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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飄泊客 —— 姥爺一生的進與退
原創 | 文:李 伊
緣起
冬日里的冷風趁著開啟的房門鉆進了暖烘烘的屋里,坐在外屋床上的姥爺被這股冷風勾起一陣劇烈的咳嗽,隨著急促的喘息平復下來,憋紅的臉也慢慢地恢復如常。姥姥從屋外的窗臺上拿了一只紅澄澄的凍柿子,放在小碗里,等著它慢慢變軟。這是姥爺晚年愛吃的一種零食,現在想來與他常年肺病所致的虛熱不無關系,或許這也是他平凡歲月中難舍的一份滋味。
2019年春,為了完善家譜,母親和遠在遼寧的四舅要去尋訪蔡氏先人的足跡。到瓦房店走訪一圈之后,并沒有找到符合信息的家廟和族人,于是無功而返。
家譜中有關姥爺生平的記述像個人簡歷一樣,只寥寥數行,其中一個信息引起了我的好奇,姥爺退休前,單位逐級申請將他的資本家成分改為小業主,但未獲批準。提起那些往事時,母親也是諱莫如深。
在我的記憶里,姥爺是一個平和安詳的老人,已近暮年的他,時常坐在午后溫暖的房間一隅,靜靜地望著孫輩們在院子里嬉戲玩耍的身影。這與我刻板印象中的資本家相去甚遠,也促使我對姥爺一生經歷進行探究。透過他生前的日記,照片以及母親和親友們的回憶,我似乎漸漸清晰地看見從悠長歲月中緩緩走來的姥爺。
我出生時姥爺50歲,唐山大地震那年,我上小學,他已經到了快退休的年紀。那時候的姥爺身形瘦削,略微有些駝背,或許是常年操心勞神,又患病多年,不到60歲就已經滿頭花白,漸顯老態。離世前的兩三年,他的身體被歲月和疾病侵蝕得只剩一副脆弱的骨架,一米八的身材,體重只剩不到100斤,從躺椅上攙扶他起來的時候,只覺輕飄飄的,絲毫不費力氣。
聽母親說,姥爺的肺病是1958年大煉鋼鐵時得上的。
姥爺所在的軋鋼廠是一家大型鋼材生產企業,是北方重要的鋼鐵生產基地之一。在如火如荼的大煉鋼鐵運動中,與遍地開花的土高爐相比,這樣的企業才是完成“鋼產量比上年翻一番”的中堅力量

煉鋼工人在高爐前作業(圖片來自網絡)
在全國上下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努力時,擔任煉鋼車間副主任的姥爺,也在為這個目標而晝夜奮戰,那時,他經常帶領工人加班加點連軸兒轉,睡覺都在想著如何能按計劃完成任務。一次廠里開生產匯報會,姥爺坐在臺下,為了抵抗連日熬夜的困乏,他接過同事遞過來的一支香煙,不想煙抽到半截兒,姥爺還是睡著了,煙火星掉落在棉襖袖子上,一直燃到貼身襯衣,才把他從瞌睡中燙醒。
為了多煉鋼,煉好鋼,身在一線的姥爺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由于超強的體力勞動,長期得不到休息和營養不良,讓潛藏在他身體里的結核病菌有了可乘之機,正值壯年的姥爺得上了支氣管擴張和肺結核。從舊時過來的姥爺,積極地適應著新的社會角色,努力地肩負著身上的責任,但此時他的身體比他的意識更早地覺察到,它已經超出所能承受的極限。
身逢亂世,挑起重擔
清朝末年,姥爺的祖上從山東蓬萊遷至遼寧省復縣,當時這兩個地方同屬登州府管轄,古稱海南(蓬萊)、海北(遼寧省金、復、海、蓋四縣),到姥爺的父親那一輩,曾以手工業和經商興盛一時的大家族已分崩離析。
姥爺的父親——我的太姥爺,也是一個生意人,曾替人經營一家糧油百貨商行。一次,與俄國人簽訂了幾火車皮大豆合同,當結賬提款時,恰逢沙皇統治搖搖欲墜,俄國局勢動蕩,俄幣貶值嚴重,貨款裝了整整一大條包,提款的副經理在火車站買票時遭一伙兒土匪搶劫,投告無門,商行只好破產還債,東北叫吃大片兒肉。
為了生計和還債,太姥爺與人合伙申領了一個伐木燒炭的執照,做起了木炭生意。稍有起色之際,忽然一日,一位在縣衙當差的朋友給太姥爺捎信兒說,與他相鄰的白俄炭窯窯主到衙門告他偷伐了他們的林木,太姥爺非常氣憤,但明知被誣告也不能指望晚清縣衙為自己撐腰而去開罪白俄商人。原來白俄炭窯因經營不善,面臨倒閉,就想訛人。怎奈國弱民受欺,太姥爺只得遠走他鄉。衙役前去捕人時,太姥爺剛從后門離開,他們就從前門闖進院子里。離家之日是農歷二月十一,姥爺出生僅三天。
