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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諾獎到維C神話：一位天才科學家的榮與辱

2019-12-30 10:0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何笑松返樸

他是現代量子化學的奠基人，也是分子生物學研究的開拓者之一。憑借對量子力學原理和分子結構的深刻理解，少壯得志、堪稱天才的鮑林以他非凡的刪繁就簡和構建模型的能力，一次次在化學和生物學難題上攻城略地，風光無兩。然而盛名之后的他，卻因執迷維生素C神話而成為醫學史上的笑談，其人生的最后25年令人唏噓不已……

撰文 ∣ 何笑松（加州大學戴維斯醫學院退休教授）

萊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出生于1901年，是20世紀最偉大的化學家之一，因其對化學鍵及分子結構的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獲得1954年的諾貝爾化學獎。鮑林也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最著名的和平主義活動家，他堅決反對核武器及一切形式的戰爭，并因此在1963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鮑林因此成為有史以來唯一單獨獲得兩項諾貝爾獎的個人。（參閱從諾獎到維C神話：一位天才科學家的榮與辱（上））

但從1960年代開始，頭戴兩頂諾獎桂冠、正值事業和名譽巔峰期的鮑林卻一步一步地成為維生素C的最有力推手。這一轉變是如何發生的？

維生素C神話的第一次登場

鮑林的維生素情結始于1941年，當時年僅40歲的鮑林得了腎病。在一位著名醫生的建議下，鮑林接受了當時少有人用的低蛋白無鹽飲食療法，輔以維生素補充劑，病情得到控制。這一親身經歷，為鮑林以維生素治病的觀念打下了根深蒂固的基礎。

1950年代中期，作為當代最偉大化學家之一的鮑林，逐漸形成了一套關于人類健康的綜合理論。他相信人的生命可被視為無數化學反應的總和，其中最重要的是酶催化的產生能量的反應，導致細胞繁殖和遺傳復制的反應，大腦和神經中的電化學反應，以及抗原-抗體反應。如果這一切反應都順利進行，就意味著健康；哪一項反應受阻或者停止了，就意味著疾病。要想實現理想的健康狀態，就必須使所有的化學反應都在最佳狀態下運行，也就是所有的化學分子，包括營養成分、催化劑及反應產物，都處于適當的平衡狀態。鮑林為這種平衡造出一個詞匯“正分子”，意指“正確的分子，正確的數量”，以此為基礎的醫學就是“正分子醫學”，它著眼于將病人所需要的重要分子補充到最佳濃度，以消除疾病。

1966年3月的一天，65歲的鮑林在紐約接受了一項科學成就獎。他在頒獎儀式上發表獲獎感言時，提到希望自己再活25年，以便看到幾項科學研究的結果。回到加州后，鮑林收到一封信，來自一個名叫斯通（Irwin Stone）的陌生人。斯通參加了紐約的頒獎儀式，聽到鮑林的愿望，于是他寫信建議鮑林像他一樣，每天服用3000毫克（3克）維生素C，這樣不僅再活25年不成問題，而且可能還要長的多。

被鮑林稱為“生物化學家”的斯通是何許人？他在美國洛杉磯的一所脊椎推拿療法學院學過兩年化學，后來從加州一所名為“唐斯巴赫大學”，未經美國聯邦政府教育部認證的野雞函授大學得到一個博士學位。斯通從來沒有發表過任何一篇科研論文，而著作等身的鮑林居然聽信了他的建議，開始服用大劑量維生素C，從每天500毫克，1克，直到18克，超過了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FDA）推薦的成年人每日攝入量的200倍。鮑林發現這果然有效，他宣稱從來沒有自我感覺如此健康，如此精力旺盛，連年年令他備受折磨的感冒也不太發生了。1969年，鮑林開始通過媒體宣傳，醫生應該多多鼓勵公眾服用大劑量維生素C。

針對鮑林的言論，有一位協助FDA制定維生素C推薦攝入量的臨床營養學家致信鮑林，要求他提供證據。鮑林的答復是在1971年出版的《維生素C與普通感冒》，書中匯集了他找到的關于維生素C的健康效應的研究結果，聲稱對于大多數人，每天服用1克維生素C，可以將感冒的發病率降低45%；而對有些人來說，劑量可能還要更大。一旦感冒的癥狀出現，就應該每小時服用半克至1克維生素C，連服幾個小時；如果這樣的劑量還不見效，那就再加大到每天4至10克[1]。

