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普克納

【編者按】哈佛大學英語與比較文學教授馬丁·普克納在《文字的力量》一書中，帶我們踏上一場文學朝圣之旅。他游歷希臘、中國、土耳其與印度的文學狂歡節，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交流，與當地居民對話。文學愛好者能夠借助此書理解名著和偉大作品背后的廣闊文明圖景。這些故事關于青年英雄、優雅的東方女官、浪漫騎士，也關于阿拉伯芬芳的集市、莎草紙、羊皮紙和印刷機。

澎湃新聞-私家地理經出版社授權選取其中一個位于加勒比的綠色小島，“西印度群島的海倫”圣盧西亞島的章節，講述了作者尋訪后殖民文學代表人物，諾貝爾獎獲得者德里克·沃爾科特的故事，了解到這位文學家是如何將小島“文學化”后，將它“放”在了地圖上。

新的國家需要故事來告訴他們自己是誰，這在20世紀中期體現得尤為明顯：那時歐洲國家失去了對殖民地的掌控，幾十個新的國家幾乎在一夜之間誕生了。

世界上單一民族國家的數量翻了四倍，從五十個左右到超過兩百個。獨立帶來了文學的繁榮。這些新的國家面臨著相當大的挑戰，因為歐洲殖民者曾經為了自己的方便 而劃分了領土邊界，常常強迫敵對的族群、語言不同的團體和部落 變成一個單一的行政實體。這些挑戰使得通過經典文本來創建文化的凝聚力和同一性變得愈發重要。有時，更古老的口述故事被復興，變成了書面史詩，就像西非的《桑介塔史詩》的境遇那樣。但不是所有的新國家都足夠幸運到擁有本國的史詩傳統，這意味著， 新的文本需要被個體作家創作出來，就像維吉爾曾經為羅馬所做的那樣。

因此，有了我們今天所稱的“后殖民文學”在20世紀后半葉的大爆發。

我曾經一直對一個與此相關的、最極端的例子很入迷：加勒比海的小島圣盧西亞（St. Lucia）和在當地居住的作家德里克·沃爾科特。他是承襲了荷馬傳統的史詩《奧美羅斯》的作者，也是199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

不像其他許多有著古老文學傳統的前殖民地，圣盧西亞在沃爾科特的作品之前幾乎沒有文學作品。當地人口在歐洲殖民者到來后的兩個世紀里已經被完全抹去，而從非洲強制引進的奴隸們是來糖料種植園勞動的，這座小島是用于農業生產的，而不是文化。

總而言之，沃爾科特是這座小島第一位有名的作家。當他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時，他可以享受自己來自一個只有16萬人口的國家這種想法。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在僅僅一代人的時間里就卓有成效地帶領這座小島從無到有地走到了諾貝爾獎面前。有著30萬人口的冰島也自豪地擁有一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955 年的獲獎者哈爾多爾·拉克斯內斯，但是冰島有著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薩迦文學傳統。沃爾科特獨自一人成功地將他的后殖民國家寫進了世界文學。我決定去拜訪他。

從空中看來，小島很引人注目，一大片高聳的綠色群山，上面浮著一束束云朵。看起來似乎沒有可以降落的地方，但是在一陣盤旋之后，我們突然降落在南端的一個簡易機場——希瓦諾拉機場，地圖上為數不多的美洲印第安名字之一。大部分其他機場都有法語名。這個機場在維約堡。從機場出來，路上經過一些小村小鎮——拉博里和舒瓦瑟爾——還有一些地標，包括蘇弗里耶爾，那里的火山活動形成了冒著泡的溫泉，往空中釋放著難聞的硫磺味。

一塊招牌寫道，“加勒比海唯一的免下車火山——來感受這座熱帶島嶼的心跳吧”。除了這塊招牌，沃爾科特將所有這一切都放進了他的作品里。舒瓦瑟爾是他祖父生活過的地方——我們甚至在一首詩里知道了街道住址，而這座火山口作為通往陰間的入口，在他的作品里被放大了一倍。在圣盧西亞，無論我去哪里，都能通過沃爾科特的作品看這個地方，尤其是通過他最偉大的作品《奧美羅斯》——這是沃爾科特為了給自己年輕的國家寫下一部經典文本所做的嘗試。

此次同行的有我的伴侶阿曼達和朋友瑪雅。我們在芳都（Fond Doux）投宿，這是一座種植可可豆、肉桂和許多其他熱帶花卉與水果的種植園。一些植物是當地的，另一些則來自外地——非洲或者太平洋，和奴隸一起被帶過來的。

這座種植園由五六座主建筑和散落在各處的樣式不一的小屋 組成，坐落在圣盧西亞綠色群山的小山丘上。我們很快見到了種植園的經理利頓，一個四十歲出頭的高個男人。他一聽到我對德里克·沃爾科特感興趣，就開始給我們免費提供飲品。沃爾科特顯然是價值極高的“通貨”。

