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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軍為何兵敗薩爾滸？

幻想狂劉先生

2020-02-13 11:07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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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料敵者

在自然界的生存斗爭中，越是弱小的動物，對于滅頂之災的預感就越是敏銳，比自然界斗爭更為殘酷的人類社會也是如此。

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碧蹄館之戰后均感到無力再戰的明日雙方議和，驚魂未定的李朝君臣終于回到殘破的朝鮮舊都，卻又陷入了新的北方危機之中：

7月，朝鮮備邊司咨文報：老乙可赤（努爾哈赤）有名與建州韃子之中，浸浸有強大之勢，今已十余年矣.....待此胡難可以北道藩胡視之矣。

8月，朝鮮君臣朝堂議論曰：且老乙可赤事亦大可憂。古之善料敵者預圖于未形前，況此兆朕已萌，爻象已動。若俟河冰合，虜騎充斥，是我腹背受敵，天亡之秋，不能支吾矣！

此時正處于明日第一次議和期間，明朝尚在朝鮮半島和遼東駐有重兵，并且正在調集天下精兵匯集西南，準備平定博州之亂，國力和軍事勢力似乎都在巔峰，對整個東北亞地區都擁有控制力和影響力。

就在朝鮮君臣作出“天亡之秋，不能支吾矣”這等“大逆不道”言論的前一年（1594年），讓朝鮮君臣憂心忡忡的老乙可赤（努爾哈赤）還忠心耿耿地向萬歷皇帝上書“情愿揀選精兵，待嚴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殺倭寇，報效皇朝”。雖努爾哈赤渡江抗倭一事因朝鮮君臣強烈反對而作罷，大明朝廷還是嘉許努爾哈赤“忠順”。這種情況之下，因為抗倭戰爭而疲于“辯污”（明朝內部一直有一股猜疑朝鮮和日本聯合侵犯明朝的聲音）的朝鮮君臣，自然不可能把自己的戰略判斷送入萬歷皇帝的耳中。

此時距離薩爾滸天崩地裂的那一場大戰，尚有23年，距離真正的天（朝）亡之秋，尚有48年。常年被敵人追成東北亞流浪者的李朝君臣，不愧是“善料敵者”，但是故事真正的主角，還對這場驚濤駭浪一無所知。

孤家寡人

明開國時，朱元璋廢除了宰相輔政制度，一勞永逸的解決了權臣危機的隱患，之后的明朝皇帝面對中樞機構行政能力日益低下的痼疾，不得不衍生出許多新的輔政機構來，當一套機構被證明低效或無用之后，就立即用一套新的機構取代它。在內閣制度完善之前，整個官僚體系已經膨脹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然而，成熟的內閣制度下，“票擬”決定了整個內閣中有一個最終決策者，“首輔”制度應運而生，首輔成了實際上的丞相，一旦首輔強勢，又構成了對皇權的威脅。這套看似巧妙的制度走了一個大圈，最終回到了問題的起始，留下的卻是一個龐大到前所未有的官僚集團。

那些僥幸在明初兔死狗烹式的政治構陷中活下來的功臣之后，在百年的皇權高壓和文官監視下，早已將家族傳承的政治才干和武德自我閹割。除云南沐家等少數天高皇帝遠的幸存者尚能維系自身之外，其余均成了帝國豢養的家禽，溫馴卻不可信賴和依靠。

皇帝把自己的絕大多數男性親屬都養成了尊貴的“朱”，親情在皇帝的家庭中扭曲變態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們中絕大多數人的命運一出生就注定了，封地就是他們無所事事和醉生夢死的“豬圈”，既是他們的皇宮，也是他們的監獄，他們出生在那里，也死在那里，終其一生也無法離開那里。他們享有種種特權，即使這種特權給整個國家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皇帝也毫不在意，他們只需要履行唯一的義務，就是不要讓自己的皇族身份給皇帝添麻煩。

