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王宏志教授做客復旦大學近現代史教研室青年學者讀書班，做了題為《翻譯與近代中國：以鴉片戰爭有關割讓香港談判的翻譯問題為個案》為題的主題講座。王宏志教授關注到近代史研究中忽視的翻譯問題，他以割讓香港的翻譯問題為個案，闡釋了翻譯問題在近代史研究中的至關重要性。講座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近現代史教研室主任高晞教授主持。

王宏志教授的研究興趣是從中國現代文學轉向近代史方向的。首先，他介紹了國內外對鴉片戰爭的代表性研究，如民國時期蔣廷黻的《琦善與鴉片戰爭》，近年來則有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和《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蕭致治《鴉片戰爭與近代中國》等，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也曾出版林啟彥編的《鴉片戰爭的再認識》。西方學界有張馨保的《林欽差與鴉片戰爭》、Peter W. Fay《鴉片戰爭：1840-1842》等，甚至在2010年代也有兩本新出英文專著，而且都已翻譯成中文。王宏志教授指出，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的鴉片戰爭研究都沒有談到翻譯問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失，因為翻譯是近代中外交涉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在材料上，王宏志教授一方面運用《籌辦夷務始末》、《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等較容易見到的中文史料，另一方面也利用英國國家檔案局所藏英國外交部的檔案，其中包括不少中英相互發送照會的中英文本。此外，這一研究還運用了藏于劍橋大學圖書館的怡和公司檔案等，也有不少當時曾參與戰爭的英軍所寫的回憶錄。

首次提出割讓香港的是1840年11月-1841年3月進行的廣州談判。 廣州談判是前期的談判，道光帝除委派兩江總督伊里布為欽差大臣，前赴浙江主理軍務外，又令以一等候爵、文淵閣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跟英方全權代表義律（Charles Elliot）進行談判。廣州談判的內容很大程度上已經包含了后來中英兩國正式簽署的《南京條約》的主要內容，涉及割讓香港島。但當這割讓香港的消息傳到北京，道光帝震怒，撤回琦善，終止談判。

負責廣州談判的譯員是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在馬禮遜病逝后，馬儒翰獲得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Lord William John Napier）委任為漢文秘書兼翻譯官。他是中英《南京條約》的實際翻譯者，可見《南京條約》的英文本和中文本均出自于英國人之手。

香港在哪里？

“香港在哪里”在今天看來似乎是很無聊的問題，但是在討論割讓的問題時卻不是一個明確的概念。早在1793年馬戛爾尼使華期間就曾向乾隆提出需要一個海島，供英人居住及囤貨之用，但遭乾隆拒絕。再一次正式提出割讓海島的要求出現在1840年2月20日英國外相巴麥尊致中國宰相照會（《巴麥尊照會》）。這時候，英國國會已經通過與中國開戰，按照西方宣戰的慣例，英國向清廷提出打仗的理由和要求，更明確要中國將沿海一個或多個海島給予英國，讓英國人可以自由居住及自由貿易，免受不合理的對待和需索。但是巴麥尊沒有確定應該拿取哪一個海島，而是將這一問題交給義律決定，當時英國外交部所草擬給義律的條約草稿在割讓海島的名稱留下空白。

那么“割讓香港”的說法究竟是在何時出現的呢？1840年12月，義律致琦善照會中提到“the Island of Hong Kong”，但是送到琦善手上的中文版中并沒有“香港”一詞，而是把Hong Kong翻譯成“紅坎山”。Hong Kong給譯成“紅坎山”，從未見于任何鴉片戰爭以至香港史的研究中。一個月以后，義律再次照會琦善，其中有“紅坎即香港”的文字列在正文文字旁，是一種補充之意。那么，將Island of Hong Kong翻譯成“紅坎山”是不是翻譯上的錯誤？這就需要進一步考察香港的歷史。

根據金國平教授的研究，“香港一名始見漢籍的年代是明代萬歷中葉”，他指出：從《粵大記》圖示可知，從萬歷年間起香港已經是今港島的總稱。王宏志教授梳理了其后所見到的海圖，從1730年開始對香港島名稱的記載，自1730年、《海國聞見錄》中的《沿海全圖》，以至粵水師《福建廣東海防航海圖》、1810年《廣東沿海統屬圖》、1819年《新安縣志》，都再見不到香港的說法，用的是“紅香爐山”。可以肯定，《粵大記》中所繪的香港島，其實并非今天的香港島，那只是香港島西南面對開的小島，今天叫鴨脷洲。文字方面， 1842年香港新界鄧氏族人《香港等處稅畝總呈》中，提到“康熙二十三年墾復原遷土名大潭、橫瀝、香港、大撈下、洛子壟等處稅三頃三十二畝一分六厘。” 其中將今天屬于香港島上地名的大潭與香港并列，顯然當時的“香港”與今天的意義不同。香港的概念前后存在不同實質含義，嚴重影響了談判的進行。在道光帝得知要割讓香港后，琦善奏稱香港“只系全島中之一隅”，換言之，他理解的是香港只是整個海島的一處地方，他愿意考慮把一小塊土地不是整個海島給與英國人暫住。這不是琦善故意蒙騙道光帝，閩浙總督顏伯燾也在奏折中稱“其島曰紅香爐”，“紅香爐”是當時對今天香港島更為普遍的稱呼。此外，祁貢也說過“香港地方在島之西南”；奕山也說香港與其他地方如赤柱；群帶路等相連，“共為一大島”，都不是以“香港”作為全島。