利頓說，沃爾科特曾多次到訪這座種植園，一次是與另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他記不住那人的名字了（沃爾科特后來告訴我是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利頓帶著會意的微笑說，在一次來訪中，沃爾科特抱怨這座種植園到處都沒有他的照片。等我轉了一圈之后，我明白沃爾科特的意思了。這座園子貼滿 了查爾斯王子的照片。幾張與利頓一起的查爾斯王子；與工作人員一起的查爾斯王子 ；在露臺上的查爾斯王子 ；查爾斯王子看著曬可可豆的可移動架子 ；查爾斯王子緊挨著搗碎可可豆的鐵管。

所有的建筑物或墻壁上，都有一個由卡米拉陪伴著的洋洋自得的查爾斯王子在俯視著你。當然，在這種對前殖民國家的忠誠中，這座島嶼的民族詩人能有一席之地嗎？利頓對沃爾科特承諾他會修正這個情況，但是還沒付諸行動。

雖然沃爾科特在芳都失敗了，他在圣盧西亞標志性的中心，即首都卡斯特里（Castries）的中心廣場卻獲得了成功。在英國的統治下，這個廣場被命名為“哥倫布廣場”（盡管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從來沒有踏上過這座島），但是大部分圣盧西亞人拒絕承認這個名字，只是叫它“廣場”。現在，那里有一座德里克·沃爾科特的雕像，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沃爾科特，這座小島土生土長的兒子， 成功地通過文學取代了那位意大利探險家。

為了加深我的研究，利頓友好地安排我與這座小島非官方的歷史學家格雷戈爾·威廉斯（Gregor Williams）博士見面，他曾經是沃爾科特的學生。“告訴你的司機在山上的加油站與我碰面。”威廉斯博士在電話那頭這樣說道。于是，沒有司機的我開車將我們一行人帶到了一座陡峭的山頂，那里有一個加油站，看起來像是約定的那一個。不久，一輛小車開了進來，從車里走出一個人，他就像圖畫書中的加勒比海知識分子 ：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戴著像是1962年前后在莫斯科制造的大厚框眼鏡，有著飄逸的白發和白色胡須。

他轉而搭乘我的車子，然后指揮我開往山上西印度大學的圣盧西亞校區，這里之前是英國殖民者的軍營。

我們一從車里出來，他就開始了對始于美國獨立戰爭的圣盧西亞殖民史的戲劇性描述。我們站在可以統治這座島嶼的位置，威廉斯解釋說，這是幸運山(Morne Fortuné)。它幸運的主人可以指揮兩個重要的海灣 ：一個現在被油輪占據 ；另一個位于這座小島的首都卡斯特里，那是島上一半人口的家園和加勒比海最棒的天然海 港。威廉斯大步跨過這片區域，解釋了發生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一個戲劇性事件，即英國和法國海軍在彼此不知道的情況下前往圣盧西亞。兩支艦隊終于發現彼此后，當場進行了激烈的交戰。隨即，這座小島經歷了法國和英國的交替統治，而每一次交替時，他們都會圍攻我們所站的這個位置。因此，圣盧西亞有時被稱為“西印度群島的海倫”，是敵對的殖民國家之間爭奪的一個美麗戰利品。

加勒比海的荷馬

在這整堂歷史課中，我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這一切我都聽過，而且是從沃爾科特那里。《奧美羅斯》使他獲得了諾貝爾獎，這首詩試圖訴說這座島的全部歷史。

如果作家生活在文學歷史悠久的文化中，他們可以依賴更早的作品來講述一個民族的集體故事，比如希臘的《伊利亞特》或者印度的《羅摩衍那》，抑或是冰島的《埃達》。新國家的作者們，尤其是在新大陸的，通常沒有什么經典文學可以借鑒，他們不得不自己創造一個（瑪雅人和他們的《波波爾·烏》是個例外)。但這個計劃很可能出問題，導致創作出浮夸或虛假的作品。 有一個為羅馬寫出成功的經典文本的“維吉爾”，就可能有一個 “喬爾·巴洛”，后者在1807年出版的《哥倫比亞特》可沒有成為美國的經典文本。

巴洛失敗了，而沃爾科特成功了。在《奧美羅斯》中，我們讀到歐洲對新大陸的征服，從皮薩羅和科爾特斯等最早的西班牙征服者開始。然后，我們讀到的是帶來了西非傳統的奴隸們。沃爾科特甚至提到了曼丁戈文化及其在加勒比海遺風猶存的吟游詩人們，因為許多被帶到新大陸的奴隸來自西非。英國艦隊的指揮官喬治·羅德尼男爵（Sir George Rodney）出場了，還有幸運山之戰、美國獨立戰爭，以及奴隸制的廢除等，都紛紛登場。

