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評判歷史人物，以激揚文字刻寫時代記憶，便是歷史學者的天職重任；然而，破除迷惘成見，在復雜線索之中探尋真相，卻絕非旦夕可成之事，必得敏銳視野、耗費心血方可成就。慕尼黑大學近現代史教授沃爾弗拉姆·希曼執筆榮休之后，編撰的這部《梅特涅：世界與帝國》無疑正是典范之作。這部紙逾千頁的德文巨制，經前駐德漢堡總領事楊惠群先生之譯介潤色，無論是就近代史而言，還是從外交史角度來看，都堪稱近年來難得一見的翻譯佳品、學術大作。

梅特涅，可說是近代人類社會歷程之中的明星大角，自其在政壇橫空出世，相關研究便汗牛充棟。作者統計稱，從1836年梅特涅失勢至該書出版的2015年，已有傳記三十余部，且都試圖全面地評價這位風云人物的一生。然而，正如史家所言“一個人便是一部歷史”，對梅特涅的解讀本身就暗含著歷史的進程。在梅氏同代人眼中，他在歐洲民族國家運動的大背景下，被描繪成一個無恥說客、冷血政客，是輕浮淺薄的貴族渣滓，營造出了一個典型的歷史反派形象。梅氏死后，這種話語因德意志歷史道路的分野而趨于分裂，梅特涅被剝離出其個人身份，而被史家強行納入“德意志問題”視角之中。歸附普魯士的海因里希·馮特賴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在其《19世紀德國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19. Jahrhundert）中確立了對梅特涅的形象解讀：妨礙“小德意志統一方案”的“民族叛徒”，總之“不是個德意志人，而是個奧地利人”。梅特涅的兒子則爭鋒相對地在維也納出版了《遺存的文件》（Nachgelassenen Papiere），以家族、皇室檔案等史料維護其形象，同時也為奧地利在德意志民族歷史中的地位作用辯護。在一戰與二戰之間的間戰期，震驚于一戰災難性后果的歷史學界，開始出現為梅特涅翻案辯護的聲音。康斯坦丁·德·葛倫瓦爾德（Constanin de Grunwald）在1938年的《梅特涅傳》中認為“梅特涅作為一名偉大的外交家，很早就看出歐洲文明受到了威脅”，將其作為“拯救歐洲”的德意志人，與當時推行納粹暴政的希特勒對比影射，并得到了同時代主張歐洲和平，反對戰爭的英美學界的支持。而二戰后的當代史學家，出于對冷戰背后“終結文明的戰爭”的恐懼，基于對聯合國、歐洲聯盟等超國家組織協調國際關系的希望，開始將梅特涅視為“歐洲議員”“第一位歐洲人”“外交場上的循循善誘者”，美國地緣政治大師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ger）更在其博士論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雷與和平問題，1812-1822》中，將梅特涅抬到了戰后和平的調停者、新舊世界溝通者、歐洲重建規劃者的高度。

而沃爾弗拉姆·希曼不愿將梅特涅作為一個時代符號加以簡單化敘述。在這部鴻篇巨制中，匯集了梅特涅的家族史、情感史與個人歷程，海量的檔案材料與對各個年代相關作品的旁征博引，全方面地反映了梅特涅作為個人與帝國政治、世界近代化浪潮的互動。