太姥爺順江而下,想去哈爾濱謀生路,途經依蘭,身染微恙,便投奔一位朋友。不巧朋友正要去哈爾濱出差,于是留他小住。某日,忽聞貨棧一陣混亂,出門才知附近海關糧囤失火,為避免殃及其他糧囤,他自告奮勇組織救火,差糧棧伙計,兩人一組,站到糧囤上,見火星便撲,很快火情得到控制,各個糧棧的糧囤免遭損毀,因此,太姥爺得到了一個工作機會。在以前的債務基本還清后,太姥爺把家搬到依蘭,這一年姥爺已經四歲。
姥爺有兄弟姊妹五個,他排行老三,大姐花季夭折,后又遭逢父親病故,出去學做生意的哥哥半途而廢,時年15歲的姥爺不得不輟學,去一家百貨店做學徒,從此挑起家庭重擔。
姥爺名天和,字云波,每當聽到這個富有詩意的名字,就仿佛看見一個翩翩少年行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為一家生計奔忙。但母親說,那一年,偽滿洲國已建立一年多,人們每天都生活在惶恐之中。

姥爺年輕時的照片
17歲時,已經做了一年多店員的姥爺與年長他三歲的姥姥結婚,兩家為世交,是那個年代常見的聯姻方式,俗話說:女大三,抱金磚,雖然姥姥沒跟姥爺過上什么榮華富貴的日子,但他們一輩子相濡以沫,同甘苦,共患難。姥姥是姥爺風雨飄搖歲月中難得的一份安穩。
身處亂世,上有寡母,下有弟妹,一家人的生計都落在姥爺的肩上。為了謀得更好的工作,18歲的姥爺前往沈陽高等薄記學校(財經學校)學習,轉年就在勃利縣一家制粉廠找到了一份會計的工作。這一年,他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
偽滿時期,度日艱難,姥爺冒著被當作經濟犯抓去坐牢的風險,偶爾利用在制粉廠的便利,弄到一些大米和白面,為老人和孩子改善一下伙食。母親回憶,她小時候,有一次一家人正在吃晚飯,忽然聽見有人敲門,姥姥趕忙把盛著大米飯的飯盆藏進被子里,開門見是收電費的人,才松了一口氣。
抗戰漸近尾聲,日本人節節敗退,街面上更亂了,除了日本人,朝鮮人,俄羅斯人還有土匪,一撥一撥地來來去去,賊不走空,有時候不知是哪些人相互開火,子彈就從頭頂呼嘯而過。母親還記得,那時常見大人們在家里彎腰走路,甚至趴在地上,躲避流彈。
涓涓細流匯入大海
1945年的8月日本宣布投降,人們迎來和平的曙光。姥爺參與組建的鐵工廠,在轉年秋天,哈爾濱解放不久,被遷到勃利縣的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測繪學校接管,將其改為一家汽車修理廠。也是這一年姥爺的妹妹高中畢業,應征入伍,隨四野南下。此時家中就剩下太姥姥和姥爺一家人了。
土改時期,還發生了一場烏龍事件,位于街角斜對面的農會,忽然有一天發現對面這片占地有好幾畝的工廠,既無登記,也無廠名,于是上門盤問,這里誰負責?姥爺說,我是這兒的經理,農會的人不由分說便把姥爺帶走,姥姥托人四處交涉無果。關押26天后,姥姥只得用一些值錢的家當和自己的嫁妝先把姥爺贖出來。幾經核實,土地并非姥爺所有,事實才得以澄清。
沈陽解放后,測繪學校遷往沈陽,姥爺與留下的工友繼續生產小農具,并成立一家名為東勃的小公司。測繪學校領導曾安排他到廣州一家百貨公司任經理,姥爺大概覺得千里之外的廣州,人地生疏,語言不通,帶著一大家子到那里安家有些顧慮,再加上東勃公司難以為繼,準備歇業,相關事宜都需要他去料理,因此,廣州之行未能成行。姥爺在后來的日記里曾對此時的迷茫有過簡單記述,雖不知該去向何方,但他深信,在新社會里,憑著自己的能力足以安身立命。
前途渺渺之際,一位故交的幫助讓姥爺的生活出現了轉機。在這位朋友的引薦下,姥爺在天津宏源貨棧謀得一個會計的職位,干回自己的老本行,姥爺又重拾信心,再燃希望。1951年6月他就舉家遷往天津,從此開啟了另一段人生旅程。
