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趙慶云研究員于2019年11月21日主講復旦大學歷史系第15期“中國近現代史青年學者讀書班”，攜其新著《創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與史學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以“史學史（學術史）研究中的‘學’與‘行’”為題，和到場師生分享了自己研究的經歷和體會。本次讀書班由復旦大學戴海斌副教授主持。本次讀書活動還邀請了華東師范大學李孝遷教授、中山大學歷史學系葉毅均特聘研究員與主講者對談。得益于專業領域相鄰，兩位與談人為在場者道出了主講者研究背后的甘苦，也拓展了既有的學術議題。本文系趙慶云研究員演講整理稿，末附兩位與談者發言的簡要整理稿，發表文字均經發言者審定。

機緣：近代史所“十七年”檔案與舊人摭憶

《創榛辟莽》這本書，我醞釀了很久。寫作的機緣，是2008年剛進入近代史所的時候，所里派下任務，要為所慶60周年整理大事紀。借著這個機會，我看到了所里封存的一些資料，包括“十七年”（1949-1966）時期遺留下來的檔案。所里的老先生，都驚訝于這批檔案的存世——他們一度以為這些檔案在“文革”中早已佚失殆盡了。但事實上這些檔案被保留了下來，而且種類還比較豐富，比如整風的文件、互相之間提的意見、會議記錄、計劃、總結。就是這樣一批意外發現的資料讓我決定，以它們為基礎，再進一步搜集其他的史料，以近代史所這個學術機構為中心，來寫一本書。

但根據個人研究的經驗來說，這些檔案雖然珍貴，也不可偏信。尤其是1949年之后那些整風的檔案、計劃總結，其實都必須拿去與其他資料對照。計劃總結每年都有很多，里面構想也很多，但最后能夠落到實處的，可能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又像整風的材料、自我檢查這一類檔案，夸張失實的地方，也不在少數。

我用來研究“十七年”史學另一些重要的資料，就是私人文獻和口述訪談。所里仍健在的老先生們對此提供了不少支持，有幾位老先生就提供了自己當年的日記供我參考。另外，做口述訪談亦花了不少心思。這項工作也帶有搶救史料的性質：現在一些將及暮齒的老先生，其實都還是當時1960年代才進所的年輕人；真正1950年代初進所的，現在已經寥寥無幾。而且有好幾位，訪談后不久便故世了。

我總的構想，就是從近代史所的籌設、人才集聚、科研組織、機構的運作——尤其是黨組織在一個學術機構中具體的運作方式——這些方面來敘述。同時也會涉及學科建設，研究理念諸方面。另外，當時近代史所的地位高，而且因為權力集中，強調自上而下地推動，所以很多事情可以影響到全國史學界。一些大的史學活動，我也挖掘了一些資料，盡可能地呈現出來。

另外一點，當時的史學不是純粹的史學，它是文化斗爭的武器。所以近代史所確實和民國時期史語所那種純粹的書齋學問不同，它更強調革命性、實踐性。就學論學，不僅顯得呆板，也往往會導致缺少歷史感。所以這本書，主要是把“學”和“行”結合起來探討，挖掘動態史實，以“見之于行事”，進而由“行”觀“學”，以“行”論“學”，力圖拓展史學史的研究視野，展現十七年史學豐富復雜的面相。

為什么先成立一個近代史所？

為什么1950年代中科院率先成立的是一個近代史研究所這個問題，書中單獨寫了一小節。我總體的論述是說，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強調“厚今薄古”，說史學要為現實服務——這確實是讓范文瀾將研究重心轉到近代史的一個根本原因。但是為什么到1950年代中共建政之初，要在中科院率先成立一個近代史所，而不是一個涵蓋更廣的歷史所呢？

