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9-10日，“中古正史文本的形態與流變”學術討論會在中華書局召開，會議由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唐研究》主辦。在20篇報告組成的5場主題討論中，與會學者進行了熱烈交流。經授權，澎湃新聞刊發各主題討論的文字內容。本文內容系第三場主題討論“轉抄和引錄中的文本流動”。

自北宋以來，歷朝官方皆校刻正史，使得刻本系統中的正史文本相對穩定，也幾乎淹沒了抄本環境中正史文本的復雜多樣。以出土寫本、舊注、類書等為線索，可以在刻本流傳體系以外更全面完整地認識正史成書以來的文本演變，也有助于思考刻本校勘的定位。本場討論包括以下五篇報告：馬楠（清華大學歷史學系）《鄭玄注〈禹貢〉所引“地理志”系〈東觀漢記〉之地理志考》、陳爽（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寫本時代正史文本的散佚與正史校勘中的佚文措置》、魯明（中華書局）《中古類書引存正史瑣議》、蘇芃（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流動的“班馬異同”——古書互見文本異文的動態演化》和真大成（浙江大學中文系）《“文本互見”與“互見文本”：以中古史書為例》。

馬楠討論《禹貢》鄭玄注所以引用的“地理志”并非孫星衍所認為的《漢書·地理志》，報告指出，鄭注所引“地理志”與《漢書·地理志》多有不合，不合之處均可得到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的印證。鄭玄不可能引用吳人薛瑩、謝承和西晉司馬彪、華嶠著述，再排除掉《漢書·地理志》，那么從時段上看，鄭玄引用的只可能是《東觀漢記》的《地理志》。

清人已有類似猜測，但都引用宋人余靖《后漢書》序，而沒有注意余靖說本于《史通》，根據《史通》的記載，元嘉元年《東觀漢記》的《地理志》已經完成。馬融在桓帝時任南郡太守，因梁不疑事得罪梁冀，被徙朔方，當在元嘉元年之后；其被赦得還、復拜議郎，則在永興二年十一月桓帝校獵上林、馬融撰《上林賦》之前。此后馬融因病告歸，鄭玄在其門下七年，至遲在延熹三年至延熹九年。大概在此七年中，鄭玄接觸到了《東觀漢記》的《地理志》。

錢大昕《三史拾遺》論及，《漢書·地理志》稱“古文”凡十一處，與《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一一吻合，這十一條《續漢志》全同古文說，且無“古文以為”的字樣。鄭注所引“地理志”當然全同古文說，與《續漢志》更為切合而記山川在郡縣方位稍詳，因此推測《東觀漢記》之《地理志》面目也當介于《漢志》與《續漢志》之間。

陳爽的報告討論中古類書的正史引文及其對校勘正史的意義，首先從中古正史的流傳過程出發考慮在校勘中利用類書的必要性。唐宋以前諸史經歷了漫長的寫本傳抄階段，除了產生大量異文、錯訛，也難以避免散佚。而自從宋代校勘鏤版后，盡管當時校勘成效亦不盡如人意，“尚有殘脫”的狀況仍普遍存在，但諸史文本便被定于一尊，相關寫本逐漸消亡，大量異文也隨之淹沒。兩宋之際的戰亂，又令諸史文本出現一些散失。

現有的正史校刊與整理以版本校為主，強調版本依據。這一原則的基礎是設定存在一個完整準確的初刊本或善本，普遍適用于與宋元以后有成熟版刻史的文獻，但應用到經歷過寫本時代的先宋諸史，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唐宋類書中有所征引的諸多正史散佚文本由于缺乏“版本依據”，無法準確地定位到今本正史的恰當位置而被忽略或舍棄，無法入校，致使諸多有價值的佚文無法被有效利用。

近年來，報告人將《太平御覽》所引諸家南北朝七史與今本逐條比勘，發現了多條佚文，有些是類書溢出少量文字但卻可明顯增進對史事的理解，有些則是比較長篇的佚文，在原書中位置不明，現存南北朝七史恐怕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完整。考慮到編纂類書者一般僅作刪節，這些文字應該能反映唐宋寫本的一些原始面貌，尤其是有助于發現看似通順的隱性脫誤，具有珍貴獨特的校勘價値。

