“兩個問題”和鐘永連的“下了判決”等說法，這些司法語言的運用效果奇特。

阿乙敘事的暴力還表現在作品中咒語的萌生和后來的應驗，分明靠的是敘事暴力，阿乙控制了故事的情節，“決定”了兩個“兒子”的命運……但是在實際上，最終決定了兩位“兒子”的命運的，卻并不是阿乙。自從鐘永連和吳海英作出惡咒，我們作為一個在人性深處仍然有惡的讀者，實際上就在暗含期待地閱讀下去———可以說，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阿乙的咒語激發、揭示和反諷了我們的人性———我們當然不希望這樣的咒語在任何一位“兒子”身上應驗，但是結果，正如我們所讀到的，罪惡令人發指地使得這個咒語終于得到了應驗……

成長的匆促與傷痛

路內《阿弟，你慢慢跑》

我的青少年時代是在鄉村度過的，而且是隨著孤單的外婆，父母在外工作，所以對成長于城鎮與都市，或者是成長于繁雜的家庭人際環境中的少年，一直都非常好奇。路內的小說可作種種解讀，但我還是想很簡單地把它看作一部都市成長小說———因為這最牽掛我心。

小說中的阿弟吳雙峰成長于我國典型的大都市上海，而且是在一個關系“齊全”的家庭環境中。阿弟的諸如六腳趾、吊眼梢、平腳底、翹嘴唇等先天的缺陷，使得他在家庭內部和在學校與社會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自小開始，阿弟就在精神和身體上飽受傷害，未曾受到應有的尊重，這正如小說所言———“阿弟的童年時代是在一片悲慘中度過的……”所以，他在十二歲的時候，就很無奈地發出這樣的心聲：“姐姐，我認命了，隨便吧。”我們不知道在此之前，在一個多有缺陷的少年十二歲之前的成長之中，他到底經歷了怎樣的辛酸？又經受了怎樣的創傷？自此之后，“認命”了的阿弟仍在其舊地“畸形”成長，酗酒、早戀、瘋狂健身……一直到他近乎無能地走上社會。路內沉著、細致，不厭其煩地書寫了阿弟異常艱難的成長過程。那么繁雜、那么匆促，一個非常無辜的嬰孩，就被塑造成了一個問題少年！

阿弟的成長經歷了很多，但我非常驚訝地發現，他并沒有經歷過愛，更沒有尊嚴。唯一算是愛他的，給他尊嚴的，就是四川女孩盧勤勤。但他錯失了她。

寫到這里，我忽然想起外婆，想起她所給我的人生之中最為尊貴的東西———而這，卻是阿弟所令人心痛地缺乏的。

為什么要傳奇？

盛可以《1937年的留聲機》

關于中日戰爭，甚至是更加具體的“南京大屠殺”，這些年的中國文學包括電影和電視作品多有表現，以至于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題材熱點。我所供職的校園，就是“南京大屠殺”時的“國際保護區”，我所居住的南京外秦淮河以西一直到并不很遠的長江沿岸，是屠殺實施的主要區域，這在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有關電影中都有反映。所以在實際上，我時常會感到，我與當年的亡靈其實很近，那場戰爭和那場屠殺，時常都會“前來找我”，喚醒和強化著我的歷史記憶。也正因為如此，我對關于中日戰爭特別是“南京大屠殺”的作品特別注意，讀了很多，但是說實話，很多我都并不滿意。

讀了盛可以的《1937年的留聲機》，耳邊與心頭，時常會響起作品中的《雨夜花》這一歌曲，飄渺、感傷，有一種死亡的氣息。非常明顯，作品對戰爭作了詩意的處理。受辱的“我”和救護了“我”并且冒險對我精心看護的日本軍官麻生之間所發生的故事，自然是在從人性的角度在控訴戰爭，這樣的控訴自然有意義，也很永恒，但不知如何，我總覺得這樣的故事過于傳奇，難以切近戰爭的真相。因為在實際上，戰爭、屠殺、施暴，以及其中令人發指的種種罪惡，同樣也是人性的惡性表現。對于這些，僅僅靠傳奇，顯然難有深刻的反思。所以說，對于戰爭，我更愿看到的，是直面慘酷并由這慘酷深入下去的更有力的書寫，而不只是傳奇！