這牽涉到一些個人的考慮和選擇。范文瀾個人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我考察得出的判斷是，這主要是基于人事方面的考慮。范文瀾的基本想法，就是近代史積累薄弱，研究的人不多，而那些著名學者基本上是研究古代史的，那么先成立一個近代史所，就可以把那些從事古代史研究的著名學者名正言順地排除在外面。其實當時中科院院長郭沫若，還是傾向于先成立一個綜合的歷史研究所，在1950年還讓陶孟和寫信，有意把陳寅恪延請過去。但陳寅恪也沒有積極回應。之后高層很快便敲定，要成立的是一個近代史所。從《竺可楨日記》看，竺可楨對此也表示很不理解，還對郭沫若很有意見，說中科院是大家的，不是你郭某一個人的——他以為是郭沫若做的主張。其實真正起決定作用的，還是范文瀾。

范文瀾的考慮是，民國過來的那些著名學者，有的甚至比他還年長，資歷比他老，若同在一個研究所怎么相處，怎么領導，是比較傷腦筋的。這個其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陳垣、向達、楊樹達等人對這此舉措很是失望。陳垣在1950年春節團拜會上就指著范文瀾，當面批評說，為什么先成立一個近代史所，讓我們這些人都不能進入中科院系統？向達就說得更挖苦了，1957年“鳴放”的時候他講：“史學界為什么奄奄一息？那就是因為范文瀾的宗派主義。”宗派主義的一個最大的表現，就是先是成立一個近代史所，把他們都排除在外。

這件事情到1953年有了變化。到1953年最高領袖看到史學沒有繁榮起來，近代史所重在培養新人，成果產出不太令人滿意，所以由最高層介入，成立了一個“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讓陳伯達領導，明確說中國歷史很長，最好是分三個時段：上古、中古、近代，三時段各設一所，同時三個所合辦一個權威雜志——也就是《歷史研究》。所以近代史所籌設，前前后后，其實牽涉到新舊史學界不少微妙的關系。

難以鉤沉的語境

在考察學者學術研究的同時，我將相當筆墨放在鉤稽學人的具體學術活動和人脈關系，通過結合時代政治、社會語境來窺探文本的背面，力求對這些學者有了解之同情，不做批評與苛求。

其實一些史學學術觀點的爭論，又和背后的人際關系糾結在一起。有時候馬克思主義史學內部表面上是學術觀點的爭論，其實后面牽扯到人事關系、人際矛盾。比如范文瀾、黎澍、劉大年對人民大學尚鉞的批評，既有學術上的見解不同，也有此前的人際關系牽扯其中。至于范文瀾與尹達的矛盾，更直接影響到近代史所與歷史所兩所間的關系。

這些學界人物之間的關聯，有時候很微妙，很難把握。而十七年的材料中呢，恰恰有一些相關材料：整風的檔案、黨小組會上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它會涉及到個人的恩怨。像這樣的材料，怎么在書里呈現出來，也比較費腦筋，所以最后還是做了取舍。

1950年代去今雖然不久，然而對當時的時代語境，又實在很難真正做到了解之同情。比如1950年代黨小組的會議上黨員之間的相互批評。其實今天黨組織里也有這種互相批評，但大家顧及和氣，批評就比較形式主義，或者明貶實褒，或者兜兜圈子。但當時牟安世是個二十來歲的小年輕，還是范老招進近代史所的，范文瀾則德高望重，而牟安世在黨組織會上對范文瀾的批評，就非常尖銳，涉及工作方法、待人的方方面面，而范文瀾也只得態度認真地回應了九點。在今天這是不好理解的。再如當時非黨員面對黨員的那種懼怕心理，以及一位學者在政治運動中沖擊別人，卻覺得自己承受了很大心理壓力，以致于患上神經性疾病等種種事情，都是現在很難體會到的。

“十七年”的全國性史學活動

另外書里面也寫到幾次涉及到全國史學界的一些活動。這個面就遠遠超出了近代史所本身，而且因為涉及到整個國家，牽涉到成千上萬的人。比如社會歷史調查，“四史運動”（村史、家史、社史、廠史），史學反修，它們都和政治相糾結，同時又確實有學術的成分，也結出了一些成果。口述史要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那個時候。社會歷史調查與當今的田野調查確實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當時的人調查做得很認真，去農村就同吃同住同勞動，交上朋友之后，再做訪談。