鮑林的這本新書立即登上了全美暢銷書排行榜，激起了巨大反響。幾年不到，就有四分之一的美國人遵從鮑林的建議，服用巨量維生素C。1976年，這本書再版后改名為《維生素C與普通感冒及流感》[2]，書中推薦的劑量更高了。

不僅如此，鮑林在書中還建議為了保持“最佳健康狀態”，應對感染及其它壓力，多數人每天應服用至少2300毫克維生素C。在他后來出版的又一本面向大眾的暢銷書《怎樣活得更長更好》[3]中，鮑林聲稱由于不同個體之間生物化學上的差異巨大，維生素C的每日最佳攝入量可以少至250毫克，多到20克以上，這樣才能達到許多哺乳動物肝臟內自行合成后釋放到血液中的維生素C 的水平。這是多少維生素C？以山羊為例，一只健康的成年山羊每天能合成13克維生素C，遭到壓力時還要高得多！

鮑林對他的理論身體力行，自稱長年每天服用12克維生素C，出現感冒癥狀時更是增加到40克！盡管主流醫學界的絕大多數醫生和營養師反對鮑林的理論，并且指出長期服用巨量維生素C可能引起慢性腹瀉及腎結石，千千萬萬的美國人還是狂熱地追隨鮑林的倡議，以身試藥。

維生素C與感冒

現代醫學的主流是循證醫學，它強調任何醫療決策應該以來自科學研究的最佳證據為基礎，同時結合醫生的個人臨床實踐經驗，并且考慮病人的價值觀和愿望。鮑林宣稱的巨量維生素C對于預防及治療感冒的奇效，究竟有何科學證據？

任何科學證據的確立，必須服從一套嚴格的規則，也就是科學方法。簡單地說，這是一套精心設計、可以區分因果關系和巧合關系的邏輯系統，利用它對有效的實驗進行分析，才能為特定的醫學問題提供科學答案。必須強調的是，并非所有的實驗都符合條件。有效的實驗必須是設計正確、數據采集可靠、統計分析無誤、結果解釋合理。有效實驗的一個重要標志是能被其他人重復進行，而且得到相同結果。

關于維生素C與感冒的關系，關鍵的問題是兩個：1. 大劑量維生素C能否預防感冒發生？2. 大劑量維生素C能否減輕感冒癥狀，縮短感冒病程？從1930年代維生素C被發現，特別是實現工業化生產后，就有醫學研究人員多次研究過它對感冒的作用。大多數研究的結論是補充維生素C不能預防感冒；對于治療感冒，維生素C的作用充其量是略微減輕癥狀，而且并不需要鮑林提倡的高劑量[4]。鮑林的《維生素C與普通感冒》一書出版后，由于它的巨大影響，同時出于對鮑林的尊重，又有美國、加拿大及荷蘭的研究人員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分別試驗了不同劑量維生素C對于預防和治療感冒的作用，結論還是毫無效果。

可是鮑林堅定地認為，根據他對同樣的試驗結果作出的不同解釋，他是正確的，其他人都錯了。他還提出每個人可以用如下方法自行確定合適的維生素C劑量：如果每天吃1克，一冬天得了兩次或者三次感冒，那么就應該加大劑量試試；如果感冒的次數少于預期，那么就可以相信是維生素C起了作用。

遺憾的是，這距離真正的科學方法何止十萬八千里。不妨試想以下幾種可能發生的情況：

其一，你記錯了自己感冒的次數，這將造成數據采集的錯誤。

其二，你去年在醫院工作，得過三次感冒。今年退休在家，同時開始吃維生素C，只得了一次感冒。你相信這是因為吃維生素C預防了感冒，但更大的可能性是由于環境變化，你被感冒病毒感染的機會少了。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吞下的維生素C和少患感冒就只是巧合。