在日益膨脹的文官集團面前，既沒有勛貴集團支持，也沒有親人可以依靠的明朝皇帝，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不得不繼續走入歷史的怪圈，借助宦官集團來平衡政治格局，然而又產生了新的問題，正如利瑪竇所見的那樣：

“幾乎全國的行政事物都操縱在這類半男半女的人手中，單單在皇宮里這類人的數目就達萬人之多，他們樣子很瘦弱，從未受過教育，在終身的奴役中長大，呆頭呆腦，根本沒有能力聽懂任何重要的指示，更無法執行。”

明朝太監絕大多數是文盲或半文盲，因為幼年時的殘害身體和心理均屬殘缺，他們大多出身貧寒，家鄉遠離帝國的權力中心。也正是因為這些特點，皇帝相信這些人和文官集團天然無法相容，事實證明這種判斷基本是對的，即使在“閹黨”勢力最大的時候，他們也沒能形成一個結構穩固的政治集團，以至于皇帝認為這股勢力威脅到自身權力的時候，只要消滅為首的太監，就能輕而易舉的清除整個集團。

皇帝倚重宦官的另外一個難以啟齒的原因是，因為太監沒有受過教育，不受道德束縛，也沒有后代不怕禍及子孫，因此行事沒有底線，在打擊文官集團時手段狠毒，為文官所忌憚。由太監執掌的特務機構，在事實上營造了一種針對文官集團的恐怖，皇帝樂見掣肘的文官在這種恐怖之下瑟瑟發抖，當他認為太監的行為過了火，或是這種恐怖已經足夠的時候，又輕而易舉地除掉太監代表性人物，讓文官集團對明君的天威感激涕零。

這套權力平衡的把戲固然高明，但是當皇帝委派這類智力低下又缺乏教育的閹人參與軍政大事時，往往產生災難性的后果。他們既不能理解政策施行的后果，也不能理解軍事部署的意圖，只會一味的運用手中的權力催促和逼迫文武官員，機械地遵循皇帝和上級太監的旨意辦事。在皇帝看來，這種繞過文官制度冗長流程的行政手段更能快速貫徹皇帝本人的意志，然而有明一代，因為這種惡習造成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災難數不勝數。

當頭腦清醒的皇帝下定決心拔除了太監勢力的時候，卻發現自己又回到孤身一人面對文官集團的悲慘境地，在明朝最后的時間里，皇帝在多數時候都是這樣的孤家寡人。

后世評論滿清在晚期仍能渡過多重危機，甚至在太平天國占據南部一半以上的國土，北方受到英法聯軍威脅時仍能維系自身統治的時候常常忽略這樣一個事實，滿清皇帝雖然依靠文官集團治理天下，然而其統治的暴力背書是由八旗軍事集團提供的，這個集團的最核心是愛新覺羅皇族和與其聯姻的蒙古王公，外圍是滿洲八旗，再外圍是蒙古八旗，最外層是漢軍八旗。

所以無論是鄭成功兵臨南京城下，吳三桂飲馬長江，還是洪秀全定都天京，滿清總能翻盤，只有整個滿蒙軍事集團徹底崩潰，后繼無人，滿清皇帝才會走到絕境，正如1912年抱頭痛哭的孤兒寡母。明朝皇帝只能依靠洪承疇和吳三桂，卻注定不能擁有僧格林沁和恭親王奕?。

文治天下

除了皇帝所倚重的殘疾人太監，利瑪竇神父在長期偽裝儒生的過程中，也對太監的對手——官僚，以及預備官僚——儒生，進行了深刻而細致的觀察：

“這個國家最聰明的人（儒生），看起來都像女人……無論時他們的外貌氣質，還是他們內心的情感流露，他們看起來全都是溫柔的女子。”