“破繭成蝶”：梅特涅的家族史與啟蒙意識

如果說歷代史學家的歷史敘事均是以梅特涅“舊貴族”身份為前提而闡發的，希曼則另辟蹊徑，探究了梅特涅的家族史，從根源上解釋梅特涅行為的歷史動機。十九世紀初，當梅特涅與大名鼎鼎的拿破侖爭鋒之時，政治投機者蜂擁一時，朝秦暮楚、兄弟鬩墻的情形屢見不鮮，為何梅特涅偏要看重亂世之下已如漂萍一般的帝國體系，堅持“貴族”的身份認同？ 1751年高等貴族牧師約翰·戈特里弗德·彼得曼（Johann Gottfried Biedermann）出版的《宗族錄》（Geschlects-Register）稱梅特涅家族“是全德意志最大的、也是最高貴的男爵和伯爵家族之一”（31頁）。三十年戰爭后的神圣羅馬帝國皇位選舉中，梅特涅家族先祖堅決站在哈布斯堡皇朝候選人一邊，助其當選，因此哈布斯堡皇室從未忘卻這一歷史功績，并在其家族后人晉升貴族的詔書中始終闡明這一點，這極大鼓勵了梅特涅的父兄們“在神圣帝國烽煙四起的叛亂中和由于叛亂而引起的血腥戰爭中”面對共同“敵人”表現勇氣、建立功勛。同時，為了“本氏族世澤長久、家聲長久的好意”，梅特涅家族在1620年12月19日建立了家族遺產基金，不允許直接分割繼承家族財產，家族的男系血親后裔若要取得家族基金資助，必須“敬畏上帝、培養貴族知識能力、訪問外國、學習各國語言，且要習成一門宗教或世俗的謀生職業技能”，從而“通過誠實的、友好的、兄弟般的團結和忠誠可靠、親密無間的同盟，使家族和門第崛起并保持下去”。在“家族的崛起和持續”（Aufkommen und Conservation unseres Hauses）的座右銘下，弗朗茨一世皇帝又在梅特涅祖父去世父親尚幼的情況下親自過問并擔任家族監護人。皇室的保護和榮寵，家族自力更生維護延續的傳統，都給梅特涅烙上了“帝國貴族”的身份印記。

然而，希曼也指明，這并不意味著梅特涅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君主舊體制擁護者。同時代人在總結他的治國之策時，提出了符號化的“梅特涅體制”，并將后來的革命運動稱為“推翻梅特涅體制”之舉。但這卻遭到了梅特涅的駁斥。他在自傳中明確說：“我在父親家族無微不至的關懷下受到教養，帝國貴族的出身、家父供職于皇室的公職地位、法國式的社交生活、道德的軟弱無力和墮落，在成長過程中為我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這種墮落正是風暴前那些德意志小邦國的特色，而它們也即將毀于這場風暴。”（71頁）梅特涅青年時，法國大革命興起，在那個時代的年輕人中激起了極大影響，甚至連梅特涅的家庭教師也“一頭栽倒進革命的洪流中”成了煽動群眾的旗手。但梅特涅同樣以冷眼視之，“我一直是這場革命的見證人，而后是其反對派，并一直堅持反對它，因而沒有被這場漩渦卷走。我認識很多人，他們在天生的性格中缺少抵制那些所謂革新的或理論的誘惑性假象的力量，按我的理解和良心判斷，這些假象，在理性的審判席和良好的法律面前，根本站不住腳，并會被不斷地駁倒”。大革命波及萊茵之后引發的家族逃亡，以及法國王后和國王之死，加深了梅特涅“革命等于非理性”的這種認識。他不滿于舊制度的“墮落”，又不屑于大革命的“狂熱”，終其一生更多地是基于啟蒙運動的“理性批判”行事，主張尊重歷史形成的現狀，在革命中施行循序漸進的改革。1814年時，他在梅特涅家族的侯爵族徽中加入族語“力量蘊自法理”（Kraft im Recht），便頗有此種意味。

虎穴中翩翩起舞的“蝴蝶大使”

1794年，年輕的梅特涅游歷英國，對祖國的“宗法-等級制專制主義”嗤之以鼻，卻對光榮革命之后君主立憲的英國政體推崇備至，甚至聲稱“奧地利是我道義上的祖國……如果我不是這個我原本應該是的那個人，那我愿意做一個英國人”（189頁）。希曼認為，當這位年輕的帝國伯爵離開英國時，他的政治形象已經固定下來。

彼時的歐洲大陸，盡管梅特涅所詬病的“恐怖統治”已隨羅伯斯庇爾被斬首而結束，法國革命軍隊的攻勢卻沒有絲毫減弱。梅特涅敏銳地看到，神圣羅馬帝國陳舊的密室政治，在“全民動員”（levée en masse）組成的“大軍”（grande armée）面前，就如同面對蠻族入侵的古代羅馬帝國一般脆弱。如何制衡這種力量，“保住歐洲，保住幾代人的安寧”成為他之后要面對的課題。1801年，他初履公職任駐德累斯頓公使，1803年調任柏林，介入了外交談判的第一線。面對此時幾乎戰無不勝的拿破侖，梅特涅認定零星的反抗無濟于事，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將其他歐洲大國團結起來。1806年，梅特涅迎來了人生的轉折：這一年，他成了奧地利駐巴黎大使，直面拿破侖。拿破侖親自選定了梅特涅和他的就任時機，以此顯示自己的權力——就在梅特涅抵達巴黎的前一天，在拿破侖的推動下，十六個德意志盟邦在帝國國會上宣讀了退出帝國的聲明，奧地利的弗朗茨皇帝被迫取消帝號，綿延千年的神圣羅馬帝國煙消云散。在拿破侖的計算之下，以“神圣羅馬帝國皇帝陛下的大使”名義走馬上任的梅特涅，卻不得不以奧地利君主使節的身份面見“法蘭西帝國皇帝”。