我手頭也有一些特別的資料。當時一個后來很有名的人物，沈元，那時候本來因為翻譯赫魯曉夫的報告被打成右派，后來因為寫了《<急就篇>研究》發在《歷史研究》上，引起轟動，郭沫若、范文瀾看了都大為嘉許，然后就調他到近代史所工作。沈元在當時也深受寫“四史”、做調查的風氣影響。他和張振鹍兩人到山東黃縣下丁家大隊口子村勞動，歷時八個月，兩人一個一個訪談，留下一包記錄的手稿。這些手稿由張振鹍先生提供給我。他們當時想寫一個村史，但后來沒有寫成；因為寫“四史”的基本要求是憶苦思甜——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但是從他一一收集的材料來看，和這個總體要求還有距離，所以就放棄了。而這個材料還是留了下來。

還有史學反修正主義。當時把30至50歲之間不少做學問做得不錯的學者都召集到北京，成立了一個史學反修正主義的小組，讓他們到全國收集蘇俄侵華的史料，收集來了幾萬冊。然后也做了一些翻譯工作，寫了一些文章，要從歷史學方面來批判蘇聯修正主義。這和后來近代史所的中俄關系史學科、及《沙俄侵華史》的撰寫，是有密切關系的。這時候很多史學著作，其實往往起始于某項政治任務。

再一個是中國史學會。1949年有一個新史學籌備會，然后1951年正式成立史學會。成立之后第二年秘書長向達就發牢騷，他說：范文瀾和胡繩，應該思索一下自己的功過，史學會剛一成立就被他們搞得奄奄一息，沒有實際的活動。這其實很難怪哪一個人。事實上，范文瀾利用這個史學會作為號召，還是做了不少實際的事情?！吨袊焚Y料叢刊》，我們說它編得很好，背后其實是范文瀾整合了全國多個方面的力量，他給一檔館寫信就有十幾封，同時柴德賡、陳垣這些舊派學人也都被他發動起來。當然這后面最核心的，還是近代史所自身的編輯組，關鍵人物就是聶崇岐。編這套叢刊，聶崇岐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進一步研究的設想

政治運動的影響是本書目前研究未盡的一部分。就近代史所這一學術機構而言，政治運動連綿不斷，不同背景的知識人在運動中如何因應，如何自處？這種研究，不僅僅是史學史，也是知識分子史、政治史。史學史，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史，有必要與政治史、黨史、革命史結合起來探討。

比如這本書初稿寫到的1953年“反小圈子”運動。原本行政上一件小事，被上綱上線到一個政治問題，最后把榮孟源、漆俠、沈自敏、何重仁被打成一個反黨小集團，漆俠本來很受器重，這時也只能被迫調離。李瑚、張振鵾兩位先生都回憶說，當時這個“反小圈子”的政治運動，對他們這些年輕人震撼很大。從相關資料來看，“反小圈子”本來當然是莫須有的事情，但背后牽涉到復雜的人際矛盾，也有權衡博弈。據我研究，事情后面其實有范老的影子。這也涉及到范文瀾書生形象之外的另一面。政治運動在一個研究所內部具體如何進行，如何影響到學者的心態及學術機構的長遠發展，如何影響到史學研究的生態環境，都值得進行具體而微的探討。

另外再可研究的是當時的勞動鍛煉制度和學習制度。這直接影響到當時學術研究的環境，也可以看到老先生們訴苦說不能長期潛心研究學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當時很多的學習要求到農村參加勞動鍛煉，就是所謂的“滾泥巴”。而勞動鍛煉的安排，條文是一回事，實際運作起來，就有很多蹊蹺。比如黨員、積極分子可能就鍛煉得少一點，而政治方面有包袱的人員，所有的鍛煉他都得不折不扣地完成。還有政治學習和理論學習。從李瑚先生的日記來看，內容是以學習毛澤東著作為主，通過學習毛著來學習馬列理論。不過后期政治學習的情況就有點疲沓，尤其時事學習往往成為閑聊，借此機會大家還會傳播一些敏感的信息?？偟膩砜?，雖然1957年說強調要保證研究人員5/6的研究時間，1959年說要保證有4/6的研究時間，但根據他們年終總結的清算來看，實際上用于研究的時間往往無法保證，有人甚至只有1/6的時間在做研究。