隨著官僚制度一同到達巔峰的，還有官僚的選拔制度-科舉，空前繁榮的科舉制度在表面上提高了整個社會的受教育程度，實際上卻產生了一系列惡果。

首先，以科舉為終極目標的讀書并不是為了受教育，而是為了做官，因此那些天生注定不能做官的人——幾乎占總人口一半的女性、最底層的赤貧農民、罪犯的后代，就自動斷絕了受教育的途徑。

當做官代替受教育成為了讀書的終極目的，讀書人熟記于心的那些儒家先賢關于自身修養和行為操守的道德哲學，就成了一種僵死的、僅存于紙面和口頭的理論。讀書人自身奉行的道德行為準則表面上處處遵循圣賢的教誨，實際上卻相去甚遠，馴服和籠絡他們也變得越來越容易，無論是什么被他們痛恨和詛咒的“蠻夷”，以何等暴力血腥的方式劫奪天下，只要開科取士，就能立即獲得他們的擁戴和認同。1645年，南明尚有半壁江山之時，滿清已經迫不及待的開始第一次開科取士，他們對“讀書人”的本質認識的可謂清晰明了：“開科取士，則讀書者有出仕之望，而從逆之念自息。”

日本儒學家、“武士道”理論的奠基人山鹿素行就鄙夷地評價明清儒生“胸中并無大義，唯有做官的貪念，口中像和尚念阿彌陀佛一樣重復圣賢的話，全都是為自己的貪生怕死開脫”。

極為諷刺的是，在滿清開科取士之時，那些對“建奴”深惡痛絕、唯恐避之不及的讀書人，除少數有節操者外，紛紛從深山和地窖里走了出來，欣欣然參加了科舉。他們仇恨滿清并不是因為他們蹂躪國土、屠戮人民，而是因為滿清入關帶來的混亂斷絕了他們做官的通途，而他們為滿清效力，也是基于一模一樣的原因。

其次，以做官為目的的讀書自動屏蔽與做官無關的知識和技能，所有讀書人的知識結構都完全一樣，千篇一律的圣賢篇章把他們培養成了千人一面的帝國官僚，黃宗羲就尖銳地指出“數百年億萬人之心思耳目，俱用于揣摩抄襲之中”，人才隊伍的多樣性和差異化根本無從談起，當他們走上形形色色的工作崗位時，因為缺乏相關的工作經驗和能力，往往被復雜的政務和民情搞得焦頭爛額。

將他們選拔出來的也是和他們一樣的人，利瑪竇評價道：

“主考或監考都總是從哲學元老中選出，從不增加一位軍事專家或數學家或醫生。擅長于倫理學的人，其智慧受到極高的崇敬，他們似乎能對任何問題做出正當的判斷，盡管這些問題離他們自己的專長很遠。”

帝國體制內充斥著這類身居高位的廢人，以至于各級官僚不得不向體制外尋求援助，其結果就是自宋以來科舉日益昌盛，產出的預備官僚越來越多，體制外的臨時工“吏”的數量和權力反而越來越大。沒有熟悉具體業務的吏的指點，很多官員根本無法進行行政工作，某些資質和能力過于平庸的官員甚至將核心業務外包，讓吏掌握了地方官的行政權力，自己蛻化為吏的掌印官，只管蓋戳。

吏往往也是讀書人，但通常是科舉的失敗者，因此當他們掌握權力之后，幾乎必然的走上貪贓枉法之路并以此為生，因為其臨時工的性質，當政府財政緊張時就將他們開除了事，他們隨之就變成李自成和張獻忠。

其三，文官集團雖大卻不能無限膨脹，而天下讀書人做官的野望卻無盡無窮。因此，一方面朝廷難以通過科舉制度選拔出自身需要的優秀人才，任由惡吏擺布昏官。另外一方面，許多有能力的讀書人卻始終不能通過科舉進入體制，隨著一次又一次的科舉失敗，他們內心里的怨恨日益滋長，在體制穩固時，他們只能壓抑這種怨恨，從事教書先生或小吏一類毫無前途的職業，一旦體制的強勢挑戰者出現，但他們就化身寧完我和范文程，借助外敵的力量，對體制進行致命的反噬。