其三，你吃著維生素C，同時得了一場輕微的感冒。由于你對維生素C的信仰如此堅定，因此下意識地決定不予理會，這就是心理作用造成的安慰劑效應。

科學實驗的設計必須能夠避免這些可能的誤差。為了防止記憶錯誤，對實驗對象必須密切跟蹤隨訪。為了消除巧合的影響，實驗對象的數目要足夠大，隨訪期要足夠長。為了避免安慰劑效應，實驗必須采用雙盲法。具體做法是，募集一批受試者，隨機分派到實驗組和對照組，以確保兩組人的遺傳背景、生活環境等情況盡可能相似。每一個受試者本人及其家人，以及為受試者提供試驗藥物的研究人員，都不知道受試者被分在哪一組。有些研究甚至只用同卵雙胞胎作為受試者，將其中一人分入實驗組，另一人分到對照組。尤其是同卵雙胞胎兒童，不僅遺傳基因完全相同，而且通常生活于同一家庭環境，對于臨床醫學實驗的價值更高。研究人員給實驗組每天服用不同劑量的維生素C，對照組服用外觀、味道等與維生素C相似的安慰劑，然后跟蹤觀察一段時間，比較兩組的流感發病率和發病后的癥狀嚴重程度和病程長短。

感冒臨床實驗的一種做法是直接給自愿受試者接種感冒病毒。這種策略的好處是所有的受試者都接觸到相同的感冒病毒，發病率高而且病情較為一致，所需要的受試者人數較少。1967年和1973年，先后有研究人員進行了這樣的實驗，給實驗組每人每天服用3克維生素C，對照組服用安慰劑，所有受試者在鼻腔接種感冒病毒。結果發現，兩組所有的人都得了感冒，嚴重程度沒有差別。

另一種策略是觀察自然發生的感冒病例。這樣的研究在各國進行過多次，每次涉及的受試者少則幾百人，多則幾千人。結果如何？沒有一次試驗發現維生素C能顯著降低總的感冒發病率。有些試驗發現維生素C的確能略微減輕癥狀，縮短病程（例如從平均5.8天縮短到5.5天），問題是這樣幾個小時的差別有什么實際意義嗎？

1975年發表的一項研究結果十分有趣，值得一提[5]。這次實驗歷時9個月，一共有三百多名受試者參加，都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工作人員。受試者被隨機分為四組：第一組自始至終每天服用安慰劑；第二組在感冒發生前服用安慰劑，發生感冒后每天服用3克維生素C；第三組在感冒發生前每天服用3克維生素C，發生感冒后改為安慰劑；第四組在感冒發生前后每天分別服用3克和6克維生素C。研究從九月份開始，到次年五月份結束，包括了感冒高發的秋、冬、春三季。所有受試者都被告知這是一項采用雙盲對照法的臨床試驗，目的是研究維生素C對預防和治療感冒的作用，并且簽署了知情同意書。

這次實驗的設計百密一疏，出了一個紕漏：研究人員為了趕在秋季到來時開始實驗，沒有把用膠囊封裝的安慰劑的味道調成和維生素C一樣的酸味。在研究過程中，陸續有一些受試者中途退出，尤其是服用安慰劑的對照組，退出的比例特別高。研究人員對此頓生疑竇，于是在9個月的研究結束后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發現大約一半的受試者禁不住好奇心的誘惑，打開膠囊，憑著藥粉的味道，正確地猜出所吃的是維生素C還是安慰劑。分到安慰劑對照組的一些受試者覺得自己得不到服用維生素C的好處，干脆中途打了退堂鼓。

由于有一半受試者不符合雙盲法的要求，研究人員只能將猜出自己吃了什么藥的受試對象挑出來，單獨進行分析。得到的結果令人吃驚：不知道自己分在哪一組、也就是符合實驗設計的雙盲法的受試對象，得了感冒后如果服用安慰劑，平均病程是6.3天，如果服用維生素C，平均病程是6.7天，表明維生素C對縮短病程無效。而那些猜出自己分在哪一組的受試者，得了感冒后如果服用安慰劑，平均病程是8.6天，如果服用維C，平均病程只有4.7天。表面看來，似乎維生素C將病程縮短了3.9天。但是如果將知道自己吃了什么的受試者與對此不知情的受試者比較，如果吃的是維生素C，前者的平均病程比后者短了2天；如果吃的是安慰劑，前者的平均病程比后者長了2.3天！這一結果歪打正著地表現了安慰劑效應的巨大影響：如果你相信吃下去的東西——維生素或者其它補品——有益健康，你就可能感覺它的確有效；如果你相信自己吃的是毫無治療作用的安慰劑，你甚至可能感覺病情變得更糟（稱為“反安慰劑效應”），哪怕藥物的實際效果，無論是維生素C的正面效果還是安慰劑的負面效果，根本就不存在！