令人窒息的生命景象

田耳《坐搖椅的男人》

《坐搖椅的男人》，最讓我佩服的，是它的極端克制與從容的敘事節奏，它的沉著、細致與綿密，以及這樣的敘事所營造出來的生命氣息，這樣的氣息所充分顯示的，則又是一種無比衰朽與荒廢的生存景象，田耳出色的敘事才能讓我們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經歷了一段令人窒息的生命歷程。

小說之中“坐搖椅的男人”實際上有兩位：一位是曉雯的父親老梁，另一位則是小丁。自小開始，小丁便對曉雯一家特別是對老梁十分好奇，隨著后來的逐步了解，經過對老梁的憤怒與不滿和他對曉雯一家的實質性加入，一直到最后對老梁的模仿，令人震驚地揭示出了曉雯母女所受到的男權的侵害。某種意義上，這篇小說實際上是對男權主義的控訴。當然在小說中，男性對女性的侵害不僅表現為作品所主要書寫的老梁所具有并為小丁所“克隆”的生活方式，還表現為小丁和曉雯幼年時代就曾開始的性別游戲——這些表現告訴我們，女性所受的性別壓迫與性別侵害實際上存在于人生的各個階段，并且體現為形形色色的不同方式，曉雯母親的改嫁和出走所反抗的，只不過是其中之一種。

我不知道這樣的解讀是否是一種過度闡釋？

堅持“根本”的寫作

葛亮《泥人尹》

葛亮生長于南京，現在香港的高等學府供職，按理說，應該比較前衛、時尚、商業、文藝，但他的小說，卻又顯得非常傳統。在我所閱讀的這批“70后作家”的作品中，葛亮最中規矩，最為本分，無論是在作品題旨、人物塑造和結構營建，還是在情節安排、場面書寫和敘事語言等方面，都在堅持著某種根本性的東西。我認為這種不玩噱頭、沒有花哨的寫作反而會顯示出葛亮的周正大氣，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它的難度可能要更大，更加需要非常扎實的修養與功力。

和他的《阿霞》等名作一樣，葛亮的《泥人尹》又為我們塑造了一個令人難忘的藝術形象。“泥人尹”的精神性格我們很容易從作品中了解，我注意的，是其命運與歷史的關聯。文學寫作肯定不同于歷史，在對人性的深入挖掘、在對美的豐富表現、在對形而上問題的深刻思考，甚至是在對語言魅力的展現和對語言的可能性的探索等方面，文學肯定有超越歷史的地方，但是作為歷史存在的人，文學的表現卻不能忽略這一個方面。本來，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文學常識，也是文學的根本之一，但是在很多“70后作家”中，葛亮對此卻非常自覺，因其可貴，所以我很想特別地多說幾句。

殘酷生存中的少年夢

徐則臣《傘兵與賣油郎》

我一直以為，對于紅五星、八角帽及軍裝、軍褲、軍用皮帶的迷戀肯定終結于我們紅小兵一代，隨著198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價值觀的變化，上面的這些曾經具有超凡魅力的事物已經被其他取代，所以讀了徐則臣的小說，我確實感到有點吃驚。徐則臣的年齡要小我許多，我沒想到他的少年記憶居然還與我類似。如果沒有切身的記憶，我想他很難寫出范小兵這樣的對于傘兵的迷戀。

范小兵的少年夢想不同于一般的從軍愿望，而是要做傘兵，這樣的愿望因此便有了一種飛翔的詩意。對他來說，現實中的生存太過殘酷、太多屈辱。作為一位退伍軍人，父親老范的光榮是建立在殘廢—一種男人所特有的殘廢，與屈辱——的基礎上的，母親的與人私奔也因此端，因此可以想見，范小兵一家的生活到底會有怎樣的不堪，所以說，我們毋寧可以將小兵的夢想看成是對生存的逃避與超越。