可是就算沃爾科特在講述新世界的歷史，他還是借鑒了舊世界的模板，尤其是荷馬。雖然青銅時代的希臘和20世紀的圣盧西亞之間相隔千里千年，沃爾科特發現了隱含的共同點，尤其是暴露在大海的變幻莫測之下的島嶼生活。

結果，沃爾科特不是將《伊利亞特》或《奧德賽》重新設定 在圣盧西亞（盡管他之后的確將《奧德賽》改寫成一部戲劇），而是用荷馬史詩里的名字塑造了當代的圣盧西亞人物。他們包括漁民阿基里斯和貨車司機赫克托耳，他們爭奪著扭著臀的漫不經心的海倫。沃爾科特詼諧地讓他有著英雄名字的人物與島上的世俗現實沖 撞。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將世俗上升到神話 （ 就像詹姆斯·喬伊斯在他的小說《尤利西斯》里把一個普通的愛爾蘭人變成主人公 ）。

結果，得到的是一部史詩，它通過動用所有可得的文學資源來嘗試理解圣盧西亞動蕩的歷史。在這部史詩中，荷馬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并不提供具體的故事，而是表明一種野心，為加勒比海寫下一部經典文本的野心。如果圣盧西亞因為敵對的殖民國家的相互爭奪而被稱作“加勒比的海倫”，那么德里克·沃爾科特則宣稱自己為這座島的荷馬。

在 20 世紀人們對經典文本的諸多嘗試中，沃爾科特的《奧美羅斯》是最大膽的。它也是最成功的，得到了最重要的文學獎項恰如其分的認可，并作為后殖民文學的典范屹立于世。

格羅斯伊斯勒

格羅斯伊斯勒位于圣盧西亞島的最北端，是作品中一些情節的發生地，也是沃爾科特生活的地方，于是我前往那里與他見面。

安排這個見面并不容易。我第一次致電時，83歲的沃爾科特親自接了電話。他的聲音聽起來很虛弱，而且不知道該如何處置我的拜訪要求。“西格麗德在的時候，你再打電話來吧。”他說道，然后掛了電話。我又一次致電，西格麗德——沃爾科特的長期伴侶——做好了安排這次拜訪的準備，而沃爾科特在電話的另一端聽著 ；我可以聽見他的呼吸聲，但是他一言未發。西格麗德無法給我一個確切的日期，只能給我幾天的空檔期。

我一抵達圣盧西亞就再次致電。沃爾科特似乎完全忘記了這次拜訪。在幾個來回之后，他稍微記起來了，就說 :“西格麗德在的 時候，你再打電話來吧。”當我這樣做時，西格麗德很專業，并且很高興地安排了拜訪。“你不知道來這里的路，”她鄭重地說，“這里太復雜了。在卡斯特里以北兩千米的殼牌加油站和我碰頭吧。”

(加油站在圣盧西亞似乎是個碰頭地點。)在找到一個似乎是對的 加油站后，我等了一會兒，不久一個白人女性出現了 ：西格麗德。

“所以，你是德國人嗎？還是只是你的名字是德國的?我和德里克之前在討論這件事。”——這是她最先說的一句話。我含含糊糊地說了一聲“是”。她似乎因為我的回答而平靜下來，揮了揮手 ：“跟我來。”

德里克·沃爾科特和西格麗德·納馬生活在建筑于水上的三棟勻稱的房子里，其中一棟是他的畫室。房子內部裝修簡潔現代，有精心設計的書架。露臺可以看見海景，我看得特別著迷，以至于差點沒看到坐在角落桌子旁的沃爾科特。他年紀大了，駝著背，個頭小小的。他并沒有起身，而是示意我坐到他旁邊。西格麗德正要出門去買幾把椅子。“晚點見(bis sp?ter)，”她說，然后補充道，“翻譯一下!”* 我試著回復道 :“晚點見?”然后她就走了。

“你對什么感興趣?”德里克問道。我嘗試解釋有關歌德去西西里島旅行的事，以及它是如何啟發我只要有時間就去旅游和追尋文學蹤跡的。我解釋得不是很好。

“我對文學和地方很感興趣，”我最后脫口而出。“你是指地理上的?”“是的，”我用力地點了點頭。 他花了一些時間思考圣盧西亞在地理上對他意味著什么，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語言。他解釋說，在這里，大部分人使用的語言是克里奧爾法語（French Creole），一種與書面文學沒有關系的口頭語言。一位來自圣盧西亞的有抱負的作家需要將這種完全口頭的語言變成 一種書面語言。沃爾科特不僅要創造一部經典文本，還要創造書寫它的語言。

