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一個考古遺址的發掘，而發現一個失落的文明，甚至改寫一部文化史，這無疑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四川廣漢三星堆的發掘即是這樣的一個大發現。它的發掘使一個只有茫昧迷離的文獻記述而缺乏物化實證的巴蜀文明，破土而出。

今年是三星堆遺址發現90周年。在這90年間，三星堆遺址如何一步步解開神秘謎團？巴蜀考古和研究又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澎湃新聞獲悉，12月20日，“發現三星堆：三星堆與巴蜀考古”特展在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開幕展出，并展出文物共286件，包括神秘的青銅縱目面具、體量巨大的商代石璧……其中，國寶級文物玉邊璋是近30年來首次公開展出。展覽將持續到2020年3月20日。

澎湃新聞獲悉，就在“發現三星堆特展”開幕前一天，國家文物局與四川省人民政府12月19日在成都簽署《深化四川文物保護利用改革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攜手把三星堆遺址建設成為國家文化保護利用示范區。

在雙方簽訂的協議中，支持系統開展古蜀國重要遺址三星堆調查、勘探、發掘等工作，將巴蜀考古納入“考古中國”范疇等成為重中之重。據四川省文物局介紹，過去四川省的考古發掘主要圍繞配合基本建設進行，相對被動，今后既要支持建設開展考古，更要主動作為，組織實施一系列重大考古研究項目，“三星堆這樣的重要遺址，即使確定為古蜀王都，目前對它的了解也只是冰山一角。”

三星堆位于西南的四川廣漢，在司馬遷《史記》中屬于“南蠻西南夷”之地，這是一座由眾多古文化遺存分布點所組成的一個龐大的遺址群，1988年1月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考古學家將該遺址群的文化遺存分為四期，其中一期為早期堆積，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則屬于青銅文化。遺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時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續近2000年。

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始于當地農民燕道誠于1929年淘溝時偶然發現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和助理林名鈞于1934年春天組成考古隊，由廣漢縣縣長羅雨倉主持，在燕氏發現玉石器的附近進行了為期十天的發掘。

90年過去，三星堆的發現與發掘深刻影響了巴蜀考古和巴蜀文化研究，并與四川及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息息相關。同時，三星堆遺址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被譽為“長江文明之源”。三星堆遺址目前是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4世紀世界青銅文明的重要代表，對研究早期國家的進程及宗教意識的發展有重要價值，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發現，為已消逝的古蜀國提供了獨特的物證，把四川地區的文明史向前推進了2000多年。

最初發現從5件石璧說起

據四川日報報道，走進“發現三星堆：三星堆與巴蜀考古”展覽大廳，第一個展柜中的文物便是5件石璧，它們有的已修復完整，有的還保留著當年的殘破，但五六十厘米直徑的體量，仍令石璧十分引人注目。三星堆的最初發現還要從這5件石璧說起，1929年，廣漢月亮灣農民燕道誠在自家門口清淘水溝時，無意間挖出一個堆滿玉石器的坑，三星堆“寶物初顯”。當年燕道誠一家挖出的玉石器，先后被四川大學博物館、四川博物院以及三星堆博物館等收藏。此次展覽的集中展出也是它們首次合體的亮相。

三星堆博物館副館長朱亞蓉介紹，三星堆最初的發現，就始于燕道誠一家的偶然勞作。燕道誠是讀過書的農民，清點后發現有玉璧、玉琮、玉璋等各類玉石器共計400余件。石璧體量巨大，有的已經殘破，燕家人就把它們靠在院墻邊上。據介紹，此次展出的石璧，還能看到其上刻下的“燕三太”“燕三泰”等字樣。專家分析，或許是燕家的孩子漸漸長大，終于知道自己的名字是“泰”而非“太”。

1931年，在廣漢的傳教士董宜篤聽說月亮灣發現玉石器后很感興趣，請求廣漢駐軍的陶凱協助收集。陶凱找到燕道誠拿走5件玉石器，送到華西協合大學美籍教授戴謙和處鑒定，后者當即斷定這是商周遺物。聽說自己挖出的玉石器很有研究價值，燕道誠即刻將家里仍存的玉刀、石環等文物送給戴謙和帶回當時的學校博物館保存。

刻有“燕三泰”字樣的石璧，外徑達51.4厘米，由燕道誠在1934年贈送給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而另一件石璧，則被燕家一直珍藏到1951年，最后被燕道誠之子燕仁安無償捐給國家，此后一直在三星堆博物館展出。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副站長冉宏林告訴記者，戴謙和把玉石器帶回成都以后，引起博物館館長葛維漢的注意。

1934年，葛維漢和博物館副館長、中國學者林名均在取得發掘執照和相關手續后，于當年3月16日開啟三星堆的首次考古發掘。這個發掘地點，就是燕家發現玉石器的溝底。10天的發掘，共采集、出土600多件器物。80多年以后，它們又從今天的四川大學博物館回到當年出土的地方。朱亞蓉說，發掘以后，葛維漢等人首次提出“廣漢文化”的命名。雖然此次發掘并非嚴格意義上的考古，但客觀而言，這一階段的發現，讓國內外學者開始關注到三星堆，為后續考古工作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線索。

