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并賦予其持續的生命力？“全球城市”這個學術概念究竟如何走出學術界，上升為城市的政策議程？學界對“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有哪些批判性反思？

圍繞上述問題，克里斯·哈姆內特（Chris Hamnett）教授近期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了系列講座。Chris Hamnett是英國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地理系榮休教授，其研究領域主要包括全球城市、住房、社會極化和士紳化等，著述廣泛且有影響力。本系列共三篇，根據Chris Hamnett的講座整理而成。

士紳化概念的起源

1964年，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概念由英國社會學家盧斯·格拉斯（Ruth Glass）首次提出。她描述道：“倫敦許多工人住區受到了中產階級的侵入，中低層的房屋被高雅、昂貴的住宅所取代。早期或近期曾經被用作寄宿房等多種用途的維多利亞式房屋，再一次被改造和升級。一旦士紳化進程在某個區域發生，它將迅速發展，直到大部分原有工人階級居民被空間擠出和置換，最后，這個地區的整個社會特征都將發生變化”（Glass, 1964）。

1973年，格拉斯再次評論了倫敦的士紳化進程：“倫敦正在被迅速更新，但這一更新模式不像我們曾擔憂的那樣。倫敦內城并沒有被‘美國化’，它不會變成一個工人階級占據的城市、一個極化的城市，或者一個黑人聚集貧民區的城市。倫敦內城的真正風險在于，它可能被士紳化，空間完全保留給中高階層使用。”

到了1980年代，士紳化概念逐漸獲得了更大的影響力。其中一個推手是戴維·雷（David Ley）1980年發表的一篇分析溫哥華城市空間變遷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隨著受過良好教育的“新中產階級”崛起，越來越多的人想住在離市中心、工作地點和城市文化更近的地方，這讓更多的人看到了在市中心購買和翻新二手廉價房屋的好處。在類似案例之中，士紳化獲得了它常見的定義：中產階級遷入曾經作為工人階級居住區的內城，同時伴隨著住房的更新，以及從租賃變為私有化的過程。換句話說，這樣的空間過程見證了特定地點的社會階層重構。

士紳化在西方城市的顯著性

在過去40年間，對西方城市，特別是美國部分城市而言，士紳化現象非常顯著。為了說明其顯著性，我們有必要回顧二戰后西方城市社會變遷的歷史。二戰之后，郊區化導致內城人口減少，破敗的內城住房被政府福利房替代，大量移民進入城市的內城地帶，以及中產階級向郊區的大規模遷移。在美國，該現象甚至伴隨著城市族裔空間結構的再調整。1960－1980年間，美國許多城市的族裔結構迅速發生變化，在例如邁阿密、華盛頓、芝加哥、底特律、紐約等城市，黑人和拉美裔移民進入內城，而白人中產階級前往郊區。這一現象被稱為“白人群飛”（white flight）。比如，在1960年，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80%的人口是白人，而到了1980年，黑人的比例攀升到80%。

隨著大規模移民的進入、郊區的擴張和大型高速公路的建設，從1960年代開始，美國高收入人群有很大一部分從內城向外遷移。與此相對，較貧窮的群體則進入內城區，資本流出和基礎設施破敗等原因共同造就了內城衰退。西方城市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地理也在這一時期發生重大變化。直到上世紀60年代，很多西方城市仍然有規模龐大的工業基礎。

但隨著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大量內城制造業被關閉或外遷，這導致格拉斯哥、利物浦、曼徹斯特、底特律、匹茲堡、芝加哥等傳統工業城市失去工業基礎。比如，底特律曾是美國汽車生產的中心，由于汽車工業的衰落和移民外遷，它的人口在過去30年中減少了一半以上。盡管底特律嘗試更新中心城市，內城還是非常蕭條。

內城人口的減少和城市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直接造成內城的“被廢棄”和衰落狀態。上世紀60年代，大規模的經濟衰退、人口結構變遷、少數族裔失業導致了 “美國內城危機”。當然，這一危機也受到了美國許多城市大規模騷亂的影響。克納委員會（注：林登約翰遜政府為了調查1967年動亂原因而成立）在1968年的報告中總結道：“我們的國家正在朝著兩個社會發展，一個黑人社會，一個白人社會，它們之間分離且不平等”（Kerner Commission report，1968）。

這些變化的關鍵在于中產階級的郊區化。生活在白人聚集的郊區讓中產階級們感覺“更安全”。不僅如此，郊區的生活方式還成為一種理想的象征。對很多二戰后的美國居民而言，他們的人生理想就是在郊區擁有一棟獨棟別墅，享受開敞空間和郊區生活，用汽車通勤上班。二戰后內城的衰退是一種普遍現象，該現象在美國許多大城市中最為明顯。中產階級放棄了內城，紛紛遷入郊區。鮑勃·博雷加德（Bob Beauregard）在《城市衰落的聲音》（1997）一書中就對該現象進行了很好的分析。

然而，歐洲的情形與美國非常不同。

美國經濟地理學家阿隆索（Alonso）曾提出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地租模型。該理論認為，在單中心城市和同質土地的前提之下，城市中各種活動的區位取決于它們所能支付地租的能力，因此，各種活動會通過土地供給、土地需求的市場價格變化來競爭各自的最佳區位。隨著地理區域從市中心轉移到郊區，土地價格和土地租金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居民必須在市中心內更小的空間、更高的可達性和郊區的更大空間、更長通勤距離之間權衡。