沃爾科特在自己家中并不說克里奧爾法語——他不跟母親說， 只跟一位在家中給母親幫忙的寡婦說這門語言（在沃爾科特一歲時，他的父親就去世了）。他自己跟克里奧爾法語的關系有點疏遠。

“我不用克里奧爾語思考，”他承認，但接著補充道，“但當我寫作時，我的直覺是用克里奧爾法語。”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懸而未決。

找到一種對的語言與找到一種恰當的文學形式是相關的。沃爾科特是學習英語文學長大的，而這吸引他將克里奧爾法語和西方的文學傳統結合在一起。

沃爾科特用接近克里奧爾法語民歌的民謠， 以及四行詩這樣更加正式的格律和結構做嘗試，來形成一種新的英語。

一些評論家批判沃爾科特將西方文學常規和圣盧西亞方言結合，而其他一些評論家則為之辯護，包括他的朋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詩人，安娜·阿赫瑪托娃的門生）。這些爭議使沃爾科特對學術爭論很謹慎。“我不相信知識分子，”沃爾科特告訴我，“因為他們沒有幽默感。”接著，他描述了與約瑟夫·布羅茨基和謝默斯·希尼一起度過的有著低俗幽默的有趣夜晚。希尼將在幾周內再次到訪。我覺得那個場景很迷人， 三位諾貝爾獎得主在沃爾科特的陽臺上嬉笑玩耍。沃爾科特還畫了一幅希尼的畫像，用的是強烈的、引人注目的顏色，他帶我到他的畫室去看那幅畫。

我注意到我們的話題偏離了地理。“好吧，我可以聊聊地方，” 他說。但是他又繼續談論語言。“既然你提起，我想起了自己給紙上的一個地方命名，或者給一個東西命名的時候，我有一種強烈的興奮感。更早些時候，比如，如果有人說了’面包果’（breadfruit）這個詞，會在劇院里引起一陣笑聲，因為人們認識它，甚至因為人們感到尷尬。”面包果對觀眾來說很熟悉，但在藝術中卻很陌生， 因為大部分藝術都是引進的，沒有它們的島嶼和在島嶼上生活的痕跡。是的，沃爾科特繼續努力描繪圣盧西亞。他將新的地名、新的人物和新的果實添加到文學詞典里，這些都是他將圣盧西亞寫進 文學史的計劃的一部分。這是一部經典文本必須要做的：將一個地方、一種文化和一種語言第一次轉化進入文學。

在不安的大西洋海岸

在《奧美羅斯》之后，德里克·沃爾科特的作品中我最喜歡的一直都是《多芬的海》(The Sea at Dauphin)，它是 1954 年的一部獨幕劇。這個劇本比《奧美羅斯》樸素得多，它所處的世界與史詩是一樣的，但它對那個世界的深遠歷史沒什么興趣，也沒有荷馬的影子。然而對我而言，這個劇本以最濃縮的形式展示了沃爾科特的文學想象力。開場的舞臺提示描述道，“西印度洋上一座迎風的島嶼，在不安的大西洋海岸。” 第一次讀到這句話時，我不知道“迎風的島嶼”是什么，但是那個意象讓我難以忘懷，也許是因為它太分散了，很難被聚焦。

在來到圣盧西亞之前，我在大西洋岸邊的一張地圖上瞥見過多芬，就是這個劇本以其為背景的小漁村。從地圖上看，一條小路蜿蜒穿過一座座山，一直通到村莊，而村莊就坐落在那兒，是暴露于風和大海中的一個荒涼的小圓點。 當我和德里克·沃爾科特的對話接近尾聲時，我提到了《多芬的海》。戲劇在加勒比海尤其是個挑戰，沃爾科特說，因為這不僅關乎創造一種適合這個地方的語言，也關乎有一個可以表演它的劇院，以及愿意來看戲的觀眾。

沃爾科特曾嘗試和他的雙胞胎兄弟一 起創造這樣一種文化，先在圣盧西亞，后在特立尼達， 他在西班牙港建立了頗受贊譽的特立尼達戲劇工作坊。

西班牙港那時是東加勒比海最大的城市，沃爾科特在他的諾貝爾獎獲獎詞中對它表示了敬意。一個合適的城市正是劇院繁榮發展所必需的，僅有一座島是不夠的。在西班牙港和波士頓度過一些時光后，沃爾科特永久地搬回了圣盧西亞，并在那里講授戲劇創作，他從來沒有如此深切地感受到這里缺少一間合適的劇院。甚至，曾經是加勒比海劇院代表的特立尼達戲劇工作坊，也在困難時期倒閉了。

