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鋒有次在深圳出席活動，完了吃宵夜，眼看著兩位好友起了爭執(zhí)。作曲家三寶說：“我寫歌必須先有和聲，在這個基礎上設計旋律。”唱作人高曉松說：“我不是，我就是先哼一段旋律，然后配和聲。”其實這就是學院派與野路子的分歧。王曉鋒說：“你們誰也別爭，結合一下就OK，我就是結合。”

在北京的音樂圈，王曉鋒是一個特別響亮的名字。上世紀的八〇年代，他是業(yè)內“扒帶子”的主將；九〇年代，他是廣告音樂第一人；本世紀，他替一長串的經典影視劇配樂，譬如《潛伏》、《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中國式離婚》以及《生死線》。當然，響亮的還有寫文章的王曉峰，兩個名字讀音相同。“我記得第一次見他是在飛機上，”大家熟悉的“三表哥”回憶道，“我坐他旁邊，然后前頭有人喊‘wangxiaofeng’，我們倆一起站起來，都以為叫自己呢。”

作曲家王曉鋒的回憶是這樣的：“最早見面是在田震家里看搖滾錄像帶，打牌，散了下樓，正好碰上了，田震就給我介紹，說這個人也叫王曉峰。”彼時的田震，是圈內公認的“四大搖滾”之一，另外三位是崔健、王迪、孫國慶，其他的歌手只能叫“西北風”，盡管他們身上也許有搖滾樂的影子或者氣質。王曉峰當時還在中國政法大學念書，王曉鋒則在中國廣播藝術團工作，掌管著一臺Roland JX-8P，北京當年罕見的合成器。多年以后，這兩位都成了大腕，為了避免誤會，寫文章的王曉峰把筆名改成了王小峰。詭異的是，在電影《夢幻田園》的片尾字幕，作曲的署名偏偏是王小峰。我會去看王小帥的這部冷門作品，純粹是因為王曉鋒，他說一九九九年和王小帥有過一次合作。

“王小峰是你的筆名嗎？”我問。

“沒有，我的筆名是米王，他們打錯了。”當事人回應。

另一次更滑稽。那是一九九七年，王曉鋒為一則公益廣告寫歌，想請劉歡演唱。電話撥通，來意點明，劉歡誤以為正在和寫文章不留情面的王小峰洽談，這次合作先抑后揚，好在結局圓滿。《從頭再來》這首歌后來成了劉歡的保留曲目，也收錄進了王曉鋒的專輯《不要和陌生人說話》。這張側重影視歌曲的精選唱片發(fā)表于二〇〇二年，是王曉鋒的首張個人專輯，長久以來，也是唯一的一張。仿佛是“樂壇余則成”，從業(yè)三十余年，由他作曲的影視劇已經超過了六十部，可惜原聲音樂（Soundtrack）在國內的唱片出版一直是冷門，所以像是他為電影《那山那人那狗》（霍建起導演，一九九九年）做的配樂，遲至最近才出了原聲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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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頭認識王曉鋒，他其實是上海人。一九六三年，他出生在徐匯區(qū)，父母都是公安藝術團的。家里住在武康路。那棟房子雖然不及斜對面的武康大樓那么顯赫，卻也有一段歷史，現在常有游客慕名來參觀，最早屬于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解放后移交公安系統(tǒng)。在王曉鋒的記憶里，它當年是公安局的一個宿舍，給有一定職位的人住，比如警察學院的院長、交通大隊的頭兒。

王曉鋒五歲習琴，童年很少離開徐匯區(qū)，位于汾陽路的上海音樂學院是他活動范圍的邊界。花園洋房，引人遐想，但是他后來卻報考了中央音樂學院的附中。歷史原因。他自認為和“上音”感情篤深，“文革”結束，“上音”沒有當即復蘇，先恢復招生的是中央音樂學院。家里成分不好，北京差點去不成。王曉鋒的爺爺解放前在高雄市的一個遠洋輪船公司工作，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要把留臺人士的家眷接去臺灣。當時來了一艘軍艦，停在吳淞口。軍艦沒法靠岸，需要短駁船擺渡，臨上船，王曉鋒的奶奶突然想起家里忘了一樣東西，非要回去拿，獨子跟去了。他們當時住在八仙橋，再回來，駁船沒了，軍艦上不去了，眼睜睜就這樣分離。有的時候，分離比死亡更殘酷，因為死亡不會波及。他爺爺還活著，在臺灣呢——入學政審的時候卡在了這一條。好在有老師求情，吹小號的，也是上海人，打包票似的插了一句：“他爸爸是公安系統(tǒng)的，沒有問題。”