再者，集體研究是近代史所的一大特點，這也導致了一些著作署名方面的微妙問題。聶崇岐自己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捻軍》，最后他自己署名第三作者，第一范文瀾，第二翦伯贊，聶崇岐他也心里也憤憤不平，所以還是留下文字把這個事情記了一筆。當時很多人對集體協作模式有不少批評和反思。所以到1980年代以后，集體研究就難以為繼了。1980年代那個集體項目《帝國主義侵華史》和原來的《中國近代史稿》進行得相當艱難，后面也就不了了之，未竟其功。

李孝遷教授發言：慶云兄很自謙，說這本書只是解決了一些“是什么”的問題，其實在我看來，這恰恰是這本書的優勢，而不是它的局限，畢竟任何一項歷史研究首要的工作總是史實重建。這本書在史實重建方面的貢獻尤為突出，采用了大量一手檔案文件、書信日記、私人訪談，呈現了豐富的歷史細節。為了重建史實，書中頗多大段引述一手資料，一般讀者或覺得累贅，甚或認為是湊篇幅的，但我認為這是慶云兄在材料處理方面的匠心獨運之處。這些史料大多為作者獨家所有，在其他地方不易尋見，整段披露史料，才有可能完整透露歷史信息，讀者可從中體會把玩，以檢驗作者的判斷。就我來說，讀他的書最大的樂趣，就是讀這些整段資料，“斷章取義”式裁剪史料，倒不是我最想看的。

馬克思主義史學比較特殊，要找到公開發表的學術論著之外的材料，有相當大的難度。他們的書信或日記，通常很難見，公開整理出版的部分很少。趙老師利用自己得天獨厚的條件，披露很多外人沒辦法看到的資料，是相當有意義的事情。而且慶云兄分寸拿捏得很好，不輕易褒貶、批評——就把事實擺出來，讓讀者自己來評判。

與其他史學領域相比較，“馬史”研究進展相對緩慢，研究思路過于陳舊，除了受研究者視野局限之外，與相關文獻的局限也有很大關系。有時候不是研究者不努力，而是研究者沒法努力，沒有抓手，使不上力氣。像延安時期的馬史文獻留存的就很少，抗戰時期在重慶活動的馬克思主義史家相關材料也很零散，這種史料狀況跟胡適、傅斯年之類人物研究很不一樣，前者所憑借的文獻太少，難免捉襟見肘，不易施展拳腳，會影響研究進一步的拓展。像馬克思主義史家五老研究，雖然均有評傳，有的還出版多種，但總體來說，讀來“不過癮”，所依托的文獻大多是公開出版物，不容易看到這些出版物之外的更為豐富的歷史信息，就是說“文外之意”大多無法呈現。研究“馬史”經常會碰到一些回憶性質的文獻，很多是門生故舊回憶寫的，有的則是晚年建構式的記憶，刪除了太多歷史細節，史料價值大打折扣。

做學術機構的研究，近來也有不少。比如陳以愛對北大國學門的研究、尚小明老師寫北大史學系等等。研究各個高校的歷史系，包括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也陸續都有人去填補空白。但是這些研究都有一個局限——都比較關注1949年之前，而1949年之后的，據我所知，幾乎沒有人做過。所以像趙老師這本書是很有突破的。幾十年來我們花太多的時間和精力研究民國這個時段，其實大可以把戰線往后拉一拉，1949年到改革開放這個時段的史學史、學術史，空白點很多，有價值的題目也多，大有可為，大家不必都擠在民國，趙老師這本書的成功，就給我們很好的指引。

葉毅均研究員發言：慶云兄書里講學術機構中的黨組織那一節，寫了應該有四十幾頁，篇幅相當長，對我們生長在臺灣地區的人來說，黨組織當然很遙遠、很陌生，但這本書把其中的門道講得很清楚，所以我讀那一節的時候，印象特別深刻。但慶云兄這本書的副標題，“近代史研究所與史學發展”，就我的感覺，其中或許還缺少了一小塊“遺失的環節”。因為除了大陸，臺北也是有自己的“近代史研究所”的。

