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美建交四十周年，同時也是美國首次提出正式獨立的對華政策——“門戶開放”政策一百二十周年。當前，中美關經歷了劇烈的波動，卻也達成了一些初步的共識。“中美關系將向何處去”成為縈繞在很多人心頭的疑問。在這樣一個歷史關頭，撫今追昔，回顧和思考兩個甲子以來中美關系的發展歷程，對于我們認識、理解和處理當前的中美關系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2019年11月23日，北京大學王立新教授受邀在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1201教室舉行題為“中美關系雙甲子：回顧與反思”的學術講座。本次講座由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邢來順教授擔任主持，來自華中師范大學、武漢大學的近百位師生參加了講座。王立新教授首先梳理中美關系在一百二十年間的演變，其次是反思中美關系史的經驗和教訓，最后對中美關系的未來進行了展望。

1899年以來中美關系的演變

第一個階段是1899年到1949年，這半個世紀的中美關系雖然也有矛盾、摩擦，甚至沖突，但總的基調是友好與合作。十九世紀末，西方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建立租界，美國也視中國為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場。1899年，美國政府發布照會，提出西方各國在華商業機會均等、利益均沾，這次照會被稱為第一次門戶開放照會。1900年，面對義和團運動失敗后列強意圖瓜分中國的輿論，美國提出照會，主張維護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這也被稱為第二次門戶開放照會。這兩次照會概括起來就是美國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也是美國首次正式宣布獨立的對華政策。門戶開放政策持續了近半個世紀，有三大目標：一是保持中國龐大的市場向美國開放，滿足美國對海外市場的需要。二是反對其他列強對中國進行瓜分，特別是沙俄和日本對中國領土的覬覦和占領，主張維護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這既是為了確保美國獲得整個中國市場，同時也與美國民間對中國命運的普遍同情有關。20世紀初美國國務卿諾克斯提出的“滿洲鐵路中立化”計劃、駐華公使芮恩施在中日二十一條談判過程中對北洋政府的支持、華盛頓會議上美國施壓日本將山東權益歸還給中國、“九·一八”事變后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提出的“不承認主義”、抗戰時期美國對中國的援助等是這一政策目標的具體體現。三是支持中國的“文明化”與現代化，以美國的制度和價值觀改造中國。美國傳教士在華從事的宣教、教育和文化事業，退還庚款吸引中國青年赴美留學，杜威等知識精英在中國的學術和文化活動都反映了這一目標。在中國方面，無論是晚清政府還是民國政府，發展中美關系的主要目標都是利用美國的支持，包括資金、技術實現現代化，同時借助美國的力量抵御俄日等國對中國的侵略，維護國家的主權與安全。不難看出，美國的對華政策與中國的國家目標有高度重合之處，這也是20世紀上半期中美友好合作的基礎。

第二個階段是1950年到1972年，這是中美相互敵視和對抗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不承認中國人民共和國，只承認臺灣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是阻止新中國加入聯合國，防止新中國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三是對新中國進行遏制、孤立和封鎖。這一時期中美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的貿易往來和人員往來，美國還與盟友一起建立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實行嚴格的技術禁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實行“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清除美國在中國的影響，不承認南京國民政府與美國簽訂的條約，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并向亞非拉地區輸出革命，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美兩國不僅完全隔絕，還在朝鮮戰場上兵戎相見。中美兩個大國之間在長達22年的時間里相互敵視，沒有往來，這是歷史上是極為少見的。

從1972年尼克松訪華到1979年中美建交是中美關系的第三階段，這七年間中美兩國進行了有限的安全合作，并逐漸走向關系正常化。這種轉變主要源于兩國的安全需要。60年代末，中國的國家安全面臨著蘇聯的嚴重威脅，并且中國在國際上處于較為孤立的地位。而美國此時則陷入了越戰的泥潭之中，尼克松上臺之后采取戰略收縮的政策，試圖從越南撤軍。在這一背景下，中美兩國雖然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差異巨大，但出于安全考慮，還是走到了一起，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系。