為靈魂開課

朱山坡《靈魂課》

這一陣很集中地閱讀“70后后作家”的一批作品，發現了一個也許偶然的現象，同時也很吃驚不小，那就是其中不少都寫到了墳墓，還有死亡。有些作品，真的是不適宜在晚間閱讀的——比如朱山坡的這篇《靈魂課》。這個現象如果能得到更多作品的驗證，比較普遍的話，倒真的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其中一定會包含著這一代作家的非常獨特的精神隱秘。

讀《靈魂課》，備受驚嚇倒是其次，最最重要的，是感到了憤怒，好多年前，我曾讀過同樣作為廣西作家的鬼子所寫的《瓦城上空的麥田》，也曾產生過如此憤怒的情緒，這就是進入城市的子女由于對金錢的追逐而喪盡天良，對于父母在精神與肉體上施暴與虐待。我想每一位讀者在讀到闕小安在“財富廣場”非常暴力地拖拉母親時，都會感到令人發指的憤怒。這些年來，很多作家都在以自己不同的方式來關注時代，關注人心，給靈魂“開課”，朱山坡的這篇小說也屬于此。《靈魂課》的內涵之深厚、關懷之深切、構思之獨到以及敘述之成熟與精妙自不待言，也獲得了不少人的好評，但我又會想，我們這個時代的“靈魂課”除了我們珍貴的傳統道德資源和文學永恒的人性基點，是否還可以有其他更加有效的內容，否則的話，人心之惡肆虐無期，不知何世才是盡頭？

發燒狀態的生活

張楚《蜂房》

不擔心有植入廣告的嫌疑，《蜂房》開始所提及的那家富麗華大酒店，我其實也非常熟悉，這也是引起我對這篇小說閱讀興趣的一個小小因素。《蜂房》所寫的，實際上是一種發燒狀態的生活。在這樣的狀態中，事物顯得亢奮急促，略有夸張與變形。張楚準確地敘述了一個“發燒友”眼中的一個相當“發燒”的人物。作品中的“老四”，從其言語行為及其自我敘述來看，明顯具有輕度的精神障礙，頗不著調與靠譜，他對“老三”生活的強行進入，充分顯示出生活的無可奈何和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方面，深厚的同窗情誼，又使敘事人以非常充分的理解、包容和自我解嘲的態度來對待或忍受著“老四”，充滿著溫暖與善意。作品的敘事角度、敘事口吻和敘事節奏把握得非常之好，特別是自始至終穿插出現的蜂群異象，以及“老四”面對蜂群的情態，更是有效地烘托與渲染了人們與生活的發燒感。

生活荒誕，甚至是匪夷所思，但其中有那么深的情誼和那么多的溫暖與善意——即使是在“老四”堅持離婚的妻子那里，我們也能體會到這些。小說的敘述相當老到，技藝高超且無比嫻熟，特別是對“老四”夫妻的生活，留給了我們很大的想象空間。

時代的道德考量

張惠雯《垂老別》

《垂老別》所表達的，是一個基本的道德主題。我生長在農村，知道忤逆不孝非為我們這個時代所獨有，但是在《垂老別》中，王老漢的兩個兒子對贍養義務的推托，卻主要出于利益的算計，這就具有了時代性的內容。作為一位身在國外的“70后”女性作家，張惠雯所關切的，仍然是一個非常中國、非常鄉土的道德主題，這讓我非常尊敬。

不過，更讓我尊敬和嘆服，而且也感到非常新異的是，《垂老別》的敘事也非常“老套”。整個小說都是在我們對王老漢安置結局的牽掛之中緩慢推進，敘事方式——無論是敘事語言還是人物的形象修辭——也都極其“老套”，并無新意，但是其效果卻非常強烈。正是在作品異常緩慢的敘事節奏和我們對故事結局的關切之中，一種強烈的道德義憤被不斷激發。依靠張力的藝術，這一篇小說非常有力地表達自己的道德主題。

