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中旬的一個早上，當我和她在巴黎圣日耳曼區的咖啡館坐下開始聊天的時候，無數回憶涌上心頭，以至于自己都無法將電影和眼前的這個人對照起來。安娜·卡里娜的形象以一種無法分解的方式與戈達爾的電影或者說電影本身連接起來，變成了永恒。

這幾部電影，“七部半”——她驕傲而又固執地糾正道，當然也遠不是她的一生。出過唱片、自導過電影、寫過三四本小說，安娜·卡里娜自稱是一個冒險家，她有著令人羨慕的非凡生命旅程。訪談迅速變成了閑聊，我愛上了聽她帶著精準細節對過往尤其是年幼生活的描述，“任由”她散漫著自述，情不自禁到甚至全然忘記了想詢問的關于里維特（Jacques Rivette）、維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施隆多夫（Volker Schl?ndorff）又或者法斯賓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的拍攝細節。安娜的電影生涯不止于戈達爾。

但訪談最終呈現出來的狀態是圍繞著兩個男人：幾乎從未在場的生父和曾經亦父亦兄亦夫的戈達爾。約定時間已近結束，但我感覺訪談卻還沒有真正開始，仍有太多的問題希望得到解答，于是說定節后再聊。現在回憶起來，此后我們必是各自被卷入了生活的“漩渦”，雖偶有見面吃飯，但卻再沒有坐定訪談。她時不時會和我提到自己那本進展緩慢的自傳，不缺出版社，“幾十年間十幾家出版社頻繁地聯系過我了”，只是不愿回憶起過往的辛酸事，又或者無意說他人的“壞話”，“那些被所謂電影史學家記錄下來的傳奇，又有多少是真的事實呢？”

也有事實：

為《精疲力竭》選角的時候，戈達爾和特呂弗曾經在報紙上戲言般地登出廣告：“戈達爾尋找自己電影的女主演和心靈伴侶”。到了她出演《小兵》的時候，有一個影評人寫到：“戈達爾找到了自己的主演和心靈伴侶”。安娜覺得此話對己有欠尊重進而拒演。電報馬上發來了，署名JLG：“如果我們是安徒生筆下的角色，那就意味著失去了哭泣的權力”，隨即而來的是五十朵表達對之前玩笑道歉的玫瑰；又或者跑步橫穿盧浮宮，確實只需要九分四十三秒；誰能忘記《狂人皮埃羅》中安娜在海邊的自怨自艾：“我能去做啥，我不知道做啥……？”

我要打開自己的小錄音機了，它同時也可以錄像，您介意嗎？

AK：完全不，我超愛攝影機的！當然，我現在有些老了，但攝影機還是一個美妙的東西，不是嘛？電影再變，我們不還是永遠會需要一個攝影機？剩下的，就期待一個好一點的運氣吧。今天拍和明天拍，也許就不是同一部電影了。不必后悔，已經完成的不可能重新來過，電影就是如此。一旦拍了下來，就無法被改變，因而我們（作為演員）要好好為之努力。電影會變，就像我們身處的這個社會；甚至會變老，就像我們的生活，但注于此的感受和情緒，是不會變的，是永遠可以被人感知的。

就像您的第一部導演作品《共同生活》（Vivre ensemble,1973），它記錄下來的，就是七十年代初年輕人的生活與愛戀，雖然風格上它所受到的影響很容易被人琢磨出來。您也是新浪潮女演員中第一位走到了攝影機之后成為導演的。

