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對古代活字印刷研究中存在不同看法的熱點問題, 依托版本鑒定, 對相關文獻做了新詮釋, 形成新觀點, 試圖有益于對古代活字印刷的深入研究。

【關鍵詞】活字印刷；中國活字印刷的動力；中韓活字印刷發(fā)展方向聯(lián)系中國印刷術對世界文明發(fā)展有著巨大貢獻，其中包括活字印刷術。

活字印刷術是古代工匠發(fā)明和掌握的技術，千百年來文人學者極少關注，存留文獻極少，且多文字簡略，造成后世研究者往往對同一條資料中字句的理解（比如“薄如錢唇”“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等）見仁見智。即便在今日，文人學者也和前人一樣，對身邊使用過的印刷技術，關注和研究不夠。比如四十年前尚在印刷業(yè)有一席之地的鋼板鐵筆蠟紙刻印、鉛字打印等器材以及相關技術，現(xiàn)在可能還有人記得，而當年的操作者在實踐中使用的寫刻打印技巧，恐怕就少有人知曉了。《中國印刷史》《中華印刷通史》等一系列著作，將散見于史料中的材料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基本復原了中國印刷史的大致發(fā)展脈絡，居功至偉。因為古代活字印刷術總體而言是項技術，許多細枝末節(jié)是具有智慧的工匠在長期的實踐中，慢慢改進完善的。對此，文人學者不了解也少有關注，文獻當然就沒有記載。曾經(jīng)和我們生活密切相關的活字印刷技術被近代印刷術淘汰，至今也有百年，隨著了解掌握活字印刷技術的工匠不斷離世，印刷史中的活字印刷術和實際使用的活字印刷術應該有著相當?shù)牟顒e。

筆者關注古代活字印刷技術多年，本文就中國刻書鋪有發(fā)明和使用活字的動力、中韓活字印刷發(fā)展方向不同的原因、中韓活字技術間有無聯(lián)系等三個問題，談點看法，恭請有興趣者指教。

刻書鋪有發(fā)明和使用活字的動力

——中國活字印刷起源于刻書鋪

唐代雕版印刷發(fā)明后，使用逐漸廣泛，技藝逐步成熟，逐步代替抄寫成為復制書籍的主要方法。到北宋，雕版印刷進一步流行，書籍版式基本成熟，書籍產(chǎn)量空前提高。隨著社會對書籍的需求增長，刻書坊發(fā)展迅速，尤其是通衢大邑的刻書坊聚集了一批寫樣雕版印刷裝訂的高手。隨著雕版技術的發(fā)展，刻書越來越方便，社會需要的出版物也越來越多。雕版印刷受刻字速度限制，最好的刻工再熟練也要四天才能刻一塊書版，假設要刻兩千塊書版規(guī)模的書籍，三十個工匠幾乎要刻一年。出版和需求之間的矛盾一直存在。為了能夠快速出書，活字印刷應運而生。

活字印刷的技術及原理，見沈括《夢溪筆談》中的記述。元代王禎《農(nóng)書》附文“造活字印書法”中所述則更為翔實。從文字記載看，和雕版相比，活字印刷工藝簡單，易于操作，有“若印數(shù)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的優(yōu)點。宋元明間，有文獻記載（文獻有宋代周必大、元代楊古、馬稱德制作活字和印書的記載），有實物遺存（《1—3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收錄5種西夏時期的西夏文活字印本），證明中國先民對聽起來省力省錢的活字印刷術充滿興趣，一直在試驗各種不同方式的活字印刷，希望用這種更為先進節(jié)省的方法來印刷書籍。

中國古代對活字印刷最感興趣的是刻書鋪。

所謂刻書鋪，即私人成立的專門刻印書籍的組織（古代有書肆、書林、書坊、刻字鋪、經(jīng)籍鋪等多種名稱），實質(zhì)就是通過刻印書籍及印刷品獲得利潤的組織或機構。筆者以為比較合適的名稱應該是刻書鋪或刻字鋪（刻書鋪和書坊的區(qū)別在于，不一定有門面，甚至不一定有名號，因而多不被我們所知），本文則一律稱為刻書鋪。

書鋪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雕版印刷尚未出現(xiàn)的以書寫形式復制書籍的時期。書籍只作為純粹閱讀品時，書鋪雖可能存在，商業(yè)價值并不大。伴隨雕版印刷技術的發(fā)明，書籍的制作數(shù)量增加，也逐漸具備了商品的屬性，書鋪才會得到發(fā)展。任何事物都有從小到大、從簡單到復雜的發(fā)展過程。早期的書鋪規(guī)模從家族規(guī)模開始（唐代早期的印刷物上往往有“成都府樊賞家”“龍池坊卞家”“西川過家”就是證明），一般形式是前店后廠，既承擔刻印又參與售賣，鋪主和工匠往往同為一人。哪怕規(guī)模再小，哪怕沒有招牌，這就是最早的刻書鋪。最初的印刷物也往往是單頁，已知內(nèi)容多是歷日、經(jīng)咒、佛像，尺寸也不大。隨著印刷品內(nèi)容的不斷豐富，尺寸逐漸加大，雕版印刷的制作對象以各類書籍為最多。隨著社會對書籍的需要增加，以家庭為規(guī)模的書鋪不再能適應。有些書鋪需要更多的工匠參與工作，有些工匠沒有自己獨立開設書鋪的能力。為了應對社會和市場的需要，書鋪（刻書鋪）的聯(lián)合體應運而生。這類刻書鋪是由鋪主招募各種工匠組成的。鋪主和工匠的功能雖有重復但趨向分離。鋪主更多地承擔著尋找落實資金和選題、編輯、設計等任務，工匠則承擔了將主持者的出版意圖制作成出版物的寫刻印裝各項具體工作。由于書籍制作需要不同的工匠協(xié)同工作，漸漸地工匠也會按照需要抱團組成相對穩(wěn)定的組織參與各項出版印刷工作。我們姑且把這種工匠間的松散或緊密的聯(lián)合體叫作刻工組織。刻工組織和刻書鋪主互相依賴，共生共榮。刻工及其組織是刻書鋪賴以生存的技術保障，刻書鋪（書坊）則是刻工及其組織出賣技術的主要窗口。刻工組織的形式多種多樣：有聯(lián)合形式的家庭作坊、家族作坊；有單獨形式的臨時任務工匠組織、承擔專項任務的工匠組織等。其本質(zhì)都是憑借技藝通過制作書籍獲得經(jīng)濟效益的組織。隨著雕版印刷術的發(fā)明和逐步成熟，隨著出版物的增加，生產(chǎn)書制作書的單位（刻書鋪）也會隨之發(fā)展。養(yǎng)活工匠、追求更多的經(jīng)濟效益是刻書鋪生存發(fā)展的動力。

