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金融改革的深入和宏觀經濟的調整，中國銀行業流動性風險長期化、結構化趨勢日益明顯，并成為重要的風險來源，該風險一旦爆發，對商業銀行自身乃至整個金融體系甚至經濟全局均具有極強的破壞性。本文從銀行內部管理、貨幣政策和監管，以及宏觀經濟狀況等因素入手，對中國銀行業流動性風險的成因進行分析。作者認為，影響流動性風險的因素錯綜復雜、相互交織，僅靠銀行自身的管理，并不能有效管理流動性風險并防止其外溢，因此需要構建更為完善的流動性風險管理體系。

2018年5月23日，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式公布《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自2018年7月1日起施行。主要目的為加強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管理，保障商業銀行安全穩健運行。

商業銀行區別于其他金融機構的最根本特征是通過吸收存款來發放貸款，借助“杠桿化運作” 和“期限轉換”（maturity transformation）完成資金供給和需求的對接，這使得商業銀行天然存在發生流動性風險的可能性。而流動性風險一旦爆發，對商業銀行自身乃至整個金融體系甚至經濟全局均具有極強的破壞性。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國際銀行業普遍掙扎于流動性緊張的泥淖之中，給國際金融市場和全球經濟造成巨大破壞。這一教訓再次顯示，對商業銀行而言，必須始終保持流動性風險管理的有效性，稍有疏忽大意便可能釀成巨大災難。也正因如此，次貸危機后，強化對金融機構流動性風險的監管成為國際監管改革的重要內容。

2013年6月的“錢荒”，暴露出了中國銀行業所存在的流動性風險問題，之后，2015年、2018年，銀行間市場多次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流動性波動。2019年5月，包商銀行被接管，在造成短期波動的同時，還形成了市場流動性的分層，中小銀行和非銀金融機構流動性風險顯著上升。總體來看，在過去一段時間中，中國銀行業流動性風險長期化、結構化趨勢日益明顯，已成為銀行業一個重大的風險來源，有必要對其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并構建更為系統的應對機制。

一、銀行的流動性風險

巴塞爾委員會（Basel Committee，1992）曾將“流動性”定義為：“確保銀行清償到期債務的能力”。在2000年發布的對1992年文件的替代性文件《銀行機構流動性管理的穩健操作》（Basel Committee，2000）中，巴塞爾委員會又將“流動性”定義為“增加資產并滿足到期債務清償的能力”。

美國金融監管當局儲蓄機構監理署（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OTS，2010）在2010年發布的《流動性風險管理與投資證券》中，對“流動性”同時給出了三種定義，即“流動性，是利用資產融資以清償到期債務的能力；是持有的現金和能夠無顯著損耗地迅速轉化為現金的其他資產總量；是以合理或可接受的成本滿足負債償還或承諾兌現所需資金的能力”。OTS最后指出，無論哪種定義，其本質都是“在需要錢的時候有錢”。

美聯儲（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10）在2010年發布的《商業銀行監管手冊》中，將流動性定義為，“是金融機構在不造成未預期損失的情況下滿足其現金和債務抵押需求的能力，……為保證充足流動性，機構必須在成本收益之間取得平衡：流動性過少可能導致因無法穩定地滿足約定償債義務（contractual obligations）而將機構暴露在一系列負面沖擊面前；反過來，流動性過多又會帶來較大機會成本，對企業盈利性產生不良影響。”

中國銀保監會2018年頒布的《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則將流動性風險界定為“商業銀行無法以合理成本及時獲得充足資金，用于償付到期債務、履行其他支付義務和滿足正常業務開展的其他資金需求的風險。”

數據來源：銀保監會

從上面的各種界定可以看到，盡管側重有所不同，但基本都包含了三個要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時間要素。“流動性”所關注或反映的，并不是銀行在長期內的償付能力，而在特定時點上的清償能力。如果在特定時點上，銀行不能承擔到期債務清償或兌現資金承諾，不管其資產負債狀況如何良好，仍會引發流動性風險。其次是成本要素。不管以怎樣的方式（資產變現或負債融資）獲得資金，流動性好壞應“以合理或可接受的成本”作為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講，過分強調保持短期清償能力，而放棄對資產盈利性的考慮，也不能算是好的流動性管理。第三是數量要素。良好的流動性意味著銀行在特定時點上獲得的現金或其他資產總量，在量上應足以覆蓋到期應償債務。

