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橫掃各大文學期刊的年度榜單到問鼎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從“當代《儒林外史》”“《紅樓夢》的續篇”“新《圍城》”等標簽到“極其難讀”“知識堆砌”的評價，作家李洱“13年磨一劍”的長篇《應物兄》自問世來便是一部引起廣泛關注、討論甚至爭議的小說。

《應物兄》首發于去年《收獲》長篇專號秋卷和冬卷，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上下冊單行本。12月8日，“無常以應物為功 有常以執道為本”——李洱《應物兄》研討會在華東師范大學舉行。在作家、華東師大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院長孫甘露看來，這一段時間的沉淀，讓我們能更從容、深入地探討這部作品。

不像《儒林外史》的《儒林外史》

孫甘露說：“李洱的寫作既回應了現實主義傳統，又是對二十世紀以來現代主義發展非常微妙的反映。我們可以從多種角度，比如文學史的意義、知識分子小說的意義、學院小說的意義、反思性寫作等角度去探討《應物兄》這部作品。也有人提出拿《紅樓夢》做映照，當然這不是從夸張或者宣傳的意義上說，而是從作品內部，探討《應物兄》在中國小說傳統繼承上有哪些可討論的空間。”

孫甘露

在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堯看來，李洱已經是很成熟的小說家。“有關什么是小說，小說怎么寫，他想得非常明白。李洱挑戰小說既定的法則，也知道創造性的寫作會給自己帶來什么危險。”

《應物兄》出版后，有批評家評論這部小說像《紅樓夢》。“我不贊成‘像《紅樓夢》’這樣的批評修辭，這反而給小說家帶來很大困境。”王堯直言，還有人說《應物兄》像《儒林外史》，他也覺得不對，“我個人認為，《應物兄》是不像《儒林外史》的《儒林外史》。”

王堯

其次，他認為應該從思想而不是知識進入《應物兄》文本。“《應物兄》當然是寫大學，但重點不是寫大學，而是借大學寫當代諸子百家，寫思想的風景。寫當代諸子百家是非常需要功力的，不寫知識不行，但里面的知識只是思想的一個載體，這給小說文體帶來什么樣的變化，需要討論。”王堯表示，《應物兄》應被視為思想文化小說，而不只是作為知識的小說。

具體到文本表述上，王堯提到《應物兄》是“書齋和市井”的結合，即把最雅和最俗聯系在一起。“它有高雅，但對底層的東西也能說得頭頭是道。”王堯說，“以前圖書館里的文獻檢索工具，是一張張的小卡片。《應物兄》文本就像那一張張卡片，用筆記合成的方式，改變了我們過去對宏大敘事的規制。我們不要被批評屆不同的聲音左右，應該先來仔細閱讀這個文本。”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崗表示，王堯所言涉及當下一種流行的文學批評傾向——總喜歡把一部當代作品與某部偉大的文學經典聯系在一起，不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置身于偉大的文學傳統之下，既安全也很有成就感，但我們還是應該回歸作品本身，而不是讓當代作品躲在偉大經典的陰影下。就像李洱在北山講堂開講時說的，仿寫續寫《紅樓夢》再好，也不是小說所為。”

反諷引出一代人冷峻而深沉的抒情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叢治辰從細節、反諷、抒情、團結等角度對《應物兄》展開分析。在細節方面，盡管有評論稱《應物兄》“由細節構成，缺乏總體的敘述脈絡”，但叢治辰認為《應物兄》不是雜亂無章，而是采取了一種“雜亂有章”的日常生活敘事，依靠偶然性細節彼此之間的聯絡，來建構一種形式層面的必然關系。

論及反諷與抒情，叢治辰說：“《應物兄》看上去由反諷構成。但這部寫知識分子的小說最精彩的部分在于首先反省的是知識分子本身，尤其首先反省他自己本身。應物兄的經歷、學問和社會經驗顯然與李洱這一代人有關，這個反諷就引出了一代人冷峻而深沉的抒情，這一代人的抒情在《應物兄》下部表現得特別明顯。