學界將古代的書籍生產(chǎn)分為官刻、家刻和坊刻三大系統(tǒng)。這樣的分類凸顯了出資者，卻模糊了刻書鋪在技術層面上的重大作用，以至我們對刻工組織形式之一刻書鋪的作用顯得認識不足。

其實從出資者的角度來說，不如就分為官家和私家兩類更為合理。官家、私家提供書稿和編校工作，并付費給刻書鋪，由刻書鋪制作并提供成品，這是古代刻書業(yè)逐步成熟和最為典型的制作方式。不光私家通過付費的方式購買刻書鋪及工匠的勞動成果，官家印書主要也是通過付費的方式，購買刻書鋪及工匠的勞動成果。如果要說和私家有區(qū)別的話，就是部分官家可以征用工匠勞役來替代刻印費用。這樣來表述刻書鋪和官私家刻印書籍的關系更加清楚：私家也好，官家也罷，一般不會常年豢養(yǎng)一批工匠用于印書；頂多是在有了某個出書項目后，召集工匠到家中或官府中工作一段時期，項目完成后，工匠拿錢走人（當然也有少數(shù)例外，比如官府在印制紙幣時，會集中工匠在指定地點工作，如“寶鈔局”）。

古代印刷業(yè)最為常見的業(yè)態(tài)是，無論官私，只要有出書需要，去找刻書鋪或者刻工組織的召集人，就項目談項目，談成就開工，項目結束，銀貨兩訖，關系也就結束。

刻書鋪自從出現(xiàn)之日起，為了應對社會印書的需求和獲得較多的利潤，就必須不斷通過提高技術，提高刻印效率，降低成本等方法，適應和滿足刻書的需要，也才能通過刻印書籍和印刷品取得的利潤來維持生存。因此，只有刻書鋪對可以提高效率和降低費用的新生產(chǎn)方式會充滿興趣。

雕版印刷如此，活字印刷也是如此。

活字印刷術就是在雕版印刷術完全成熟，書籍制度完全定型，刻書鋪中的佼佼者為了提高生產(chǎn)效率和針對雕版印刷存在的弱點發(fā)明的一項技術。

受發(fā)明思路限制，活字印刷和雕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主要發(fā)明思路是將活字通過排列、固定，再組裝成類似于雕版版片形狀，用于印刷。

活字印刷術通過沈括的《夢溪筆談》被人們了解。這種一次投入可以反復使用的印刷術，理論上優(yōu)點很多，比如排版速度快，一次投入理論上可以無限次使用等，比較雕版刻板周期長、耗費木材多、保存版片浪費空間和錢物等種種弊病，聽起來確實是個好方法。

宋元時期的文獻中有周必大、楊古、王禎等使用泥、木、金屬等各種材質(zhì)制作活字以及不同固版技術的記載。畢昇使用的是鐵范、泥字、藥泥固版；周必大使用的銅版泥字；楊古使用的是泥活字；王禎使用的是木活字、竹片加木屑填充固版；王禎介紹說還有“以鐵為印盔界行，內(nèi)用稀瀝清澆滿，冷定，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燒熟瓦字排于行內(nèi)，作活字印板”，“以泥為盔界行，內(nèi)用薄泥，將燒熟瓦字排之，再入窯內(nèi)燒為一段，亦可為活字板印之”，“有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于盔內(nèi)界行印書”等各種活字印刷術。現(xiàn)存的西夏活字印本則證明活字印刷術能成功印書。雖說這段時期對活字印刷有興趣者人數(shù)不多，成功的印刷品也極少存世，我們很難直觀地看到早期活字印刷物的全貌。但通過文獻可以了解先民們不斷摸索，試圖完善活字印刷術的過程。

隨著明政府對出版物的審批制度逐步松弛，出版物逐步增加，伴隨出版物的增加，閱讀者也會增加，而閱讀者的增加，又反過來需要有更加大量的出版物來滿足。從明弘治年間起，出版業(yè)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迅猛發(fā)展的情形。為了提高生產(chǎn)效率，適應圖書市場變化，部分刻書鋪選用了活字印刷。原因是活字排版速度快，遠遠高于雕版，一個排版工每天可以排2版書，熟練后可以排到6版以上，甚至更多。和雕版相比，提高生產(chǎn)效率10倍以上。

