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性別對立與女權傳統

近期關于扶貧和慈善的社會討論，再次導向社交媒體上的性別討論。

12月18日，網友“冰下有魚”自述了之前在貧困地區支教的經歷，她在南方冬天為一個凍得直哆嗦的女孩買了一件布滿蝴蝶結的粉紅色羽絨服，但是女孩只穿了一天，羽絨服就被重男輕女的父母奪去給了弟弟?！氨掠恤~”以激烈言辭攻擊愚昧偏心的父母和“蠢鈍如豬”的弟弟，并直指貧困地區重男輕女社會結構和觀念的再生產機制，將之命名為“養豬模式”。

隨后有網友被其對農村男孩的侮辱性言辭觸怒，并且在沒有“被遺忘權”的社交網絡中，扒出這位博主幾年前對某女星進行“蕩婦羞辱”的微博，直斥博主激進女權姿態的虛偽性，挑動性別對立，收割流量紅利，倒因為果，“拔刀向更弱者”。

這場小型的輿論事件是近年來社交媒體“性別對立”態勢的縮影。界面新聞在今年6月份的一篇報道中，引述倫敦政經學院和南加州大學兩位研究者論文中的一句話：“我們處于性別戰爭的新時代，它的標志是在網絡空間上直接指向女性的暴力與刻薄言論?！?/p>

“性別戰爭”一詞恰如其分地描繪了今天社交媒體上性別議題的基本態勢：公共話語中可供理性討論的中間地帶越來越逼仄，剩下的是以敵我關系呈現的輿論撕裂。參戰一方別有用心地將女權劃分為“真女權”與“偽女權”兩個類別，以“田園女權”“女拳警告”等羞辱性的言辭，攻擊“偽女權”意見領袖只講權利、不講義務，拜金主義、自私虛榮，煽動對立、賺取流量。另一方則以“直男癌”“男性原罪”等言辭反擊，認為對方站在既得利益者立場上，一些人偽裝成“理中客”，背后是丑陋的父權制嘴臉，另一些則干脆連遮羞布都不要，對女性權利進行恬不知恥的侵犯。

輿論場上的撕裂式分歧讓許多不明所以的看客不禁自問：“從什么時候開始，中國性別對立這么嚴重了呢？”這實際上是一個復雜難解的問題，太多因素糾纏在一起，與社交媒體的普及有關，與近年來越來越多女性話語的公開表達有關，與“流量為王”內容生產機制下營銷號的推波助瀾脫不開關系，還與越來越容易陷入敵我斗爭狀態的整體輿論態勢有關。而在性別議題甚囂塵上的同時，城鄉、地域、群體等也會引起輿論撕裂的身份議題，在社會言論篩選機制下似乎逐漸式微，翻不起大浪。許多具有多維展開、闡釋和爭論空間的社會議題，往往也會被引入關于兩性的倫理討論中，世界被簡化為單一的性別對立。換個角度看，性別議題及其對立狀態，在某種意義上成為社會情緒的減壓閥。

相較于“真女權”與“偽女權”這種帶有輿論斗爭技巧色彩的實用主義區分，另一種更有意義的區分是“社會主義婦女運動”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中產階層女權主義”，盡管有些時候后一種區分只是前者的變種。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宋少鵬2012年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婦女》一文中，對兩種傳統的女權主義進行了具有歷史縱深的學理分析。宋少鵬認為后一種女權主義，或者說Gender（社會性別）理論進入中國，與……全面市場化在中國的興起同步，這并非歷史巧合。

而互聯網輿論場上的區分可能粗糙許多，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婦女運動代表了一種鐵娘子式的與男性爭雄的主體意識，強調階級政治（客觀的階級地位決定了必須要斗爭，涵蓋城鄉各階層）、集體主義（為廣大婦女同胞而奮斗）和經濟斗爭（追求同等的勞動權利和義務），而中產階層女權主義則走向認同政治（主觀的身份認同決定了是否參與斗爭，一般局限在都市受教育中產女性）、個人主義（為個人自由和權利而斗爭）和文化批判（與社會文化中的性別偏見作斗爭）。在這種區分下，中產女權很容易走向這樣的形象：追求精致的消費自由，不回避物質欲望和享受，同時對大眾文化產品中的性別歧視極為敏感。于是2015年春晚小品關于“女神”和“女漢子”的段子惹毛了許多都市獨立女性，而在反女權主義者那里，這種看似無謂的口水仗成了小布爾喬亞局限性的又一個論據。