1986年，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的教授特拉斯韋（Truswell AS）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發文，回顧總結了自1970年以來進行的22次關于維生素C與感冒的隨機雙盲法臨床研究結果。有12項研究發現維生素C對預防感冒發生、減輕癥狀、縮短病程無效。5項研究發現維生素C對預防沒有作用，對減輕癥狀有輕微作用，但在統計學上的差別不顯著。其余5項研究發現維生素C沒有預防作用，但可以縮短感冒病程，雖然程度有限但在統計學上的差別是顯著的。特拉斯韋教授的結論是：“維生素C對于預防感冒顯然沒有作用。”他同時承認，“有一些證據表明，維生素C對治療感冒有微弱的效果，但是……每天250毫克與1000毫克或者4000毫克的效果是一樣的。”[6]250毫克維生素C是什么概念？兩杯橙汁中所含維C就有那么多。如果只是想用維生素C來減輕感冒癥狀，犯得著冒著腹瀉和其它嚴重副作用的風險，遵照鮑林的指示每天吞下幾克維生素C藥片嗎？

但是鮑林認為，巨量維生素不僅對感冒有奇效，還能治療癌癥。

維生素C與癌癥

1970年代，鮑林與一名英國腫瘤外科醫生卡梅隆（Ewan Cameron）合作，研究靜脈注射或者口服巨量維生素C對癌癥的治療作用。二人在1976年和1978年發表了兩篇論文[7, 8]，報告了在100名晚期癌癥病人中的試驗結果：接受每天10克巨量維生素C治療后，病人的平均存活期是1000名未服用維生素C病人的3至4倍。兩篇論文都發表在《美國科學院院報》。這是一份影響因子很高的學術期刊，但通常并不刊登有關臨床醫學試驗的論文，而且有時受人詬病的一點是，科學院院士本人在《院報》上發表的有些論文，沒有經過和非院士作者的論文同樣嚴格的同行審稿過程。

除了治療晚期癌癥，鮑林還提出，服用維生素C可以預防癌癥。197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宣稱“我目前的估計是，從預防性地服用維生素C做起，單靠維生素C就可以把癌癥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降低75%。”[9]

NIH 癌癥研究所的癌癥治療臨床試驗分部主任杜伊斯（William DeWys）檢查了鮑林和卡梅隆的實驗設計，發現存在嚴重的缺陷[10]。維生素C治療組完全由卡梅隆的病人構成，對照組則是其他醫生的病人，這兩組病人的選擇標準不一致，所以也就沒有可比性。實驗組的病人存活期長，很可能是由于這組病人在實驗開始前的病情就比對照組輕。

為了驗證鮑林和卡梅隆所發表的結果，美國梅奧醫學中心在1978年進行了一項前瞻性雙盲對照試驗，受試者為晚期肺癌或消化道癌癥患者，所有病人都經過腫瘤組織活檢，證實其病情已經不再適合任何手術、化療或放療。受試者被隨機分為兩組，實驗組每天口服10克維生素C，對照組口服味道和維生素C相似的安慰劑。試驗結果于1979年以“高劑量維生素C療法對晚期癌癥無效”為題，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發表，文中報告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平均存活期都是7周左右，存活最久的一個病人來自對照組[11]。