火車平穩(wěn)地停在北京站。學校派車子來接。走長安街，過天安門——那情景讓王曉鋒無比激動——到了新文化街，拐進去，當時中央音樂學院沒有正門，大門位于鮑家街四十三號，藏在小胡同里面。“啊？到了？”王曉鋒簡直不敢相信。校舍外面布滿了防震棚。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七七年三月的北京，防震的意識尚未拆除。“啊？”他脫口而出，“中央音樂學院那么破啊！”腦子里對音樂學院的印象還停留在上海音樂學院的花園洋房，兩相比較，不可能不失落。這種情緒等到了寢室，看到一個房間上下鋪要住十五個人，就化作眼淚撲簌簌地掉下來。后悔啊。當時也沒有電話，沒辦法向父母訴苦。好在伙食實在是太棒了。“文革”時期的中央音樂學院，名譽校長是江青，對文藝格外重視，伙食特別好，葷菜是不限量的，還有水果、冰激凌，統(tǒng)統(tǒng)免費供應，其他生活用品也是國家包了。

放暑假，七月回上海，父母見到王曉鋒，納悶道：“你怎么那么胖啊！”九月開學，制度嘩啦啦全給改了，只提供一葷兩素，雖然還是國家包伙。王曉鋒平時不吃魚，怕腥，碰到吃魚，就給一個特別好的哥們，叫王勇——此君后來幫崔健的專輯彈古箏，一九九六年在魔巖唱片發(fā)表專輯《往生》——王曉鋒愛吃雞，遇到吃雞，全歸他。

王勇在民樂系，王曉鋒在管樂系（主修雙簧管，副修鋼琴），因為同屆，課有交集。那時，中央音樂學院的附中和本科還混編在鮑家街，附中位于五號樓，本科在一號樓。他們這批附中的是七七年三月進去的，然后到了七八年，譚盾、陳其鋼、蘇聰、郭文景、瞿小松、葉小綱、劉索拉……那批日后成就偉業(yè)的本科生就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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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鋒喜歡跟大孩子玩。他人生第一次走穴就是和那批本科生。那是一九八〇年的春節(jié)前夕，一伙南方的學生（就王曉鋒一個附中）在返鄉(xiāng)途中順道去安徽蕪湖演出。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馬洪海（男高音）、馬曉明（小提琴），演完之后下面起哄，陽春白雪，老鄉(xiāng)抱怨聽不懂。當地有一個報幕的，上去唱了幾首安徽民歌，特火，給學生們“上了一課”。可是他們的表演形式沒法改啊，只能換曲目，把《致愛麗絲》換成《我的祖國》。天特別冷，后臺靠燒炭取暖，演完分兩批開車送到蕪湖火車站。王曉鋒當時只分到了幾塊錢，主要是好玩，找個鍛煉、展示的舞臺。同年還有一件事情影響到他。第一次聽鄧麗君。在上海老鄉(xiāng)劉大海的琴房，有一臺606的開盤機。是鄧麗君最早提醒他，歌還能這樣唱，當時學校里都是美聲，七七年入校，視聽室里全是樣板戲，到八〇年才給聽交響樂，譬如捷克愛樂。王曉鋒喜歡鄧麗君，與流行音樂若即若離，同樣紅火的劉文正，還有那些臺灣的校園民謠，無法提供他叛逆的動力。其他同學更喜歡交響樂。“大概上海人骨子里有這種小資情調吧，容易被鄧麗君打動。”王曉鋒說。

然后是搖滾樂。那是動真格了，把他徹底“帶偏”。

三里河十三號院，當年的“高干”住宅區(qū)之一。王曉鋒依托父親的人脈經常去玩，和朋友們扎堆看錄像，主要是外國的搖滾樂現場。最早是一九八三年，后來改去田震家里。田震愛看電視，圈里人經常在她家里聚，各種最新的搖滾錄像帶。他認識田震是孫國慶介紹。孫國慶和他是同學兼同事，當時都住中國廣播藝術團的宿舍。孫國慶有時抱把吉他在樓道里對著墻唱谷村新司。“老孫你行啊。”王曉鋒一直覺得孫國慶有語言天賦，他哥哥孫禹也是特能侃，外號“節(jié)目”，朋友特別多。通過孫國慶，王曉鋒認識了田震、崔健、王迪，進了那個圈子，經常一起玩，或者組隊走穴。