然而，在許多歐洲城市，例如巴黎、米蘭等，城市中心和內城區的房屋或公寓比郊區房屋更受到中產階級的青睞，中產階級從未離開過內城。也就是說，二戰后內城區的衰退現象，在美國許多大城市中更為明顯。不過，隨著二戰后倫敦人口的減少，以及市政議會住房的清拆與重建，中產階級也開始離開內城，引發了學術界對倫敦“美國化”的擔心（上文提到的盧斯·格拉斯對此就有不少評述）。

士紳化現象的發生機制

1980年代后，學術界圍繞著士紳化的背后機制展開了廣泛討論。主流文獻提出了三種解釋：第一種關注需求和偏好，第二種關注資本和財產，第三種關注產業和就業。戴維·雷（David Ley）和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這兩位地理學家的觀點針鋒相對，他們分別從需求和供給兩側給出了對立的解釋。戴維·雷強調了文化和消費需求在士紳化過程中的作用。對于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新中產階級”來說，離工作地點和城市文化更近的（廉價）市中心住房具有巨大吸引力。他們希望通過更新住房獲得良好的生活品質。這種變化在加拿大的多倫多和溫哥華非常顯著。

與之相反，尼爾·史密斯認為應該從資本、土地價值結構和房地產市場等供給角度去理解士紳化的成因，強烈反對用中產階級的需求與選擇偏好去分析問題。史密斯認為，這種方法忽略了資本的作用以及住房市場結構——士紳化的實質是資本進城，而非居民重返內城。為此，史密斯提出了其“租金差值”理論。即隨著時間推移，內城房屋和土地價值不斷下降，潛在租金上升，所以二者之間的“租金差距”不斷擴大，直到開發商認為再次投資城市有利可圖，從而進入城市，造就士紳化進程。

但學界對尼爾·史密斯的論斷也有一些批評的聲音。包括Hamnett教授在內的一些學者就提出，所謂的“租金差值”只可能在有潛力繁榮發展的內城出現，這需要伴隨金融業等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只有這些產業的興起才會不斷提升那里的空間需求，從而為“租金差值”的發生提供必要條件。與之相對，在那些內城凋零的城市，例如底特律、利物浦，即便出現了租金下降也未必能夠造就“租金差值”，更無法進一步導致士紳化。

換句話說，士紳化只會出現在金融等服務業部門不斷壯大，專業人員、管理人員和中產階級不斷增長的城市中。只有當中產階級對內城區住房有足夠多的有效需求，士紳化才會被調動成為彌補租金差距的首要手段，“需求”在這個過程中才是關鍵所在。

士紳化的不同形式與社會影響

在過去三四十年，士紳化呈現為多種形式。其中主要包括原有內城住房的升級更新（例如波士頓、舊金山、華盛頓特區以及紐約）、工業和商業物業變為公寓（例如紐約、倫敦）、新建士紳化（比如倫敦）、政府推動的城市更新（比如北京和上海）四種類型。后兩者最近受到較多關注。Lees等人指出，有的城市政府將士紳化作為解決城市衰退問題的潛在解決方案，并造成了相應的社會問題——比如，東倫敦碼頭區的更新就體現了士紳化的最新形式：新建士紳化（new-built gentrification）。

士紳化概念關注的一個核心議題是，這個區域的原有居民會不會因此被迫遷移（displacement）。隨著租金和價格上漲，這些人往往難以負擔區域更新后的城市生活。在相關文獻中，士紳化和人群的置換總是同時發生。因此，主流文獻對士紳化一向持批判態度，這也導致了有關各方圍繞士紳化的成本與收益激烈辯論。其中持批判態度的論者常常通過各種案例提醒我們，士紳化總是會帶來人群的替換，導致原住民的大規模擠出和被迫遷移。同時，隨著新進入居民（即所謂“紳士”）支付費用的增加，士紳化進程幾乎總是伴隨著房價上漲。

通過深入分析倫敦房價的演進，Hamnett教授發現，倫敦內城在近幾十年來，已從倫敦市最貧困的地區之一轉變為最富有的地區之一。與此同時，倫敦最昂貴地區的房價一直穩步增長，這甚至進一步導致已進入內城的“紳士們”再次被推離市中心地帶，以重新獲得可負擔的空間和住房。他將這一現象稱作“空間錯位需求”。在內城房價上漲的過程中，外圍地區的價格也被推高，從而導致過去40年間倫敦住房地理格局的巨大變化。現在，倫敦中心城區和內城房價最為昂貴，而郊區相對較低。毫無疑問，中產階級確實已經“重奪”了這座城市。

我們回到盧斯·格拉斯（Ruth Glass）1964年的論述：“倫敦城內或附近的任何地方，不管多么臟亂差，都可能變得昂貴。倫敦可能很快就會變成一個‘適者生存’的城市：也就是說，只有經濟上‘最適’者，只有那些能夠負擔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人，才能留下來。”過去50年的變化證明了格拉斯的觀點。除了那些居住在位于內城的政府福利房中的居民，倫敦的中心地帶確實僅為有錢人服務。

（作者萬思齊系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城市規劃與管理系博士生。本文由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城市規劃與管理系助理教授趙益民、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城市規劃與管理系教授秦波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