從“紅江”到香港

根據曾在香港大學地理系任教的塔爾博特（Henry D. Talbort）的研究，英國文獻中最早出現Hong Kong的是178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約克號”（the York）船長Captain George Hayter根據澳門和中國的原有地圖加上自己實地勘察繪制出香港澳門附近水域的地圖，上面已有“He-ong-Kong”。在現有文書記載中，英國人最早登錄香港島的是阿美士德使團（William Lord Amherst）成員，大使阿美士德從倫敦出發，副使小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及譯員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則身處澳門，他們相約在香港島海面會合，使團好幾名成員在回憶錄中使用的表述都是把Hong Kong看成是一個海島。由于當時中英關系中還未涉及割讓香港，所以這一說法是客觀的。換言之，英國人一直以來就是把香港認定為一個完整的海島。那么，馬儒翰用“紅坎山”來翻譯“the island of Hong Kong”是否準確？

其實，在馬儒翰之前，英國更早對Hong Kong有一個中文翻譯，是“紅江”，出現在今天所能見到的一幅中英對照澳門水域地圖中。這是1810年東印度公司孟買艦隊上尉丹尼爾·羅斯（Daniel Ross）及莫姆（Philip Maughan）所繪制的。但是羅斯的地圖沒有說明當時為何把Hong Kong翻譯成“紅江”。曾任阿美士德使團譯員、后來出任香港第二任總督的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在《中國見聞錄》（Sketches of China）一書交代使團會合的情景，當中提及Hong Kong，并在腳注中說Hong-Kong這個詞語來自一條河流，是“紅色的河流”（the red torrent），其形成的原因是河流沖刷了岸邊的土壤，形成河流變紅，這體現了“紅江”說法的由來。

另外同是使團譯員的馬禮遜也知道紅江這名字，他在后來編輯出版的漢英字典中收有“紅江”的詞條，但他說紅江是河流的名字，那就不是海島的名稱。馬儒翰在廣州談判中翻譯Hong Kong時，一定參考過父親的字典，因為那是當時唯一的漢英雙語字典，但即便他真的找到Hong Kong這個詞條也不能直接使用“紅江”來翻譯，因為英國不可能要求中國割讓一道河流。最后，大概他在參考過馬禮遜的字典后，采用“紅”字去譯Hong，而Kong則只能自己去尋找一個與土地有關，讀音接近的字來音譯，最后就有“紅坎”的出現。

給予還是割讓？

最初英國對割讓香港的提法，用的 “be permanently given up”（永久給予），當時即被翻譯成“割讓”。但是，在考察文獻記載時，王宏志教授發現除這一處地方外，其余所有的中英文書往來都再見不到“割讓”一詞的出現，用的是“給予地方”，而不是用“割讓”這個詞。值得注意的是，琦善在奏折中曾把“請給地方”跟“占據”分開，顯然他對給予地方的理解并不等同于“割讓”。此外，琦善又說過如英國人要找寄居的地方，大可仿照澳門西洋人的方法。但澳門是從沒有割讓給葡萄牙人，一直是由中國官員來管理的，琦善所說“請照澳門之例，仍歸州縣管理”，就是這個意思，不是完全把香港割讓出去。義律不斷向琦善灌輸以澳門模式來占用香港，與永久割讓的意義是不相同的。不過，從英文的檔案來看，在義律照會的原英文文本中所使用的是cession一詞，如“cession of territory”、“to cede some separate place”，就非常明確地是割讓之意，但是馬儒翰在翻譯時沒有用“割讓”，只是換上“給予”、“予地”等說法。因此，在義律和琦善關于割讓土地的方式展開的討論中，確實有誤譯的情況出現，造成了很大的誤導性。

通過這兩個個案，王宏志教授說明翻譯在中國近代史進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他進一步指出，研究中國近代史，與研究中國古代史的一個重要區別是，隨著西方人在明末開始來華后，中國近代史進程便跟翻譯扯上密不可分的關系，因為中外交往所遇到語言障礙，只能通過翻譯來解決，但翻譯過程中經常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引發不少誤會和誤解。鴉片戰爭是一個比較明確的例子。整個鴉片戰爭中已有很多環節涉及這個問題，翻譯在戰爭前后、進行過程中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此，研究中國近代史重大事件中的翻譯問題，是非常重要的課題，王宏志教授也正在身體力行地推進這方面的研究，近年在致力撰寫“翻譯與近代中英關系三部曲”，分別為《龍與獅的對話：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翻譯問題》、《天朝的譯者：從李葉榮到張德彝》、以及《鴉片戰爭與翻譯》。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青年學者讀書班”不定期邀請海內外學者發布新作、分享新知，澎湃新聞將陸續刊載這一系列講座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