史實也是如此。以明弘治年為界，在此前，活字印刷雖一直在使用，但斷續(xù)時間長，使用者并不多，所印書籍品種偏少，存世實物極為少見。弘治年后，活字印刷進入加速發(fā)展階段。標志有以下幾點：一、從傳世的古籍看，以無錫華燧會通館在弘治間使用活字為最早。加上蘇州金蘭館，僅弘治十多年排印的活字本就有10余種1000余卷，遠遠超過自北宋畢昇發(fā)明以來400多年排印活字本的總和；二、正德嘉靖至明末，無錫蘇州南京以及福建浙江多地成功用活字排印書籍，品種豐富，數(shù)量超過100種；三、明清兩代刻書鋪制作的各種材質(zhì)制作的活字質(zhì)量、數(shù)量大大提高，成功刷印了更多的書籍，逐漸成為雕版印刷的重要補充。其中的精品（如明活字本《石湖居士集》《小字錄》、清活字印本《唐眉山詩集》《后山居士詩》等）不輸?shù)癜妗?/p>

在活字印刷術的推進過程中，古代刻書鋪發(fā)揮了絕對主力的作用。可以說，印刷史上任何進步都離不開刻書鋪對印刷技術的精益求精及其對技術的創(chuàng)新。

在長達近千年的時間里，除了西夏活字（可能是西夏政府主持制作并用于印書），清代內(nèi)府兩次制作活字（印制了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律呂正義》和木活字本《聚珍版叢書》等書），以及少數(shù)幾家如清代林春祺、翟金生私人制作的活字以外，中國古代活字印刷始終是刻書鋪在使用，在堅持。這種連續(xù)不斷的制作和使用活字的最大動力，應該就源于刻書鋪為了降低印刷成本獲得更多的利潤的追求。

刻書鋪制作活字用于印刷，明清皆有例證，只不過清代較明顯而明代有些隱晦。比如清代聚珍堂活字印本《紅樓夢》，大家就沒有異議地認為是刻書鋪的作品。更為典型的是活字印本家譜，大家都知道活字不是譜主家族制作，而是由譜匠制作（也應該視為小型刻字鋪）排印。對于明代從無錫華氏會通館開始，到金蘭館、碧云館、念初堂、崧齋、麗澤堂，包括私家賈詠、徐兆稷、桑大協(xié)的活字印刷，學界則大都對活字來源語焉不詳，體會各家語意，認為各家是用自己制作活字占絕大多數(shù)。

實際恐非如此。

筆者從活字字體風格入手，證明了華氏會通館使用了不同的兩種刻書鋪制作的活字（詳見拙文《華燧會通館活字印本叢考》）。熟悉印刷史的學者都知道，私家制作一副活字要付出極大的精力，不會有人同時制作兩副以上活字用于印書。會通館印書使用了兩種不同的活字，只能是兩個刻書鋪制作的活字。同樣，明代的金蘭館（《石湖居士集》《西菴集》）、碧云館（《鹖冠子》）、念初堂（《函史》）、崧齋（《唐詩類苑》）、麗澤堂（《璧水群英待問會元》），賈詠（《莊子鬳齋口義》）、徐兆稷（《世廟識余錄》）、桑大協(xié)（《思玄集》）等，從署名看似乎是私家所印，實際都是刻書鋪所為。筆者經(jīng)過對大量明清活字印本版式字體的鑒定（見拙文“明活字本版本鑒定小記”），認識到活字幾乎都是由刻書鋪制作，誰付費就給誰用（和雕版一樣），無論官家私家只要付費就可以在書（印刷品）中留名（當然也有官府制作的活字印本，如清內(nèi)府印《古今圖書集成》《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等，但僅僅就只是這兩次。原因見下文）。舉幾例證之。1.明金蘭館活字本《石湖居士集》《西菴集》和明活字本《韓詩外傳》版式字體完全相同，應該是同一副活字排印。《韓詩外傳》書口沒有金蘭館的文字標識。假設是金蘭館私家制作的活字，《韓詩外傳》中應該也有金蘭館的牌記更對。反證了金蘭館只是《石湖居士集》《西菴集》的出資人名號，不是活字的所有者。2.明活字本《晏子春秋》《石門洪覺范天廚禁臠》《開元天寶遺事》版式字體相同。即排印《開元天寶遺事》的活字又排印了《晏子春秋》和《石門洪覺范天廚禁臠》。《開元天寶遺事》文前有牌記“建業(yè)張氏銅板印行”，其余兩種則沒有。應該理解名號為“建業(yè)張氏”刻書鋪為三家印制的活字本：誰在書中留下印記，誰可以在書中留下什么印記，只有出資人才有這樣的權利。因為《晏子春秋》和《石門洪覺范天廚禁臠》的出資人沒有同意張氏留名，書中自然就沒有張氏留下的痕跡。《開元天寶遺事》上有張氏的留名，是出資人同意的結果。3.明周堂活字本《太平御覽》和董傳教三余齋活字本《詩史》版式字體相同。排印《太平御覽》和《詩史》使用了同一副活字，兩書中分別有周堂、董傳教三余齋的署名。4.明蜀藩活字印本《欒城集》和明萬歷十四年崧齋活字印本《唐詩類苑》使用的也是同一副活字。《唐詩類苑》中縫下有“崧齋”二字，據(jù)此認為崧齋是出資人，而《欒城集》則未見出資人留名。這些都是活字由刻書鋪制作、誰付費使用誰留名的依據(jù)。