梅特涅眼里的拿破侖是具有兩面性的，他既征服了革命，又征服了歐洲大陸；他破壞了舊制度，但也壓制了大革命。拿破侖也在密談中向這位使節坦承“在青年時代，我由于微不足道且出于虛榮心，是傾向革命的。年紀漸長，變得理智了，我遵循了理智的建議并按照我的直覺，‘踐踏’（écrasé）了革命”（316頁）。1807年7月9日，曾經的“革命之子”與歐陸最為保守的沙皇政權握手言和，瓜分歐洲，坐實了梅特涅的判斷，也預言了拿破侖政治投機的愈演愈烈。果然，沉湎于新帝國君主身份的拿破侖并沒有像一個舊時君主一般從此安分守土，也沒有貫徹革命意志改革歐洲大陸，而是通過巧取豪奪的政治陰謀攫取了西班牙、荷蘭、那不勒斯等地的王冠，以“小偷和騙子”的面貌建立自己的皇朝統治。而這通過政治訛詐和窮兵黷武建立起來的體系千瘡百孔，給了梅特涅左右逢源的周旋空間。把持著法國外交的塔列朗與剛愎自用的皇帝漸行漸遠，反而投入了梅特涅的懷抱——他們一致認定拿破侖謀求的“世界皇朝”無法長久，“歐洲協調”（Europ?isches Konzert）才是穩定秩序的唯一辦法。而拿破侖直至其政治生命終結的1815年，仍對手下這出雙簧戲一無所知。

1809年戰爭后，九死一生逃脫險境的梅特涅獲釋回國，掌管奧地利邦交，與奧皇弗朗茨結成了緊密合作。從此之后，在關乎國家存亡之事上，這對君臣一度同心同德。在拿破侖威壓之下，梅特涅轉而采用隱忍不發的態度，對這位霸主言聽計從。但在另一方面，梅特涅學習了拿破侖篡奪革命果實的伎倆，推行新聞檢查，建立警察國家，加強社會控制，以求“保住核心”，維護奧地利所剩的一點點獨立（381頁）。梅特涅堅信，必須對內采取鎮壓手段，對外謹慎觀望，方能在拿破侖面前將國家帶往安全的境地，等待拿破侖帝國的土崩瓦解。為此，梅特涅不惜動用其所有外交藝術，穿針引線促成哈布斯堡的瑪麗·路易莎與拿破侖的聯姻，再謀劃把這位自以為已經獲取舊君主認同的皇帝趕下臺來。而正是在這次盛大婚禮之中，他聽到了等待已久的良機——法國將與俄國開戰。

1812年拿破侖對俄國的戰爭，瓦解了法國與俄國的同盟，也使奧地利擺脫了孤立。在長期隱忍下做好準備的奧地利朝廷，在梅特涅的外交招數下，成了“武裝調停”的核心所在。冗長而又注定失敗的調停談判給奧地利備戰提供了必要的準備時間與出兵借口，1809年幾乎被裁軍殆盡的奧地利，在短短三個半月里重新建立起一支令拿破侖都欽佩不已的陸軍。1813年，在萊比錫民族大會戰之中，德意志軍隊首次擊敗拿破侖，見識了梅特涅談判手法的英國外交大臣卡斯爾雷，震驚于其在奧地利、普魯士與沙俄君主之間的游刃有余，驚呼：“您是世界的首相！”（le premier minister du monde）在拿破侖的軍事威嚇和求和煙幕之下，正是這位平素輕佻浪蕩的“蝴蝶大使”在各國君主統帥之間翩翩輾轉，懷著“拿破侖不會制造和平”（Napoléon ne fera pas la paix）的信條，督促著聯軍與拿破侖作戰到底。