但即便這種有歷史基礎的二元劃分，也很難概括當代紛繁復雜的女權表達，誠然中產女權親近消費主義，但也堅定地呼吁就業平等、同工同酬、維護生育自由和生育保障、支持其他女性維護權益。雖然可能如宋少鵬所言，這種女權理論“面對……市場機制對于婦女的傷害”，存在“集體失語”的情況，但是面對家庭暴力、性騷擾和性侵、重男輕女這些自前現代社會就根深蒂固的性別問題時，展現出令人敬佩的行動力。

哈佛大學教授斯文·貝克特在新著《棉花帝國》的緒論中寫道：“我們傾向于將工業資本主義描述為以男性為主導，然而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勞動締造的棉花帝國?！苯绨l表于今年10月刊《讀書》的書評，試圖補充貝克特這一未展開的論述。姜虹認為，前現代男耕女織經濟結構中，男女相較于資本主義時代更為平等，資本主義全球化將“爪牙伸向偏遠的農村地區，農閑時間的女性紡織被當成不需要計入成本的廉價勞動，使得女性對家庭的貢獻不再被重視，加劇了兩性的不平等，而滿足家庭需要之余的剩余產品在市場銷售時價格低廉，放大了女性勞動的廉價性，與歷史上女性被當成家庭重要的貢獻者和國家臣民不可同日而語?！?/p>

男耕女織的經濟結構中，男女地位是否更平等，還有待商榷。但姜虹揭示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進入農村地區后引發的政治經濟變革，卻與本文開頭“冰下有魚”描繪的偏遠地區圖景相符合。只是，要對姜虹所言的“加劇了兩性的不平等”做一點修正，相較于前現代社會，資本主義帶來的并不僅僅是女性地位的進一步下降，而是整個偏遠農村在經濟結構中的沉淪，這種沉淪不分男女。發展到今天，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進一步推進，用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在今年接受《單讀》訪談時的話來說：“新技術革命正在制造結構性棄民?！?/p>

盡管像“冰下有魚”這樣的言論有其問題，然而在廣大偏遠地區，傳統社會主義婦女運動未完成歷史任務，便在市場化大潮中逐漸式微，來自都市中產的行動和輿論譴責，仍然表現出社會改造的意志力和行動力。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基于女權力量主要為都市中產的基本現實，激活傳統社會主義婦女運動的遺產，將兩種傳統（哪怕是暫時地）捏合，超脫輿論內耗和情緒對立，走向更加積極的社會建設？

伊藤詩織勝訴與安倍時代的日本社會病

當地時間12月18日，東京地方法院就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起訴前TBS資深記者山口敬之性侵一案，裁定伊藤詩織民事訴訟索償勝訴。從2015年性侵案事發之日，到2019年末的最終勝訴，伊藤詩織在這四年時間里反復接受來自警方和檢察官的調查詢問，不得不頻繁回憶、復述事件經過之余，還要承受日本輿論對她的指責；她的對手山口敬之在新聞界早已是資深人士，更有消息表示他與現任首相安倍晉三及其幕僚交情頗深，他對伊藤指控的反駁也讓其在日本媒體界的前路被打上問號。不過在勝訴之后，伊藤詩織總算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早在2013年，當時人在美國的伊藤詩織偶遇TBS華盛頓分社的社長山口敬之，并表示了自己希望能夠成為一名記者，山口敬之表示歡迎。此后在2015年，伊藤詩織回到日本之后聯系山口敬之，詢問作為一名記者進入TBS工作的可能性。兩人會面時，伊藤詩織在席間卻被山口敬之用藥迷暈，此后被山口帶往一間酒店，并在昏迷不醒的情況下遭到了山口敬之的性侵害。在向警方報案無果后，伊藤詩織最終于2017年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山口敬之賠償日元1100萬，這也是罕見的日本女性實名指控性侵案。山口敬之則以伊藤詩織的指控讓自己在新聞界信譽受損為由，反訴伊藤，索賠1億3000萬日元之外還要求伊藤登報道歉。最終東京地方法院認定山口曾在未經對方同意的情況下對伊藤實施性暴力，裁決山口賠償伊藤詩織日元330萬，并駁回山口的反訴。伊藤詩織方面歡迎判決結果，而山口敬之則召開記者會，表示自己仍將向高等法院起訴。