AK：我的啟發首先就來自于那時我身邊的人和他們的生活，當然里面也有來自于我自己生活的部分。我也是這部電影的制片人。觀察他人的生活，保持好奇，對當下發生的事有一個真正屬于自己的看法，這些都是很重要的素質。在法國，那是個嬉皮的時代，很多人吸毒，年輕人的生活和現在其實很不一樣。我們只有很少的錢，電影中的公寓其實就是我的家，攝影師重新布置了一下方便拍攝，完成之后我也就地做飯給大家，以便節約預算。男主演我本來想找的是讓-克洛德·布里亞利（Jean-Claude Brialy），但您知道他是一個“明星”，我特別怕他因為片酬問題拒絕我——我會因此抑郁的！因而連問都沒問。但當他最后看到電影時卻和我說自己本可以低酬甚至無薪出演！整個電影是在四周的時間內拍攝完成的，包括紐約取景的部分，預算小到我們完全無法有更空裕的時間。法國電影資料館之后膠片修復過電影，現在數碼修復也完成，電影即將重映。我對它的重獲“新生”特別開心。

讓我們回到最開始，我經常遐想，一個十七歲的丹麥女孩到達巴黎，隨即開始了自己非凡的旅程，生活是多么奇妙！

AK：我們還年輕的時候往往是無所畏懼的，真的什么都不怕。我基本沒接受過什么教育，因為十四歲我就離開了學校，這是我一生都很后悔的事情。其實我的學習成績還是不錯的，因為家庭和自己身體（連續兩次摔斷胳膊）的原因……我那時候就很喜歡法國文化，電影，尤其是香頌，或者美國的歌舞片。我的第一任繼父很喜歡古典音樂，給了我一些影響。所以自己文化教育的獲取方式大概就是通過生活。

您與電影的最早“記錄”是：1959年參展戛納電影節的一部丹麥短片中，有您的出演。也就是說銀幕上的您——當然那時候還不叫安娜·卡里娜，是和法國新浪潮同年同地“誕生”的！

AK：完全如此！但短片遲了很久很久才參展戛納電影節，因為那是我四五年前拍的，還不到十五歲的時候，但我記得賺了一千丹麥克朗。演了這部短片之后，我還在哥本哈根的一個大商場里做過一段時間的電梯引導員，同時也參與群演了很多其它丹麥短片，現在大部分都已經完全失去了蹤影。那時候女孩子的成年是二十一歲，十七歲那年我自己到了巴黎，幸好沒有人向警局報告我失蹤。我只告訴自己的祖父說準備離開丹麥，他回答我說這么做是對的。因為第二個繼父非常討厭我，還常常對我拳腳相加。

于是您逃離了丹麥……

AK：我之前已經出逃過好多次，有一點點成了自己的習慣。只要有什么事情不對，我就會藏起來或者逃走。我的親生父親是一個遠洋輪船長，游遍世界尋找到他，是我小時候的一個大執念。有一次我從哥本哈根我逃票坐火車到達港口，打算找一條漁船央求船主帶我離開，因為身無分文，那又是個冬天，特別冷，我就一直走啊走，實在撐不住就砸碎了漁屋的玻璃鉆進去睡了一會覺，那也不是住家，而是漁民儲存工具的地方。第二天他們發現了快凍僵的我，送去醫院才搶救過來。

這個從未“在場”的父親，以后有找到嗎？您肯定知道特呂弗找父親的舊事，我尤其喜歡這個“故事”。

AK：我五歲時見過他，但完全沒有記住他的長相。只記得他遞給我一個香蕉——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這是什么東西，于是就連著皮咬起來，苦的不行！我的母親隨即就回來把我領走了。從此我再也沒見過他，直到1961年我去英國拍《她必須離開》（She'll Have to Go）時。我的童年和少年，他是完全缺席的。在學校，我也是用一個假名字注冊的。

不是漢娜·卡琳·貝耶兒（Hanne Karin Bayer）？

AK：在學校里，我的名字是漢娜·布拉克（Hanne Blarke），布拉克是我第一個繼父的姓，法律上他從未收養過我，而且之后我的母親又和他離婚了，那時候離婚還被看作是一樁不大不小的丑聞！回到倫敦和這部電影的拍攝：在酒店里我接到一個電話，那時我和讓-呂克（Jean-Luc Godard）已經在一起但還沒結婚，電話中有人說我的父親希望和我會面，約在第二天上午倫敦車站，“你會認出來的，因為他會穿著船長服。”記得那是個周日，我和讓-呂克一起去的。