沃爾科特還向我解釋，雖然有很多困難，但相比于史詩或其他文學形式，戲劇還是有其長處的。盡管圣盧西亞可能沒有劇院文化，但它有其他東西：狂歡節。狂歡節不是單一作者的作品，它是集體性的。它是圣盧西亞自己的主要藝術形式，也是沃爾科特對戲劇產生興趣的原因。

談到這個，沃爾科特變得興奮起來。他解釋道，狂歡節的中心人物，是叫作帕帕·加布（Papa Jab，法語“魔鬼”一詞的簡稱）的生物，一個留著胡須的老頭子，像圣誕老人，甚至像神一樣，但實際是頭上長角的魔鬼。

在節慶過程中，帕帕·加布被殺死，但是在三天之后又被復活了。“你還知道魔鬼被復活的其他例子嗎?”對這個轉折感到高興的沃爾科特問道。另一個受歡迎的時刻是，帕帕·加布抱怨地獄對他來說太熱了，因此向人討水喝。“孩子們跟著他一起唱。”沃爾科特說。然后，他突然說起克里奧爾法語 :“給我水喝，我在燃燒。” 他覺得，魔鬼在自己的地獄里感覺灼熱，并向人討水喝這個想法極其滑稽。帕帕·加布還有一把三叉戟，當孩子們太煩人時，他就追著他們跑。大家一起玩耍著。

“我一直想去一趟多芬，”我終于大膽地提出來，而且小心地解釋，我是多么喜歡那部話劇并為其著迷，以及我很想去看看那個相當偏僻的地方。沃爾科特認為去多芬這個想法很荒謬。“不，不要去， 它在很遠的海邊 。估計你只會看見一堆懸崖。那里沒有村莊。”

我吃了一驚。“沒有村莊?”“我認為沒有。”他說，但聽起來不那么確定了。對此，我既困惑又失望。

沒等我找到方向，西格麗德就回來了。“我給你帶了椰子水。 它很有益于健康，是唯一一種和人的血液有相同電解質的飲品。給你。”因為想著椰子水的健康效果，我們把它都喝了，味道很好。 盡管喝了有電解質的飲料，沃爾科特還是累了。“這些夠了嗎?” 他問我，這讓我很感動。在將近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里，我一直在催促沃爾科特談論他跟圣盧西亞，以及跟它的語言和地理的關系，而他一直很勇敢地在配合我。

在我離開時，我聽到沃爾科特說克里奧爾法語。驚訝的我看了看四周：他是這樣跟西格麗德說話的嗎? 不，他是在跟傭人說話。沃爾科特也許不用克里奧爾法語思考，但它仍然是他與許多人對話的語言，就像在《多芬的海》的一個英文版本里，它是漁民們說的語言。我關上門，上了車，然后回到了芳都。

沃爾科特否定多芬使我心煩意亂。“怎么了?”阿曼達在我回來時問道。“沒什么。”我悶悶不樂地打開谷歌地圖，放大了多芬。 就像沃爾科特預言的那樣，我什么都看不到。那里只是一個雜草叢生的小海灣，沒有村莊的蹤影。無論如何，我應該去那里嗎？我問 一位在種植園工作的年輕人，我租來的小車能否開到多芬。“可以， 你當然可以開車到那里。”他很驚訝有人想去那里，但確信我可以 做到。他自己去過那里嗎？沒有，事實上他并沒有去過。

那天晚上，晚餐之后我們在海邊小鎮蘇弗里耶爾的海港游玩。 人們手上拿著酒，漫無目的地轉悠著。那里有一座加油站（這是當然的），還有一間擠滿了人的簡陋酒吧。我們遲疑了，但是酒保發現了我們。“來跟當地人喝杯酒吧。”他愉快地說道。我們進去了，點了皮頓——圣盧西亞產的啤酒。其他人都在喝喜力：我們在嘗試變得本地化，而他們在嘗試變得國際化。

我向他打聽多芬。“你想去多芬?”他懷疑地問道。“去跟那邊那個人聊聊吧，他去過這座島上所有的地方。”我照做了。那條路是通的嗎?是的，當然是的，但那座村莊從五六十年代起就廢棄了。但是，沒錯，我可以開車去那里。沒有問題。他自己去過那里嗎?沒有，事實上他自己沒有去過。太奇怪了，在一座不到620平方千米的島上，竟然沒有人去過多芬。

那天晚上，我還是決定要去。在旅途中錯過了這么多目的地后（我盼著去馬里，但因為內戰無法成行，摩蘇爾也一樣)，我不會再讓任何人阻止我去多芬。我早早地起床，這一天順利地開始了。我上了車，然后沿著山路往北開。南邊沒有幾輛車，只有大部分人乘坐的小巴士和偶爾從某個高檔度假村駛出的豪華轎車。當天是禮拜 天，人們穿著最好的衣服沿著馬路步行到教堂。馬路坑坑洼洼的， 但是有些路段情況良好 。

