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9日—12月1日，適值江城初冬，由安徽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南京大學六朝研究所共同主辦，安徽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承辦的第六屆六朝歷史與考古青年學者交流會順利舉行。值得一提的是，這是交流會第一次跨出南京，來到它地舉辦。來自東京大學、京都外國語大學、名古屋博物館、武漢大學、廈門大學、上海博物館、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博物院、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社科院等30多所海內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0余名學者相聚花津河畔，碰撞觀點，切磋學問。

與會者合影

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榮譽副會長、南京大學六朝研究所所長、歷史學院教授胡阿祥先生在致辭中回顧了“歷史與考古青年學者”系列交流會的緣起，并感謝本屆承辦方的辛勤付出以及諸位青年學者的鼎力襄助。隨后胡阿祥教授以《漢志》“丹揚郡蕪湖縣”下所記“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為引子，勾勒出中古以來蕪湖這座江東名城的歷史圖景，進而開啟了本次會議的序幕。胡阿祥教授還向與會學者發出倡議：一是今后可以在會議期間穿插參觀考察；二是往屆會議的論文成果應選精集萃，正式出版，以打造學術品牌，擴大學術影響。

胡阿祥

本屆會議分為兩日七場進行討論。30日上午第一場學術報告由安徽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朱德軍教授主持。來自京都外國語大學的福原啓郎教授作題為《魏晉時期的“鄉里”——兼論矢野主稅的相關研究》的報告，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張學鋒教授擔任翻譯。福原啓郎教授近年側重于魏晉時期觀念史與九品中正制的相關研究，為進一步探究前述兩者的連接之處，他將目光投射到以《三國志》為代表的魏晉時期史書，重新探討了六朝貴族制中的“鄉里”究竟是作為一種觀念，還是一種現實的存在？福原先生認為對于魏晉時人而言，“鄉里”一詞的內涵更為寬泛，至少達到了郡一級范圍，而州郡在作為行政區劃的同時，實現了“鄉里化”。在魏晉這一過渡期，九品中正制度的成立與“中正”官緊密相連。雖然人物評價發生異化，并逐漸脫離鄉里，但還未達到東晉以后門第化的程度，因此，“鄉里”也還不至于成為中村圭爾所主張的一種“虛擬意識”。福原先生特別提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長崎大學矢野主稅關于“鄉里”、“州里”和“本郡”的研究成果以及矢野主稅以外日中兩國學者的先行研究均有必要加以檢討。

福原啓郎

隨后，評議人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權家玉教授、江蘇人民出版社洪揚編輯、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汪華龍老師分別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進行討論。權家玉老師首先指出，福原先生的報告圍繞著六朝貴族制加以展開，很受啟發，但其中關涉的一些問題令他頗感疑惑，比如《后漢書》《世說新語》等文獻所見的“海內名士”、“天下名士”實際上擁有著超越鄉里的召喚力。洪揚女士則對福原先生之于魏晉政治史思考的一貫性予以贊賞。汪華龍老師還認為，福原教授的研究還應往前看，特別是要注意西漢武帝以后的動向，并進而提示劉增貴、胡寶國等中國學者的相關研究均不容忽略。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后朱艷桐帶來的《從刺涼到帝涼：論前涼政權的獨立》措意于對前涼政權獨立過程的整體關照，系統爬梳和考察了身處兩晉之交中涼州張氏家族從刺涼到霸涼、從涼王到涼帝的轉變歷程。評議人湖州師范學院社會發展與管理學院張兢兢老師以“西晉關中諸王與秦隴大族諸對張軌據涼的制約”、“張氏霸涼進程中河西大族的作用”、“前涼獨立性格的限度”等幾個方面指出朱文的部分論點值得商榷，他認為，考察前涼政權的性格，不能僅看張氏名號建制的升格，更重要的是內部大族勢力的選擇和外部國際關系的變化，其獨立進程并非直線上升的。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陸帥老師則就姑臧城的布局規劃與漢魏洛陽城的異同問題和報告人交換了意見。