走穴原是相聲界的公開秘密，改革開放以后波及整個文藝圈。王曉鋒走穴就靠團里的那套Roland合成器。買來的時候沒有今天那么考究的琴盒，只有紙箱，走穴之前，拿塊布包起來，夾著坐火車。當時北京有四大穴頭，他跟一個姓陳的走得最多。據說，第一批走穴的樂手是每場五塊錢，他“走”的時候已經漲到三十塊錢。走穴通常是各個團的大腕組成一個草臺班子，像是侯寶林、成方圓、張薔，這些當年的大腕一場能拿二百五塊，樂手和其他唱歌、說相聲的一個價，三十塊錢。

從黑龍江的最北端，一直演到遼寧的最南端，差不多歷時一個月。最多一天能演七場，上午九點半開始，當年最火的都是中文歌。樂隊肯定是最辛苦的，兩小時一場，中間休息一刻鐘。演出場地不會事先聯系，只安排一場，去演了，演的時候周圍地方的劇場經理像開文藝大會，都來看，再訂下一個點，反正一小時的車程，比如說五常演完了，去阿城。在東北演出雖然火，卻經常拿不到錢，行話叫“火穴水滯”，穴很火，但是沒拿到錢。演完就得趕下一個場子，和前面的就失聯了，不像今天有手機，可以追討。

何勇也是當年一起走穴的伙伴，小伙伴，當年只有十五歲，因為演了兒童劇有點火。那時的他主打吉他彈唱，隨身帶一臺國產音箱，他父親坐在音箱旁邊彈貝斯。長途奔波，音箱有時也會鬧情緒，何勇的吉他solo正激昂呢——啪，聲音跳掉了，何父對著音箱一掌拍下去。一旁是彈鍵盤的王曉鋒，有時候也幫著補一下，他說那個畫面特別有趣，都養(yǎng)成習慣了。

一九八六年，有個朋友讓王曉鋒聯系幾個唱歌的，到長征飯店的后花園走穴。他聯系了崔健、成方圓、臧天朔、孫國慶、王迪。“萬李馬王”樂隊的馬曉藝還提供了鼓和一些樂器。露天演出，演一半突降暴雨，馬曉藝心疼樂器，建議趕緊撤。演出的酬勞是兩千塊錢，怎么分呢，那么多人。崔健提議去麗都飯店打保齡球。當時全北京只有“麗都”能打保齡球，三十塊錢一局。約好是次日的下午三點。客串“穴頭”的王曉鋒準時到了，等到四點半，一個人都沒來，有一種被放鴿子的焦躁與無奈，當時沒有手機也沒有BB機，聯系不上，他就問麗都飯店的一個朋友：“他們怎么還沒來啊。”朋友說是呀。王曉鋒于是撤了。結果第二天，飯店的朋友聯系他：“他們來了，五點到的，齊刷刷都是五點。”

“什么情況啊？”王曉鋒問。

“他們在一個地方集合了，”朋友說，“一起過來的。”

“那打了沒打？”

“沒打，說拿錢的沒在，吃了頓飯。”然后報給王曉鋒一個金額，讓他報銷。

從那以后，王曉鋒得出一個結論，搞搖滾的不太靠譜。

3

走穴之外，八〇年代國內流行樂壇的另一個關鍵詞是扒帶子。圈內的行話叫copyright，直譯“版權”，其實是沒有版權的翻唱，當時并不犯法，因為中國當時還沒有加入“伯爾尼聯盟”。扒帶子的核心工作是編曲，全靠樂感好的人聽了磁帶之后一點點扒，扒得越接近原版，水平越高，越受唱片公司的器重。