不出所料，一個提示牌告訴我這些道路是歐盟花錢建的。當我離開沿海道路后，我發現內陸有不少村落，至 少那里不是我所期待的野生森林。問過幾次路后，我穿越了山區。 房屋變得更少，路況也變得越來越糟。然后，完全沒有了房屋，很快連道路也沒有了，但我興高采烈地繼續前行，躲避著越來越大的坑。我可以看見遠處的大海 ：在沃爾科特的劇本里被栩栩如生地描繪的、多芬的海。

接著，車子歪到路邊，車子底部發出一陣刺耳的刮擦聲，然后我被困住了。

我盡量讓自己冷靜下來。我在后備箱里找到一個千斤頂，然后試圖把前面的輪胎給挖出來，但是沒能成功。天氣熱得要命。我已經好一陣子沒有看見人影了。我想起自己拒絕了任何一種車險，而現在這輛車估計已經被我毀了。

我開始往回走。當我到達第一座房屋后，有三個年輕人愿意提供幫助。等我們到了車子那里，他們看了一下車子的狀況，都搖搖頭，但接著開始想辦法。他們示意我上車，然后給我指示，試圖用各種方式推動和抬起車子。向前、停止、往這邊轉、回去一點。我完全不明白他們的指令，但還是照他們所說的去做，我的反應有時 候很遲鈍，這讓他們有些惱火。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成功地將我的車拖了出來。

我們開著車往好一些的路上走，一路彎彎曲曲的，他們指導我碰到大坑時倒車繞開。直到那一刻，我才注意到車子其實沒什么問題。我們開車回到他們的房子，甚至成功地把車轉到了小路上。我很興奮。在恐懼后的興奮中，我決定再嘗試一 次。我告訴我的新朋友們，我要徒步走到多芬，對于我的這個計劃 他們沒有任何評論。我對他們表示感謝，然后他們就離開了。

很顯然，這條土路在過去幾十年間都疏于管理，被颶風肆意侵襲。我開始明白，為什么我遇到的人里沒人去過多芬。但我的心情很好，在石頭間跳來跳去。大約十分鐘后，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 ：我的腳開始疼了，因為我穿的是薄薄的帆布鞋。我意識到，這對遠足來說不是很理想。我試著更小心地行走，一邊想著那幾個年輕人還能否看見我，一邊像踩在蛋殼上一樣走在空無一人的土路上，感覺自己像個傻瓜。

但很快我發現自己在思考那部戲劇。《多芬的海》發生在一群漁民當中，他們勇敢地面對充滿敵意的大海。村莊里最強壯的漁民阿法和他的伙伴奧古斯丁說著粗俗的語言；有一位叫作霍納金的東印度老人，他請求加入這次出海，但是他太老了，喝得大醉，也有太多恐懼。被留下的他從懸崖 上掉了下去，很有可能是自殺。阿法被這些事件震撼到了，他同意將一個男孩作為學徒帶上船。

真正的戲劇情節、這部戲劇的主人公，是大海，一股塑造著一切的陌生力量，它隨意折斷植物、摧毀房屋和人類。最理智的人物加西亞（Gacia）用他有節奏的克里奧爾英語總結道 ：“這片海不適合人生存。”它當然不適合，但是這些漁民無論如何都要面對它。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變得無情，并最終被打倒。“這片海很有趣，老人家，”阿法對老人說，“但是它讓我笑不出來。”呼應葉芝的詩《航向拜占庭》的首句—— “那不是老人的國度”—— 阿法告誡道，“這片海是老人的墓地。”奧古斯丁最后評論道，“大海就是大海”，以此表達我們只能接受大海本來的樣子，以及它陌生的殘酷。

在接近多芬的過程中，我思考著這些人物，以及他們與大海的抗爭，我開始做一場白日夢，也就是把這個地方想象成一座浪漫的廢墟 ：一座簡樸的被風吹打的小漁村，雖然被廢棄了，但風景如畫。也許有一位老漁民拒絕離開，堅守著這個陣地。他會站在海邊，釣著魚，告訴我所有人是怎么離開這里去卡斯特里追求財富的（“問問他，為什么不去卡斯特里學技工，”在劇本里，阿法這樣說到那個男孩）。我為沃爾科特劇本設想的結局是，除了這位老人， 所有人都離開了。他的父親和祖父在這里生活和死去，而他也會在多芬死去，就像多芬隨著他死去一樣。

在我突然發現自己到了路的盡頭時，我的沉思被打斷了。這里有一條小溪，于是我知道自己快到海邊了。此時距離車子發生故障不到一個小時。這里有一片長著香蕉的小空地。一只山羊被系在一根柱子上，它在那里懶洋洋地吃著草。不遠處，路邊有一堆火在燃燒。最后，我看見一間小屋，一間有著波紋鐵皮屋頂的奇特木屋。我叫了一聲，沒有人應答。在路上又轉了一個彎之后，我抵達多芬。