現(xiàn)在已知私家制作的活字僅僅有清代的呂撫、翟金生、林春祺等少數(shù)幾家（用于排印家譜的私家活字不算）。當然，也許古代私家制作活字用于印書的并不僅僅就這幾家，因為無名無姓或者未能留下記錄的還會有一些，但肯定地說不會多。從幾家制作活字后記載的過程來看，其制作活字的艱辛很多人并不能承受。換個角度說，私家印書大多是為了久遠傳名，在雕版印刷盛行的大環(huán)境中，私家沒有必要花費精力先去制作活字，再來印書。所以，私家如華燧、華堅、金蘭館、碧云館、崧齋、程偉元，官家如明蜀藩印《欒城集》、明益藩印《辯惑編》、明浙江慶元縣學印《諸葛孔明心書》，都是私家或官家出資，使用刻書鋪制作的活字排印的結果。

活字印刷看起來簡單易行且優(yōu)勢明顯，刻書鋪主和工匠都認為會取得成功。所以，不同地區(qū)的刻書鋪通過一次次的嘗試，品質(zhì)優(yōu)劣雖各為不同，也確實成功刷印了不少書籍。明代就有活字印本《唐五十家詩集》《曹子建集》《欒城集》等。

比較雕版，活字印刷也有很多弊端無法克服。只有從頭至尾經(jīng)歷一次完整的活字印刷過程，才會確切知道活字印刷存在的弊端，并且難以克服。這是未經(jīng)過活字印刷實踐的人最容易忽略的，這也是許多活字只印了一兩部書就不見蹤影的原因。比如排印華珵活字本《渭南文集》的那副活字，雖寫刻俱精，排印齊整，但未見有其他排印本存世。其他如排印《鶴林玉露》《辯惑編》《王狀元標目唐文類》的活字，莫不如此。

明代雖然用活字印刷術排印了大量的書籍，還始終處在不斷完善改進的過程中。這個過程，從弘治到明末，前后經(jīng)歷一百多年，都未能定型或規(guī)范。表現(xiàn)如下：1.活字工藝處于試驗之中。明代活字印本金屬印本有之，木活字本有之，泥活字本也可能有；排版盤至少有欄線四角有（無）明顯縫隙的木質(zhì)、金屬兩種；固版方式也根據(jù)排版盤材質(zhì)的不同，各各不同。2.明代活字印刷多數(shù)是印制的書稿。（1）華氏活字本中多有用黃白兩種紙及用拼接紙的現(xiàn)象，諸家認為是明代用紙節(jié)約的結果，其實這些活字印本只是試印本和稿本。古往今來，無論任何出版物，都會對紙張的使用有所要求，如果是稿本和試印本，對紙張的要求才不會太高。參之明華氏會通館活字印本《九經(jīng)韻覽》書后的華燧識語：“九經(jīng)韻覽……黽勉旁搜成籍，未敢以為定論，寖用活字銅版具藁，以俟君子云。”（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序）其中的“用活字銅版具藁”，結合此書存世本文字本本不同的情況，應該是用活字印刷代替人工抄寫的書稿；明活字印本《莊子鬳齋口義》書后有正德汪偉跋云：“林希逸著三子口義，頗平實顯白，近已罕得。祭酒臨潁賈公藏善本，偶諸生胡旻有活字印，因命摹之，以代抄寫。”以“活字印”代“抄寫”之意，非常明顯。華燧使用活字制作稿本在前，汪偉在后，都是明代用活字印刷來代替抄寫書稿的證明。（2）最明顯的是明代既有自己先排印活字本，再出雕版的例證；又有用他人活字本作底本，直接翻刻的例證；還有原活字印本不存，從存世的刻本中可以看到活字印本痕跡的例證。這些都是明代的活字本是試印本、試驗品的證明。3.活字印書并未被讀書人接受，往往印制出稿本后就不再排印。據(jù)筆者統(tǒng)計，現(xiàn)存的明代活字印本往往是孤本或是殘本。明活字印本存世約100種，僅存一部者超過60種。和同期遺存的古籍相比，孤本比例過高。

明代處于試驗階段的活字印刷和極為成熟的雕版技術相比，弊端相當明顯。雕版雖慢，一旦刻成書版，可以長期保存，隨時可以刷印；在雕版技術非常成熟的明代，寫刻印裝工匠工藝精湛，工藝流程成熟；從文字到圖像均表現(xiàn)出色，面目多樣，能滿足讀書人的審美要求；因為校對時間從容，極少訛誤，即便發(fā)現(xiàn)文字訛誤，剜改也方便等。這時候再看雕版速度的不快，初期投入費用也就不高，對比活字初期制作費用較高，相反也成了優(yōu)點。

總之，很多刻書鋪都以良好的愿望制作活字開頭，在印書實踐中，對活字工藝的特殊性認識不足，花費大量的人力財力得不到有效補償，再加上在排版過程中遇到難以克服的人力困難，再也沒有激情和動力去改進完善活字印刷技術，難以為繼的結果就是只好將辛辛苦苦制作的活字棄之不用（當然還有其他原因，見下文）。

因此，活字印刷在各朝各地的刻書鋪每每產(chǎn)生，但少見順利發(fā)展是必然的結果。

中韓活字印刷發(fā)展方向不同的原因

——政府和文人是否介入和參與

在古代中國主流印刷方式是雕版，活字只是處于輔助地位。據(jù)徐憶農(nóng)女史研究，活字印本和雕版印本之比不足1∶167，她還進一步說“實際上，活字印本在中國古代書籍中占的比例，應該比上述計算結果還要更少一些”。