“又有很多人說，李洱這部書是虛無之書，是否定性的，對現實充滿不滿。我很想努力地說明《應物兄》絕不是虛無和反諷的書，而是以抒情的方式重新建構了知識分子共同體，或者知識共同體。在這里，抒情和知識成為建構性的力量，提供了與反諷性現實對抗的可能，而不像其他知識分子寫作變成否定性、批判性的力量。”

在叢治辰看來，《應物兄》是一部可以被反復闡釋的小說，僅僅閱讀筆記就可以寫到20萬多字。此前還有人統計《應物兄》涉及的典籍著作四百余種，真實的歷史人物近二百個，植物五十余種，動物近百種，疾病四十余種，小說人物近百個，涉及各種學說和理論五十余種，各種空間場景和自然地理環境二百余處。“《應物兄》中的動植物是很好玩的，里面的狗、鳥、植物等構成了極其復雜的隱喻結構。”叢治辰透露，他計劃從這些細節入手，對《應物兄》文本展開更細致、深入的分析。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劉稚表示，《應物兄》這部85萬字的長篇小說呈現了思想史上曾經發生的爭鋒、對話及衍變，它既是極其具象的又是極其概括的，它充滿了小說的豐盈細節，又舉重若輕地將人類累世以來的思想成果化為精彩有趣的的人物的言談和心理認知活動，生動呈現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全球化背景中，中國的知識者知與思與行的過程。

“李洱要駕馭的是人類浩瀚的知識和幾千年的思想史，在現代觀念下，怎么把知識和思想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化為一部小說所必須的行為描述，李洱做出了極有價值的建構。把歷史敘述跟知識分子的在場感結合得如此貼切，我覺得這在我們的當代長篇小說創作中是第一次。”劉稚還提及，《應物兄》的出現打破了人們對于所謂農村題材、都市題材、知識分子題材、歷史題材、現實題材等等的思維慣性，是對現實主義文學精神、文學的先鋒性現代性甚至小說本身進行了重新命名。

李洱

既拒絕讀者代入，又不斷誘惑讀者沉浸

在羅崗看來，《應物兄》是“正面強攻”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品。“李洱寫《應物兄》，強調的是小說怎樣找到一種把握這個復雜多變時代的方法。”

他提到，八十年代以來文學界逐漸形成了一種慣例，認為文學“怎么寫”比“寫什么”更重要。但到了《應物兄》，并不是簡單地強化“怎么寫”，而是又有一個反轉，可以說，是 “寫什么”決定了“怎么寫”。

“很多人討論這部小說用了傳統小說的穿插藏閃之法，但《應物兄》不是為向傳統學習而學習，這種似乎隨意的、沒有終點的寫法，恰恰是被小說試圖把握這個時代特征的想法所賦予的，這是一部想法倒逼出寫法的小說，因為我們這個時代恰恰沒有秩序、難以賦形，小說的寫法映照了時代的特征。”

羅崗引入了“擬態”這個概念來解釋《應物兄》的寫法。“擬態，原本是一個生物學概念，指的是生物為了躲避危險，偽裝成與環境融為一體，以逃避掠食者的視線。擬態就是生物界‘真實的謊言’，它通過‘逼真’的方式達到‘偽裝’的效果，讓掠食者產生真實的幻覺。”

在他看來，擬態現象不限于大自然，而與媒介化的文學構成非常密切的關系。“擬態就是指，擬態者盡可能逼真，而觀察者則以這逼真為真實。‘擬態’類似于媒體研究中經常討論的‘擬像’，人們只能在由媒體造就的‘擬態環境’中體驗真實的世界，逐漸忘記了真實的世界，認為真實世界只有被媒體表達出來，才能夠被人們所體認。”

不過，“擬態”似乎比“擬像”更加有趣，在鮑德里亞那兒，“擬像”完美謀殺了“真實”，但“擬態”卻以無限逼近真實為己任，“擬態”總是將“真實”以“缺席”和“誤認”的方式帶入進來。