姥姥是個受過教育的女性,畢業于師范學校的她,在初到天津時,曾響應政府號召,積極參加就業,當時姥姥已經通過上崗培訓,被一家中學聘為語文教師。但有些老腦筋的婆婆覺得自家的媳婦還是不要拋頭露面為好,再者家里孩子又多,最終姥姥還是做了家庭主婦。1952年他們來津后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一切都在步入正軌,但之后不久發生的事,讓姥爺再度面臨失業。

姥爺(前排正中)初到天津與同事的合影
位于海河岸邊的宏源貨棧是一家皮貨行,三五反運動,令許多私營業者內心惶惶,當時已經60多歲的貨棧老板,在巨大的壓力之下,于家中懸梁自盡,貨棧也就此解散。姥爺又一次陷入生活無著的境地。
為解決生計,姥爺只身前往沈陽學習氧化鋅(一種醫藥、橡膠工業用的化工原料)的生產技術,回津后借錢與人合資開辦了一家小化工廠——龍華化工廠。
1956年1月,天津宣布進入社會主義,我的老舅也在此時出生,取名凱慶,以示慶賀。因為有財務專業背景,姥爺被召集到區工商聯參與全區私營企業清產核資,這段時間,姥爺的工廠因資產凍結,停發工資,一家的生活只能靠變賣家當來維持。
年關將至,家里無錢無糧,姥姥產后不久,無法料理日常生活。姥爺單位的一位工友做了一大鍋饅頭,才讓多日沒好好吃上飯的一家人飽餐一頓。春節臨近,單位補發了一個月的工資,才算過了年。
姥爺的小工廠先是在全行業合營改造中并入一家名為“匯大”的軋鋼廠,公私合營后改為國營軋鋼三廠。姥爺任計劃科副科長,他從一個小工商業者變成了國營工廠里的管理者。
火熱的五十年代
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城市里的私有化經濟基本消失。據當時文獻資料記載:國家對資本主義私股由“贖買”改為“定息”制度,統一規定年息五厘,直到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滿,公私合營企業最后轉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姥爺因為公私合營前是龍華化工廠經理,在社會主義成分為主導的國營企業里,他還有一重股東的身份,每年有20元股息,直至文革前停發。估計他的資本家身份就是那個時候定的。
1957年政府組織合營后的工商企業界人士到位于市郊的行政干校學習。呼吸著郊外清新的空氣,姥爺的心情是舒暢的。學習結束后,學員們在學習班贈送的筆記本上給姥爺寫下了諸如“隨著社會發展規律,充分發揮智慧和毅力來建設偉大的祖國”之類的臨別贈言,彼此勉勵。日后姥爺一直把這個筆記本帶在身邊,記錄著他工作和生活的點點滴滴。他在1957年4月18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本日由計劃科轉一車間任副主任職務,工作艱巨,邊學邊做,人皆我師,依靠大家來管理這個社會主義的工廠。

煉鋼高爐里熾熱的鋼水(圖片來自網絡)
在超英趕美和“以鋼為綱”的形勢下,1958年全國掀起轟轟烈烈的煉鋼熱潮。姥爺那時已經調到人稱軋鋼廠“心臟”的軋鋼車間,聽母親講起那段往事,給人印象最深的是——缺覺,姥爺幾乎睡不上一個安穩覺,合營后的工廠從管理到人員設備都需要整合、磨合,產量要提高而生產效率不高的矛盾日漸突出,不僅要完善生產流程,建立生產、安全制度,還要解決工人生活上的困難。為便于生產,姥爺將自己的私產房騰出來,做工人宿舍,帶著一家人搬到離單位近些的單位宿舍。
那個時期姥爺基本上吃住都在廠里,只有每半個月送工資的時候,才能抽空兒回家看看。一天晚上回家,因多日勞累,竟然騎著自行車就睡了過去,一頭栽倒在路邊的泥塘里,身上的大衣浸透冷水和泥漿。
上世紀50年代,煉鋼工人既享有令人羨慕的職業光環,也承受著職業帶來的艱辛和風險,在艱苦的生產條件和簡陋的防護措施下,鋼產量的提高也伴隨著血和汗的代價。為超額完成生產任務,一線工人得不到正常休息,生產安全事故頻發。一次一個工人因操作失誤,被通紅的剛剛出爐的熱盤條生生掃斷了一條腿,姥爺雙手抱著受傷工人的殘肢,跟隨著救護車一路把他送到醫院。
多日沒能回家的姥爺,有一天回到家,發現剛剛1歲多的老舅有些異樣,不像平時那么活潑好動,姥姥說,老舅前些天發過一次高燒,姥爺覺得不對勁兒,趕忙帶著老舅去看病,醫院診斷是脊髓灰質炎,從此老舅落下腿疾。
