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理想君 理想國imaginist

過去一年里，一個詞頻繁地出現在我們生活里：暴力。

網絡暴力的肆虐使互聯網上的交流變得日益困難，人們既無法解釋自己，也不愿相信別人；校園暴力讓教育蒙上一層陰影；家庭暴力和精神虐待蟄伏在很多人的沉默中。今天我們遇到的精神危機，似乎比以往更難面對。凱倫·阿姆斯特朗在《軸心時代》中說，“社會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們的自我中心主義造成的”，不僅是肢體，語言的暴力也無處不在。如何超越自我，去理解關懷他人？阿姆斯特朗說，“這不是一個產生對‘神’的信仰，然后再過一種富于同情心的生活的問題”，軸心時代的先哲們尋求為人類建立一種思想傾向，真正的同情應該是你即將要說出傷害別人的話時，因為考慮到對方感受而克制自己沒有說出來，“這一刻，人超越了自我，成為一個超然的時刻。”

什么是軸心時代？它給今天的我們以什么啟示？《軸心時代》呼吁我們重拾蘊含于人類所有宗教傳統核心的同情精神，直面今天人類的精神危機。

1.

軸心時代，一個神奇的人類文明轉折時代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間，大概在北緯30度上下，即北緯25度至35度這一區間，人類歷史上發生一件極為神奇的事情，影響人類文明的先哲：中國的孔子、孟子、老子；印度的釋迦牟尼；以色列的猶太先知；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相繼出現。世界上的四大文明——中國、印度、以色列和希臘——同時取得了思想的重大突破和“人性的整體飛躍”，中國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臘的哲學理性主義，延綿不斷撫育著人類文明的偉大傳統開始形成。

在這一具有高度創造力的時期，宗教和哲學天才們為人類開創了一種嶄新的體驗，奠定了人類文明的精神基礎，這一時期被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稱為“軸心時代”。

在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軸心時代是在知識、心理、哲學和宗教變革方面最具創造性的時期之一，是塑造人類精神與世界觀的大轉折時代。直到今天，人類仍然附著在這種基礎之上。

許倬云先生曾在文章《談樞軸時代》中寫到，“雅氏認為樞紐時代的幾位重要人物，都有鑿竅之功。這一想法，以孔子一例言之，頗似中國人所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如同點亮黑暗世界的四盞燈，軸心時代推動人類從愚昧走向文明。從此人類歷史可以軸心時代為坐標，在這之前的一切事物都是為了它所做的準備，而在這之后，人類所有的進步都是以它為起點：包括文藝復興的人文啟蒙、宗教改革的理性化和世俗化運動、現代科學技術的理性精神、啟蒙時代的社會契約理念等等。

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年2月23日－1969年2月26日），德國哲學家，他在自己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著名的“軸心時代”觀點。

在軸心時代之前，人類的日常生活常常被死亡、動遷和無休止的變化所折磨。動物獻祭在古代社會是一種普遍的宗教實踐活動。人們深信，生與死、創造與毀滅無法解脫地糾纏盤繞在一起。他們意識到，自己能夠存活下來是由于其他生物為他們放棄了自己的生命。由于沒有這樣的死亡便不會有生命，一些人設想，在太初之時，世界是作為一種犧牲的結果而產生的。人們在神圣的戲劇性場面中體驗神明。

軸心時代的賢哲改變了這種狀況：他們仍然重視儀式，但賦予了它新的倫理意義上的重要性，并將道德置于精神生活的中心。唯一能與他們所指稱的“上帝”“涅槃”“梵”或“道”相配的是過一種富于同情心的生活。在當時，宗教就是同情。今天，我們在開始接受一種宗教性的生活方式之前，往往假定一個前提，即必須證實“上帝”或“神”(Absolute)是存在的。這是個有益的科學實踐：首先確立一個原則，然后才能應用。但軸心時代的賢哲們可能會說，這是本末倒置。首先你應當實踐一種道德性的生活；接下來，個人修為和平素的仁愛之心而非理論上的認信，將為你揭示出所要尋求的超越。

這便意味著你必須準備做出改變。軸心時代的賢哲對于訓誡他們的弟子以使其得到小小的進步并不感興趣。在此之后他們可能會帶著重新恢復的活力再次回到以自我為中心的平常生活中。賢哲們的目的是創造一種完全不同的人格。所有圣賢都頌揚一種同情和憐憫的精神，他們強調，人必須摒棄自大、貪欲、暴力和冷酷。不僅殺人是錯誤的，你甚至不應對別人說出一句帶有敵意的話，或者做出一個過激的手勢。