在第二場首篇，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蔣曉亮博士以東漢濟陰郡的“成陽三碑”為切入，分別考察了長吏與地方的權力互動和仲氏家族的人際網絡、長吏在地交際的展開、長官對地方社會的形塑、官府中的書信流動與地方政務日常運轉等具體問題，進而指出地域社會中由無數私人關系搭成的多層級交際網絡使得官僚社會的運行與發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評議人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于溯頗為風趣地形容蔣曉亮博士此文是“在先唐的田地上種明清的植物”，十分精彩，但也有一些不足之處。如在篇章布局上仍需微調，“長吏”、“屬吏”、“在地”等概念界定尚不明晰。于溯還提示沈剛的《漢代國家統治方式研究》一書中有關“成陽三碑”的研究已經相當成熟，然而報告人并未參看。另外，對部分行文措辭的修飾或許更有利于發表。廈門大學歷史系講師林昌丈贊同于溯對《堯廟碑》的意見，他進一步指出報告人似乎并未注意到后人重刻問題，而且單就構建多層級交際網絡而言，“成陽三碑”并非最為理想，因此很有必要擴大范圍與材料面向。對于概念性界定，特別是“東漢地方社會”，“在地關系”等，都需斟酌再三。隨之，陸帥老師還援引閻步克先生的觀點，建議將西漢、東漢兩個不同時期加以對比研究。

于溯

此后，安徽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講師林生海發表了《魏晉南北朝童蒙教育述論》為題的演講。他從士族社會與童蒙教育、官學發展對童蒙教育的影響、主流學術思想對童蒙教育的影響、童蒙教材的繼承與發展四個方面概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童蒙教育的特點及歷史地位。汪華龍老師在評議中指出部分討論不僅流于敘述，而且對谷川道雄、張國剛等學者的既有研究吸納不足。同時，關于這一領域的新材料、新進展，如王子今《秦漢兒童世界》、張傳官《〈急就篇〉校理》以及即將出版的《新見漢牘〈倉頡篇〉、〈史篇〉校釋》等，評議人也都予以了補充。

第二場第三篇系大阪府立春日丘高等學校講師千田豊的《皇太子監國的確立與變遷》一文。其文概述了隋以前皇太子監國之變遷，之后通過對唐代皇太子監國的討論，確認與皇位繼承相關的太子監國問題，揭示出太子監國比立太子更受重視這一現象背后的意義。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講師周鼎（由汪華龍代讀）肯定了千田豊老師獨具只眼，但文中舉出的與太子監國相關的史料還有待完善。朱德軍老師也談到此文條理清晰，但敘述太多，分析欠缺。值得注意的是，“勾當軍國事”與“太子監國”并不等同，文中有欠深論。而且關于中晚唐以后“皇權差遣化”的表述可能還有待商榷。

下午的兩場報告共計六篇，第三場主持人為陸帥老師。安慶師范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副研究館員沈志富的《從安豐到漢陽——中古大別地望變遷的知識史考察》系統梳理了中古至元明從“安豐大別”說到“漢陽大別”說的轉變，再至清代乾嘉以來“安豐大別”說回歸主流的演進過程。他認為，中古以來有關大別山地理知識的幾度變遷既受制于觀察者的自身視角與主觀認知，也同經學家與歷史地理學家的反復博弈存有關系。評議人江蘇省社科院歷史所助理研究員姚樂首先點出，當代地理常識的塵埃落定是很晚近的事情。由此他又談了三點聯想：一是從楊守敬《水經注圖》的個人知識到社會常識；二是漢水改道與分流問題；三是先秦時代的“別”本系通名。張學鋒老師也參加了討論，認為由于觀察視角的不同，往往致使很多事情淪為不可知。他還就報告人提及的巴人族群的遷徙問題，補充了童恩正先生在《古代的巴蜀》一書中的論點。

沈志富

林昌丈老師的報告以“小山小水必有小神”為引子，分享了他在讀《全唐文》敬亭山唐五代刻石時所做的一組札記。文中論及地方官員的修廟、祭祀活動和梓華府君信仰；地方神祇以郡縣為廣大范圍的信仰基礎；唐中后期至五代時期地方神祇的“造神”運動；地方神祇從六朝至隋唐五代的延續性等方面。對此，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畢云老師評議認為本文是“在有限的情境下，談無限的可能”，并建議可以就細節問題進行微調。另外，地方信仰的轉變問題可以單獨成文，而且文章的主旨與討論的主題也未作闡明。汪華龍老師還就揚州邗江胡場M5神靈名木牘的問題與林昌丈老師進行了討論。