梅奧中心的研究結果發表后，鮑林投書《新英格蘭醫學雜志》，聲稱梅奧團隊的研究對象都接受過化療，免疫功能已經受損，因此不能從維生素C療法獲益。盡管梅奧團隊先前已經做過研究，知道所用的化療對免疫功能的影響并不嚴重，但他們對鮑林的批評，以及其他研究人員提出的建議還是認真對待，又進行了兩次試驗，其中一次所用的受試者沒有接受過任何化療[12, 13]。前后三次試驗一共包括三百多名病人，三次試驗的結果一樣，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平均存活期沒有顯著差別，高劑量維生素C療法對晚期癌癥無效。

可是此時的鮑林已經接受不了任何與他的觀點不一致的研究結果，哪怕這樣的結果來自他最信任的助手。

1973年，鮑林在北加州斯坦福大學附近創建了“正分子醫學研究所”，自任所長兼董事會主席，他的弟子羅賓遜（Arthur Robinson）任副所長。羅賓遜博士是鮑林在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任訪問教授時物色到的一名優秀學生，后來長期擔任鮑林的助理，輔佐他的研究工作。研究所成立一年以后，改名為“鮑林科學及醫學研究所”，羅賓遜成為正所長。研究所的主要課題就是為鮑林的維生素C理論提供實驗證據。

1977年，羅賓遜用小鼠進行了一項實驗，研究維生素C對癌癥的作用。所用的是一種特別的小鼠，沒有毛發，皮膚裸露，受紫外線照射后容易誘發皮膚癌。他給一半小鼠喂食大劑量維生素C，按體重換算相當于人類的每天5至10克，另一半不喂維C，作為對照。結果發現，維C不僅沒有降低癌癥發病率，反而使皮膚癌的發病率提高了一倍！不僅如此，對于已經形成的腫瘤，每日相當于1至5克人類劑量的維C可以促進，而不是抑制腫瘤生長，只有將維C的劑量加大到相當于每天100克的人類劑量時，才能抑制腫瘤的生長，而這樣的劑量已經接近維C對小鼠的致死劑量了！

羅賓遜知道鮑林夫婦二人長年服用巨量維生素C，這不由得令他擔憂。豈料鮑林拒絕承認他的數據，而且不顧羅賓遜已經追隨他16年的情誼，下令董事會將羅賓遜解雇，他的實驗小鼠被殺死，實驗記錄被封存，其中一部分被銷毀。鮑林還公開宣稱羅賓遜的研究工作不夠專業，數據不可靠。羅賓遜忍無可忍，一紙訴狀將鮑林和他的研究所告上法庭。1983年，訴案以庭外和解告終，羅賓遜得到57.5萬美元的賠償，其中42.5萬作為他所遭口頭及書面誹謗的補償[14]。

維生素C與其它一些維生素之所以是維持我們身體健康所必需的營養成分，是由于它們除了具有協助細胞能量代謝的輔酶作用外，還有抗氧化劑的作用。吃進體內的食物在細胞內通過氧化反應燃燒后才能產生能量。其它一些進入體內的有害物質也是通過氧化反應轉化為無毒的產品被排出體外。但是氧化反應能產生一些稱為自由基的分子，它們因失去電子而帶有正電荷，能與帶有負電荷的細胞膜、DNA、蛋白質等成分結合，對這些細胞組分造成損害，包括可能致癌的基因突變。自由基還能損傷向心臟供血的血管，誘發冠心病。而維生素C以及維生素A、E，Ω-3 脂肪酸（魚油的主要成分）等具有抗氧化劑作用的分子能夠給自由基提供所缺少的電子，消除它們對細胞組分的損害。這就是一般認為多吃水果蔬菜魚類等健康食品有助于延緩衰老，防止癌癥和心血管病的一個原因；也正因如此，抗氧化功能成為許多保健營養品最大的賣點。

鮑林關于大劑量維生素C抗癌的理論，其邏輯倒也清楚：既然食物中的維生素C等抗氧化劑有助于防癌，那就是多多益善，應該大量補充。但他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自由基既能對細胞造成損害，又是免疫系統消滅癌變細胞以及致病微生物的一大利器。維持健康的關鍵在于保持細胞內的氧化與抗氧化反應的平衡，長期服用超大劑量的抗氧化劑有可能破壞這種平衡，造成嚴重后果。在羅賓遜之后，又有各國研究人員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的調查和研究，對象總數超過20萬人，發現服用巨量維生素（包括維C）的確增加了罹患多種癌癥的風險[15]。