其實我們可以拿臺北的“中研院”近史所，和大陸的中科院近代史所做一個對照。如果要說“中研院近史所的十七年”，那可以從1954年開始籌備算起。郭廷以先生1955年當籌備處主任，正式設所后任所長，到1969年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被迫離開臺灣，把自己一手創立的近史所拱手讓人，一年之后正式辭去職務，到1971年正式辦理退休。那這個1954到1971年，就是臺北“中研院”近史所的十七年。比起中科院近代史所的“十七年”（1949-1966），僅僅晚了五年左右才開始。此后雙方平行發展，但仍不時或虛或實地有所交集，甚至帶有某種“競爭的焦慮”。

臺灣地區的這個小十七年，借用近史所成立40周年所慶出的那個回憶錄的名字來說，就是“走過憂患的歲月”。憶及近史所的這段歲月，他們也是一肚子苦水。不但一開始籌備設所時受到來自史語所的強大阻力——這一點和中科院近代史所率先創設所遭遇的史學界反彈異曲同工——就連郭廷以所長篳路藍縷創辦了這個所，外面的人還說他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因為美國的費正清是中共的同路人，郭廷以又是費正清的同路人。甚至最后被指責勾結外人，出賣檔案；在白色恐怖的那個年代，臺灣的情治人員直接進到院里來抓人，問郭廷以所長，你為什么沒有處理手下的人？你是不是“庇護匪諜”？除了“外患”還有“內憂”。郭廷以囑意李國祁來接他的班，但是他的大弟子王聿均等“三公”（王聿均、李毓澍、黃嘉謨）就不滿意，極力杯葛。這不像范文瀾可以根據黨組織主導的原則找劉大年來接班，同時又不會產生異議；臺北沒有黨組織，在郭氏二代弟子中就會有接班人問題。

臺北的小十七年里，學術和廣義的政治，也有產生齟齬的時候。沈云龍在近史所出一本專刊《黎元洪評傳》，因為把黎元洪抬到太高的位置，就有在臺灣報刊的讀者投書說，“黎元洪哪有那么重要，我們的總理孫中山才是最重要的人，建議應該查禁這本書！”。又比如張存武，那時候他原本要研究清季的反美運動，但是當時情治單位找到他的書稿，就要去抓人。怎么可以反美呢！相較于當時大陸“怎么可以親美”，當時在臺灣是“怎么可以反美”——反美就是中共“煽動”的嘛。所以原先的書名《清末中國反美運動》，郭廷以教他改成《光緒卅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這樣子一改就沒問題了。

我常常在想，以后可以做的進一步工作，就是去思考兩岸史學在上個世紀的50、60年代、在冷戰隔絕對峙的大局勢之下，同樣是政治對學術的影響，兩岸史學有著怎樣不同、以及雷同的表現方式。而且我們大可以把戰后美國中國現代史學科的建立，放進來一起比較。因為就是為了要理解1949年之后大陸為什么會“赤化”，為什么會“淪入共產黨之手”，所以美國才要花這么多的錢，包括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金，去建立這個研究。也是因為政治，才會有所謂從漢學到中國學的這個轉變，才會讓費正清等人有機會成為時代的弄潮兒。而臺灣地區在各方角力之中，扮演一個比較特殊的角色：一方面是“軍事反共”的基地，一方面也是研究中國文化的實驗室（借用已故臺大教授陳紹馨語）。把“中研院”近史所這個基地建立好了，美國人就可以把它新一代的漢學家送到中國臺灣去訓練，再加上臺灣地區自己近史所能夠掌握的檔案，它就可以成為學術冷戰對抗的最前線。多年前張朋園先生的專著《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廷：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一書，對于此一問題已經給了我們非常好的、言簡意賅的示范研究，在比較小的范圍里或許可以和慶云兄此書對讀，未來應該是我們可以綜合地去研究的一個課題。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青年學者讀書班”不定期邀請海內外學者發布新作、分享新知，澎湃新聞將陸續刊載這一系列講座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