“就像《應物兄》中，程濟世在《紐約時報》發表的那篇為夏商周工程辯護的文章，題目叫《錯簡》，英文是Slip，意思是竹簡，但也一詞多義。出土文獻與真實存在的朝代之間，也是一種‘擬態’，問題是你信還是不信？從這個角度說，《應物兄》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錯簡’，這本大書試圖以‘擬態’的方式來把握這個時代。如果理解了這點，就不會把這部小說當作學院才子派小說來看，書中所有的知識都處于‘逼真’狀態，這種似是而非，取決于你信還是不信，構成了小說最有意味的形式。提示我們注意，《應物兄》通過‘偽裝’達到’逼真’的效果，與真實世界之間構成了某種特定關系。就像竹簡slip也有‘滑動’的意涵一樣，作為讀者的我們，需要在擬態世界和真實世界這兩個世界的‘滑動’中，才能把握這個復雜多變時代的特征。”

“很多知識分子朋友不喜歡這部小說，看了之后不適應，是因為沒有找到合適的讀法，不理解這種擬態的方式，《應物兄》既拒絕了讀者的代入感，又不斷誘惑讀者沉浸，并且在沉浸進去后覺得自己出丑了，這種追求‘間離’效果、‘視差’效果的寫法，使得《應物兄》在當代文學中獨樹一幟，也向作為讀者的我們提出了挑戰。”羅崗說。

要允許一些作家給文學史留下難啃的骨頭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表示，當下中國的文學讀者過去習慣于接受強大的農村題材小說傳統，后來又逐漸對都市文學產生某種期待，卻唯獨不太適應像《應物兄》這樣書卷氣十足、知識分子趣味濃厚的寫作。在這個意義上，李洱的新作是富于挑戰性的。

郜元寶首先在語言上肯定了《應物兄》，“當代一些名家，尤其是知青作家這一代，起步階段的語言與他們的生活是相配合的，他們在那個時代共同的語文氛圍中，也可說是同時代平均值的語文水平上進入寫作，問題不大。可是一旦進入自己不熟悉的新的領域，遭遇新的語言環境，首先在文字細節上就捉襟見肘，錯誤百出，其作品也就缺乏起碼的可信性和可讀性。而正是在這一點上，《應物兄》是經得起推敲的。”

在他看來，整體上，中國現代的南方作家對文學書面語的貢獻高于北方作家。他們不像北方作家那樣可以依仗方言的便利探索比較狹隘的“方言文學”，而是不得不壓抑自己的方言，努力尋求共同語的表達。

“李洱放棄了北方方言的優勢，跟南方作家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而且走得更遠。他的書卷氣特別濃，這在當代小說中是一個新的現象。我們一直講語言要生活化。但除了生活化，還得要書卷氣。書卷氣是我們文學生活與文化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五四新文學一百年的沖突，對書卷氣的語言的態度走了不少的彎路，在這個意義上，李洱的探索是值得注意的。”

此外郜元寶還認為，《應物兄》確實有魯迅所說的清末“以小說見才學”的那么一種傾向，但另一方面，李洱也是有意識地以思想、學術和圍繞思想學術而展開的大學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為特殊的素材，來探索長篇小說的新的寫法。“在這一點上，《應物兄》比《花腔》走得更遠。”

郜元寶說：“王蒙曾呼吁中國作家要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學者化，但王蒙似乎更強調一種綜合的文化修養。其實在提高文化修養之外，還可以將學問本身設定為一種特殊的小說敘事的對象。當然在文學史上，這樣的寫法也并不鮮見，但至少在中國現當代的長篇小說領域，沒有誰像李洱這樣極端。李洱的探索有文學史的基礎，我們要把他所引用的哲學、思想與小說的內涵、人物、情節構思真正關聯起來，由此作出公允而如實的評價，這才對得起李洱的苦心。”

郜元寶還將《應物兄》比作1940年代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后者也是一部涉及同時代各種類型知識分子日常生活及其思想學術變遷的奇特的長篇小說，問世至今仍然存在巨大的爭議：“要允許一些作家給文學史留下難啃的骨頭。對當代讀者來說，它們無疑要頗費咀嚼，但在文學史上必有回響，而這種回響似乎注定要始終伴隨著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