“我是制度的一塊巖石”

1815年，拿破侖在滑鐵盧一敗涂地，法蘭西帝國就此分崩離析。軍事理論大師馮·克勞塞維茨有言：“戰爭不過是政治以另一種方式的繼續。”拿破侖建立其龐大帝國的征服戰爭，無疑是這句話的實踐。不過，梅特涅對此卻絕不認可，在他眼中戰爭是政治發生根本錯誤的結果。他奉行的也是“大魚不要吞食中魚，而是讓中魚去消化他們之前吞食的小魚”，以建立“較少威脅和緊張的國際秩序”，在歐洲“防御性地避免戰爭與積極性地保證和平”（511頁）。

沃爾弗拉姆·希曼認為，梅特涅在通過維也納會議所實現的，并非史學家們過去曾長久聲稱的“復辟”（Restauration）：早年受到啟蒙思想影響的梅特涅，雖然對革命暴力嗤之以鼻，但并不希望重建神圣羅馬帝國的政教統治，恢復帝國諸侯與騎士階層的封邑領地，將社會大眾禁錮在等級社會之中。他指出，現代歷史敘事中的“重建”（Rekonstruktion）或者“恢復”（Restitution）更貼近實際情況，而“重建”話語中的“改建”（Umbaus）意味尤為突出。梅特涅的觀點是“如果一個舊的社會被摧毀了，要在新的基礎上去重建它，將非常的艱難”。因此從當今政治視角指責“維也納體系”未能解決舊有問題，是“原本就設計錯了的東西”的做法，從歷史視角而言是不恰當的——這反映的是從后來的時代回到過去時代的非歷史客觀性建構。當時的人們經歷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與慘烈的拿破侖戰爭，對未來茫然無措，以最小的代價和分歧達成和平、穩定秩序是必然的選擇。在維也納會議中，梅特涅通過主持八國會議來負責處理整個歐洲事務，并作為德意志問題委員會主席來制定新的《德意志邦聯法案》也是基于此考慮。正是他在這場“跳舞的會議”中“無處不在”、四處伸手的做法協調解決了諸多問題紛爭，而且作為戰勝國和會議主持者的奧地利皇帝和大臣，始終抗拒著一切重建神圣羅馬帝國的誘惑，這本身就體現了他對“復辟”的克制。在新的德意志邦聯中，奧地利更多作為“家族家長”而存在，其專制地位在各邦憲法中受到限制。在梅特涅這位德意志邦聯“建國之父”的一手操持下，神圣羅馬帝國時代的皇帝實際成了立憲的“虛君”。這一點因為邦聯的松散性而招致支持普魯士統一道路者的諸多抨擊。但在清算了普魯士軍國主義罪責、見證了歐盟建立的今天，這種“組合而成、互為補充的國家體”理念應該得到更多的理解認同。

而就歐洲，亦即希曼所言的當時“世界”體系而言，維也納體系臭名昭著的“神圣同盟”也并非梅特涅所期望。這個由俄皇亞歷山大倡議，將基督教信條奉為歐洲和平秩序準則的條約固然得到了弗朗茨和普魯士的腓特烈·威廉三世首肯。但連參與簽署的弗朗茨也樂于看到同盟倒臺，梅特涅更是稱之為“響當當的空洞無物”，認為這是一個“貶低人民權利、促進專制主義以及某種暴政的產物”（612頁）。他寄希望于建立國際法意義上制度化的諒解體系，以“國家聯盟”在歐洲持續性地阻止戰爭，但這一超前設想僅作為遠景期望存在，淺嘗輒止。