維生素C與心臟病

鮑林在他1986年出版的《怎樣活得更長更好》一書中宣稱，巨量維生素能“改進你的總體健康狀況……增加你生活的樂趣，幫助控制心臟病、癌癥及其它疾病，延緩衰老過程。”

針對維生素C與心臟病的關系，1992年，91歲高齡的鮑林與德國醫生拉思（Matthias Rath）合作，在一份不受主流醫學界承認，不被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的MEDLINE 數據庫收錄的刊物《正分子醫學雜志》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一項終將導致消除人類致命心血管病的統一理論》 [16]。

根據鮑林的這個理論，大約4千萬年前，人類的遠祖生活在溫暖的熱帶地區，以植物為主食，各種植物性食物中富含維生素C，不需要在體內自行合成，結果導致一個合成維C的關鍵酶——L-古洛糖酸內酯氧化酶的基因發生突變，永遠失去了像其它動物一樣自行合成維C的能力。后來隨著棲息地的遷移以及地球氣候變冷、冰川期到來，來自食物的維生素C營養成分大幅度減少，致使壞血病的發病率提高。而壞血病的主要特征是膠原蛋白、彈性蛋白等結締組織的主要成分的合成途徑受損，使血管壁的強度減弱，容易破裂，導致出血及死亡。壞血病因此成為冰川期對人類祖先的進化影響最大的自然選擇壓力。這種選擇壓力使得能促進動脈粥樣硬化的遺傳變異成為有利于生存的因素，因為動脈粥樣硬化是由于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壞膽固醇）、脂蛋白a等成分在血管內壁沉積，形成斑塊，增加了血管壁的厚度及強度，從而減少了壞血病造成的出血和死亡。換句話說，動脈粥樣硬化是在人類祖先的進化過程中，通過自然選擇得到的在缺乏維生素C時有利于生存的性狀；動脈粥樣硬化造成的心血管病，則是這種選擇給今天的人類留下的健康隱患。

盡管今天的人類已經不幸地繼承了那些能促進動脈粥樣硬化的遺傳基因，好在鮑林告訴我們，維生素C是對抗不利遺傳基因的救星，它幾乎對已知的任何一種心血管病的危險因素都有補救作用。維生素C能在代謝水平上抑制脂蛋白a的合成，促進膽固醇轉化為膽酸后經由膽管排出，從而減少血管斑塊的形成和心血管病的發生。但是要使維生素C的功效得以充分發揮，補充的量就必須達到人類的遠祖在失去合成維C能力之前，體內每天能制造的數量——10至20克。鮑林在文中沒有說明這個數據從何而來，大概是根據已知的今天一些哺乳動物合成維生素的能力推測的。

文章的結尾總結道：“鑒于缺乏維生素C是人類心血管病的共同原因，補充維生素C就是這一疾病的普適療法。現有的流行病學及臨床研究結果相當可信地證明了這一點。這一理論在臨床上進一步證實后，心血管病將不再是我們這一代以及未來人類的死亡原因。”

《統一理論》一文發表兩年后，1994年8月19日，鮑林因前列腺癌與世長辭。去世之前他接受過放射線治療。鮑林宣稱長年服用的維生素C將他的癌癥推遲了20年。這是個無法驗證的假設，自然不足為憑。

鮑林在他這最后一篇重要文章中言之鑿鑿地提到的實驗證據是什么？

1990年，鮑林和拉思曾在《美國科學院院報》發表一篇研究論文[17]，報告豚鼠的飼料中如果缺少維生素C，就會造成動脈粥樣硬化，而且血管斑塊中含有脂蛋白a。如果給豚鼠按每千克體重每天補充40毫克維生素C（大約相當于2至3克的人類劑量），就可以防止脂蛋白a在血管壁沉積、造成粥樣硬化。鮑林據此推斷，維生素C對人類也有同樣效果。

雖然豚鼠和人一樣不能自行合成維生素C，豚鼠畢竟不同于人類。不管鮑林的統一理論看上去多么漂亮，他所描繪的利用維生素C來永遠消除致命心血管病的美好愿景能否實現，歸根結底還要靠人體研究來檢驗。