其四，皇權系于一人，宦官是皇帝的鷹犬和夜壺，文官不能直接抗衡皇權，往往選擇宦官作為對手，為了進行這種政治斗爭，散沙化的文官個體通過同鄉之誼和師生關系結成利益集團，在這個內部，又有許多小的文官集團，他們平時互相爭斗不休，以黨爭的方式加劇內耗，又以科舉出身互相辨識抱團，共同排斥體制內非科舉出身的官員，武官首當其沖。

在文官集團的刻意打壓、排斥之下，有明一代，武官地位江河日下，像戚繼光這樣的杰出軍事將領，尚且要靠行賄委身于文官的庇護之下，到了利瑪竇的時代，他已經看見“（軍人）無論是官是兵，也無論官階大小，都像小學生一樣受到文官鞭打”，毫無軍人的尊嚴。諷刺的是，皇帝不認可權力應該關進籠子，但深信暴力必須關進籠子，“以文馭武”是他樂意見到的，因此在軍事形勢不那么嚴峻的帝國腹地，他本人默許甚至縱容文官集團對武人的打壓。

利瑪竇目睹大明軍人的尊嚴被文官剝奪殆盡的時間，距離薩爾滸天崩地裂的那一刻，已經時日無多。

赳赳武夫

隨著軍人的地位和尊嚴一起江河日下的，還有武官的軍事才能和文化水平，元朝滅亡之后，明與以北元為首的蒙古殘余勢力相愛相殺長達兩個世紀之久，多數時候蒙古入寇的根本原因既不是要入主中原，也不是要殲滅明軍有生力量，而是迫使明朝解除貿易封鎖，或是單純的劫掠物資，因此除中前期的少數幾次大規模正面沖突外，雙方在整個北方邊境進行的都是一系列規模不大而綿密的伏擊戰、破襲戰和騷擾-反騷擾作戰。

在這種“敵來我守、敵退我追、關門打狗”的小規模防御作戰中，那種指揮千軍萬馬兩軍對陣的能力變成了可有可無，反之，個人勇武和指揮小規模靈活精銳部隊長距離奔襲作戰的能力變得更為重要。隨著衛所兵制度的徹底腐爛，豢養精銳家丁在明中期之后成為風潮，這種主奴模式的軍隊作戰時，家奴只跟隨主人的行為，聽從主人命令行事，也只為了保護主人拼死作戰，主人往往需要親率軍隊直接進行奔襲和搗巢作戰，將領個人的勇猛和武藝就成了決定勝負的關鍵性因素，主帥一旦陣亡，軍隊頃刻間就會覆滅。

在薩爾滸戰役中，劉鋌和杜松的戰死最具有代表性。劉鋌在阿布達理岡遭到大貝勒、四貝勒伏擊時，應該敏銳地判斷出有人出賣了他（朝鮮軍元帥姜弘立），然而劉鋌不以為意，反而以一敵二，從已時打到酉時，甚至親自縱馬追逐四貝勒，結果中伏后左臂先中一箭，一邊拔箭猶自揮刀猛戰，面部又中一箭，才在精疲力竭后陣亡，其義子（家丁）背著劉鋌的尸體死戰，被四貝勒乘機當胸一箭殺死。杜松戰死的過程也與劉鋌相仿。

劉鋌、杜松戰死的過程不可不謂之壯烈，然而不過是明朝整體軍事能力退化的一個縮影，二人殉國二十年前，遼東總兵李如松就在一次輕率的搗巢作戰中，陣亡在離薩爾滸不遠的地方。

從李如松到劉鋌、杜松，這些高級將領不得不親自作戰，最終喪命于自己的魯莽和好勇斗狠的現象里，不難看出明朝將領軍事素質的退化過程，他們作為高級將領卻只具備了低級軍官的素質和能力（勇猛頑強），因此他們也以低級軍官的方式陣亡。