周日，倫敦車站，讓-呂克，生父……

AK：您知道見到我之后，他的第一句話是什么嗎？“你的衣服上掉了一顆扣子”。我一下子就崩潰了……無比憤怒地哭著回答他：“十幾年沒見，這就是你想對我說的話？你以為你是誰？！”。我們說的是丹麥語，讓-呂克被這個場景搞暈了，我哭著跑向了出口，他跟了出來。再下次見到父親，又是幾年之后，我在巴塞羅那拍莫里斯·羅內（Maurice Ronet）的一部電影，叫《蒂比達博的小偷》（Le Voleur du Tibidabo,1965）。我已經成年且和讓-呂克結了婚。照舊是接到一個電話，因為我剛剛登上當地報紙的頭條，也是這樣他才知道我也在巴塞羅那。約見地點是巴塞羅那的港口。我再看到的是一個極富修養的男人，會講數國語言。他說到我們這么多年沒見面是完全錯誤的，我的母親不該阻止我們見面……他說以后會邀請我一起做環球旅行……未來的某一天。那也是個周日。他并沒有給我在哥本哈根的地址，因為他現在的妻子可能都不知道我的存在……自此之后，我就再沒了他的任何消息。最開始的幾年我還有些失望，因為一直在等他。很久之后，有一天我打電話給一直住在哥本哈根的母親，問她還有沒有父親的消息，才知道他十年前就去世了。沒有任何人通知過我！

我們回到初抵巴黎的時候，您應該還不會說法語。

AK：一句話都不會說。我很努力地掌握了這門語言，比如去看電影……那時候我們一張票就可以把一部電影一直看下去，我就整天待在里面一遍一遍地看，煙霧繚繞，有人抽煙，有人打鼾，有流浪漢進來睡覺……演員的表演其實可以讓你明白他在說什么。也是這樣我知道了杰拉·菲利普（Gérard Philipe）會用很優雅的法語說“再~見，女士”（Au revoir, Madame），到了讓·迦本（Jean Gabin）那邊就變成了“拜~老婆子”（Salut, la vieille）。后來讓-呂克還幫我找過補習法語的老師。

您曾經說過戈達爾與您而言是曾經的愛人，您一直非常敬重他，在最早的時候他甚至扮演了一點點父親的角色。

AK：完全如此，別忘了，我認識他的時候還沒到法定“成年”年齡。他也大我十歲，因而非常照顧我。只是他經常失蹤，說出去買一包煙，結果是三周后才回來！這段時間內我就只能一個人。但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太多太多東西，如果不是說全部的話，至少對于電影而言。他是我的愛人，是我的丈夫，父親，或者哥哥，也可以說是最好的朋友。

關于戈達爾的各色“傳言”、“傳說”太多，您也表達過對于那本法國電影史學家所著的傳記的不滿，如果請您澄清最大的一個“誤解”的話，那會是什么？

AK：我會說關于“即興出演”這回事，我覺得這純粹是電影記者們的杜撰。沒有真正的即興出演這回事，至少對于讓-呂克的電影來說。很少有人提及，拍攝他的電影，我們要做非常非常多的準備和排練，這在其他人的電影拍攝過程中反而是不多見的。大家都知道電影對白往往在拍攝當天，經常是當天早上才寫出來，但這并不意味著即興。因為我們根據這個寫出來的新鮮對白要做非常多的排練。

排練，調試，包含修改對白？

AK：任何演員都有權利對自己的對白提出修改意見，如果奏效，讓-呂克會非常樂意采用。而且值得說的一點是，他本來就是一個非常棒的對白撰寫者。大家對他寫出的很多妙語式對白應該印象深刻。

實際在《精疲力竭》（à bout de souffle）的時候您就結識了戈達爾。

AK：但我拒絕了出演這部電影中的一個小角色，因為需要半裸出鏡。面試的時候他直接就告訴我了，我還記得他帶著墨鏡的那個神情，怪怪的，也讓人有點害怕。我拒絕后隨即離開了辦公室。