在實踐中，需要區分銀行流動性風險和償付風險之間的區別和聯系。償付風險是指銀行喪失償付能力，即資產現值不能支付其全部負債的風險。這與流動性風險有些相似。在流動性風險導致銀行陷入流動性危機進而破產時，兩者都變現為銀行無法償付全部負債，最終破產倒閉。但兩者存在重大差別，按照巴塞爾委員會對流動性風險的界定，流動性風險是“不能以合理的價格籌集到足夠的資金履行自己的義務，滿足客戶的資金需求”，即銀行籌集資金時候可能被過度要價，但可能能夠渡過危機，不一定會導致破產清算結果。即使陷入流動性危機的銀行最終破產清算，它的流動性缺乏也是暫時性的，而喪失償付能力則是永遠的。

一般而言，銀行在具有償付能力的情況下也有可能失去流動性，但流動性不足不一定導致銀行喪失償付能力。然而，在某些情況下，不能充分控制流動性風險會使支付困難由暫時變成永遠，就是說，流動性風險最后可能轉化為償付風險。如果從追究流動性風險和償付風險的起源來看，償付風險主要歸因于銀行的經營管理問題，但流動性風險極可能源于經營管理失敗，也有可能是因為謠言傳播以及信用評價被下調等外生事件。

二、中國銀行業流動性風險的成因

銀行流動性問題的復雜性，不僅因為難以界定，而且在于其牽涉范圍很廣，會受較多因素的干擾。從實踐來看，影響銀行流動性的因素來源大致可劃分為內部因素、貨幣政策因素以及宏觀經濟因素。

內部因素側重銀行自身業務發展和管理，是相對微觀的視角。從這個角度看，銀行流動性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資產、負債結構，表外業務發展以及流動性管理水平等因素。通常說來，不同的業務模式下，銀行的流動性風險特征往往會有很大的差異。此外，從微觀角度考察銀行流動性，還應關注其他風險的轉化問題。在實踐中，多數流動性危機都是由其他風險（信用風險、操作風險或聲譽風險等）引發，是銀行綜合經營管理失敗在流動性上的反映。

貨幣政策因素側重的是基礎貨幣供給機制以及貨幣政策操作對銀行流動性的影響，是相對宏觀的視角。對銀行間的交易來說，可用于清償和使用的資金，并非一般社會意義上的貨幣（如M1 或M2 等），而僅限于中央銀行的負債（即基礎貨幣）。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把銀行業看作一個整體，影響其流動性松緊狀況最重要和直接的因素，無疑就是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供給機制及其貨幣政策操作。

除以上兩大方面外，宏觀經濟狀況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比如，經濟增長速度會直接影響對銀行信貸資金的需求，通貨膨脹預期可能會影響銀行儲蓄資金來源和穩定性等，都可能對銀行的流動性產生間接的影響。

中國銀行業從2013年以來，流動性風險日益凸顯，正是以上幾類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內部因素

從銀行業內部管理來看，流動性風險上升的原因有如下各個方面：

一是“影子銀行”業務的無序發展。次貸危機爆發之后，得益于寬松貨幣政策下流動性的釋放和金融監管套利空間的存在，中國的影子銀行快速擴張。中國影子銀行發展的基本邏輯為：商業銀行繞過傳統存貸業務，利用資產負債表內外的其他項目進行業務創新，并通過與非銀行金融機構開展合作來達到信用擴張的目的。發展“影子銀行”業務一方面可以繞過資本充足率等監管約束，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利潤率，彌補因存貸息差縮窄導致的利潤收縮。這也意味著利潤驅動和規避監管是中國影子銀行演進的主要原動力。

從業務模式來看，2008-2013年，影子銀行處于新興發展階段，“理財產品—通道業務—非標資產”是其主要模式。隨著《關于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銀監發8號文）的出臺，理財資金投資非標業務得到嚴格管制，中國影子銀行體系的主要模式由通道模式轉變為同業模式。2013-2016年，影子銀行發展不斷深化，“同業業務—委外投資—債券等標準化資產”成為其主要模式。隨著同業存單、同業理財等創新業務陸續興起，買入返售、應收款項類投資也成為非標資產的主要形式。在影子銀行興起的同時，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規模和結構都出現了顯著變化。

大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規模變化（%）

數據來源：銀保監會

影子銀行的資產端多為期限較長、風險較高的非標和債券等資產，負債端多為期限較短的理財產品和同業負債，這就需要負債端持續滾動發行來彌補期限錯配。一旦短期流動性緊張，很容易引發流動性風險，此外，影子銀行具有跨業務、跨市場的高度關聯性特點，與傳統商業銀行以及金融市場關系密切，從而導致影子銀行的風險在不同金融主體間傳遞，放大市場反應。