不少媒體紛紛以較為積極的態度報道伊藤詩織的勝訴，包括CNN、BBC以及《紐約時報》在內的英美媒體，都把伊藤詩織稱為日本反性侵運動的標志，并肯定了這起案件的積極意義。德國《明鏡周刊》援引了美聯社和路透社等媒體的消息，在報道中強調了伊藤詩織自實名指控山口敬之以來，其所作所為對于日本社會風氣的改變與積極影響。在伊藤詩織決定起訴山口的2017年，根據日本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在遭遇強奸的女性之中，只有4%的受害者選擇主動報案；伊藤詩織本人關于受害經過的手記也在2017年出版成書，這本名為《黑箱》的書也被譯介成中文、韓文等多國語言；日本方面則在同一年修訂了性侵法案，將強奸犯的最低刑期從3年提高到5年，擴大性侵犯罪的定義，調整了受害者的性別范圍，認定男性也可能成為受害者等。

但伊藤詩織的對手山口敬之并非等閑之輩。早在《黑箱》出版后，山口就曾根據書中記載的內容，逐條駁斥伊藤詩織的說法，并指責伊藤詩織是在撒謊。與山口敬之的反擊相應地，是來自網絡上的匿名言論，當中有不少是在批評、指責甚至羞辱伊藤詩織。山口敬之一直強調自己并未犯罪，同時指出酒店閉路監控顯示伊藤詩織在步入房間時還是神志清醒的，以此反擊“未經同意的性侵害”一說。在案件審理過程中還出現了另一個插曲，即山口敬之在2019年1月起訴漫畫家小林善紀在其作品《傲骨宣言》中散播關于性侵案件的不實信息，對山口敬之進行了人身攻擊等。在伊藤詩織勝訴后，山口敬之也召開記者會，再一次強調了自己的“清白身”。對于一些媒體提問，是否有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借助自己在政界的資源，尤其是和首相安倍晉三與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的交情來對司法部門和伊藤詩織施壓，山口敬之一概否認，并表示自己無意借此機會進入首相幕僚團隊工作。

不過裁決結果出來之后，網絡上依然存在關于伊藤詩織的負面消息，仍有不少人選擇相信山口敬之的說辭。一些媒體則在報道案件裁決結果之后，關注點主要落在了賠償金額之上，也有一些右翼人士選擇對賠償金額大做文章，并以此揶揄伊藤詩織。在伊藤詩織及其支持者看來，這場判決的意義并不完全在于賠償金額的數字，而是來自法律對受害者權益的保護，這也是伊藤詩織稱判決結果為日本法律史上一座“里程碑”的原因。

日本《朝日新聞》英文版在其編輯部社論中則直指伊藤詩織遭遇強奸一案，以及由此引發的漫長訴訟攻防是日本社會?。↗apan’s social ills）的體現。山口敬之引用一位他采訪過的女性的原話，稱“一個真正的強奸受害者是不會在新聞發布會上笑的”，《朝日新聞》對此予以批評。文章認為，山口此說無非是表示受害者就理應沉默地忍受傷害及其帶來的痛苦，但正是這種“扭曲的觀念”使得許多受害者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而選擇站出來與罪犯抗爭的受害者，則會被莫名其妙地指責同樣要對性侵案件負一定的責任，保守勢力對伊藤詩織和女權主義的詆毀，更是加劇這種社會病的蔓延。社論最后肯定了伊藤詩織勇敢的行為，但也指出如何維護受害者的尊嚴依然是日本社會面臨的一項“重大挑戰”。

《南華早報》刊登了旅日作家William Pesek撰寫的一篇評論，作者在文中就伊藤詩織此案批評了安倍政府的女性勞工政策，認為安倍經濟學在女性工作權益這一議題上更多地是在打太極，也正因如此而注定面臨失靈的局面。作者批評了日本“聽話的媒體”有意隱去加害人山口敬之的姓名，而只是提供了敢于實名指控罪犯的伊藤詩織及其信息，相比于西方世界的女權運動，日本的反性侵運動是如此靜悄悄，甚至稱得上逆風而行。文章進一步指出了安倍政府在女性務工議題上的無力與不作為。雖然安倍晉三首相多次聲稱要提高女性的地位，鼓勵企業雇傭女性，但卻在具體的額度和配套措施上閃爍其詞，單就安倍而言，閣員中也僅僅有兩名女性，這意味著安倍經濟學關于提高女性地位的說法更多只是空談。雖然在2018年，日本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達到了創紀錄的69%，但在“非正式”雇傭的勞工人群中，女性仍然占據了整整三分之二之多，這意味著有相當數量的日本女性無法被企業單位正式雇傭，只能領到較低的工資，也享受不到足夠的福利。

概言之，伊藤詩織挑起的只是日本社會諸多積弊的冰山一角，山口敬之的不依不饒意味著這起案件的結果尚未能徹底定論，而更多與伊藤詩織有著類似經歷的女性，也仍需要面對巨大的輿論壓力，以及長時間缺席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