劉毓松校刻《漢書》，凡例中認為中古類書“所當取校，以溯宋本之源。”王瑞來先生據此引申出“注意尋找版本之外的版本進行校勘”的校勘原則。吳玉貴先生的《唐書輯校》把《御覽》所引《唐書》提升到獨立版本系統的角度進行硏究和整理，也做出了很好的示范。而我們現在的正史校勘沒有把類書上升到版本的層面。上次點校時，唐長孺先生、王仲犖先生都從類書中發掘出重要內容。但這些成績的取得，多依賴老一輩學人的博聞強識和慧眼偶得，未形成相應的校刊規范和工作流程。

中古正史中已經出版的幾種修訂本，限于修訂整理通則，棄置了不少類書中的重要正史佚文。報告建議將類書等古籍中征引的中古正史文本視為一種特定的版本進行輯錄和通校，并以“附錄”的形式將今本正史無從措置的佚文單獨輯出刊于書后。

魯明討論《御覽》引用的正史。《太平御覽》征引的每一部正史都相當程度地存在所題出處與實際內容不符的問題。征引越多的史書乃至其他典籍，這種情形就越明顯。這一現象難以僅用類書編纂者的疏失或寫、刻本時代文獻面貌的差異來籠統解釋。

宋代個人閱讀《御覽》的記載極少，但已見有質疑其個別條目引書名實不副者。明萬歷以后，《御覽》傳布漸廣，乾嘉學者如王念孫等好刺取類書異文疏通經典，但這種零星的利用難以發現類書引文存在的系統性問題。梁玉繩校《史記》、岑建功校《舊唐書》，始通盤覈對《御覽》所引某部正史，發現大量史文溢出今本之外。王叔岷先生斠證《史記》，吳玉貴先生等關注《御覽》引《唐書》、陳爽先生研究《御覽》引《后魏書》《宋書》，皆面對同類問題，而各家立足于不同的正史，做出不同推測闡釋。如何看待這一問題，會影響到學者對正史的認知及校勘、輯佚工作中運用類書的態度，報告認為有必要拓寬視角，更加廣泛深入地比勘今存中古官私類書引存正史及其他重要文獻，尋繹其總體特性。

基于對諸多具體案例的分析，報告認為中古類書征引正史有兩個特點值得注意：一是常有虛構異文、創作情節、臆造或偽冒出處之舉。類書所引正史是當時人獲取知識的重要途徑，其杜撰之異文或情節甚至可能在中古及后世廣為傳播，成為文人寫作詩文的出典。但這類異文及情節，并非史籍原貌，未可當作寫、刻本系統間差異，實不具校勘學層面的意義。二是《御覽》中存在大量對來源文獻的割裂、暗引及捏造出處的行為，即編纂者將某一來源文獻割裂為數條，對原來已標注出處的文字則轉錄書名稱“某書曰”；對來源不明的文字則根據內容所涉之人、事、時、地，臆造其認為最具可能性的出處。

此外，報告還以陳爽先生的研究為基礎討論了《御覽》所見《宋書》疑似佚文。通過比對其他具有史源關系的文獻，并結合《御覽》等類書征引文獻之習性，認為其中個別條目乃編纂者對《宋書》相關文字的刪節檃栝，還有一部分條目可能出自他書而被冠以“宋書”之名。

《御覽》引“唐書”的性質學界爭論頗多，而前提似乎都認為《御覽》中的唐代文獻應直接從原書中抄出。報告從《唐國史補》出發重新推究，認為即便唐代文獻，《御覽》編纂者也未必都逐一爬梳原書，實多從他書轉抄，尤其是宋初尚存不少記載唐代史事的類書或有編類性質之書。《御覽》中唐以后內容凡出于轉引者，其稱引是否可靠，取決于編纂者所據之來源文獻有無標注準確出處。對于來源文獻中未標明出處的文字，編纂者勢必要根據《御覽》全書的體例，逐一添加，不得不將其籠統稱作“唐史”或“唐書”。

蘇芃的報告討論《史記》《漢書》互見文本的動態演化。《漢書》是續《史記》之作，又部分襲用《史記》，《史》《漢》異同優劣是古人長期辯論的話題。南宋倪思《班馬異同》一書問世后，有關《史》《漢》相關篇什的對比更綿延不絕。傳統意義上的“班馬異同論”有一個共同的默認前提：以《史記》文本在先，《漢書》文本在后，班馬異同之處，皆當是《漢書》改易《史記》。

報告人注意到日本的一個《史記》寫卷，盡管抄寫時間很晚，但所據底本應是唐初甚至六朝寫本。將其與倪思的《班馬異同》核對，發現倪思指出的《史》《漢》異文大部分在舊抄本《史記》中是與《漢書》一致的。可見，傳統的班馬異同論忽略了《史》《漢》各自在流傳過程中發生文本歧變的可能，把復雜的版本譜系對比簡單化、平面化了。

