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東京地方法院對原TBS記者山口敬之進行民事審判，判決記者伊藤詩織在失去意識的狀態下被性侵的案件。

審判長鈴木昭洋命令山口敬之支付330萬日元（21萬人民幣）的損害賠償。 另一方面，駁回了以損害名譽為由反訴的山口敬之的請求。

伊藤詩織耗費了四年，等來了這場勝利。

                                       伊藤詩織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勝訴的消息

這場審判，大約有200人要求旁聽，當勝訴的結果被傳達給在法庭外面等待的伊藤詩織的支援者們時，人群爆發出陣陣歡呼。

律師神原元對此評論道“為了理所當然的正義，需要如此花費這么多的時間和犧牲，這樣的社會還是太奇怪了。”

                                                                    圖片來源：法新社

絕望之下，伊藤小姐開始反擊

2015年4月，作為自由記者的伊藤詩織就工作簽證問題與當時TBS電視臺華盛頓分局局長、首相安倍晉三傳記作者山口敬之相約進餐會談，卻在用餐過程中被下藥迷昏，此后被對方帶往酒店，并遭受性侵。

詩織選擇了報警，警察取得了證人證詞、酒店監控錄像和詩織衣物上的DNA，發出了對山口的逮捕令。但是隨后警方高層又阻止了這次逮捕活動。

2016年8月，調查進行一年后，警方宣布因證據不足，無法起訴山口敬之。

                                                      山口敬之，圖片來源：BBC

另一方面，山口敬之在2019年2月的記者招待會上，控訴自己被伊藤詩織損害名譽，失去了社會信用，反訴要求1億3000萬日元（831萬人民幣）的賠償金并要求伊藤詩織公開道歉。

此后，詩織自己進行了長達9個月的調查，2017年5月，在案件被檢察廳判定為“不起訴”之后，28歲的伊藤詩織面向司法記者召開了一場新聞發布會，公開身份、長相談論自身經歷，并宣布將向檢方提出復議申請。

2017年9月，伊藤詩織繼續起訴并要求賠償賠償金等1100萬日元（70萬人民幣）的損失。檢查廳再次做出判定：“本案不予起訴”。

一位專門調查報道日本警政界新聞的美籍記者說：“如果他不是首相的朋友，結果還會是這樣嗎？不可能。”

到此時，對伊藤詩織遭遇的調查在司法層面似乎已經塵埃落定。但司法機構的調查探照出的僅僅是“黑箱”的一個角落。

與此同時，大洋彼岸轟轟烈烈的米兔運動拉開帷幕。

2017年10月，隨著好萊塢資深制作人哈維·韋恩斯坦性侵丑聞的曝光，美國掀起了一場女性反性騷擾的米兔運動。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卡瓦諾、著名演員凱文·史派西（《紙牌屋》主演）和著名導演伍迪·艾倫等都受到指控。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場運動愈演愈烈。

全球性的運動，也是一種全球性的支援。

伊藤詩織明白，審判的最終結果，并不代表真相的完全揭露；不起訴，并不代表犯罪的不存在。

在配合調查的過程中，警方冷淡曖昧的態度、取證過程的不完善、已簽發的逮捕令被緊急收回、調查人員的突然撤換等，都令伊藤詩織感到疑惑、不安與痛苦。

因此，作為當事人，伊藤詩織覺得有必要將她所知道的細節公之于眾，并帶來社會層面的改變，使親友免受可能的傷害。同時，作為自由記者，為了從小擁有的、并一直為之努力的新聞理想，伊藤詩織覺得自己有責任秉持職業操守，讓更多的人聽到事實的聲音。

為何長期以來日本社會對“性侵”話題保持沉默？地鐵等公共場所的癡漢行為、職場中的性騷擾與性別歧視，為何大家見怪不怪而少有人發聲反抗……

伊藤詩織寫下了《黑箱：日本之恥》，來記錄自己的成長、訴訟、追求正義的歷程。

                          [日] 伊藤詩織 《黑箱：日本之恥》 中信出版集團 / 雅眾文化 2019年4月

打破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沉默

2016年，日本厚生勞動省對將近1萬名25至44歲之間的女性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將近3000名女性反饋她們曾遭遇職場性侵。

但對這些問題，只有不到40%的人采取了行動。

2017年5月，伊藤詩織公開控訴性侵的記者招待會后，日本國內對于性暴力的關注度空前提升。

據說在不起訴之前，伊藤詩織也多次向多家媒體傳達了關于和山口敬之的事情，卻怎么也沒有報道。但是，從那個記者招待會以后，媒體的采訪委托蜂擁而至。

申訴申請提交4年來，在記者招待會上公布自己的長相和姓名以來，伊藤詩織仍然會在突然間，想起那次事件。

伊藤詩織說：“心靈的創傷雖然說時間可以解決，但根本不是這樣。 過了4年，我還是會突然被PTSD （心理創傷后應激障礙）的癥狀襲擊。”