這個活，王曉鋒在中央音樂學院念書的時候是當游戲來玩的，或者說是某種訓練。一九八四年，他畢業(yè)后隨即分配進了中國廣播藝術團，扒帶子開始給他帶來經濟上的收益。北京比較早扒帶子的還有東方歌舞團的張寶國、王曉鋒的某位師哥，以及三寶的哥哥大寶。三人分屬在不同的唱片公司，王曉鋒主要是替北京音像、中國唱片干活。第一次“下海”是跟北京音像合作，編輯叫莎光，做鄧麗君的翻唱專輯，朱樺演唱。當年朱樺的翻唱率最高，各種歌手都能模仿，錄音非常快，進棚先遛一遍，基本上第二遍就能讓制作人點頭。朱樺給王曉鋒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如果硬要挑刺，只能說顏值。如此高效的優(yōu)秀歌手還有杭天琪。最快的時候，五天就能做完一整張專輯。當時王曉鋒和一些樂手吃住都在錄音棚，新街口百花深處胡同十六號，九〇年代初，某寶島歌手來此錄音，遲遲找不到狀態(tài)，喝高了，寫下這樣的歌詞：“不敢在午夜問路，怕走到了百花深處。”百花深處的百花錄音棚與王曉鋒有緣，模擬時代的錄音工作他幾乎都選在那里，錄音師叫老哥，本名王昕波，最早是“萬李馬王”樂隊的吉他手。

還有旅游錄音棚，屬于中國旅游聲像出版社，是另一個朋友圈，當時的錄音師叫陳慶，崔健的第一張原創(chuàng)專輯就是在那里錄的，磨了很久，王曉鋒有時會去玩。原創(chuàng)多么美好。扒帶子頂多算編曲，這是王曉鋒當時對自己的定位，他幫唱片公司做一張專輯，算稿酬，一張專輯三千多人民幣，也可以理解為編曲費，編曲加合成器演奏。版稅？盜版何來版稅之談，而且那個年代沒有版稅的概念，原創(chuàng)作品也經常是稿費一次性買斷。

當年，屬于王曉鋒的原創(chuàng)是幫他的一位好友做專輯，還有廣告配樂。廣告在八〇年代屬于新鮮事物，更新鮮的是廣告居然還有配樂。倒不是說廣告就活該天生素顏，而是那個年代的廣告基本都在用罐頭音樂，時稱現成音樂。改變那個現狀的導演叫鄒雄（現名鄒易儒），他和管虎是一批的，都是北影子弟。鄒雄是中國比較早拍廣告的導演，審美是按照電影來的。有一天，王曉鋒抱著合成器進了錄音棚，還不敢相信。

“你怎么想起這一出呢？”他問導演。

“我找的音樂都不行，感覺不對。”

王曉鋒勉力一試。錄音棚很小，正在錄解說。他是看著畫面現編音樂，十五秒，后來，他成了鄒雄的黃金搭檔，施展空間最多也只有三十秒。廣告音樂難在瞬間變化快，沒有鋪墊，情緒和動態(tài)需要在極短的時間里大起大落。王曉鋒在廣告配樂里練就了一項本事，后來為影視劇配樂打了基礎，一秒二十四幀，有時畫面和音頻脫節(jié)兩三幀，他都能看出來。當年沒有電腦做時間軸，全憑感覺。不過，那時期他的音樂活動主要是走穴、扒帶子，而這些，隨著八〇年代的即將落幕，突降休止符。

4

“夏天在我看來是一個危險的季節(jié)，”王朔在小說《動物兇猛》里這樣寫道，“炎熱的天氣使人群比其他季節(jié)裸露得更多，因此很難掩飾欲望。”

一九九〇年，北京的文藝圈整體蕭條。活動都停了，心灰意冷，不知道往哪個方向走，唱歌的更迷茫一點，比較著急，幕后的相對還行。但是大家還是要聚啊，無事可干的王曉鋒約上一眾好友，經常會去田震家里打牌，有時約在填詞人黃小茂的家里。黃小茂當時住石景山的八角，比較遠，王曉鋒記得常去的有屠洪剛、景崗山、韓笑，大家一起喝點酒，打打牌，景崗山最牛，開著“126P”就來了。

也有好消息。北京出現了打口帶，王曉鋒就是那時期開始接觸打口帶。然后是九一年年底，扒帶子換了馬甲重生。卡拉OK在市場上很火爆，甚至驚動了鄰國的唱片公司。ASSA在韓國是大廠牌，可惜沒能挺過九七年的金融風暴，公司曾經在首爾有一棟大樓。卡拉OK一直是他們的一項業(yè)務，之前是做前蘇聯的歌，做完之后開始涉足華語流行音樂，王曉鋒受邀擔任音樂編輯。雙方是通過一個廣告公司的老總認識的。還是扒帶子，一首歌一般四個人做，貝司吉他是一個人，鍵盤是一個人，唱的部分是一個人，全完成之后交給第四個人，水平比較高的，校對一下，他們全弄完之后才到王曉鋒手里，他如果點頭，就可以上市了。