2016年，美國康涅狄格州立大學的兩位學者回顧總結了自1993年以來發表的關于維生素C與心臟健康的研究結果，包括7項觀察性的流行病學調查和6項隨機雙盲法臨床試驗。得到的發現是：維生素C的缺乏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提高相關；但是對于補充維生素C能否降低心血管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證據依舊不足。許多研究沒有發現補充維生素C和心血管病的任何關聯，少數研究發現補充維生素C略有益處，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研究發現維生素C補充劑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風險，而且劑量不過是每天1克，只有已被確認的可耐受最高攝入量（2克）的一半。鑒于現有的研究結果不完全一致，兩位作者審慎地建議，對此還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18]。

九泉之下的鮑林如若有知，還有耐心繼續等待嗎？

鮑林的遺產

鮑林的一生為人類留下的遺產是極為豐富而復雜的。天才的鮑林是將量子力學引入化學、將分子結構引入醫學、將蛋白質的氨基酸組分變化引入進化生物學的第一人。他是反對核武器和一切形式戰爭的堅強斗士。而晚年的鮑林則成為年銷售額320億美元的維生素保健品行業的精神教父。

是什么因素使得曾經依靠嚴謹深入的研究和思辨，腳踏科學證據的基石步步攀登，征服了一座又一座科學高峰的鮑林，轉變為面對科學證據仍拒絕承認錯誤、一意孤行的鮑林？

一種解釋是鮑林在他的科研生涯中，學術上曾經多次遭遇到強烈的反對意見，而最終被證明為錯誤的都是對方。久而久之，他終于形成了自己永遠正確的潛意識。

鮑林的同行，同為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的佩魯茨（Max Perutz）在高度贊譽鮑林的成就后，這樣評論道：“（維生素C）竟然成為鮑林最后25年中關心的頭等大事，使他作為化學家的崇高聲望受損，實在是個悲劇。這也許是由于他最大的弱點：虛榮心。換成愛因斯坦，假如有人對他提出不同意見，他會仔細思考，發現自己錯了，會很高興地改正，因為這使他避免了失誤。而鮑林則永遠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 佩魯茨隨后披露，他讀了鮑林關于蛋白質α-螺旋的論文后，發現其中一處計算有誤，就向鮑林指出，還以為鮑林會為此高興，豈料鮑林不但不表示感謝，反而憤怒地加以反擊，“因為他絕不能忍受別人發現了被他自己遺漏的東西。”[15]

1954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獎儀式的當天晚上，幾百名瑞典大學生手持火炬游行，祝賀鮑林成為新的諾獎得主。鮑林應邀發表演說：“作為老一輩人，我想給你們一點忠告，應該怎樣對待長輩。”他清澈的聲音在廣場上回蕩，“當一個年長的大人物對你說話時，認真恭敬地聽，但別相信他。除了你自己的智慧，不要信任其它任何東西。一個老人，不管是白頭發或者沒頭發，哪怕他得過諾貝爾獎，也可能是錯的。你們必須永遠保持懷疑，永遠獨立思考。”學子們報以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

當年，鮑林就是憑借這種懷疑一切、不迷信權威的批判精神，開辟了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研究的新天地。

今天，在我們不假思索地吞下幾克維生素C，或者一把其它保健營養品前，是不是也應該遵照鮑林的建議，先問幾個為什么，做一番獨立的研究和思考？

主要參考資料

1. 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Profiles in Science: Linus Pauling. https://profiles.nlm.nih.gov/spotlight/mm.

2. OSU Libraries. Linus Pauling Online. http://scarc.library.oregonstate.edu/digitalresources/pauling/.

其他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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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uling L. Vitamin C, the Common Cold and the Flu. San Francisco: WH Freeman,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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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rshall CW. 2002. Vitamin C: Do High Doses Prevent Colds? https://www.quackwatch.org/01QuackeryRelatedTopics/DSH/col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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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Moser MA & Chun OK. Vitamin C and Heart Health: A Review Based on Findings from Epidemiologic Studies. Int J Mol Sci. 2016 17(8). pii: E1328. doi: 10.3390/ijms1708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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