二是其他經營風險的轉化。現實中，很多流動性風險都是由其他風險事件（如信用風險、操作風險或聲譽風險等）引發。從我國銀行業看，雖然因為操作風險、聲譽風險等導致機構流動性風險的事件也有發生，但基本屬于個案，不具普遍性。多數的流動性風險，還是信用風險在銀行流動性方面的體現。拋開對銀行聲譽的影響，信用風險意味著銀行資產端流動性的喪失，信用風險越高，資產的流動性也就越差。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銀行的負債結構較為合理，但如果負債總量不能夠持續增長，以滿足原有債權人的償付需求，流動性風險就會出現。對信用風險較高的機構而言，維持存款的持續增長是緩解流動性風險的關鍵，一旦存款不能持續增長，就需要吸收其他類型的資金（如同業資金）來進行維持。

所以，在實踐中看到的，部分中小銀行同業負債較高，也有可能不是主動謀求規模擴張，而是因為信用風險較高導致的被動策略。當然，信用風險上升，并不完全歸咎于銀行業自身的經營管理，而更多決定于宏觀經濟運行所處的周期。

（二）貨幣政策與監管因素

在現代金融體系中，貨幣政策是決定金融市場流動性最重要的因素。次貸危機以來，貨幣政策因素對銀行流動性的影響主要有兩個層面：一是基礎貨幣供給機制的調整；二是宏觀調控和監管強化的影響。

從基礎貨幣供給機制看，在較長一段時間里，外匯占款是影響我國銀行體系總體流動性最重要的因素。其原因在于，在強制結售匯制度下，外資的持續流入帶來了基礎貨幣的大量投放，盡管中央銀行運用多種手段（發行央票、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等）進行對沖，但整體流動性仍然有很大的增加，這也為本世紀以來銀行快速的規模擴張創造了條件。2015年之后，外資流動開始轉向，外匯儲備規模從最高峰持續回落，盡管央行也有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但政策力度小于外匯儲備下降的幅度，導致銀行的流動性環境開始逐步收緊。當然，中央銀行也可能是有意通過這種不完全的對沖，來收緊銀行體系的流動性，以約束其信貸擴張沖動。

總體上來講，由外匯占款主導的基礎貨幣供給機制，及其在近幾年來的調整，對整個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有著深遠的影響。在基礎貨幣供給機制轉換的過程中，外匯占款對銀行體系流動性的影響逐漸減弱，中央銀行創設的各種流動性調控工具的作用開始日益增強。

從宏觀調控和監管強化角度看，隨著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宏觀調控的政策和監管強化，對銀行體系流動性的影響也越來越顯著。2013年的“錢荒”，2016年的債市波動，以及2017年的同業負債成本上行等，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央銀行實施宏觀調控、收緊市場流動性有關，也取得了預期的政策效果。此外，監管規則也會影響到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比如，監管指標考核很容易造成季末和年末的流動性波動，而新監管規則的引入，如資管新規、宏觀審慎評估以及流動性監管等制度，同樣會對單個機構甚至整個銀行體系的流動性產生影響。

（三）宏觀經濟因素

從2012年開始，我國經濟告別過去30多年平均10%的高速增長階段，增長潛力越來越多地受制于勞動力供給下降、環境治理成本上升的制約，經濟增速逐步放緩，這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銀行資產負債的長期變化趨勢。從負債端看，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和去產能的深化，企業部門的資金需求下降，由此所導致的存款派生動力減弱，導致銀行負債增長有所放緩；從資產端看，由于企業盈利下滑，債務償還能力顯著下降，導致銀行資產的質量持續惡化。不良率上升，降低了銀行資產的整體流動性，特別地，在不良資產得不到及時暴露和處置的情況下，還會給銀行造成新的流動性負擔，因為要維持其風險不暴露，銀行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增量資金。

隨著金融改革的深入以及宏觀經濟的調整，我國銀行業的流動性風險開始顯性化，并成為新的重要的風險來源，必須提高關注并加以有效管理。由于流動風險的形成受內、外部諸多因素的影響，且往往和其他經營風險相互交織，僅靠銀行自身的管理，并不能有效管理流動性風險并防止其外溢，因此需要構建更為完善的流動性風險管理體系。

一是完善流動性調控工具組合。管理金融體系流動性是中央銀行的重要職責，也是貨幣政策實施以及維護金融市場穩定的主要手段。在長期的實踐中，尤其是次貸危機爆發之后，為適應金融市場和金融創新的發展，各國央行已在傳統政策工具的基礎上，發展出了較為完善的流動性管理工具體系，包括常備借貸便利（SLF）、定期標售便利（TAF）、定期證券借貸便利（TSLF）、一級交易商信貸便利（PDCF）等。

人民銀行在創設流動性調控工具方面也進行了積極的探索。2013年初，設立了公開市場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和常備借貸便利（SLF）。2014年，創設了中期借貸便利（MLF）和抵押補充貸款（PLS）。2018年，為支持民營小微企業融資，優化貸款結構，又推出定向中期借貸便利工具（TMLF）和民企債券融資支持工具（CRMW）。CRMW 旨在為民營企業債券發行提供信用支持，2019年，該機制一度用于為錦州銀行同業存單發行提供信用增級，成為調控改善銀行機構流動性的一種調控工具。