九三年至九六年，王曉鋒旅居韓國，與卡拉OK伴唱帶為伍，學會了用電腦軟件制作音樂，還欣賞了好些歐美大牌的搖滾演唱會。內地流行音樂的回春他沒趕上，他和原先的圈子失聯了。每次回北京只待幾天，就為了跟廣播藝術團報個道，不然，下場便是自動離職。那年頭的通訊也不像現在那么發(fā)達，好些人發(fā)達了，搬家了。一個念頭：“也許有人找過我，因為沒找著，誤以為王曉鋒歸隱了。”形勢比人強，到了九六年，他覺得必須回國了，必須做自己的音樂。

給廣告配樂，很快就做到了業(yè)界第一人。廣告是不署名的。王曉鋒說，經常聽一些導演說某某廣告是他拍的，誰知道呢，音樂也是。做廣告音樂有兩大問題是他無法忍受的，一是空間不夠，至多幾分鐘，二是音質壓縮。電視臺播的都是單聲道，從廣告到電視劇無不如此，這牽涉到設備的全面升級。九六年他回國的時候還在嘀咕，八〇年代是那樣，現在應該改善了吧，因為在日本，電視臺已經全部改立體聲了，效果非常好。他說當年中央電視臺起過念頭，但是這個換是牽一發(fā)而動全身，必須整個換，當時評估下來要花八十三個億，沒舍得。單聲道有一系列的頑疾，音樂的寬度沒有了，比例也會不對。立體聲錄的時候，人聲是被樂隊包圍住的，但是一變單聲道，人聲就被拱到最前面去了，樂隊被弱化。還有就是聲音特別干，回響度減了，所以王曉鋒從電視里聽到自己的音樂就非常難受。

5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之后，有一日霍建起導演聯系王曉鋒，說有一部電影，小成本的，想請他配樂。霍導言之鑿鑿：“這部電影拍完之后，中國可能不會再有同類型的電影。”

《那山那人那狗》一九九九年在國內公映，只賣出了一個拷貝，正如霍建起當初對王曉鋒解釋的那樣：“因為肯定是賠錢的，不可能有什么票房。”王曉鋒被他的答案震住了，但還是要求先看樣片。霍導為他放了粗剪片。畫面如此唯美，看完特別有感觸。

“音樂的量肯定不少吧，又沒什么臺詞，都是在山里走。”他問導演。導演也不避諱，但只給一個多月的工期，另外還特別強調：“沒什么錢。”畢竟是小成本嘛。導演坦言就是喜歡唯美的東西，熱愛這個。王曉鋒說：“霍導，你讓我好好看一下這個粗剪版，完了我們再談。”他回家又看了一遍。其實是被陳好演的那個角色打動了，印象特別深刻，那種笑容，特別美好的感覺。還有片子里的唯美與空靈。趕緊給導演打電話：“霍導啊，我來做，至于錢不錢的，都不是問題，你給多少，我干，只是如果給的少，我就沒辦法請人來演奏了。”

非常高明的答案，值得在職場的方方面面推廣。可惜當年霍導的預算的確吃緊，所以給了一個很低的數字，低到王曉鋒確實請不動樂手。于是，他搬出了兩臺合成器，一臺Korg，另一臺是他用得最多的Roland JV-2080，只不過比以前多加了一塊模塊，一個采樣器。所有曲子都是他自行來演奏，一九九八年八月灌錄在DAT帶子里，給到霍導，再轉交北影的總錄音師，在原有基礎上加些縮混，讓那些音樂顯得更縹緲一點。

那卷DAT數碼帶，二十一年之后才異寶重光。有一家獨立的音樂廠牌，斗膽想要培育中國的原聲音樂市場，愿意替《那山那人那狗》出電影原聲專輯。王曉鋒家里的兩臺DAT機器都壞了，在淘寶上網購了一臺二手設備，新的數字音源是這樣才搶救出來的。搶救的過程，王曉鋒重溫了《那山那人那狗》的音樂，覺得還是有一些遺憾，如果經費充足的話，找樂手來錄某些段落，效果會更好。