維也納會議后的梅特涅身居高位，榮耀等身，但在希曼筆下，這卻無疑是這位權臣失勢的開始。梅特涅對整個奧地利皇朝進行現代化革新的方案落空：皇權貴族世襲領地所占的分量，將民族認同和社會合理化的標準完全攪亂，而這些標準正是其設計的分散、下放專制權力所必須遵循的。專制政權在民族社會問題上的抗拒變革，又對民族覺醒與社會變革造成了阻礙，在帝國與歐洲“為未來埋下了炸藥”。而在德意志范圍內，普魯士發起的德意志關稅同盟，在經濟上步步蠶食奧地利的領導地位——梅特涅在1833年的奏折中，明確警示“小德意志”的關稅統一，對德意志邦聯，特別是對奧地利來講是災難性的，奧地利將被視為與德意志利益無關的“外國”，必須同其他德意志邦國一致起來，甚至不惜做出自我犧牲，因為這是“預防皇朝最后落得從繁榮和影響力的根基上受到攻擊，從而吃更大虧的唯一方式”（790頁）。然而，皇帝非常清楚自己正被引到違背統治者家族利益的道路上去。此前，對這位帝國的貴族元老、股肱重臣上呈的奏折，弗朗茨皇帝歷來奏準，即便不做決定也會批示“已閱”以示嘉勉，但對改革奏疏，卻是一字無有；而在應對關稅同盟的諫言上，皇帝更是直接予以否決：“我的皇朝無論是否加入德意志邦聯，其本身永遠要保持一個整體不容有失。”日后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施泰因歸屬上大做文章的“鐵血宰相”俾斯麥，若看到這一幕怕是會不禁莞爾。

可以說，正如希曼在書中所言，于梅特涅，弗朗茨皇帝是“一堵墻”。在臥薪嘗膽的拿破侖戰爭時期，正是這位“靈魂堅強”的皇帝為他提供了保護和依靠，使其在朝野質疑、反對與皇親國戚責難之下謀定而動，揮斥自如，在戰時外交與維也納會議的舞臺上成就了“蝴蝶大使”的美名。但也正是這堵墻，在君臣想法背道而馳，行動出現分歧的時候，堵死了這位位高權重的帝國首相的改革之路。1835年弗朗茨皇帝駕崩，遺囑之中將梅特涅作為托孤重臣，親密地稱之為“朕的摯友”。然而居此榮勛的梅特涅卻在之后的官場傾軋、皇族攻訐之中迅速失勢，孤立無援。1848年革命爆發，梅特涅在動亂中倉皇出逃，貽天下笑，而造成如此尷尬境遇的，除民眾革命斗爭影響外，當局的蔑視驅趕、沒收財產與輿論中傷也不無關聯。梅特涅被視為野心勃勃、大權獨攬的“想要回到墨洛溫王朝的宮相（Majordomus）丕平”“對過去應詛咒的一切負責的惡魔”，謗名傳于天下，同時代其傳記的污名化書寫正是由此發端。

雖然之后的人生際遇多有反復，但年邁的梅特涅終究難以把握大局。晚年的梅特涅始終痛心于奧地利在1848年的坐失良機。1859年5月25日，在人生的最后一天，梅特涅一再向他的舊部重申這樣一句話——“我是制度的一塊巖石”（1007頁）。誠然，梅特涅一生一直作為帝國大業的基石發揮著作用。在大革命與拿破侖戰爭掀起的漩渦狂潮之中，正是他出色的內政外交將奧地利錨定在大浪滔天的歐洲，未曾沉淪；而在戰后開創的維也納體系里，縱然未能如愿推行革新，也正是其社會控制、壓制政策與外交努力，在遍及歐洲的刺殺陰謀與政變紛爭中鎮住了奧地利的一時太平。而這塊以沉重手段壓制抗爭的頑石，并不拒絕柔性的改良進步，梅特涅對施行英國體制的一生欽羨，振興“民族工業”與溝通德意志貿易的計劃，都體現了這位啟蒙改革者未改的初衷。然而，當統治者將這塊礙眼的頑石當作專制統治的替罪羊從皇座下踢走，這位曾經手眼通天的“巖石國相”便失去了依憑。無論是1866年普奧戰爭的失敗，還是1918年奧匈帝國的解體，背后無不蘊含著梅特涅有心無力的預言。希曼在結語之中，將梅特涅稱為“出自前現代的后現代人”，對這樣一位終其一生在革命浪潮中尋求改革未果，最終卻以維護舊制度而聞名的歷史人物，可以說是恰如其分的歷史諷刺。這位西方帝國的“裱糊匠”，在滅國之戰中力挽狂瀾，卻最終在專制主義下因革新無望而無奈落幕，“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的故事，在梅特涅身上無疑有著另一番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