                                                                  攝影：豆桑

“我覺得很多受害者都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受害后，表面上馬上回到自己以前的日常生活中，雖然不會感到疼痛，但是也有幾年、甚至經過幾十年之后依然感到疼痛的人。”

伊藤詩織在審判中，選擇了直接和山口敬之當面對質的見面形式。在2019年7月的口頭辯論中2人時隔約4年再會了。

伊藤詩織說：“我雖然有很多支持我的人，但在對質前，我感到非常孤獨。說不定就這樣無法普通地生活下去，可能是因為對恐怖和壓力的絕望吧。”

自公布受害事件以來，伊藤詩織還受到眾多人的誹謗中傷和恐嚇。

刀子一般的羞辱向伊藤和她的家人涌來，網上開始人肉扒出伊藤家人朋友的照片，滿屏都是對伊藤和家人的辱罵。

“她不是日本人，日本人不會這樣”

“滾回韓國去”“她肯定是妓女”。

甚至連伊藤的妹妹都對她說：“你一定要這樣嗎？”所有的打擊超出了她的想象。

另外，在這次審判進行中，受到支持者的期待，伊藤詩織也是“感到有壓力”的。

那時我想。 “你看，如果遭受災害公開化的話，可能會受到很多批判，最終會被打垮。” 所以，即使起不來了，出去的時候也要保持安全。”

“詩織太強了”“詩織太強了，我可以做到”“但我不是這樣的，有很多弱點”，伊藤詩織一邊這樣說著，一邊從眼里涌出了淚水。

伊藤認為，在日本對性暴力受害者的支援體制還不完善。因為自己有過這樣的經歷，所以深刻感受到了這樣的必要性。

“關于受到侵害這件事情，我覺得沒有公開受害的強制。我覺得最需要重視的是什么最能保護那個人，那個人能夠繼續生活下去。沒有那個的話，人是無法求助的。”

她締造了日本的歷史性時刻

伊藤詩織很重視“Believe in your truth （相信你的真相）”這句話。

“果然真相只有自己知道。而且，人們不能只靠這些活下去。”

“我說‘是啊，你不錯啊’‘我支持你’，因為有人這樣對我說話，所以我走到了這里。”

“如果沒有這樣的每一個人，也許我怎么也做不到。 包括原本在周圍支持我們的人們在內，通過公開受害情況，我的同伴增加了很多。在全世界范圍內也是如此。這是我在記者招待會那天沒想到的事情。”

其實我并沒有對審判結果有過高的期待。盡管如此，伊藤詩織一放低聲音，就嘟嘟囔囔地說:“會變成什么樣呢？” 不管是什么結果，進入上訴審判的可能性都很高。

“我無法想象。 結果出來后輿論會如何變化，對自己的身邊人會有什么樣的影響呢？

伊藤詩織的目標是，改善圍繞性侵受害者的法律和社會體系，如果誰都想發聲的話，建立能夠發聲的社會。

伊藤詩織事件之后，日本已在41個地區建立了強奸危機中心。時隔110年后，日本首次對刑法中關于強奸的部分進行了修改，法定最低刑從3年增至5年，男性也可作為強奸罪的控告方。

這些改變都是令人欣慰的，但是依然在上演的人間悲劇又讓人憤怒。

比如，2016年，日本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性暴力案件。日本頂級學府東京大學的5名男性高材生在將一名普通私立大學女生灌醉后集體對其實施了一系列猥褻行為，當被法官問及為何要對女孩施害的時候，有一人回答“因為她蠢”。

但最終社會謾罵地卻是那個受害的女孩，大多數人覺得她毀掉了東大才子的光明未來。日本作家姬野薰子據此事件寫成了《因為她蠢》一書，控訴日本社會的校園性暴力問題。

2019年4月，日本一名男子被控性侵親生女兒，名古屋地方法院以“無法認定女兒處于明顯無法抵抗狀態”為依據，對這個“父親”做出無罪判決。

不斷發生的事情，總在提醒我們，伊藤詩織的發聲，伊藤詩織的勝訴都是日本的一個歷史性時刻。

《朝日新聞》評價《黑箱：日本之恥》：“這就是她寫下這些經歷的緣由，為了誰？為了讀者和這個國家。”

                                                                   攝影：豆桑

伊藤詩織說：“這次審判既可以成為自己案例的一個句點。 但是，另一方面，這是一個過程。作為一名記者，我今后也想發布關于每個人的經驗和人生的重點影像。 通過判決，我想從這個立場上也可以進一步考慮問題。”

伊藤在判決后，對支援者們說的話如下——

“因為心是一起的，所以請各位說，不管有什么樣的結果都沒關系，因為到現在為止的結果都會有，所以我覺得即使有結果也沒有，但是能夠把好的結果傳達給大家，真的很高興。 謝謝你們。”

“這個過程好漫長啊。但是這樣一點一點的變化，我看到的景色和以前完全不同了，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法律、報道的方法、教育，等等，我認為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希望大家能一一考慮。今后也請多多關照。”

（本文參考日本記者瀨谷健介關于此案的實時報道）

撰稿人/編輯：程小兔

特別鳴謝：攝影師豆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