第四階段是1979年到2017年，這是中美關系全面發展與中國崛起的時期。美國對華政策在這一階段經歷了由現實主義到自由主義的轉變。現實主義指的是在冷戰終結和蘇聯解體之前，美國主要是出于對付蘇聯的地緣政治需要而發展對華關系。即使是在1989年，中國受到西方國家制裁封鎖時，時任美國總統老布什仍然秘密派特使訪問北京，向鄧小平做出會繼續發展兩國關系的承諾。老布什的主要考慮就是蘇聯形勢和未來走向還不確定，美國仍然需要聯合中國對付蘇聯。1991年蘇聯解體后，中美關系的地緣政治基礎不復存在，很多人質疑美國是否還有發展對華關系的必要。克林頓總統上臺后重塑了中美關系的基礎，把中美關系建立在對未來的愿景之上：通過與中國的全面交往，包括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以及促使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來影響中國的發展方向，推動中國的“自由化”與（西式）民主化，成為國際社會的“利益攸關方”，即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支持者和美國的合作伙伴。這一戰略不是像尼克松現實主義戰略那樣從地緣政治的視角看待中美關系，而是從如何“塑造”和“改變”中國的視角看待中美關系，是一種自由主義戰略。自由主義戰略下的對華政策被稱為“接觸”（engagement）政策。而這一時期中國的對美戰略十分明確，即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通過構建穩定的中美關系為中國改革開放提供有力的國際環境，并利用美國的資金、技術和市場以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和崛起。中國的這一戰略無疑是成功的，從1992年開始，中國實現了經濟的長期高速發展，國際地位大大提升，并崛起為世界強國。

特朗普總統上臺后，美國戰略界對自由主義戰略和接觸政策進行了反思，認為這一政策基本上失敗了。中國并沒有按照美國所期望的方向發展，即中國并沒有變得更加“自由化”，也沒有擁抱西方民主，反而與美國的制度和價值觀漸行漸遠，甚至已成為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挑戰者與對手。

經過了一年的摸索，特朗普進行了大幅度的政策調整，自由主義戰略和接觸政策被放棄，美國開始重新回到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中美關系進入第五階段，即戰略競爭階段。中美展開戰略競爭的最深刻背景是國際力量格局的深刻變化，即中國的迅速崛起與美國力量的相對衰落。而近年來中國內政和外交的大幅度調整以及美國國內社會思潮的變化則加速了戰略競爭的到來。美國政界乃至整個社會對華認知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中國被視為競爭者和對手，而不是過去的合作者和伙伴。目前兩國的競爭主要在經濟和科技領域展開，并正在向意識形態、地緣政治領域蔓延。

對中美關系史的反思

回顧兩個甲子的中美關系，大體上可以得出三個結論：

一是中美關系極其重要，這在歷史上就是如此。中美關系的重要性體現在三個方面:塑造了中國的國家安全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能否獲得先進的技術、資金和市場，關乎中國現代化的成敗；直接關系到中國人民的福祉。

中美關系的狀況對中國的總體安全環境影響極大。20世紀前半期，在中國抵御日本侵略的過程中，美國是給予中國支持最多的國家。1972年尼克松訪華，特別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國的安全環境也因中美關系的變化而獲得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徹底改變了60年代末中國外交孤立和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局面，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有利的安全環境。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并在1984年實行了百萬大裁軍。而1950-1972年間中美對抗極大地惡化了中國的安全環境，并讓中國直接卷入了朝鮮戰爭。

中美建交與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差不多是同時發生的，這絕不是巧合，而有著內在的聯系。中國的開放實際上是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開放，目的是引進西方的技術、資金和管理經驗。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向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學習，學習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先進的制度和文化，同時美國強大的消費能力也為中國商品提供了龐大的市場。美國構建和維持的國際秩序和國際環境總體上也有利于中國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為中國提供了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沒有過去近40年中美兩國的全面交往，很難想象我們能順利推進改革開放的國家戰略。