因為中央集權的空前加強和整體軍事能力的退化，明帝國在處理規模稍大的邊疆危機時，也不得不調集全國精兵千里輾轉匯集一處，此時的高級將領不再具有指揮千軍萬馬的能力，無法將來自帝國各個方向，體系、戰法和裝備都迥然不同的部隊整合成一支大軍，甚至無法產生一位能夠服眾的統帥，因此皇帝往往委派一位“知兵事”的文官來統領諸位領兵的將領，這種文官統帥通常安全地待在距離戰場數十到數百里的地方，僅靠書面報告和命令來指揮整場軍事行動。

在帝國擁有王守仁這樣不世出的人才時，自然能夠順利平息事態，當朝廷不得不從矮子里面拔將軍的時候，楊鎬這種平庸之輩就被推上了歷史的舞臺，萬歷皇帝用人不當的表象背后，是大明帝國有將無帥，無人可用的尷尬境地。

在歷史上，如果兩支軍隊兩年交戰，那么雙方的思想、戰法、裝備勢必互相影響，相對弱的一方會向強的一方趨同。蒙古勢力的衰弱，使明軍失去了明初和北元那種大兵團交戰的機會，在規模越來越小、烈度越來越低的高頻度作戰中，明朝的北軍騎兵變得越來越像退化后的蒙古軍隊，喪失了組織性和紀律性，轉而片面的追求靈活性和機動性，善打順風小仗，大規模正面野戰時難以硬戰，戰事稍有不利就望風而逃，把步兵丟給敵人屠戮。

以明遼東軍為例，明軍剿滅盤踞遼東的北元勢力時，明軍能做到“云及指揮周鄂、吳立等建大旗城中，嚴兵不動，寂若無人”。大軍在風雪中伏擊元丞相納哈出，一動不動像沒有人一樣安靜。然而到了萬歷年間，這種紀律已經不復存在，壬辰戰爭中的第一戰里：

“承訓軍攻入平壤，時在拂曉，戰線不清，驟遇敵人，馬驚跌長嘶，兵驚慌失措，列隨之潰亂。”

祖承訓為遼東祖家名將，以勇猛著稱，祖家為遼東軍功世家，其軍隊核心為夷丁（蒙古家丁）組成的輕騎兵，騎射技藝嫻熟，作戰驍勇異常，然而遭遇日軍埋伏時，其表現卻也與低水平的游牧軍隊并無二致。

在整個壬辰戰爭中，明軍缺乏大兵團作戰能力，諸兵種、各部隊之間協同能力差，南北軍不合，軍隊紀律差，軍人素質低下的致命弱點暴露無遺，北軍騎兵在繼承蒙古騎兵技戰術的同時，也繼承了其剽掠無度的傳統，朝鮮接伴使李德馨曾向宣祖匯報：

天兵退回之后，將卒多不檢攝到處生事，及駐安東宣、大兵馬及麻提督標下韃兵尤甚作挐。托以討取馬草，散出閭巷，搶掠財產，刦奸婦女，遠近聞風竄走，環三四十里，人家一空，所見極為慘駭。

在壬辰戰爭中，因為日軍忌憚明軍騎兵，所以盡量避免和明軍野戰，雙方主要以城、堡攻防戰為主，因此明軍這些弱點并未被日軍所利用，反而讓大明用一場稀里糊涂的勝利維護了最后的顏面。

而在薩爾滸之戰中，長于野戰且熟悉明軍的后金軍，從故意拋棄村寨物資給明軍搶掠焚燒拖慢明軍進度，到利用劉鋌好勇斗狠的性格特點埋伏誘殺，幾乎擊中了明軍的每一根軟肋。“分進合擊”的幾路大軍相互不和、兵丁不聽號令爭搶后金兵的首級、撤退時草木皆兵互相踩踏，失敗的病毒自明中期埋下，在壬辰戰爭集中爆發，到薩爾滸時，已是病入膏肓。