分析活字印刷在中國沒有成為主流的印刷術的原因，學者有很多研究成果。如有從“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科學技術的進步，文化生活的需求，藏書的風氣，自身的技術因素”進行了各方面探討，不可謂不完備。但是，這些研究有意無意地多半是和西方新型活字印刷術做比較。古代朝鮮（指朝鮮半島地區(qū)）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環(huán)境和中國相似，文字完全相同，按理說，使用和發(fā)展活字的環(huán)境和中國更為類似，為何活字印刷在朝鮮就成為主要印刷方式，而在中國卻“發(fā)展緩慢”，始終不能成為主要印刷方式呢？

通過關注韓國（也指古代朝鮮半島地區(qū)。因為曹炯鎮(zhèn)先生所撰《中韓兩國古活字印刷技術之比較研究》有中文版，筆者下文引文多出曹氏著作，故下文用韓國指代古代朝鮮半島地區(qū)）活字印刷史，筆者認為，韓國將活字印刷作為主要印刷方式，并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有兩條：

（一）政府行為主導了活字印刷術的發(fā)展方向。

韓國政府在切實比較雕版和活字印刷兩種方式的優(yōu)缺點后，確立了以活字印刷作為主要的印刷方式的指導思想“太宗肇造鑄字所，鑄大字時，廷臣皆因難成，太宗強令推之。”。韓國政府在籌備活字印刷開始之初，就建立完整的活字印刷組織，從制作活字開始，到完成印刷，由官方組織工匠完成。并根據(jù)韓國國情，重視實驗，先后嘗試了木活字、銅活字，又試驗比較了多種固版方式，不斷改進完善技術，每隔數(shù)年還重新變換字體制作活字（韓國在二百多年間先后制作了二十多套字體不同的活字）。反復實驗，反復改進，將活字印刷投入小，可以重復使用的優(yōu)越性較好地發(fā)揮出來。另外，政府還制定了活字印刷的相關規(guī)程，在生產(chǎn)和校對等各個環(huán)節(jié)，采用有效的獎懲措施，通過不斷完善和提高活字印刷技術，提高了活字本的質(zhì)量。尤其是韓國的最高統(tǒng)治者經(jīng)年不變的長久關注活字印刷（韓國統(tǒng)治者在長達數(shù)百年的時間里，朝代雖經(jīng)遞換，其使用活字印刷作為主流印刷手段的方向始終未變，統(tǒng)治者關心活字印刷的興趣未變），就活字印刷的技術問題若干次發(fā)表具體意見，強行推行活字印刷，對韓國活字印刷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中國在活字印刷實驗和推行過程中，官方基本沒有介入。有人以明代藩府排印的《欒城集》《辯惑編》為例，說是官府也介入了活字印刷，并說那是藩府印本。上文已述，這兩種書只是藩府出資由活字制作單位（刻書鋪）代為排印的。合理的解釋是，兩家刻書鋪制作的活字和排印質(zhì)量藩府能夠接受，加上排印價格可能比雕版更加便宜，是兩家藩府的偶然選擇而已。

官方介入活字印刷的含義是：官方出資制作活字及版盤等一應物件，有完整的組織形式，派員領導、組織、全程參與活字印刷活動（沒有材料證明明藩府活字印書先制作了活字）。清代內(nèi)府排印《古今圖書集成》和《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才是介入活字印刷的典型，不過是被動介入而已（《古今圖書集成》是清政府被動接受的項目；《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也是大臣金簡數(shù)次上書陳述活字印刷的優(yōu)點，并且通過細細算賬的方式，分析了雕版和活字兩種印刷方法的利弊，乾隆皇帝認為有道理并同意實施的項目）。韓國確定推行活字印刷為主流印刷方式后，有意識地將雕版印刷作為補充形式。清政府則不同，即便是在武英殿制作有相當數(shù)量并制作精良的活字，完全能印制出非常優(yōu)質(zhì)的書籍時，也沒有發(fā)揮活字印刷省錢省力的特點，將活字印刷作為內(nèi)府的主要印刷手段。相反，清政府在制作成功銅活字后，僅僅就印刷了《古今圖書集成》和《律呂正義》等幾部書后，就將銅活字置之高閣，在政府需要用銅的時候，把千辛萬苦制作的數(shù)十萬銅活字化為銅材。在又想用活字印書的時候，再去制作數(shù)十萬的木活字，還頒布了“武英殿聚珍版印書程式”，在印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及其他幾種書后，再次將木活字棄之不用，任其毀壞散失。非常可惜。中韓兩國的差別就是如此，中國明清政府從未重視過活字印刷技術，偶爾為之，也是心血來潮。結果，活字印刷只能是在民間被刻書鋪充當?shù)癜嬗∷⒌难a充手段勉強生存。

（二）文人參與活字印刷活動也是中韓兩國兩種不同印刷方式的重要原因。

活字和雕版兩種印刷方式的技術差異比較多，雕版印刷技術可以用寫、刻、印、裝四道工序來概括。活字印刷除了這四道工序外，以木活字為例，還要加上儲字、排版、拆字還字、固版等特別工序。略去技術層面的不同，兩種印刷方式最大的不同就是，參與雕版印刷的絕大多數(shù)工匠文化程度可以不高，甚至不識字也行，文人只需參與寫樣和校對兩個環(huán)節(jié)就行。活字印刷則需要文人在寫樣、儲字、排版、拆版還字、校對等環(huán)節(jié)全程參加。