進一步說，幾乎所有軸心時代的賢哲都意識到，你不能只對自己的親友行善，而應當以某種方式將你的關切擴展至整個社會。事實上，一旦人們開始局限自己的視野和同情心，這便是軸心時代即將落幕的另一征兆。每一種思想傳統都發展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一“金規則”(GoldenRule)的獨特程式。就軸心時代的賢哲而言，尊重一切生命的神圣權利——而非正統的信條——即是宗教。如若人們懷著善意行事，對其同伴寬大為懷，則有可能拯救這個世界。

在中國，孔子創立了儒學思想，提倡“仁”，真正的君子應該是學者而不是武士。他不應為權力而爭斗，而是要學習正確的行為規范，為家庭、政治、軍事和社會生活的傳統禮數所約束。在阿拉伯地區，耶利米等先知和祭司們的思考也開始轉向了人的內心世界，他們提出人類應該平靜面對苦難，避免用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從而避免了一種基于怨恨和復仇的宗教的產生，創造了一種肯定一切生命之神圣性的精神信仰。在印度，喬達摩發展了一種使受苦的人得以解脫的精神方法，他認為，“忘我”這種境界天然存在于每個人身體之中，而這種發自內心的無私的憐憫之情（無我），可以讓每個人都得到終極的快樂和解脫。喬達摩的思想被后人整理出來，形成了影響深遠的佛教。在希臘，人們開始通過悲劇反思戰爭的正義性。

各個軸心民族并非遵循了同樣的道路，而是沿著各自的軌跡前進。他們有時獲得了在軸心時代完全值得稱道的洞見，而后卻又放棄了。印度人始終引領著軸心時代前進的步伐。以色列的先知、祭司和歷史學家零零星星、斷斷續續地接近理想，直到公元前6世紀被放逐巴比倫，其非凡創造力得到了短暫而激烈地發揮。中國緩慢漸進地發展著，直到公元前6世紀晚期，孔子首先發揚了完滿的軸心精神。希臘人從一開始便走向與其他民族全然不同的道路。

雅斯貝爾斯以為軸心時代在各個地區發生的時間十分接近，例如他以為佛陀、老子、孔子、墨子和瑣羅亞斯德（Zoroaster），都幾乎生活在同一時代。但現代的學術成果修正了這種年代測定。

從左至右：查拉圖斯特拉、佛陀、孔子、柏拉圖 Credit: Getty/Alamy

2.

軸心時代為什么這么重要

軸心時代出現的思想在今天的人看來似乎老生常談，甚至有些觀點被證明是錯的，為什么每當人類出現危機，我們要重新回到這里尋求啟示？

究其根本，軸心時代的先知對于人類文明的貢獻，并不在于他們建立的思想，創立的教派，而在于他們將思索的對象從另外一個世界的神，轉向現實世界真實存在的人，以人為起點重新思考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們改革的不是一國一地的制度，而是整個人類文明的思維范式。

軸心時代的各種信仰里都有一種共同的理想，即同情、尊重和普遍的關切。那些圣賢像我們一樣，全都生活在暴力社會當中。他們所創造的是一種精神之術，利用人類自然的活力去反對這種侵害。他們之中最具天賦的人意識到，如果你想要遏制殘酷和專制的行為，僅僅提出外在的指令是徒勞的。正如莊子所指出的，顏回即便向魏王宣揚儒家學說崇高的道義也沒有用，因為這并不能觸動魏王潛意識里存有的偏見，而這種偏見導致了他殘暴的行為。

當戰爭和恐怖充斥社會，它會影響到人們所做的每一件事。仇恨和驚駭滲透到他們的夢魘、交往、欲望和野心之中。軸心時代的賢哲們看到這一幕發生在他們同時代人的身上，想出了一種教育方式，讓它扎根于更深入的潛意識中，以幫助人們克服它。

Map of the Five Axial Regions and Ideological Systems (800 to 200 BCE), Following Jaspers (1953)

社會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們的自我中心主義造成的，他們設計的訓練規劃都是以清除這種自我中心主義為目標，并推進“金規則”中推己及人的精神。他們發現，這樣可以將人們引入人類經驗的另一個維度。它使人們進入一種入迷狀態，即“暫時離開”其慣常的、自我束縛的意識，領悟一種實在，即他們所稱的“神”、涅槃、梵、個我，或者“道”。這不是一個產生對“神”的信仰，然后再過一種富于同情心的生活的問題。修行同情本身就會造成超然。