生命的悲劇意識

張學東《跪乳時期的羊》

雖然在張學東的小說中，問世較早的成名作《跪乳時期的羊》不太被人經常提起，但我認為，相對于其后來的作品，這篇小說的生命力也許會更加強大和更加久遠。當我們談到“生命”，談到諸如存在主義所經常說到的“生命的悲劇意識”的時候，我們所說的“生命”，往往只是指我們“人”的生命，其中的人類中心意識非常明顯。

而《跪乳時期的羊》，則將上述主題無限拓展，提升到我們對整個世界的生命的思考。這篇作品雖然寫到了自然，寫到了羊，也渲染了“人畜共居”的溫馨與美好，但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非常廉價的“生態小說”。在作品的整個敘事進程中，處處彌漫和埋伏著兇險與不祥，人與動物間表面的和諧之下，充滿了血腥。作家沒有簡單化和時尚化地倡導什么“動物權利”和“生態意識”，而是有對動物處境的真實揭示，充滿了悲憫。——在我們人的生命和動物的生命之間，實際上是一種相當復雜的悲劇性關系，這樣的揭示，使得作品無比深刻，也給我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永恒的疼痛。

時間的赦免與饋贈

付秀瑩《愛情到處流傳》

付秀瑩的《愛情到處流傳》以其較為緩慢和抒情的敘事節奏，以其回敘式的筆調和童年視角，帶領我們進入了“芳村”這樣一個處于華北平原的鄉土世界。在這個世界中，農人們對生死與人倫都有他們獨特的價值觀念，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正是在這樣的世界中，在外教書的“父親”、在家務農的“母親”，還有孀居的“四嬸子”之間發生了在當時年少的“我”看來匪夷所思的情感故事。

小說中的愛情故事已年代久遠，隨著時光的流逝，當初的創痛與傷害也不復深巨。在付秀瑩的筆下，時光已經赦免了一切，它所留給當事人和作為讀者的我們的，更多的卻是啟示——是關于愛與傷痛甚至生命與人倫的深刻的啟示，某種意義上，這正是時光給我們的恩惠！

我們怎樣敘述父親？

李浩《鏡子里的父親》

“父親”形象在中外文學史上經常出現，是很多作家熱衷塑造的人物，而《鏡子里的父親》卻以先鋒小說的敘述方式初步為我們塑造了一個較為復雜的父親形象。在李浩的敘述中，“父親”顯得無用、失敗，形象模糊，曖昧莫明，這也是作家選擇以鏡子的視角敘述“父親”的主要原因——“所以我選擇了鏡子。我喜歡鏡子，鏡子，放置在側面。我用鏡子對準父親，并且不止一枚：這樣，我就有了多個父親，有了不同的側面——鏡子使父親從單一中解脫出來，成為復數，獲得形象的繁殖。”不過，雖然如此，李浩筆下的“父親”形象還是有一點相當明確，那就是他的孤獨。“父親”的孤獨感是李浩集中書寫的主要內容。

我能感覺到，李浩對“父親”的敘述遇到了困難。這種困難除了“父親”本身的模糊與復雜，其實還與作家本人的判斷力、思想力或精神立場有關。如果敘述者本身的價值立場比較模糊，那他的敘述對象——不要說是對“父親”，可能對于大多數的敘述對象都是如此的形象也會顯得模糊。

還挺哲學的！

戴來《茄子》

技術方面，《茄子》堪稱完美，如此簡約和精細的敘述卻搞進了那么多的男女人物和那么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而且一下子滿足了那么多人窺視的欲望——這其中既有小說中的人物老孫、小龍父子，也有戴來，還有作為讀者的我們。應該承認，我們都不那么高尚，都有難以根除的窺視的欲望。那么這樣一來，擅寫窺視的戴來在《茄子》中，在又很成功地展示了一番她的敘事才能的同時，更有意義的，是和我們一起對窺視這種社會性的精神心理現象做了一番小小的思考，所以說，《茄子》不僅有趣，還挺哲學的。

新媒體編輯：李凌俊

原標題：《16位生于1970年代的作家，他們的聲音為何不懼時間直抵未來？| 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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