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家能力與信息技術

國家保持繁榮必須具備國家能力，具體包括兩種能力：中央的立法能力（和基層的執法能力），以及強大的財政能力（用以確保法律的執行和政府的治理）。學界一般將東亞國家的經濟成功歸因于強大的國家能力。弱小的國家往往與遍布的暴力和落后的發展相聯系，而強大的國家有能力促進經濟發展。

美國社會歷史學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最早對國家能力進行了闡釋，他認為，國家能力是國家增加收入的能力。經濟史研究發現，國家以及它從公民那里獲取收入的能力不斷增強是過去兩百年里經濟史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 North，1920—2015）將國家描述為一個組織，其地理邊界由其征稅的權力所決定。

征稅和提供公共品被視為現代經濟出現的先決條件。歷史學家將征稅能力即財政能力作為國家能力的核心來加以解釋，而經濟學家假設制度能力也是與之并存的。因此，我們可以將國家能力理解為財政能力與制度能力的合力，并且它們之間呈現相互補充的關系。

當前，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成為推動新舊動能轉換的重要引擎。本文試圖闡明，信息技術可以推動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帶動實體經濟發展，進而增強基層政府的財政能力，最終夯實國家能力。同時，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可以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新的支撐，政府、企業、行業協會、社會組織、媒體等可以借用信息技術探索多方共治的新型治理體系。

二、信息技術與基層財政能力

2006年1月1日起，我國取消農業稅，這一改革大大降低了農民負擔，但同時也減少了鄉鎮財政收入，進而影響到鄉鎮財政預算。而財政預算能力往往與政府治理能力呈現正相關關系，對鄉鎮一級來講，單純依靠上級轉移支付難以形成強大的財政能力。

十九大報告要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現階段，增強基層財政能力已經成為國家能力建設的核心問題，也是順利推進基層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中之重。鄉鎮一級恰恰是基層治理的重要一環。

信息技術應用增強基層財政能力的重要案例是淘寶村模式。所謂“淘寶村”，是指活躍網店數量達到當地家庭戶數10%以上、電子商務年交易額達1000萬元以上的行政村。據阿里研究院報告，自2009年發現第一批3個淘寶村起，截至2019年8月，內地已有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涌現4310個淘寶村。

我國民眾在線進行產品買賣發展迅猛，交易額從2000年的幾乎為0增長到2018年的31.63萬億元，其中，商品、服務類電子商務交易額為30.61萬億元。伴隨著電子商務交易規模不斷擴大，為其提供支撐的電子商務服務業發展也呈現穩步增長的態勢，其中包括電子商務交易平臺、電子支付、物流、信息技術、代運營、培訓和咨詢等行業。與電子商務相關的行業快速發展，創造了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整個電子商務服務業的營業收入已經從2011年的0.041萬億元增長到2018年的3.52萬億元，年均增長率達88.9%。其中，快遞企業業務量從2011年的36.7億件增長到2018年的507.1億件，年均增長率達46%。

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創造了相當規模的就業機會。電子商務從業人員規模從2014年的2690萬人增加到2018年的4700.65萬人，年均增長率為15%。與此同時，農村電子商務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農村網絡零售額從2014年的0.18萬億元增長到2018年的1.37萬億元，年均增長率達66%。

淘寶村模式是為農村帶去就業和商業機會的最佳路徑。以淘寶村為代表的農村電子商務，有助于培育創業精神，創造靈活包容的就業機會，對扶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已展現出很好的作用。淘寶村是一種包容性創新的實踐。包容性創新是以促進包容性增長為目的，為社會底層群體創造機會以提升其經濟和社會福利的創新活動。

淘寶村是從事電子商務交易的網商集群，而電子商務的最大優勢在于降低了市場交易和搜尋信息的成本。只要存在有效的媒介，消費者的搜尋成本將隨著搜尋次數的增加而不斷降低，最終搜尋次數將收斂到某個具體的值，這將是消費者權衡因搜尋而獲得價格下降的好處和搜尋成本之后所做的最優選擇。如果市場中存在較高的搜尋成本，市場不完全競爭程度將大大提高，從而影響市場效率。電子商務能夠減少搜尋成本，從而縮小商品價格離差，進而提高市場效率。

電子商務市場作為媒介，能夠對商品和服務產品產生集聚作用，將需求方和供給方進行匹配，促進市場信息流通，增強市場價格透明度。最近的研究表明，對電子商務的需求在相對較小和偏遠的城市相對更強。

正是因為帶來了技術進步、豐富市場需求以及降低信息不對稱等益處，電子商務為草根創業提供了良好的企業家環境。電子商務降低了廣大農民創業的門檻，他們不用走出家門就可以通過接入全國性市場，進而實現創業。

不斷涌現的依靠電子商務創業的網商在村落集聚，形成淘寶村。淘寶村所集聚的不僅僅是創業農民，更重要的是，創業精神、電商服務和配套政策等都在這一區域集聚，我們可以將淘寶村看成是草根創業孵化器。對草根創業者而言，得益于電子商務的便利性，自我雇傭或規模較小的雇傭生產更為常見，可以滿足這種特殊創業模式的需求。

為提升消費者的信任度和應對潛在的市場需求，網商組織模式必須從家庭作坊式向企業化轉型，這已經成為淘寶村發展的關鍵。在淘寶村集聚化發展的縣市，電子商務成為地方經濟新的推動力。于是，信息化帶動了當地的產業發展。