安徽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劉萃峰老師帶來的報告《馬鞍山“朱然家族墓”墓主的再認識》在綜合排比了前輩學者的觀點及論據之后，圍繞雨山M1的規模、出土文物及文獻記載，著重分析了石門與孫吳宗室墓之關系，他強調石門是孫吳宗室墓的充分不必要條件，綜上推斷雨山M1墓主應為某位孫吳宗室。報告結束后，評議人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員陳剛先生從考古學角度提出了若干質疑：如僅憑一扇石門來判定墓葬等級規格，恐怕有欠精準。再如，朱然墓與雨山M1距離、朝向以及漢晉賜葬制度等論題均有深入討論的空間。此外，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朱棒博士還提及是否考慮昭穆制度，陸帥老師則就東漢與孫吳禮制之間的因革性交流了學術觀點。

劉萃峰

南京博物院古代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左駿《模印拼砌磚畫與南朝帝陵墓室空間營造——以丹陽鶴仙坳大墓為中心》一文，選取早年被盜掘的鶴仙坳墓為例，嘗試解讀有關南朝帝陵中拼砌磚的制作、墓葬的營建，并分析了畫面在墓室中的分布配置規律以及所呈現的空間意義，左駿先生在文末指出了南朝帝王陵園景觀的營造正是南朝劉宋中后期禮制變革的呈現。名古屋博物館學藝員藤井康隆先生在評議中對拼砌磚畫的復原再現大為贊賞，并就為何選擇高士圖作為屏風的繪畫主題發表了意見。上海博物館考古部王建文副研究員注意到墓葬的營造觀念問題，報告人回應道，營造觀念雜糅甚多，但仍應當是生者思想的反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陳超的《長沙窯瓷器內銷貿易研究——以柳孜運河遺址為例》著重探尋長沙窯瓷器的貿易和傳播路線問題。他認為長沙窯產品是通過湘江、長江到達揚州的商貿集散地后，大部分流入海外，極少數才流向如柳孜運河遺址所在的內地。評議人王建文先生補充了長沙窯產品內銷與外銷的考古資料，并就產品風格的決定性因素陳述了自己的看法。本場報告主持人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劉可維則對長沙窯瓷器中出現的描寫價格的彩繪文字頗為留意，與陳超先生及在場師生展開了熱烈討論。

陳超

下午第三位報告者南京大學歷史學院董浩暉博士提交了關于《南昌地區的吳晉墓葬》的報告。此文分為墓葬的空間分布、墓葬的形制分類、移民與土著墓葬概述、葬地與豫章城址的關系四個方面，董浩暉博士認為南昌贛江東岸偏西、偏北區域為孫吳時期移民主要葬地，南昌南郊則是吳晉豫章土著葬地的一個選擇，移民葬地的變遷即是居住聚落拓展的縮影。評議人南京市博物館總館研究員邵磊先生表示了對董浩暉博士這一選題的肯定，認為其具體分析展現出吳晉時期南昌地區地域面貌的變遷。隨后，他就報告中提到的豫章北來移民聚葬以及磚柱墓的源流等問題分享了自己的些許思考。在總結發言中，張學鋒老師還建議要擴大資料搜集的時空范圍，把贛江流域磚柱墓的源與流梳理清楚。

第二日上午的首場報告由江蘇第二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鄧瑋光主持。權家玉老師的《高平陵事變前夜——魏明帝托孤與正始局勢蠡測》一文，從魏明帝臨終的宰輔改易索隱鉤沉，進而拋出了魏晉革代與歷史書寫的困境這一命題，并對正始年間的政治形勢重新探討。他認為，歷來將高平陵事變作為認知魏晉革命的分水嶺，很大程度上是由晉人粉飾造成的，而治史者無所適從，終于使得在魏晉的變革中曹爽成為眾矢之的，魏晉易代真正的轉折應當是魏明帝托孤。鄧瑋光老師在評議中談到近些年政治史研究似乎有些式微，令人頗感遺憾。畢竟歷史最有魅力的地方也許就在歷史人物的政治博弈中，因此，權老師的這篇政治史研究論文令人倍感親切。隨之，鄧瑋光老師提示道，“歷史書寫”作為一種運用史料時的批判性思維方式，警示我們要注意史料背后的形成史，但是，這種解釋方法也有其缺陷，即解釋的開放性。循此，權老師文中涉及的三點疑問確實可以自圓其說，但似乎也可以另做解釋，如對于司馬懿所帶軍隊的影響力可能就不能給予太高的評估。在之后的綜合討論中，于溯老師指出，《晉書》的誕生比較特殊，權文所言的“晉人粉飾”或有言過其實之意。