要追尋《史》《漢》更古老的文本面貌，可以從三方面入手：一是早期寫本，二是類書引文，三是《史記》舊注中透露出的當時注家所見《史記》底本面貌。這些文獻都能反映出宋代版刻以前的《史》《漢》文本面貌。由此可以發現，不少過去被認為是班馬相異的文字，實則早期文本一致，后來其中一書，或兩書同時，在版本流傳過程中發生文本變化。其中《史記》發生變化而《漢書》保持原貌的情形，尤易令后人誤解。然而像人們注意到的《漢書》多存古字而《史記》多俗字的現象，其實就暗示今天所見《史記》文本未必比《漢書》更古。《漢書》經典化早，訓詁注釋、師承家法出現后，正文文本會更趨于固定，有利于保存古字古貌，而《史記》在這方面反而落后于《漢書》。

“班馬異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其互見文本的差異，不僅產生于成書之初，還持續發生于流傳過程中。既有可能趨同，也有可能立異，異文之間有一種競逐的關系。因此在討論班馬異同時，必須考慮一個問題：哪個點上的異同。班馬的成書時間，與我們所見傳本的文本形成時間，應有所區分。

真大成更理論化地探討了“互見文本”與“文本互見”問題。報告所謂的“文本”是指載錄于中古史書的詔、敕、令、表、奏、檄、書、詩、賦等 。同一文本又載錄于他處，這種現象稱為“文本互見”，可以互相參見的文本則稱為“互見文本”。為了便于稱述和區別，報告將處于不同場所的具有互見關系的文本分別記為T1、T2、T3……依次類推。

盡管互見文本都指向同一個文本，但實際上普遍存在程度或淺或深的歧變。若互見文本T1、T2是在文本T的基礎上生成。文本T是原生性的，稱之為原生文本。當T1、T2與T完全相同時，它們也是原生文本；當它們發生歧變，實際上是由T而生成的產物，稱為次生文本（T1……）。如果在次生文本基礎上進一步發生歧變而出現的文本，稱之為再生文本（Ta……）。原生文本的形成時間明確而唯一，可以準確斷代；次生文本的歧變可能是一次發生，也可能漸次發生，其形成時間是模糊的。原生文本的作者同樣是明確的；而次生文本是原作者、誦讀者、傳播者、整理者、引錄者等構成的共同體發生作用的結果。次生文本（T1）、再生文本（Ta）的形成時間和“制作”角色均為疊加累積的產物，明確這一點，對于分析、利用此類文本有積極意義。

例如，傅亮《宋武帝九錫文》（T）分別見于《藝文類聚》、《宋書·武帝紀》、《南史·宋本紀》。《類聚》明言作者為傅亮，所引文字與《宋書》頗多異文，且缺失若干句，由此判斷《類聚》、《宋書》皆非原生文本，而是兩種次生文本（T1、T2）。《南史》所載，當然本自《宋書》，但有所刪改，則《南史》引文是在T2基礎上形成的，屬再生文本（Ta）。這些次生、再生文本的作者，從一般意義上說當然還是傅亮，但實際上在致歧的過程中，類書、史書的編纂者以及更多角色都參與其中。從這個意義上說，它的“作者”又不是傅亮。

劃分原生文本、次生文本及再生文本在理論和邏輯上是可行的，但實際情況常常更為復雜，很多時候只是為了便于辨析。用這樣的方式分析中古史書中的互見文本，具有多元的研究旨趣——在歷史編纂學、史學史、文學史、文獻學、漢語史等方面均具備可以深耕細作的研究意義。

對話：唐宋類書中的正史與正史校勘

唐雯（復旦大學中文系）：剛才陳爽老師和魯明老師的報告都討論了同樣的問題，針鋒相對。我之前也討論過《太平御覽》引用的“唐書”，認為它是一個非常大的框，包括了實錄、國史、小說等等。宋初離唐代很近，當時稱“唐書”也好，“五代史”也好，都不是確指某一部書，就像我們今天講清史、民國史，是籠統的概念。魯明剛才也舉了很多例子，類書編纂者引書時的隨意性出乎意料。所以類書所引用的“正史”是不是我們所認為的、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正史，其實是有疑問的。