縱觀薩爾滸全役，明軍將士并非都是貪生怕死之輩，幾位將領的殉國過程不可謂不壯烈，即使是戰前與后金暗通款曲，出賣明軍情報的朝鮮軍中，也不乏“依柳將軍”金應河這樣的英雄：

賊以鐵騎蹙之，左營兵遂敗，死亡殆盡。應河獨倚大樹，以三大弓迭射，應弦穿札，死者甚眾。賊不敢逼，乃從后剌之，鐵搶（槍）洞胸，猶執弓不釋，虜人亦皆嘆惜，相謂曰：“若有如此數人，實難抵當。”稱之曰：“依柳將軍。”

金應河在主帥姜弘立暗通后金、出賣明軍的情況下依然決意死戰到底，背靠柳樹射擊后金軍，后金兵繞到樹后將他刺穿，他依然抓著弓不放，被滿洲人稱為“依柳將軍”。

金應河和杜松、劉鋌一樣，都是在那個無解的死局里，英勇武將在平庸文官拙劣指揮下，即便以命許國也無法力挽狂瀾的悲劇縮影。

泰西之銀

催促杜松和劉鋌走入薩爾滸死局的，除了急切的皇帝和平庸的文官，還有大明的血液——白銀。

在明代以前，歷代通用的貨幣主要是圓型方孔的銅錢，銅錢是一種賤金屬鑄幣，它的“面值”和價值都很小，這種細碎性非常符合小農經濟的生產特點。當商品經濟發展起來之后，銅錢的局限性就顯現出來——中國的銅儲量并不豐富，而用銅錢進行貿易需要的貨幣量太大，這一矛盾在宋朝就非常尖銳，宋朝政府甚至為此大量鑄造更賤的鐵錢來應急。

明朝立國之初很長一段時間，主要的銅產區云南依然在元梁王巴匝瓦剌爾密的控制下，明朝政府沒有足夠的鑄料，轉而采取寶鈔本位來解決這個問題。然而明代的寶鈔是一種早熟而不成熟的產物，它采取的是紙幣本位制，沒有貨幣準備金，無本無額，放支無度，發行量多少全看朝廷支出情況，通常都遠超朝廷實際收入，造成嚴重的貨幣收支赤字。

這種毫無信用的貨幣幾乎在一開始就受到了天下商民的抵制，明朝政府一邊使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寶鈔，一邊停止鑄造銅錢，試圖用無錢可用來迫使民眾使用寶鈔，民眾則使用宋、元舊錢和私鑄錢交易，終于逼迫朝廷在1394年下詔禁止銅錢流通：“令軍民商買所有銅錢，有司收歸，官依數換鈔，不許行使。”

然而即使抵制寶鈔的刑罰上升到死刑，這種錢與鈔的斗爭依然貫穿整個明朝中前期，到了宣德十年（1435年），朝廷不得不默認寶鈔制度徹底崩壞，民間重新回到了白銀、銅錢混用的時代。

到了成化、弘治年間，寶鈔早已成為廢紙，而白銀、銅錢均嚴重短缺，朝廷陷入了空前的經濟危機。按理說明朝應在十數年的混亂之后亡于經濟崩潰，但地球另一端的一件改變整個人類命運的大事，卻意外拯救了明朝。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美洲的地理大發現為歐洲帶來了巨量的金銀，也捎帶著為身患經濟貧血癥的大明輸入新的生命。從1550年到1645年，從西屬美洲經馬尼拉流入明朝的白銀約合3250萬兩，同一時間段內自日本流入的白銀也達2500萬兩。足量的白銀通過貿易源源不斷流入使明朝在悄然間完成了“銀鈔易位”的過程，金銀不是天然的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白銀穩定了明朝被寶鈔攪亂的經濟局勢，也讓銅錢自動退化為白銀的輔幣，解決了貧銅的問題。