三年困難時期,糧食供應短缺,孩子們都在長身體的時候,能讓全家吃飽就變得更不容易了。大舅十六歲上學離家,母親就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她回憶說,每個月你姥爺領回工資,我就和他們倆把這一個月的開銷算一遍,如果不精打細算,這120多元錢就過不下來一個月。姥爺車間里的工人,看到他家庭困難,又得了浮腫,就利用公休時間去河里釣魚,偷偷地放在姥爺家的門口。
高溫中暑,塵肺和熱輻射病是煉鋼工人常見的職業病,姥爺在大煉鋼鐵期間,長時間超負荷的重體力勞動,得不到充足的休息,再加上營養缺乏,還有精神上的無形壓力,身體不堪重負,出現了咯血癥狀,當時醫療條件有限,沒有得到正規的治療,使他的支氣管擴張和肺結核病綿延二十多年,一直到他離世。
遠離塵囂 默守田園
1962年,只有44歲的姥爺因身體原因辭去了車間主任的職務,廠里鑒于他的身體狀況,安排他到車間當了一名材料員。
姥爺從小體弱多病,幾次命懸一線,危在旦夕。最重的一次是剛滿周歲時得了腸癰,幾近命喪黃泉,因此他曾立志學醫,懸壺濟世,但造化弄人,最后走上了從商之路。肺結核客觀上拉開了他與權力的距離,使他提前離開了世事紛爭,獲得了一份小世界里的自由。
一生勤勉好學的姥爺,在材料員的崗位上干得有聲有色,人人夸贊。姥爺熟悉生產流程,只要車間把需要的材料單交給他,他就會按生產需要提前把材料備好,從未出過任何差錯,材料的出入庫臺賬也清晰無誤。
文革開始后,姥爺這個認真改造自己的“資本家”,還是沒能逃過劫難,來抄家的人面對幾乎家徒四壁的姥爺家也心有不甘,最后只悻悻地抄走了姥爺珍藏多年的一套康熙字典。此后,姥爺被下放到車間勞動,扣發工資后每個月只剩45元。曾在街道里幫忙寫寫算算的姥姥也被安排掃了一陣子馬路。文革十年我的四舅和老姨都到東北插隊,留在身邊的只有最小的兩個孩子。后來他曾不無驕傲地說:文革中我的孩子沒有一個出事的。

八十年代初姥爺和姥姥在家中小院的合影
資本家的身份使姥爺與權利和政治保持一種疏離,也為自己留下一份自守的空間。一路走來,姥爺舍棄了帶不走的,守住了拿不走的。他始終都是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不投機,不攀附,也許勞動的時候是他最自在的時候。
七十年代初,姥爺又被調回材料員的崗位,他用補發的工資為兩個舅舅操辦了婚事,隨著兒女們成家立業,孫輩們漸漸多了起來。到了退休的年紀,因無人能接替他的工作,姥爺又多干了兩年,直到1980年正式退休。
姥爺在自己六十歲生日的時候,回首一生的經歷,寫下一首長詩作紀念:
六十花甲子,彈指一瞬間,
兒孫雙繞膝,俯首憶當年,
嚴父別家日,我生僅三天,
俄僑起刁訟,衙役助狂瀾,
國弱民無主,忍痛遁古垣,
臨別頻回首,心碎泣何言。
……
觸壁知無路,易轍遁遁然,
津門遇知己,助我瑞宅安,
從此步正途,平坦到今天,
春秋倏易去,黑鬢變白顏。
退休后的姥爺并沒能閑下來,居委會得知姥爺退休,就來請他到街辦工廠當會計,姥爺欣然答應,他在街辦廠的兩三年間,為廠里培養出四名會計,那時姥爺家就變成了教室,姥爺手把手地教他們打算盤的身影還歷歷在目。
姥爺臨終前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身有殘疾,尚未成家的老舅,還有遠在甘肅,臨終未能見面的大舅,大舅當時術后不久,無法回津,在一次次電報催促無應的情形下,姥爺說,不等了。拔下鼻子上的氧氣吸管,平靜離世。
姥爺過世后,子女們征求姥爺的妹妹——我的姑姥姥的意見,選擇海葬。不知這個安排是否符合姥爺的心愿,但這個歸宿像極了他的名字——云波,像天上的云朵,無拘無束,像海中的波濤,浩瀚無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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