接著，我無法相信自己的雙眼：他就在那里，那個我在白日夢里想象過的孤獨的人，站在海灘上釣魚。我因為激動而有些飄飄然，就走向他。當我靠近時，我發現他穿的是巴西足球隊的運動衣。這可不是我給想象中孤獨的漁民披上的那件手工縫制的舊衣服 （在沃爾科特的作品中，人物們穿著蟲蛀的老舊針織衫）。

為了不嚇著他，我喊了一聲，他轉過身來，手中抓著釣魚竿。他看到我之后似乎只是稍微有點驚訝，他一定是在我靠近時就已經發現了我。他五十歲上下，身體強壯。當我走上前去與他握手時，我看到了他的 腰帶：上面有一個手槍皮套和一把槍。我的另一只手開始摸索著找手機。意識到我在想什么，他咧嘴一笑。“你好，我是喬治。我有時來這里釣魚。我是個警察。”

我松了一口氣，并告訴喬治我是來這里參觀多芬的，而且是第 一次來。這個小小的海灣看起來一點也不美麗。地面濕軟，并且到處是垃圾——塑料瓶、塑料袋，以及所有想象得到的東西。曾將哥倫布帶到西印度海域的同一信風，如今將其它海洋的垃圾也帶到了這片海濱。這就是這座迎風島嶼上的不安的海岸現在的樣子：充斥著大西洋的垃圾。

喬治告訴我，這是圣盧西亞最早的殖民地：遭遇海難的船員們來到這里，并且留了下來。我想他指的是西班牙的探索者。“如果你沿著沼澤地走，會發現那里有一些遺址，”他補充道。我小心翼翼地沿著滿是垃圾、令人作嘔的沼澤地的邊緣朝那邊走。這片地帶沒有可通航的路，除非你沿著一條小溪走，這條小溪與大海匯合后 淹沒了一切。我在樹叢下趟著水艱難前行，努力不去注意自己變得有多臟。十分鐘后，我看到兩座石頭廢墟。三面墻，沒有屋頂，沒有其他東西。這會是沃爾科特在劇本中提到的那座教堂的廢墟嗎? 因為這個發現而受到鼓舞，并且盼望著逃離沼澤地的我，爬上了一 座長滿各種灌木植物和小樹的陡峭山坡。我好幾次都差點摔倒了。 但我沒有找到更多的遺址。地上散落著巨石塊，它們曾經是房屋的一部分嗎？很難想象在這個斜坡上曾經有建筑物。

四處爬行使我想起了《多芬的海》的另一面：陸地。劇本把危險的大海和勇敢面對它的堅強的漁民們，與那些留在陸地上以農業為生的人做了比較。粗野的漁民看不起農業，盡管農業并不比他們的工作容易：多芬的陸地布滿巖石，就像我剛剛發現的一樣，并且不是很肥沃。山羊可以靠干草生存，但是仔細一想，我在路上遇到 的山羊看起來挺瘦弱的。

我爬到更高的地方四處張望，并往下朝有水的地方看了看，但是我所能看到的只有灌木叢。我很小心地滑下山坡，常常是四肢并 用，終于回到了沼澤地、垃圾和喬治在的地方。只是突然間，那里 多了一輛載著兩個男人的敞篷貨車。在這個晴朗的周日下午，多芬 變得擁擠起來。“和他聊聊吧，他了解多芬，”喬治看到我時喊道。 我靠近那輛破舊的貨車。穿著藍色工裝服的車主介紹自己叫羅杰斯。 他和他的伙伴正在鏟沙子 ，然后裝進貨車里 : 他們剛剛殺了豬，他解釋道。完工后，他的伙伴脫光了衣服，跳進令人厭惡的褐色水里。 我不知道要怎么開始我的話題，關于多芬，以及是什么把我帶到這里的。殺豬的屠夫羅杰斯也知道德里克·沃爾科特嗎?我向他詢問這里的村落的情況。羅杰斯確認，從50年代開始，多芬就被廢棄了。直到70年代，還有一些人把漁船停在這里，但再往后，這個地方幾乎就完全荒廢了。他來這里只是因為他在附近擁有一座種植園。

我覺得自己無論如何還是要解釋是什么把我帶到這個遙遠的地方來的，所以最終還是提起了德里克·沃爾科特和《多芬的海 》。

“ 當 然，《多芬的海》。我祖父是劇本里的那個男孩 。”“ 真的嗎?”“是的，我祖父曾經在這里生活。他是種植園的工頭。他在那部劇本里。”“你祖父叫什么名字呢?”“鄧肯。”我快速思索，雖然我記不住人物的名字，但是我很確定沒有一個叫鄧肯的人。“但是劇本里沒有一個名叫鄧肯的人物。”我猶豫地說。“他是那個男孩。”羅杰斯重復說道。事情確定了。我在跟劇中一個人物的孫子說話。