然而農業帝國的統治者在經濟上天然的遲鈍，讓其無法在貨幣政策上無法具備風險評估的遠見，明朝流通的不是白銀鑄幣，而是天然或人工的銀塊，這種放任天然白銀作為一般等價物的做法，實際上等于自動放棄部分貨幣主權，且必然承擔天然白銀在流通過程中產生的折色、分割、改鑄造成的一系列麻煩和成本，以及喪失貨幣主權造成的經濟混亂。

明代的銀塊和銀錠在使用時用剪子和鏨子分割，然后稱量，買賣雙方對白銀的成色意見不一時，往往引發糾紛和爭吵。歐洲銀幣的重量、成色、信用均有保證，朝廷無意模仿，反其道而行之，把東南沿海流入的西班牙銀幣改鑄成銀錠，這種怪異的反向操作其實只是病入膏肓的大明朝廷另一難以啟齒的頑疾：

在改鑄的整個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損耗，而這種損耗是官僚體系的一種例行的灰色收入，各級官員借口這種損耗，在征稅時惡意勒索，如果國家統一鑄造足值貴金屬鑄幣，則大小官員的這項灰色收入必然受到影響，這種頑固的阻力決定了明朝無法進行任何白銀貨幣改革。清代也承襲了明代這種弊病，到了雍正年間才通過“火耗歸公”的辦法得到了部分解決。

前文已經提到，因為軍事能力的退化，晚明帝國解決任何邊境危機都需要傾全國之力，這種客兵千里輾轉異地作戰的模式對朝廷的經濟壓力是巨大的，所謂的“萬歷三大征”幾乎都以這種模式進行的，大明的戰爭模式就像一輛燒銀的機器，隨著機器的破敗不堪，每前進一尺都要消耗比從前更多的白銀。

此時，“白銀紅利”的副產物——通貨膨脹和投機活躍的作用開始凸顯，因為農業社會沒有多少投資渠道，因此商人和地主得到白銀后，僅將一小部分投入再生產，而將大部分用于置地和貴金屬貯藏，盡管輸入的白銀已經超過了整個社會的總需求，但因為其缺乏真正的流動性，社會的總財富并未明顯增加，用數量多的多白銀來追逐總量沒有太大變化的實物，輸入性通脹就不可避免，物價上漲最大的受害者，是社會最底層的農民，農民的困苦和農業的殘破，動搖了傳統農業帝國的根本。使大明不得不耗費更多的白銀去驅動那不堪重負戰爭機器，加上其糟糕的稅收政策，大明盡管身處白銀大海，卻始終處于乏銀的困局之中。

因為糧食體積大，運轉不便，直接以白銀的方式折算軍糧，就近補給的方法就成為主流，然而遼東地區的農業生產并不算發達，連綿不斷的軍事行動必然造成糧價的水漲船高，萬歷三年（1575），遼東一石米價0.3-0.4兩，到了萬歷四十六年（1618）薩爾滸之戰前夕，一石米已值銀3兩，參加薩爾滸戰役的明軍在集結時，缺糧乏餉的問題已經很嚴重，在勉強完成集結后，朝廷急切的催促楊鎬出師正是因為銀子不夠了，朝廷無法支撐如此規模的軍隊這樣耗下去等待戰機。而楊鎬兵分四路的決策，也是因為他深陷補給難以為繼的困境，根本無法保障合兵后的后勤保障。這種靡費巨大的戰爭模式要求薩爾滸的明軍必須速勝，而完整觀察了壬辰戰爭全過程的努爾哈赤也非常清楚這一點，更何況他早已從朝鮮軍那里得到了明軍缺糧這一重要信息。

乏銀魔咒就這樣成了數萬大明將士的催命符，一道接一道的在那個大雪初晴的日子，把他們送進了薩爾滸的修羅場。在白銀大量流入的時代，明朝政府幾乎什么也沒做，在白銀紅利消耗殆盡的時候，也只能束手待斃。

天亡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