排字、拆版、歸字是活字印刷特有的工序，說來簡單，操作則極為繁復。可以敷用的活字至少要上萬枚，多者要二三十萬枚。如何儲字能適應排版時快速且正確取字，非有文化人參與不可。因為中國文字數(shù)量龐大，形體復雜，看來字形相近的字，往往只有一筆不同，意思就毫不相干。所以排字和歸字都不能出一點差錯。這道工序沒有文化做不了，文化稍差也做不好。中國歷來不缺技術工匠，缺少的是有文化的“工匠”。中國古代的讀書人極少有人愿意充當“工匠”，更沒有人愿意終生從事這類“工匠”工作。即便是找到排字匠，由于存儲活字時要求非常嚴格，稍有疏忽，把活字的位置放錯，活字就會變?yōu)椤八雷帧薄е码m知道有字，但就是找不到，只好重刻新字的情形常常發(fā)生。即便是花費時間尋找并能找到，也會延誤排版速度。這樣的結果往往使活字出資者、工匠管理者，甚至有文化的工匠自己都不滿意，最終影響刻書鋪使用活字印刷的積極性。刻書鋪當然會采取讓出書者（也可能就是出資者）請人（或自己）充當排版“參謀”，和工匠一起排版，實際是需要文人全程參與排版。這個過程對文人來說，充滿痛苦。比如明代徐兆稷為父親出版著作《世廟識余錄》，借用了一副活字排版，事畢后在書牌中記述了自己的感受“是書成凡十余年，以貧不任梓，僅假活版印得百部，聊備家藏，不敢以行世也。活版亦頗費手，不可為繼。觀者諒之。徐兆稷白”。這就是參與活字印刷的文人真情實感的流露。

考察韓國政府在活字印刷活動采取的若干措施，其中，讓有文化的官員充當工匠使用，是韓國政府推行活字印刷的神來之筆，也是活字印刷成功的關鍵因素。他們成年累月甚至終生以排版拆版、取字還字、校對改版、管理活字、管理寫刻工匠為職業(yè)。韓國造就了一批活字印刷既有文化又有活字印刷技藝的特殊官員，是韓國的活字印刷順利發(fā)展的人力保證。而清政府在短時間內(nèi)制作活字印刷《古今圖書集成》《聚珍版叢書》取得成功，其字體選擇和制作、版面的設計、工藝的精湛程度等都超過中國民間的活字印本。就是相比韓國活字印本，質(zhì)量也明顯更為精良，中國政府排印的《古今圖書集成》《聚珍版叢書》就被韓國作為制作新字體的典范。這和清政府強行任用文人和官員充當“工匠”有極大的關系。中國的文人或官員，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大環(huán)境中，沒有文化人愿意從事分揀活字、排版拆字、還字儲存等枯燥煩瑣的勞作，更不可能愿意終生以此為業(yè)。但是，一旦完成活字印刷任務，隨著政府不再關注，這批文人和官員也再沒有責任和興趣保存維護已經(jīng)制作的活字以及活字印刷技術，以至兩次制作銅、木活字，又兩次廢棄不用，鎖入深宮，任其損壞。兩國政府對活字印刷活動起著極為重要作用的有文化的官員管理采用了不同方法，是韓國和中國活字印刷發(fā)展方向不一致的關鍵原因之一。

當然，韓國選擇活字印刷為主要印刷方式還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韓國的圖書市場比不上中國巨大，對書籍要求品種多數(shù)量少。活字印刷正好適應這種需要；再如韓國資源匱乏也是原因之一。雕版印刷由于消耗的木版多，書版刻印后需要大量的地方存放，相對于活字印刷是對資源的浪費；版片還不易保存，年代稍長會干裂或霉變，蟲咬鼠嚙也會造成殘損，再次印刷時往往需要修版補版。相比較而言，在活字保存完好的情況下，只要解決工匠的溫飽及生存問題，他們就能安心從事這項工作。只要熟悉活字的擺放位置，他們排版還字的速度遠遠快于雕版。一旦有需要，可以快速排版印刷。相比雕版印刷，印多部書能省時省力省錢。尤其是韓國選用的銅活字（或者其他金屬活字），耐印性極好，保存時間長，將活字印刷一次投入可以反復使用的優(yōu)點充分發(fā)揮出來。

總之，韓國選擇用活字作為主流印刷方式，還能總結出許多原因。但比起官府重視和用制度強制文人參與這兩條最主要的原因，其他原因都是次要的。

中韓兩國活字印刷的發(fā)展雖有先有后，展現(xiàn)了不同的發(fā)展方式以及改進技術細節(jié)的差異。在長期的印刷實踐中，韓國的統(tǒng)治者經(jīng)過比較，對雕版和活字印刷客觀存在的利弊認識充分，采用了和中國不同的“以活字印刷為主，輔以雕版印刷”的發(fā)展方式，被歷史和實踐證明非常符合韓國國情，也因此獲得成功。

對中韓活字技術有無聯(lián)系的看法

——活字印刷技術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可以獨立產(chǎn)生、發(fā)展

文獻記載韓國官方于1403年下令制作金屬活字（癸未字），比中國無錫華安兩家使用金屬活字的弘治年間大約早一百年。中國和韓國活字究竟存在何種聯(lián)系？不少學者就兩國人員來往關系做細致研究，將華氏使用的活字和韓國的金屬活字“癸未字”進行比較，至今未找到令人信服的結果。