他沉默的伙伴回來了，顯然恢復了精神，然后慢慢地開始穿衣服。他肌肉發達的身體讓他看起來很有英雄的模樣。他始終一言不發。羅杰斯也沒有多注意他，然后提議開車送我。我和他一起坐進了駕駛室，而他的伙伴則跳上了裝著沙子的車后斗。讓我多少有點欣慰的是，即便是這輛大貨車，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通行也并不容 易，我們好幾次差點被困住。一路上，羅杰斯向我介紹他的農場。 起初，它的主人是法國人，然后是英國人，后來是他祖父把農場買了下來，在家族里代代相傳。事實上，他主要的生計來源不是豬，而是木薯。他很擅長種植木薯，并且知道怎么把它制成面包。他在路上指示給我看一些木薯樹，還給我看車里剩下的幾條發霉的面包。他把面包直銷給當地人，但也把木薯磨成粉拿到卡斯特里的集市去賣。

突然，在開車繞開坑洼時，他笨手笨腳地摸到了手機，然后打給他的女兒。他只說了一句“有人會來取一袋”，然后轉過頭對著我說 :“問問人們羅杰斯住在哪兒。那是一座綠色的房子。我女兒會給你木薯粉的。”他把我放下車，然后右轉去了他位于山中某處的農場。在我下車的時候，那位農場工人終于開口說話，要求我給 他拍張照片。他把鐵鏟高舉過頭，歡欣鼓舞地為拍攝擺好姿勢。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想問一下，可是他們已經上路了。他高舉鐵鏟的形象一直留在我腦海里。我在多芬遇到的三個人中，唯獨這位沉默的男人像是荷馬史詩里的人物。

我徒步回到自己的車里，上車之后開始往回開，還有些擔心。 但是一切都很順利。路況變得越來越好，更多房屋開始出現，于是我停下來向兩位女士打聽羅杰斯的住處。“你是開著這輛車去的多 芬?”她們咯咯地笑。那一刻我認出了她們：我早些時候向她們問 過路。“不是，我被困住了，”我坦白道。這讓她們捧腹大笑。我微 笑以對，并沒有指出其實她們原本是可以提醒我的。我的克制換來的是，她們告訴我去往羅杰斯住處的路。一位少女開了門，然后帶著懷疑的眼光看著我。“羅杰斯告訴我來這里取一袋?”我說。她 一言不發地消失了。一分鐘后，她帶著手掌大小的一袋上好的木薯 粉回來，將它遞給了我，笑得很靦腆。我為我的戰利品感到高興， 向她表達了感謝，然后開車回家。那袋木薯粉上貼著“產自多芬” 的標簽。在海陸之戰中，陸地獲勝了。

在圣盧西亞剩下的時間里，我一直在回想多芬。如果羅杰斯是 正確的，那么多芬在沃爾科特創作那部戲劇時就已經被廢棄了。他知道自己是在紀念一座即將廢棄或已經廢棄的漁村嗎？他的戲劇并沒有將多芬的生活描繪得很美好。漁民們每天都冒著生命危險，甚至在大海怒號時也會出海。但是生活雖然困難，劇本中并沒有提到 村莊被廢棄或在劫難逃。仔細一想，這部劇本的時間背景是不明確的。它的所有要素都是無時間性的：窮困的漁民，在一座偏僻的村莊里，向海洋和土地討一口飯吃，勉強維持生計。

我查閱著劇本，仔細留意任何與時間相關的內容。周圍似乎有很多罐頭（就像它們今天漂浮在海灣里一樣），但是罐頭已經存在兩百年了。還有另外一個提示：漁民們抽美國香煙。對確定時間來說，這也太籠統了。

回家之后，我發現了關于多芬的另外兩個信息。第一個是，最近的一篇報刊文章提到多芬的水里似乎含有成團的油塊。他們甚至引用了羅杰斯的話，說那里的水一直顏色都很深，很油膩。據說， 關于石油勘探的談判一直在進行著。歷史可能再一次在多芬爆發， 但沃爾科特在2017年3月就去世了，必須由其他人來寫下他戲劇的續集 :《多芬的油》。

第二個信息是關于哥倫布到達美洲大陸以前的考古發現的報告。事實證明，多芬確實有著人類在海島上居住的最早跡象之一。這肯定就是喬治所提到的遺跡。沃爾科特在劇本中捕捉到了多芬古老的一面——與海的抗爭，原始的獨木舟。就這樣，他通過把多芬文學化，將它放在了地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