鄧瑋光（左）、權家玉（中）

其后，由來自日本阪南大學國際交流學部的小野響老師以《后涼與“東人”——后涼國家形成史試論》為題進行演講。他將“東人”概念引入對呂光集團本質的考量，并指出所謂“東人”實為來自東方的、由胡漢兩族共同組成的后涼的核心人群，進而以此為線索展開了對后涼核心群體及其特性的考察。評議人朱艷桐就“‘東人’概念”、“后涼建國的依憑”等問題發表了一些看法。針對小野氏文中提及的“后涼地方不設刺史”說，她補充了《北魏呂達墓志》所記沙州刺史的材料。此外，她還提示報告人應注意中國學者羅新、魏軍剛的有關論著。

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劉兵的報告是《正統競爭與文明承繼：論漢趙國的“以孝治天下”——由〈晉書〉類傳所載漢趙人物切入》。他由《晉書》類傳所載漢趙國人物切入，指出漢趙政權選擇“以孝治天下”，有繼承漢室的傳統和競爭晉室的正統這正反兩種動因，但歸根結底是對華夏文明和傳統的擁抱和承繼。評議人劉可維老師提出了部分疑問，如《晉書》類傳中人物孝行事跡以西晉為多，有關其在前趙的記載甚少。同時，劉文述及的前趙孝行人物記載突出的觀點以及前趙奉行了“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均有進一步探討的余地，且其結論給人以強烈的漢族中心主義史觀的感覺。

朱棒博士以《十六國非正授官官印探研》為題，對非正授官印資料進行整理，結合鈕制和印文判定其流行于十六國時期。印文中的兼、假、行官以武官為主，其設置大多與軍事需求有關；試守官則全為縣令長，其設置可能存在治劇的需要。他指出，上述官印繼承了魏晉時期“假司馬印”等印文形式，直接在官印印文中體現領官方式，反映出十六國官制中較為特殊的一面。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張仲胤評議認為，首先朱文最大的貢獻在于提供了研究十六國時期任官形式的基本史料。其次，探討了任官制度研究中最為核心，也是難度最大的一個問題，即“兼”“假”“行”“試守”之間究竟有無區別。他還就論文題目與關鍵詞的表述、試守制度、領官問題以及資料來源等與朱棒博士進行了互動。汪華龍老師則援引《東觀漢記·馬援傳》指出以印文字形斷代的不確定性。

上午場最后一篇論文系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研究科新津健一郎博士的《羈縻州是從哪里出現的？——從南方看唐代民族統治》。以南方邊界為主題，對“羈縻州”的來源加以考察。報告按羈縻州和正州的差異、唐代羈縻（或羈縻州）的行政方式、羈縻州的來源這三個部分依次申論。新津氏最后總結，對于羈縻州的研究，一方面提醒我們注意邊界民族的“持續性”，另一方面也提示我們王朝文獻可信度的問題。尤其是《新唐書·羈縻州》部分記載的修飾跡象，需要審慎對待。評議人安徽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講師王道鵬認為，新津先生對“生戶與熟戶”的概念可能不大熟悉，從而直接導致了對《舊唐書·地理志》有關史料在理解上的偏差。在“戶口與戶等”問題上，報告人忽略了上世紀李錦繡、王義康兩位先生的研究，再則，羈縻州的淵源或許還可以上溯至秦漢。關于文末提及的“容器說”與“控制說”，王道鵬老師表示更傾向于后者，并提醒李大龍的論文值得參考。