關于我們今天在修訂的時候是否應該運用類書里引用的正史，我部分同意陳爽老師的意見。事實上我們做修訂工作時，雖然知道《太平御覽》引“唐書”是一個大框，以及《冊府元龜》里沒有標明出處的內容，我們仍舊在用。其實并不在于它題名是什么，就像剛才真大成老師講的，用文本互見的概念去理解它就可以了。古人沒有著作權，中古史書、其它文獻中的互見太多了，如果我們能夠判定這些文獻有同源的關系，就并不一定要拘泥于它說它是什么書，仍舊可以把它引入到我們校勘的范圍中來。所以陳爽老師的意見我也是有相當一部分很贊同。

但是我們仍舊要認識到，類書也好，其他文獻也好，它所引的書究竟是哪一本書，我們還是要打一個問號的。包括陳老師報告提到的《魏書》《隋書》，都不止一部，類書里引用的到底是哪部，并沒有說明，即使說明了，也很難確信。所以我們怎么看待、處理這些文獻，還是有很大開拓余地的問題，這就涉及到我們對中古文獻或者說文獻群的認識。

景蜀慧（中山大學歷史系）：我再補充兩句。陳爽老師的考慮和意見從整體上來說是非常正確的。我們也有疑惑，修訂想要回到原本，最后很可能是回到宋代最早的刻本的狀態。《南齊書》有個例子是《東昏侯本紀》冊立潘貴妃的那一條，拜為貴妃之后，接下來寫的是“乘臥輿帝騎馬從后”。我們在《御覽》里找到的文字，在拜為貴妃后多一句“仍使金蓮帖地，使妃行于其上，曰：‘此步步蓮花耶？’”，而且后面緊接著“每出，妃乘臥輿……”。這里“每出妃”三個字和后面“乘臥輿帝騎馬從后”文義銜接非常緊密，而且潘貴妃步步生蓮的故事也流傳很廣，而現在《南齊書》帝紀、列傳里都沒有。我們當時認為這百分之九十九是佚文了，但最后還是只能放在校記里，不改動原文。陳爽老師舉的很多例子跟我們這種情況非常類似，難處理的點就在于原文文意是貫通的，不好再做改動。

還有一個困難就是，剛才唐雯老師也說了，類書里引的究竟是不是姚思廉的《陳書》或者蕭子顯的《南齊書》，也不好判斷，而且其中還有一些《南史》文字的混入。《御覽》中的“齊書”還包括了蕭子顯《南齊書》以外的著作，所以有時哪怕要把這些內容作為異文校放進校記都有困難。我們現在采取的是說明校的方式，加個案語說還有某些文獻里可能有相關的文本。所以我覺得陳爽老師最后的建議非常好，可以把所有的異文收集起來附在書后，肯定對使用者非常有價值。

陳爽：在座很多老師都是在做具體工作，現在的工作流程中，我的想法可能不是很容易操作。我們的出發點不太一樣，如果從整理文獻的角度來講，是希望把文獻還原到一個比較穩妥的還原點，但從研究者、學習者、閱讀者的角度來說，還是希望新版能給我們提供更多信息、更多資料。大家都沒有十全把握說自己一定對，所以最穩妥的方法就是不確定就不出校、不說明。但我覺得我們可以把規則稍稍放寬，如果可以的話，像唐先生、王先生那樣膽子再大一點，他們從他們的經驗和知識積累出發，樹立了很好的整理范式。我自己直觀感覺，到我們修訂本里，規矩定得多了，有時候反倒是把有靈感、有火花的發現湮沒了。我自己做這個，覺得里面有價值的資料不少，只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這個問題，看有什么方式可以解決一下，要不然覺得挺可惜的。

李霖（北京大學歷史系）：剛才真大成老師的報告用T、T1、T2、Ta這樣的表述，我覺得非常好。我曾經在一個沙龍討論異文自身的復雜層次，講起來很混亂，但用這種方式就非常清晰，邏輯很強。不過我認為從T1到Ta未必是線性關系，次生、再生文本之間可能也會互相影響，而且如果是上古史書的話，那個T是否真實存在也可能是個問題。所以我們在處理、校勘的時候要考慮到這些很復雜的情況。

真大成：實際上不僅是上古文獻的T可以懷疑，中古文獻也可以懷疑，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的文本可能根本沒有T，可能都是次生或再生，T只存在于我們的假設之中。

郭立暄（上海圖書館）：我對真大成老師這個討論很感興趣，他這個做法在目前的校勘學上是比較欠缺的做法。文本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它的層次性。我們過去是用校記來呈現文本的源流或者遞承關系，比如“某本作某”，下面的本子再繼承下去。這種表述方式是一種平面表述方式，沒有把它的層次性表達出來。我覺得真老師這個方法就很好，可能目前還不是一個完全成型的想法，但我已經感覺到有火花，是一個能更好體現文本傳承的層次性的方式，一個能促使我們校勘科學化的可借鑒的方法。