條件受限，甚至當年連合同都沒簽。對版權缺乏概念，等于是拿了錢就干活，至于后續(xù)的版權和版稅，不懂，也沒談。《那山那人那狗》后來引爆日本，日方的發(fā)行商通過電影海報找到瀟湘廠和北影廠，說我們要給作曲的版稅，接著找到中國音樂著作權協(xié)會。王曉鋒是協(xié)會的會員，還是理事。日方找到這個組織以后，想當然就把錢匯了過去。這個組織呢，好歹通知了王曉鋒，打來電話，告訴他日本有這樣一筆款子，不少，到時候請客吧。“他說是版稅，然后我才懂什么叫版稅。”王曉鋒說。

那通電話發(fā)生在二〇〇二年，但是錢真正落袋是四年以后，合人民幣才一萬多，和最初說的情況頗有差距。王曉鋒是在等待的過程中對日本的版稅情況有了切身體會。他幫女子十二樂坊的第三張專輯出過力，簽了合同，作曲沒有費用，編曲八千塊錢一首，作曲的收入就是靠版稅。版稅后來由日本唱片公司直接打給王曉京（女子十二樂坊的經紀人）的公司，公司再轉給他。“那筆錢是很可觀的，一首歌都要比整個《那山那人那狗》來得高。”王曉鋒說。有段時間，谷建芬老師召集他、臺灣的小蟲、還有三寶、小柯，關于版權的事情，和“音著協(xié)”還有很多演出公司辦了一個座談會，對目前的版稅現況非常不滿意。不是抨擊，而是探討，我們的版稅到底去哪兒了？他覺得音樂人在中國有時候真是可悲。很多朋友說，曉鋒啊，你那么多作品，在美國早就可以退休了，可以躺著收錢。他心想，在中國大概得以量生存，這個量主要是數量，光靠質量還不行。

單計數量，由王曉鋒作曲的影視劇已經超過了六十部。他現在的工作節(jié)奏是每年做三部電視劇、一部電影、若干企業(yè)政府的宣傳歌曲。宣傳的活兒最賺錢，電影配樂是他的最愛。“電視劇現在恰恰是賺錢最少的。”王曉鋒說。因為電視劇的錢都給了演員、導演、編劇，制作上呢，其實他的價格在國內已是最高。

去年，他在北京參加了第四屆影視音樂論壇，當時某大導演坐他旁邊，說新拍了一部古裝劇，八十二集，找了一個作曲，開價六百萬，最后給了三百萬，覺得特別虧欠，砍掉了一半。王曉鋒說，這個三百萬我們覺得是天文數字。

業(yè)界目前的均價是一萬一集，還有幾千一集，王曉鋒說，現在后期花五六十萬做音樂已經覺得很大方了。早年是一二十萬。現在還有人愿意當義工，在圈內已有成名作的，行話叫“嗆活”——知道哪個導演有什么戲了，消息還特別靈通，就說這個戲，你就付樂手的錢，其他甭管了。

6

從五歲學琴算起，和音樂打了半個世紀的交道，王曉鋒的大半生都在北京度過，他自稱最近越來越喜歡上海，所以時常回來。

王曉鋒非常清醒，中國的音樂中心在北京，而他的音樂創(chuàng)作幾乎都是命題作文，或者說功能性的作曲。他喜歡搖滾樂，卻沒有一頭扎進去。本世紀初，第一次和汪峰合作，汪峰聽了他搖滾化的表達，說他比自己還狠。請汪正正唱的《超越夢想》也走硬搖滾曲風，這首歌走紅之后，不斷有人向王曉鋒發(fā)出再來一首的邀約，他不為所動，轉而創(chuàng)作舒緩、優(yōu)美的慢歌。搖滾精神在王曉鋒的身上是一種抽象的表達，而非音樂風格的重型碾壓。他最愛的搖滾樂隊是Pink Floyd，他喜歡迷幻的質感，所以給自己取了“米王”的筆名，“米”的前身是“迷”。

除了功能性的創(chuàng)作，王曉鋒往后也會為自己做音樂。他將那個始于本世紀初的計劃定義為“無題音樂”——沒有鮮明的主題要表達，沒有詞，人聲可以出現，以樂器的形式，就像出現在電影《那山那人那狗》的笛聲，不受小節(jié)的限制，悠揚地一直吹下去。那是他最想做的，為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