韓國使用金屬活字早于明代的中國，是按照畢昇、王禎發(fā)明的方法試驗的結果。韓國學者金宗直在韓國活字印本《白氏文集跋》中所述“活板之法始于沈括，而盛于楊惟中，天下古今書籍無可不印，其利博矣”；徐有榘在《鏤版考》中所述“活版之式，始見沈括《筆談》，而東書最多用其法”等等，就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據(jù)筆者研究，無錫、蘇州以及其他地區(qū)的活字印本也都是刻書鋪主和工匠依照《夢溪筆談》《農(nóng)書》介紹的活字印刷原理，各自實驗的結果，互相間也未見聯(lián)系。

中韓兩國的工匠采用了相同原理，雖技術細節(jié)存在差別，但設計活字、版盤，存取活字，排版校對的方法，直至完成印刷，都大同小異。對畢昇發(fā)明的活字印刷原理而言，中韓工匠各自所做的改進和補充是必要的，也是活字印刷技術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的必然要求。

細心比較兩國的活字印刷技術細節(jié)（活字制作的方式、固版技術的演變、字體的選擇、版盤的制作方式等）有同有異，差異是兩國工匠不同文化背景、工藝素養(yǎng)所造成的。韓國和中國的活字印刷術都有著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可以認為，相對于畢昇發(fā)明使用的活字印刷原理而言，中韓兩國工匠所有對活字印刷技術進行的改進都是細枝末節(jié)。

以中國的活字印刷為例。不同地區(qū)活字排印技術之間未見聯(lián)系，技術優(yōu)劣和時間前后沒有關系，和地區(qū)工匠技術水平高低則關系較大。

無錫華氏會通館活字印本在前，蘇州金蘭館活字印本在后，前后相差約10年。兩地雖相距極近，看印本實物，查文獻記載，都找不到蘇州的活字制作受無錫影響的依據(jù)。明弘治年間無錫蘇州地區(qū)的刻書鋪都開始了活字印刷的試驗。其深層次的原因只能是，弘治年間的明代社會，出現(xiàn)了對印刷物大量需求的趨勢，傳統(tǒng)的雕版印刷方式已經(jīng)無法滿足這種需要。各地刻書鋪為了生存和發(fā)展，紛紛實驗看來既省錢又省事的活字印刷方法。詳見上文。從可以明確辨識產(chǎn)地的活字印本來看，明代使用活字印刷術的往往是刻書業(yè)發(fā)達地區(qū)。最早的活字本都產(chǎn)自無錫、蘇州、南京、建陽（芝城）等地就是明證。

我們雖不確切地知道蘇州的活字印刷開始于弘治具體哪年，但是從弘治末年的《西菴集》《小字錄》來看，這些活字印本的字體寫刻、字丁制作、排版技術、著墨技術、版盤制作以及整體的印刷效果，都超過時間稍前的華燧大多數(shù)活字印本，這不是受無錫活字的影響造成的，而原因只能是蘇州工匠的水平較高。時間稍后（正德年間）無錫地區(qū)華堅蘭雪堂的活字印本并沒有蘇州的精致就說明了這一點。

蘇州歷來是刻書名區(qū)，尤其明代中期精品迭出，只要是有依據(jù)可考的蘇州活字印本，印刷技術一般都較好。同樣，明代刻書中心的建業(yè)（今南京）排印的活字印本《開元天寶遺事》，也顯得技高一籌。反面的例證是，時間晚于無錫蘇州十多年的正德十二年浙江慶元縣教諭韓襲芳排印的《諸葛孔明心書》，字體寫刻、排列著墨等技術遠遠不如蘇州和無錫的活字印本。由于慶元縣不是雕版印刷名區(qū)，又偏于浙江一隅，從《諸葛孔明心書》的版式字體及排印技術看，就顯得比較原始和粗糙。

對清代活字印刷考察的結果更是如此。清內(nèi)府銅活字印本《古今圖書集成》和木活字印本《聚珍版叢書》，字體版式俱佳，甚至還編有“欽定”的活字印刷“規(guī)程”，而其后制作的大量的私家和坊間排印本，并未因為有活字印刷規(guī)程，有官修的兩部活字印本作為樣板，此后的活字印本質(zhì)量就得到明顯提升。相反，清中晚期制作的活字本字體版式多是五花八門，制作粗陋，不忍卒讀者更多。

如此的例證還可從當代進行的活字實證中獲得。或是為了商業(yè)目的，或是為了學術研究，我們至今還在進行著古代活字印刷術的試驗和制作。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曾經(jīng)采用自制的活字為《適園叢書》補版，并在工作完成后撰寫了“木活字工作總結”。從總結看，他們雖然常年從事雕版印刷工作，但工匠都沒有活字印刷的經(jīng)歷，僅僅依照王禎和武英殿的活字印刷文獻，通過試驗摸索，刻字七萬余枚，排印一千八百七十五頁，順利完成了《適園叢書》補版工作；二十一世紀初，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又試驗成功銅、錫、木、泥等各種材質(zhì)的活字以及活字瓷板，印刷了《唐詩三百首》等書籍，據(jù)說全部用古代記載的方法復原，既帶有實證性質(zhì)，又帶有商業(yè)目的。制作各種材質(zhì)的活字，排成書版，固定不拆，至今尚在反復印書；中國印刷博物館以尹鐵虎先生為首的課題組嚴格按照文獻記載的畢昇使用的活字印刷術，制作成功泥活字，印成《畢昇活字版印實驗研究》；更為典型的是，甘肅武威孫壽嶺按照沈括所述的畢昇造泥活字法，試驗制作了西夏文的活字3000枚，復制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jīng)》，取得成功。孫壽嶺先生不是印刷工匠，他按照《夢溪筆談》的記載，只使用了泥土和煤炭爐，就能制作出西夏文泥活字，成功復原（試印）了泥活字本《維摩詰所說經(jīng)》；寧夏任振斌也和孫壽嶺一樣不是印刷工匠，按照沈括、王禎制作活字的方法，也成功制作了西夏文和漢文的泥活字、木活字以及石質(zhì)活字。當今在浙江福建的偏遠地區(qū)，依然存在以家族為單位的印制家（族）譜為業(yè)的活字印刷術，各自獨立完成從寫樣刻字排版印刷的所有工序，盡管質(zhì)量時優(yōu)時劣，業(yè)務時多時少，影響時大時小，但都能成功地排印家譜，并為市場接受。