發現古代蜀國的一個中心都邑

據相關文獻介紹，20世紀50年代開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復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當時還沒有認識到三星堆遺址的巨大規模，所以將三星堆遺址北部的月亮灣地點和南部的三星堆地點各自當作一個遺址，分別命名為“橫梁子遺址”和“三星堆遺址”。 1963年，由馮漢驥領隊，四川省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系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再次發掘了三星堆遺址的月亮灣等地點，展現了三星堆遺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當時，馮漢驥教授曾認識到，三星堆“一帶遺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國的一個中心都邑”。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遺址迎來了大規模連續發掘時期，前后長達20年。1980～1981年的發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時代的房址遺跡，出土標本上萬件，還發現了具有分期意義的地層迭壓關系。這次發掘的發掘報告《廣漢三星堆遺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種在四川地區分布較廣的、具有鮮明特征的，有別于其它任何考古學文化的一種古文化” ，已經具備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學文化的三個條件，建議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別在三星堆地點西南和西泉坎地點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三星堆遺址最晚期的遺存。1986年出土了大量遺物和復雜的地層迭壓關系，根據這年的發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開始了三星堆遺址分期的嘗試。

重大考古收獲在1986年的4月就開始初現。考古工作者說，當年4月至6月的這一次發掘，考古人員發現大量玉石器、陶器、生產工具以及房屋基址等。最重要的收獲是在第三發掘區，發現厚達2.6米、距今4800年至距今2600年的地層疊壓堆積。

1986年夏，三星堆兩大祭祀坑被發現，震驚了世界。

撥開迷霧發現更多三星堆之謎

高大的青銅神樹、神秘的青銅縱目面具、象征蜀王權位的金杖……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見證了古蜀王國的鼎盛發展高峰。而王都范圍、宮殿位置、古城衰亡之謎，依然引領著考古工作者孜孜不斷地探尋。

據四川日報報道，此次展覽第5單元，率先映入眼簾的，是墻上的三塊泥土剖面，它模擬的是三星堆月亮灣城墻的夯筑結構。

對三星堆城墻的發現，始于1976年。當時，廣漢真武村磚廠在一個土埂中取土，發現不少殘陶片和石器。1984年考古人員在西泉坎發掘期間，懷疑這些凸起的土梁埂可能就是人工堆積的城墻。果然，在此后的考古中，發現土梁底部壓著豐富文化層。那么，三星堆古城城墻的范圍究竟有多大?

從1989年至1995年，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先后6次對疑似城墻進行試掘。考古人員發現，三星堆遺址群東部的“獅子鬧”、西部的“橫梁子”、南部的“龍背梁子”均是人工修筑的城墻，由此，一個面積達3.6平方公里的古城范圍大致確定。冉宏林介紹，這些城墻的時代和筑法不盡相同，“說明三星堆巨大的古城可能是由若干個不同時代的小城逐漸演變發展而來。”

更大的驚喜出現在2013年至2015年的發掘中。考古人員在三星堆城址北部，相繼發現真武宮城墻和青關山城墻，完成考古人員30年來的愿望。冉宏林說，此前大家認為三星堆古城以鴨子河為天然屏障，沒有建北城墻，因為二三十年來都沒找到。沒想到2013年在三星堆城址北部發現的200多米長的真武宮城墻，其兩端延伸就恰好與三星堆古城的東西城墻近直角相接，并且建筑方法與月亮灣城墻幾乎完全相同。此后，與真武宮城墻位于一條直線上的青關山城墻也被發現。由此，三星堆古城的城墻完全合圍。

在青關山的土臺上，還發現一處與三星堆城址以及一二號祭祀坑方向一致的一處大型紅燒土建筑基址。它長約55米、寬約15米，面積近900平方米，東西兩側似乎有門道。跨度達15米的大型建筑，給人留下極大想象空間。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感嘆，“即便它不是古蜀王國的宮殿，但離發現真正的宮殿也不遠了。”

如今，三星堆遺址的全面調查、勘探和重點發掘，已經寫進今年4月四川印發的《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實施意見》，新一輪考古發掘也已經啟動。未來，三星堆古城的格局、社會結構、宗教祭祀等秘密，有望持續揭開。

這些巴蜀文物重器不容錯過

三星堆發現的90年，對巴蜀文明的探尋也在同時進行。從茂縣營盤山遺址、什邡桂圓橋遺址，到成都新津寶墩遺址、商業街船棺遺址、金沙遺址等，從渠縣城壩、宣漢羅家壩到重慶涪陵小田溪等遺址，都為巴蜀文化的探索提供了重要材料。此次展出的部分文物來自全省各地博物館，包括玉邊璋、西周象首耳獸面紋青銅罍、水陸攻戰紋銅壺、虎斑紋銅戈等，它們器形莊重優美、制作技藝精湛，見證巴蜀文明的璀璨。其中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玉邊璋是中國禁止出國(境)展出的國寶級文物，近30年來未曾公開展出。

此次展出的商代玉邊璋最珍貴之處在于在璋上5幅畫面，直觀形象地刻下古蜀人在祭壇上舉著玉璋祭祀天地的情形。為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玉璋的性質留下解讀的密碼。

1980年在彭州竹瓦街窖藏出土西周象首耳獸面紋銅罍，以其精美的紋飾、精湛的鑄造工藝、碩大的形體，成為四川博物院的鎮館之寶之一。馮漢驥認為，它可能就在望、叢“禪讓”的時代被埋入地底。

1965年成都百花潭公園出土的水陸攻戰紋銅壺是四川博物院鎮館之寶之一，在只有40厘米高的壺身上，刻畫200多個不同的人物形象，將戰國時期的采桑、宴樂、習射、水陸攻戰等場景鮮活記錄下來。

此外，還有1980年新都馬家戰國墓出土虎斑紋銅戈一組。歷經兩千多年，銅戈、銅匕仍然熠熠生光，展現高妙的鍛造工藝。學術界認為，墓主極可能就是一代蜀王。

據悉，此次展覽展期為2019年12月20日至2020年3月20日。

（本文文圖綜合自三星堆博物館相關資料及四川日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