良好的中美關系可以促進中國人民的福祉。改革開放以來，借助于良好的中美關系，中國人民可以消費美國的文化產品、赴美接受高水平的教育、欣賞美國優美的風光，兩國每年數百萬人次的互訪無疑使兩國人民獲益良多。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民主法制建設獲得巨大進步，人權狀況得到極大改善。而糟糕的中美關系則會對中國人民的福祉構成極大的損害。1950-1972年是中美對抗的時期，同時這也是中國的民主和法制也遭到了嚴重破壞、個人權利缺乏保障、人民生活極為困苦的時期。1950年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包括“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是在中美關系極度緊張的背景下發生的，中美對抗和國內政治變化常常同時發生、互為表里。

二是同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相比，中美關系具有很大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表現兩國關系充滿強烈的感情色彩，同時中美關系牽涉到中國國家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向的選擇。中國人在看待美國時并沒有簡單地把美國視為遙遠的可以與之發展貿易往來的普通國家，而是視之為特殊的國家。自清末以來，美國就承載了一代代中國人的希望和恐懼。它是很多人心中民主和富庶的典范，向美國學習和借助美國的力量可以實現中國的富強。在另一些人心中，美國則是威脅和敵人，是中國拒絕和排斥的反面典型，甚至是魔鬼。而美國人在看待中國時也充滿感情色彩，很多美國人也在把其國家理想寄托在中國身上——按照美國的價值觀對古老中國進行成功的改造可以證明美國國家的偉大和美國價值觀的普世效力。“改變中國”成為自1830年傳教士來華一直到今天的很多美國人的夢想，而且屢敗屢戰，美雖不斷陷入希望-失望的循環之中仍不放棄。1949年中共革命的勝利在美國社會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瀾，50年代初美國社會關于“誰丟掉了中國”的大辯論就是這種波瀾下發生的。最近一年對來美國對華政策的大幅度調整與美國自由主義戰略未能改變中國帶來的失望和幻滅情緒有直接關系。

三是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因素深刻影響了中美關系。其原因在于，美國人慣常透過意識形態透鏡來看到世界與中國，并有用自己價值觀改造世界的沖動，對與美國價值觀對立的國家難以產生親近感。同時中美兩國都是大國，價值觀和制度差異導致兩國很難建立起戰略互信，美國擔心強大的中國會威脅美國的制度和價值觀，中國則懷疑美國有遏制中國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圖謀。雖然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后到1979年之間，中美關系曾一度超越過巨大的意識形態的差異，但這是由于當時兩國有更危險的敵人即蘇聯的存在，緊迫的安全需要使兩國能暫時忽視意識形態對立。從長遠來看，兩國的關系是難以超越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差異的。近年來，兩國在這方面的差異在拉大而不是縮小，這成為當前中美關系惡化的重要背景。

對中美關系的展望

中美兩國正在從戰略競爭滑向戰略對抗，這是非常危險的趨勢，遲滯甚至逆轉這一趨勢是兩國領導人目前最緊迫的任務。美國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目標究竟是維護美國的優勢和領導地位，還是遏制中國發展、阻止中國崛起，甚或是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就中國而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究竟意味著什么，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究竟追求何種國際地位？對這些問題的回答直接涉及到中美戰略競爭的性質，也關系到未來兩國會以何種面貌進行競爭。

講座現場

在王立新教授看來，中美戰略競爭發生在全球化時代，這個時代有很多全球性問題需要中美兩國合作來應對，而且兩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和人員往來遠比當年美蘇之間密切。因此，即使中美轉向戰略對抗，兩國的對抗強度和烈度可能也會低于美蘇冷戰（Cold War），借用哈佛大學教授諾亞·費德曼的說法，中美之間未來展開的更可能是一場“涼戰”（Cool War）。

與會教授合影

（經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王立新教授審閱并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