上述各活字制作單位（包括個人）制作活字時，并沒有發(fā)現(xiàn)互相借鑒的例證。比如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兩次制作活字，據(jù)考證，分別由完全不同的人員各自完成，相互之間都沒有借鑒關系。相反，對兩次活字制作活動所做的總結都不約而同地強調(diào)，是用畢昇、王禎發(fā)明的造字原理，參照武英殿制作活字的方法完成的。

以上事實說明，大多數(shù)活字制作活動都看不到活字制作單位（刻書鋪）之間、地區(qū)之間、時間前后有明顯傳承關系，不同的空間和時間對活字制作基本不產(chǎn)生影響。只要有需要，只要有人出資，無論何時何地的工匠（甚至不一定是工匠，比如武威的孫壽嶺、寧夏的任振斌都不是工匠），都能按照畢昇、王禎發(fā)明的原理和武英殿的造字方法制作出各種材質(zhì)的活字、采用自己最合適的固版排版方式用于印刷。這就是說，沈括記載畢昇發(fā)明活字印刷的原理才是最重要的。各朝代各地區(qū)工匠的文化程度、技術水平高低不同，制作的活字質(zhì)量優(yōu)劣不同，但是，只要有需求，工匠（甚至不需要專業(yè)的雕版印刷工匠）僅根據(jù)沈括的相關記載，就能通過實驗摸索，最終制作出活字，并且都能印出書來，只不過是質(zhì)量高低有不同。

據(jù)此，筆者認為古代中國的活字印刷，直接起源于沈括和王禎記載的活字印刷原理。明代以前或以后出現(xiàn)的種種材質(zhì)不同及制作方法不同的字丁，材質(zhì)不同及制作方式不同的版盤，乃至不同時間不同地區(qū)的工匠在活字印刷實踐中采用的不同工藝，都是對畢昇發(fā)明的活字印刷術的合理而必要的改進。沈括記載的活字印刷技術是原理，在這之后出現(xiàn)的種種材質(zhì)不同的活字和固版排版工藝都是對活字印刷原理的改進和補充。

中國的活字印刷實踐證明是如此，韓國的活字印刷實踐也證明是如此。

韓國金屬活字印刷成熟使用較早，這是在韓國上至朝廷下至工匠共同努力下，對畢昇發(fā)明的活字印刷術的完善。韓國金屬活字印刷無論取得如何的成功，在雕版印刷為主、雕版印刷技術更為成熟的中國，不會有多少影響。通過即便是無錫蘇州活字印刷成熟使用的時候，也極少有讀書人會真正注意活字印刷技術。這也是明代活字印刷文獻奇缺的原因。即使有人留下字數(shù)不多的記載，也找不到從技術細節(jié)角度進行的描述。更別說會關注遠在聲訊不通的異域的活字印刷了。韓國的活字印刷盡管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績，這僅僅是我們今人的看法。在宋元明中國盛行雕版印刷技術的大背景下，雕版印刷物遠比韓國活字印刷物更加精美，更加受讀書人的青睞。清代或更早，中國官府對活字印刷沒有產(chǎn)生過興趣，幾乎也沒有和活字印刷發(fā)生交集。即便是古代有少數(shù)官員能出訪朝鮮半島，未聞有誰對古朝鮮的活字印刷技術有興趣并有過記載。古代工匠因為文化程度不高，國內(nèi)國外資訊幾乎不流通，很難及時和準確了解國外的印刷術。中國刻書鋪即便有了制作活字的需要，在中國通過畢昇、王禎的相關文獻來了解活字印刷技術環(huán)節(jié)，比到國外了解活字印刷技術要務實得多。

從這個角度說，沈括和王禎對活字印刷術的文字記載，意義非常重大。盡管這些記載文字簡單，甚至簡單到后人對文字的理解有諸多差異，但工匠（畢昇）的實踐和文人（沈括）的記載完美結合，使得這項偉大發(fā)明的原理及細節(jié)讓后人知曉，也才使得各地乃至東亞各國的工匠能以此活字印刷原理為基礎，開展各項技術的實驗和改進，最終使活字印刷術成為一項實用技術，這項技術盡管有成熟與否、高低優(yōu)劣等種種差異，但和雕版印刷術共同組成了流行于中國和東亞的古代印刷術是不爭的事實。

注：作者劉向東，揚州市圖書館研究館員。本文刊載于《中國出版史研究》2019年第1期（總第15期），注釋刪略。本文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出版業(yè)》2019年第6期全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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