他是看了一條香皂廣告找到您的？

AK：是的，那時候我主要靠拍攝廣告維生。維生也不恰當，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小有名氣了，也登過《ELLE》雜志的封面。是盛極一時的模特經紀人卡瑟琳·阿爾萊（Catherine Harlé）在雙叟咖啡館發現了我，她說我穿的亂糟糟的（笑），那是我剛剛到巴黎的時候。當她找到我問是否愿意拍照的時候，我也拒絕了，因為我以為是要去拍色情圖片！她說我身上有種特別的氣質。

到了《小兵》（Le petit soldat）的時候，又是他找到的您？

AK：《精疲力盡》面試的事情很快就被我拋到了腦后。直到之后有一天又收到了一封電報，要求我去面試一個角色。我以為是個玩笑，又是哪個制片人希望借此勾引我。但當我把電報展示給一個朋友時，他大叫到：“讓-呂克·戈達爾！他剛拍了一部特別棒的電影！你一定要去，何況這次是出演主角。”到了面試現場，讓-呂克圍著我轉了幾圈就說明天來簽合同。我很吃驚，問他這是一部什么樣的電影。他回答我說劇本還沒寫，但會是一部政治電影。政治？？我對法國政治一無所知！何況我還未成年，根本沒有權利簽署合同。最后還是我母親從哥本哈根飛來巴黎替我簽了合同。我本來對他還多有疑慮甚至怕怕的，因為搞不太明白這個帶墨鏡的人。但因為拍攝這部戲我們如沐愛河，從此就再也沒有分開。

那個著名的“我愛您，日內瓦和平咖啡館，午夜見”的便條？

AK：那是拍攝的最后一天，他怕一旦電影拍完就再也見不到我，于是當著眾人的面給我了這張紙條。我如約而至，發現一個正在讀報紙的讓-呂克，見到我他只說了句：“您來了，我們走吧。”不到十秒鐘的時間對于我來說像是永恒，我們就這樣一起走了。

值得一說的是，大部分您出演的戈達爾電影，尤其是早期的幾部，角色都是非常迥異的。

AK：尤其是《隨心所欲》（Vivre sa vie: Film en douze tableaux,1962）、《女人就是女人》（Une femme est une femme,1961）和《法外之徒》（Bande à part,1964），有的觀眾甚至沒有認出來三部電影都是我出演的。當然每一部電影，每一個角色都是我們互相討論出來的結果。但讓-呂克有一個特殊的才華，就是用同一種工作、創作技巧來處理完全不同的主題。

和一個人共同生活且同時和他一起工作、拍電影，這肯定是很不一樣的體驗。

AK：我們并不是“相近”的人，從出身來說就如是，他算是經歷過很好的資產階級教育，有著不錯的家庭；而我正相反。但我們相戀的時間里，生活和工作是濃度很高地重合在了一起。最開始的一段時間我迷戀他、纏著他更多一些，再后來角色調換了過來，最終的分手可能是因為那個我們沒能擁有的孩子……讓-呂克其實是一個非常易動感情的人，不像他外在表現的那樣冷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幾乎會去把所有上映的電影都看掉，但……非常經常地，也許只看了二十分鐘他就把我拉走了。

五六年的婚姻愛情存續時間，或者說戈達爾的“安娜·卡里娜”時期，您拍了很大一部分戈達爾最“好”的電影……至少對于我而言。

AK：我很開心您這么說。《卡賓槍手》（Les carabiniers,1963）我還是蠻后悔的，但當時我有另一部電影的合約在身；至于《蔑視》（Le mépris,1963），我的理解是和碧姬·芭鐸（Brigitte Bardot）拍一部電影是他一直以來的夢想……至于《已婚女人》（Une femme mariée,1964），他非常生氣我推脫掉了這部電影而去和蘇里尼（Valerio Zurlini）拍攝《女兵》（Le Soldatesse,1965）……讓-呂克是一個用心拍電影的人，現在人們可能已經無法想象他當年是多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