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是我國濕地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一，是亞洲重要的候鳥越冬地，也是世界濕地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熱點地區之一。由于不可持續的過度開發和圍墾，洞庭湖水面縮小了近4200平方公里，導致長江沿岸減少了80%的濕地和75%的攔洪能力，功能不斷退化，使棲息在那里的數百種動植物失去了生活家園，生物多樣性正逐漸消失。在大大增加洪災風險的同時，還導致旱季水流量減少、剩余水體污染物加重的現象，從而導致魚類減產。在氣候變化的影響下，極端氣候事件（如強降水和干旱）將會增多，會給長江流域4億多人口帶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從2002年開始，我們在湖北省發起了“攜手保護生命之河－長江項目”——重新連接各個湖泊，恢復濕地。該工程一方面能夠顯著提高抗洪能力；另一方面還能通過增加水流量、改善水產養殖業管理，改進農業實踐，將水質提升到飲用水的等級。同時，我們與湖區地方政府合作，清除了原來洞庭湖上的“迷魂陣”、電打魚等亂捕濫撈違章作業，恢復當地漢壽龍舟賽、三棒鼓、觀鳥賽等傳統文化，發展生態旅游帶動地方經濟，也推動了濕地保護。近年來，這項工程成功促進了野生魚種的種類和數量，使得漁獲量增長幅度大于15%。總體而言，恢復濕地不僅提高了本地社區應對極端氣候的能力，還改善了當地居民的生活。

合理且充分地利用我們身邊的大自然，這種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多種方式中有效且最具經濟效益的方法之一。而且在用低成本方式解決氣候變化引發的問題的同時，還能帶來額外的收益。

近年來，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引起了廣泛關注，2019氣候行動峰會上，中國在挪威、斐濟和新西蘭的支持下，成為了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六個優先行動之一）的牽頭國家。

自然提供的低成本解決方案

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在經濟可行性上有諸多優勢。首先，可以避免不必要或過度成本支出，減少未來災害重建成本。通過比較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收益和人工生態技術項目提供的服務收益及成本就可以確定投資在經濟上是否值得。比如：與污水處理廠相比，森林和濕地能夠以更低廉的成本提供水過濾和清潔服務；人工碳捕獲和封存技術 需要重金實施，然而自然生態系統（森林、農田、濕地）本身以在地上、水中或土壤里儲存了大量的碳，而且每年還會吸收更多的碳，所以通過遏制森林砍伐或生態系統退化就會減少大量碳排放。另外如果考慮到投資的自然資本（比如種樹）不僅不會貶值，還會增值，以及健康生態系統提供的全面生態服務（氣候調節，原材料供給服務，文化服務等），都會使投資自然資本變得更有經濟吸引力。

其次，通過提升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能促進對自然資本高度依賴行業（旅游，房地產，農業）的發展，為全球經濟增加數萬億元的產值。例如，在菲律賓宿務港珊瑚礁的大部分收入（每年約250萬美元）來自潛水游客的現場和非現場消費。據估計，如果珊瑚礁質量和濕地管理工作得到改進，該區珊瑚礁和紅樹林漁業收入以及游客消費額會雙雙增長，能給該區帶來60%的年凈收入增長。而在非洲實施的綠色長城計劃最初主要是阻止撒哈拉沙漠向南侵襲。該計劃在2011—2015年第一個規劃期內，就適宜品種、民眾需求、經濟活動、土壤修復、增加收入等方面進行研究和實驗。其中在為當地民眾增收方面，提供包括蔬菜種植、畜牧經濟、家庭農產、養蜂等指導。該項目第二階段2016—2020年預計投資25億美元，并計劃到2025年，恢復干旱和半干旱地區的生態系統和生產系統活力，實現生態和經濟社會治理“雙重功效”。從短期來看，這些樹木可以保持土地濕度，降低晝間土地溫度。隨著生態環境逐漸恢復，候鳥、昆蟲、老鼠等動物又在這一地區重新出現。當地牧民覺得，有了樹林后，牲畜可以在樹蔭下躲避強烈的日照，牧民積極性得到了提高，增加了牲畜數量。目前，塞內加爾已修建400萬公頃的綠色長城，有30萬民眾從這一項目中受益。另外，毛里塔利亞、乍得、尼日爾、埃塞俄比亞和尼日利亞在國內一些地區發展農業種植園，旱季時種植動物飼料。當地的年輕人加入防火隊和綠色長城養護隊，獲得了較為穩定的收入來源，并體現出自己的價值，解決了社會穩定問題，消除了恐怖主義滋生。