人類很可能早已習慣于自我防衛。即便是在我們自己的社群和家庭中，其他人也會與我們的利益發生沖突，傷害我們的自尊。因此，我們在口頭上、精神上和身體上永遠準備著進行反擊并搶先發動攻擊。軸心時代的賢哲們殊途同歸地回到“金規則”上來，或許昭示了構成人類本性的關鍵。例如，假若我們在每一次想說出一些對同事、兄弟姐妹或敵對國家不利的話的時候，考慮一下如果同樣的議論落在自己頭上，我們會有怎樣的感覺。如果我們克制自己不把這些話說出來，那么在那一刻，我們便已超越了自我，它會成為一個超然的時刻。

“金規則”并非某一兩位圣人的發明創造，而是軸心時代的賢哲們在世界上不同地域生發出的一致見解。這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追求。這一點給生活在全球化時代的我們以啟示：我們無須背離自身傳統，即可學習、借鑒他人的有益思想。不同國家、民族和種族的人們在某一點上能夠達成共識。因而，實現和諧、和平等人類普遍理想的可能性是切實存在的。

3.

我們為什么要知道軸心時代

軸心時代是產生精神天才的時代，我們則生活在一個產生科技天才的時代，但我們的精神教育往往是欠發達的。

我們的科技創造了一個全球社會，通過電子、軍事、經濟和政治而相互連接。我們所面臨的許多困境背后隱藏著更深刻的精神危機。在20世紀當中，我們目睹暴力以空前的規模爆發。令人悲痛的是，我們彼此傷害的才能已然可與人類非凡的經濟和科學進步相媲美。我們似乎缺乏將侵害控制在安全和適度范圍之內的智慧。最早的兩枚原子彈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爆炸，在人類現代文明輝煌成就的中心展現出恐怖的自我毀滅。由于我們不再將地球尊為神圣，而僅將其視為一種“資源”，人類面臨著環境災難的危險。除非發生某種能與人類的科技發展相并行的精神變革，否則我們將不太可能拯救這個星球。

《鋼琴家》劇照

純粹理性的教育無濟于事。直到付出代價我們才發現，一所杰出的大學可與集中營比鄰而居。奧斯維辛、盧旺達、波斯尼亞，以及紐約世貿中心的垮塌，無一不是現實真諦陰郁的顯露。這些揭示出，當每個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這種認知喪失之后將會發生什么。

世貿中心倒塌的塔樓 BETH A. KEISER/AFP/Getty Images

人們認為，宗教是可以幫助我們培養這種態度的，但它卻似乎往往投射出我們這個時代的暴力和絕望。幾乎每天，我們都能看到由宗教而引發的恐怖主義、仇恨和褊狹。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傳統的宗教教義和宗教實踐落后于時代潮流并且令人難以置信，從而轉向藝術、音樂、文學、舞蹈、運動甚或毒品，以求得到似乎是人類所需要的超越的體驗。不同于其他動物，如若我們不能在生命中找到意義和價值，便很容易陷入絕望。

從ISIS控制的領土上逃出的婦女和兒童 Jane Arraf/NPR

幾個世紀以來，制度、政治和智識方面的發展模糊了蘊含在宗教之中同情的重要性。支配著公共話語的宗教似乎時常表達出一種體制上的自我中心主義:“我的信仰比你的更好！”正如莊子所指明的，一旦人們投身于其信仰之中，就可能變得喜好爭辯、多管閑事，或者甚至冷酷無情。同情并非一種受歡迎的美德，因為它要求人們將自我擱置一旁，而我們將自我視為內心最深層的本性，所以人們往往寧肯選擇正義也不愿選擇富有同情心。

軸心時代的賢哲為我們的時代帶來一則重要的信息，而他們的洞見會令當今許多自認為信奉宗教的人感到驚訝甚至震驚。例如，人們往往假定，信仰大概就是相信某些教義命題，然而，大多軸心時代的哲人對任何教條或玄學都不感興趣。像佛陀這樣的人對神學信仰漠不關心。一些賢哲甚至斷然拒絕探討神學問題，聲稱它會分散人的注意力且具有破壞性。另一些人則認為，尋找某種絕對的確定性——這正是很多人都期望宗教能夠提供的——是不成熟、不切實際和不恰當的。

在軸心時代得到發展的各種思想傳統延展了人類意識的邊界，并在其存在之本質當中顯現出超驗的一面。然而賢哲們未必將其視為超自然的，他們之中的大多數拒絕討論這個問題。如若一位先知或哲人開始強調那些強制性的教條了，這大抵便是軸心時代已失去其前進動力的征兆。由于精神體驗是不可言喻的，唯一正確的態度就是謙恭地保持沉默。他們認為，人們永遠都不應將任何宗教教條或道聽途說的東西接受為信仰。質疑一切并對照個人體驗，以經驗為依據去檢測任何教義，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你相信什么，而在于你的行為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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