以超大型淘寶村集群為例，在浙江義烏（小商品）、山東曹縣（演出服）、浙江永康（健身器材）、浙江溫嶺（鞋）、江蘇睢寧（家具）、浙江慈溪（小家電）、浙江樂清（電工電氣產品）等地，經營相應產品的電商群體，年銷售額可達數十億元甚至上百億元，這樣的局面有力促進了企業發展和產業升級。此外，淘寶村的形成也促進了當地電子商務服務業的發展，比如物流、快遞等行業。

淘寶村的形成推動了當地網商的企業化，并且直接推動了制造業等相關行業的發展，一種以電子商務為代表的信息化推動地區產業轉型升級的發展模式正在形成。這樣一來，在淘寶村集群的地區，創業企業不斷涌現，企業數量不斷增多，雇傭的勞動力相應增加，這在推動產業不斷升級的同時，無疑為當地政府帶來了充足的稅源。

另一方面，上級政府制定了新的稅收激勵方案。縣級政府每年會給鄉鎮政府規定一個稅收額度指標，鄉鎮政府必須完成這一指標，超額完成的稅收則可按一定比例留存。這對鄉鎮政府形成了較強的財政激勵，因為能征收上來的稅越多，意味著可供留存的稅越多。

于是，借助信息技術發展壯大起來的淘寶村，既為地方帶來了更充足的稅源，在財政激勵政策作用下又直接增強了鄉鎮一級的財政能力。

三、信息技術與治理能力

十九屆四中全會做出的決定明確要求，到2035年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無疑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撐。

早在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就指出，“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隨著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國家治理體系已經呈現了“技術＋規則”的發展趨勢。比如，交通監控技術在交通執法中的應用、大數據在企業失信治理中的應用等。但必須明確的是，我們說信息技術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抓手，是說其主要職能在于為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技術支撐。

本文以下以大數據在企業信用監管中的應用及上海市的實踐為例，闡述信息技術對國家治理能力建設的重要價值。

十八大以來，中央先后提出加強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并要求建立健全社會征信體系，褒揚誠信，懲戒失信。國務院發布實施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2013年7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并于同年10月8日開通“全國法院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公布與查詢”平臺。

在上海，根據“全國法院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公布與查詢”平臺公布的失信企業信息，2013至2017年，上海市失信企業共7859家，約占全國總數的4.05%，整體上呈現波動增長的態勢。2013年第一季度到2015年第二季度，新增失信企業數量持續增加，季度平均增長率高達23.87%。

2015年4月1日上海市開始實施《上海市政府部門公示企業信息管理辦法》，完善了企業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提出建立健全事前告知承諾、事中評估分類、事后聯動獎懲的信用管理模式。從2015年第三季度開始，失信企業增速有所下降。2015年第四季度新增失信企業數量為270家，較2014年第二季度減少41.30%。

2016年第一季度到2017年第三季度失信企業增速明顯上升。在此期間，上海市實施《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歸集和使用管理辦法》（2016年3月1日）和《上海市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十三五”規劃》（2016年10月21日），采取 “綠色通道”和“黑名單”制度并舉的策略，強化了對守信主體的激勵和失信主體的懲戒，短期內減緩了失信企業增速，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失信企業快速增加的問題，2017年第三季度新增失信企業數量達到1038家。

2017年10月1日，上海市實行我國首部關于社會信用建設的綜合性地方法規——《上海市社會信用條例》。條例的實施是一種制度改進，加上嚴格執法，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失信企業快速增長，2017年第四季度新增失信企業數量為723家，較上一季度減少了30.35%。（參見圖1）

從上海的企業失信量化分析中，可以發現以大數據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在地方治理中已經發揮了積極影響，對類似企業失信這樣的惡劣行為產生了約束作用。

四、余論

本文以淘寶村的興起和壯大和大數據技術在企業信用監管中的應用為例，闡明了信息技術的普及為基層財政能力帶來了“信息紅利”。我們認為，之所以能如此，是基于中國互聯網普及率較高這一前提。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019年8月發布的第44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一方面，截止至2019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8.47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1.2%，用戶月均使用移動流量為全球平均水平的1.2倍；另一方面，我國互聯網IPv6規模部署工作不斷推進，截止至2019年6月，我國IPv6地址數達到全球第一。

但是，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對11個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的互聯網使用狀況進行調查后發現，截止至2018年，這些國家的大部分成年人接觸到電腦的機會很少，甚至在委內瑞拉，擁有手機的成年人比例只有68%；在智能手機使用方面，肯尼亞18至29歲年輕群體中使用比例只有46%，印度50歲以上群體中使用比例只有15%。

因此，基于各個國家的實際情況差異，將以電子商務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應用在中國的成功案例簡單的推廣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可能并不能取得較好的成效。同時，由于電子商務交易的虛擬性、交易信息的失真性以及交易信息的不對稱，信用風險成為電子商務發展的最大障礙。

回顧人類發展史，崛起國和守成國之間競爭的案例比比皆是，最終決定勝負的關鍵因素是國家能力，包括法治能力和財政能力。進入經濟發展新時代，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科技創新在國家能力建設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給各國執政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也是新的挑戰。他們需要保持與時俱進的態度，積極擁抱層出不窮的新技術，將新技術應用于經濟建設和基層治理，促使財政能力和法治能力之間形成良性循環，最終成為一個善治者。

（作者吳一平是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楊芳和李鵬飛均為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