徐俊（中華書局）：今天大家講到的這些都足以讓我們深入思考，尤其是在寫本到刻本轉換的時段里文本出現的問題，很有價值，值得認擴大面向去認真探討。

我對陳爽老師講的，無論是擺出來的事實，還是分析的道理，以及對現在的處置辦法的分析，我都是贊同的。昨天討論《通鑒》的時候我講了幾點，陳爽老師沒在，所以我還是想從大的方面對為什么會變成現在這種情況做一個說明。

我們進行中的二十四史修訂，對類書的使用，各修訂組和我們編輯組都有過很多討論，也有很多不得已。陳爽老師說的固有觀念需要突破，但我們認為不能以一史或者某幾史的整理觀念來突破二十四史已經定型的文本系統。第一個想法，是我們對點校本二十四史的定位是通行本、標準本，歷代都有所謂“官本”，不同于個人的校史著作。因此二十四史修訂之初我就提出來，要注意控制個人化傾向，避免在修訂本中過分突出修訂者的個人取向，強調與個人著作的區分。在工作起始階段，我們對修訂方案和樣稿，給修訂組定的框框更多，主要考慮到一開始不控制，再往回收就更難了。第二個想法，通行本和專書研究是完全不一樣的，是著述體材上的不同。如果陳爽老師要做兩史八書的考異，我們非常歡迎，學術界也很歡迎。但要把這些考異的內容都加入到現在通行本的兩史八書里，這一點從觀念上就很難突破。

有一個比兩史八書更典型的例子，當時做《舊五代史》，我和陳尚君老師爭論了一年，盡管陳老師《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已經出版了，但我們還是要堅持維護清輯本的面貌。《舊五代史》回到清輯本，實際而言是維持既定的二十四史文本系統。陳老師的新輯本可以作為另外一本書存在。

修訂之初討論《史記》的時候，在版本選擇上也有各種不同意見，我們主張《史記》還是要堅持三家注合刻本系統，最后仍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這就回到了理想中的整理本和目前現實中二十四史整理的選擇問題。顧頡剛先生1954年進京后，主要精力和安排都與《史記》整理有關，他在日記和書信里屢屢提到自己理想的《史記》整理四步走計劃：第一是以黃善夫本為底本的《史記》三家注校證（1954年中華書局約稿），第二是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的《史記》三家注點校（1955年古籍出版社約稿，1958年并入中華），第三是《史記》及三家注單行本整理（1956年與科學出版社簽約，1958年轉入中華），第四是要做《史記》新注本。但最后只做成了一個金陵書局的點校本。《史記》三家注本、三家注單注本的整理，都應該做，但能把所有需求和功能都加到這一套二十四史點校本上，這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可能大家會困惑，陳爽老師舉的例子，尤其是唐先生的例子，唐先生敢說這是佚文，我們為什么不說。修訂這件事情其實是戴著鐐銬跳舞，既要考慮和點校本的延續性，也要考慮這次修訂的基本原則。修訂工作的最基本的原則，就是以版本校為主，以文本校勘為主，校誤不校異同。對于他書校，一開始就強調區分文獻的源與流，防止出現因為校改導致不同文獻同質化，這本書和那本書的面貌變成了一樣的。不同書的文本面貌的形成自有其源流，根據我們現在的文獻條件來做改變，比較危險。當然也沒有哪一次校勘是不改字的，該改的還得改。現在的情況看，現在各史修訂組都不敢輕改，要有版本依據才敢改，甚至版本還要分早期晚期，我認為這是可取的態度。

另外我們各史修訂都有修訂長編在先，長編比修訂本最終呈現的校勘記內容多得多，比如現在正在加工的《梁書》修訂本，由景老師主持，趙燦鵬老師具體承擔，他的長編有170多萬字，最后校勘記才能寫進去多少？我們希望修訂長編有機會能出版，但長編如果要變成正式的出版物，其中的考證核查的工作量又會特別大。目前我們已經開始做《明史》的校勘長編，正在由我們古聯公司做數據庫的版本，做一些探索，看看怎樣處理能和正文對上，讓讀者使用長編時能比較便捷地看到正文和校勘記。希望修訂的成果，各修訂組投入的時間和獲得的校勘成果，能對將來的學術研究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