下午首場報告者——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許超開始了關于《漢六朝時期寧波地區的港口與航線》的報告。在利用考古材料的基礎上，許超先生討論了中古早期寧波地區港口、航線發展的背景以及研究中的困境。他指出，由于考古材料的欠缺以及無法確定傳播路徑的唯一性，試圖以某類器物的傳播為媒介來討論具體兩個地區間的聯系，目前還很困難。評議人林昌丈老師認為此文在利用墓葬、遺址等考古材料研究政區地理方面很下功夫，今后不妨從窯址、墓葬、城址三位一體視角對港口與腹地展開進一步論述。

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博士后韓茗的《六朝銅礦資源及其使用初步研究》一文，在對漢以來銅礦分布與銅冶設置、六朝時期的銅料耗費和貨幣政策兩方面問題探討的基礎上，就如何看待六朝青銅工業“中衰”現象提出了四點認識：一是不當的資源管理和貨幣政策加劇了銅料的短缺；二是六朝以來銅料用途的轉變；三是青銅工業生產規模可能有所下降，但技術上有改進或創新；四是青銅文化并未隨著漢以后青銅器地位的下降而中斷。評議人陸帥老師特別強調，對于物質文化、物質形態加以關注也是目前中古史研究較為前沿的學術方向。他認為，韓文關注漢唐考古資料的搜集，但未進行翔實的學術史回顧，若干基本學術觀點史實有欠交代，且銅礦、銅冶資料的整理不平衡，比較分析不足，關于六朝貨幣政策的討論結論模糊。他還就六朝時代的貨幣政策發表看法，如強有力的政權可以通過從其他方面的財政收入補貼鑄幣成本，這是歷史上某些時期貨幣經濟得以穩定的關鍵。在之后的綜合討論中，朱棒博士就文中涉及的通濟門所出弩機銘文、東吳早期紀年鏡等六朝銅器的制造問題予以指正。安徽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碩士生常澤宇認為，漢代金文資料表明河東郡亦有銅官，并非如文中所述“西漢時唯一的銅官設在丹陽郡”，同時他又補充了有關東吳銅冶業開發管理的磚銘資料。朱棒則提示道，所謂“河東銅官”或系銅工官，應與“丹陽銅官”加以區分。

陸帥

本屆交流會最后一場專題報告來自日本名古屋博物館的藤井康隆先生，他報告的主題為天師道等中國“鬼道”的東漸及江南六朝宗教文化。他從日本出土的微型鉛器出發，與中國境內出土漢三國微型鉛器作對比研究，論證了早期道教和仙藥微型鉛器的用途，進而尋索“鬼道”向海東的傳播。作為評議人的董浩暉博士隨即就鉛器體現出的道教文化因素、戰國秦漢時期的“海上求仙”與濱海地帶的信仰等方面發表了看法，他特別指出，鉛器的確是中國東傳，但未必直接與道教相關，也可能來自于先秦秦漢以來一直存在于山東半島沿海地區的原始宗教信仰。

臨近尾聲，張學鋒教授在總結發言中與在場學者分享了兩日來的所思所想。第一，針對中日學者理論思想的碰撞，以及近年來中國學者對日本東洋史學界的如“唐宋變革論”、“豪族共同體”諸說的“反思”，他指出，這些學說只是認識中國歷史的一種路徑，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其學說提出者本人恐怕也并無此意。第二，經過六次的嘗試，歷史學與考古學之間的學科壁壘正在被打破。我們欣喜地看到，本次所收的論文已擺脫所謂“純粹的考古學”的羈絆，嘗試運用考古資料研究歷史問題，并引發熱議。他還特別提出，在被作為歷史研究利用之前，一切考古資料都是過程。歷史考古學的側重點還是在歷史學，正所謂“上考古的船，下歷史的海”。第三，針對當前考古資料公布力度不夠等諸多局限，張學鋒老師強調道，一方面，要注意考古資料的偶然性；另一方面，上乘的考古學研究當以在占據現有資料的基礎上做到最為接近真相。因而，我們應基于現有材料和歷史文獻建構起自身的認識框架，同時等待新資料的出土，以便及時修正。最后，就中古史研究而言，秦漢帝國崩潰后，歐亞大陸東部帶來的歷史軌跡變動很值得關注，為此，他希望青年學者能夠意識到放寬歷史視野的必要性。

張學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