從發展來看，在過去幾年中，人民銀行已經建立起了針對不同期限、主體和用途，兼顧總量和結構的，較為完善的流動性調控工具體系，有效滿足了金融發展需要，在提高貨幣政策效力的同時，維護了金融體系運行的穩定。未來還會根據流動性風險變化的新趨勢，以及不同機構的差異化情況，進一步豐富新的有針對性的調控工具，在適度釋放風險、提升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有效防止單個機構流動性風險的擴大和外溢。

二是探索新的基礎貨幣供給機制，優化流動性供給結構。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深入，經常項目順差逐步收窄，資本流入也有所減緩，過去以外匯占款為主導的基礎貨幣供給機制，面臨著根本性的變化。在這種背景下，有必要探索新的符合中國經濟、金融特征的基礎貨幣供給機制，以滿足經濟、金融長期發展的需要。從目前看，人民銀行通過創設各種流動性工具，搭配定向降準，基本滿足了短期的流動性需要。但從長遠看，這種格局仍需要進一步優化。

一方面，各種流動性調控工具雖然能向市場注入資金，但由于期限偏短，對緩解銀行業期限錯配，改善中長期流動性的效果相對有限；另一方面，流動性工具的成本偏高，不利于銀行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從優化流動性結構的角度考慮，進一步調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至合理水平，應是改善銀行體系流動性、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的必然選擇。與此同時，需要積極探索新的長期基礎貨幣供給機制，以替代原有的外匯占款模式，在這個方面，可以考慮與地方隱性債務問題化解相結合，在提升銀行資產流動性的同時，創造基礎貨幣投放的新途徑。

三是完善流動性風險的監管體系。首先是整治“影子銀行”的過度發展，在有效控制單個機構流動性風險的同時，阻斷風險跨機構和跨市場的傳遞。其次，在清理整治的基礎上，借鑒國際監管規則，并結合中國銀行業的具體情況，完善流動性監管制度體系，將流動性風險管理更好地納入到全面風險管理框架之中。

流動性風險管理一直是銀行監管的核心內容之一。2006年，中國銀監會頒布了《商業銀行風險監管核心指標》，以與流動性相關的監管指標作為銀行流動性管理的重點，即流動性比例、核心負債比例和流動性缺口率。其中，流動性比例為流動性資產余額與流動性負債余額之比，衡量商業銀行流動性的總體水平，不應低于25%；核心負債比例為核心負債與負債總額之比，不應低于60%；流動性缺口率為90天內表內外流動性缺口與90天內到期表內外流動性資產之比，不應低于-10%。

次貸危機后，巴塞爾協議Ⅲ引入了全新的流動性監管指標，在此基礎上，監管部門將新的國際監管規則與中國的流動性監管指標相結合，于2014年發布了《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試行）》，之后在2015年和2018年進行了兩次修訂。到目前為止，中國商業銀行的流動性監管指標包括流動性比率、流動性覆蓋率、凈穩定資金比率、優質流動性資產充足率和流動性匹配率等，而且，針對不同規模的銀行，在監管指標上做了差異化的要求，此外還構建了較完備的流動性風險監管框架，為流動性風險監管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礎。

四是調整經營理念，提升流動性風險管理能力。流動性風險是銀行經營管理風險的綜合性反映，必須要從調整銀行經營理念入手。2012年以來，在實體經濟持續下行的同時，金融機構出于對短期利益的追求，利用同業、理財等“影子銀行”業務來規避監管、擴張規模，“金融空轉”“脫實向虛”愈演愈烈，埋下諸多隱患。流動性風險的頻頻暴露，就是部分機構之前脫離外部環境和自身能力約束，過度追求規模和利潤增長的結果。在回歸主業，支持實體經濟的大背景下，銀行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順應經濟、金融形勢，從規模至上轉向質量至上，健全資本約束機制，制約風險資產的過快擴張，與此同時，優化資產負債結構，探索適合自身特點的可持續發展的模式。

此外，還應進一步提升銀行自身的流動性風險管理能力，高度關注因業務結構調整帶來的流動性風險特征變化，并積極完善風險管理體系和方法。具體而言，銀行應及時將表外業務和其他創新業務所產生的風險敞口，納入全面風險管理框架；改進流動性風險估算方法，特別是應加強對極端壓力情形的關注，并制定應急預案。針對風險特殊的創新業務，應盡快實行專業化管理，從組織架構設計上，將創新業務與傳統業務進行區隔，在提高業務發展效率的同時，推進流動性風險管理專業化的提升。（作者系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原題為《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成因與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