借助金融工具實現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

然而，盡管潛在內部回報率很高，但是由于投資回報期長，以及生態服務系統的正外部性很難內部化，阻礙了相應投資的發展。這意味著除非可以獲得政府財政/政策支持或者因為出于需要符合政府法規要求的原因，否則很難撬動私人資本進行生態恢復項目的投資。因此政府參與的角色尤其重要，例如，在一些盈利性項目上，政府和私人資本可建立起公私合作關系（PPP）。根據文獻梳理，整理了以下發展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的投資來源和工具。

另外，作為在金融系統中占比最大的銀行，雖然不直接依賴自然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但是可以通過把可持續標準（比如非毀林可持續方式生產的農產品原產地追溯等）納入貸款附帶的約定事項，約束企業遵守可持續操作，披露企業的碳排放信息，加速推動其向最佳實踐的轉型。例如，2019年5月，農業巨頭路易·達孚公司與貸款人達成7.5億美元的貸款協議，利率與公司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鉤。可持續發展表現以二氧化碳排放、電力消耗、用水以及運往填埋場的固體垃圾等指標的減少作為衡量標準。可持續性評級上升，則利率下降，反之亦然。

另一個銀行提高在軟性商品供應鏈可持續性的例子是2019年7月，中糧國際與20家銀行組成的銀團簽訂了總額為21億美元的可持續性關聯貸款協議，以此作為公司核心融資機制。該貸款機制下的保證金與公司可持續發展績效考核掛鉤，目標包括：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績效指標年度同比改善，不斷提高農產品的可追溯性。

雖然世界各地政府和私營部門已經在取得了一定的創新性的實踐，但是為了真正促進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的投資，仍需要持續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首先，需要建設相關的金融基礎設施，開展自然資本評估并設立相關指標。通過數據收集建模等準備工作，在區域范圍內建立環境資產負債表，實現環境資產向金融資產的轉化。通過金融模型找到環境的正負資產明確收益方和污染方，建立和完善收費體系。通過收費體系，產生有回報的投資產品和市場體系，并通過政府立法來確定保障。通過環境金融產品市場的建立，讓環境惡化的情況通過金融投入的手段發生轉化，也讓環保事業獲得可持續的金融投入。2013年我國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的探索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要求全面加強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三亞市也于2018年探索編制我國第一份城市級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這些都為打通自然資產和金融資產之間的屏障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其次，政府和監管部門需要通過出臺相應的政策鼓勵創新的金融模式，開發和支持可盈利的項目模式，大力發展包括公共資金，公益資金和私人資本組成的混合融資的模式。混合融資模式可以充分發揮各類資本的特長并撬動私人資本加大其影響力投資。調集來自資本市場的額外資金是這些融資工具的主要目的之一。公共資金將被作為“風險緩釋”來創造具有可融資性的項目，并吸引私人部門資金投資于既有經濟匯報又有環境效益的項目。

最后，雖然近年來出現了許多綠色債券和其他影響力投資工具，但它們在全球金融流通中所占比例不到1%。各國/區域的標準趨同工作任重道遠；雖然金融部門意識到自身在引導企業走向可持續發展方面的作用，但由于國別文化，體制和發展階段的差異，將負責任投融資原則和負責人保險原則投入大規模實踐仍是一大挑戰。

（本文作者為世界自然基金會綠色金融項目高級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