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數字媒介高速發展的時代，碎片化、便捷性的數字閱讀為人們構建了全新的閱讀習性。但是有多少人青睞數字閱讀，就有多少人鐘情于紙質書。他們熱愛其精美的裝幀、舒心的墨香，摩挲紙張的質感并在上面圈點勾畫，閱讀留下的斑駁和卷頁都是他們和書中作者建立情感交互的憑證……

當你眼前出現一本紙質書時，你是否了解它的制作過程要耗費多少設計師和技術編輯的心血？你是否知道裝訂過程的精度有時甚至要用毫米來衡量？當紙質書封面顯得很雜亂時，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

11月30日下午，在上海的南京西路科勒體驗中心，上海譯文出版社文學室主任、資深文學編輯馮濤，和著名書籍裝幀設計師張志全以及上海譯文出版社技術編輯朱奇共同探討了“數字時代紙書何為”這一話題。三位嘉賓從作品內核、裝幀設計、制作工藝等方面鑒賞了譯文插圖珍藏系列叢書。

設計理念也有行業“潛規則”

張志全首先談及，在書裝設計界有好幾個不成文的規定，如果照它做了，設計不會差，但是不這樣做，設計肯定是不好的。

有哪些規定呢？張志全認為，設計應該“做減法”，設計要學會“去設計化”，設計是為材料服務的，不能“跑”在材料前面，這樣就是喧賓奪主了。“就像是年輕漂亮的小姑娘應該畫淡妝，畫濃妝虧了，本來皮膚很好的，她涂得很白，像京劇一樣，這個很虧的，這個就是去設計化的理念。我做的設計都是非常內斂的。”

另一方面，對于包括封底、書籍、前后勒口等封面設計，最好不要超過三種字體，不然就會顯得雜亂。“有一些比較雜亂的設計，就是因為用的東西太多了。如果一本書的封面非常好，有可能是責編和設計師兩個人完美合作的結果。但如果一本書封面很不好，大家都不認可，那絕對是責編的問題。”馮濤補充道。

做一本典藏書，材料是非常講究的。張志全表示，選擇材料不僅是選擇顏色和機理，還要考慮其他因素。比如紙張的性能，印滿版的時候是不是均勻；如果印黑字了，還原度怎么樣；甚至這張紙壓鋼印的話會不會爆；加印時紙的顏色是不是前后一致……這些都需要考慮在內。

遵守書籍裝幀設計的基本約定決定了一本成書的質量和銷量。“大家一般看到書感覺不舒服，又不知道不舒服在哪里，其實就是這些小地方的設計出了問題，按照這些公約規則做書，不能說做出好的設計來，但是如果不按照肯定是像盜版一樣的。”張志全說。

《月亮和六便士》典藏版：精益求精的“匠心工藝”

《月亮和六便士》是英國著名作家威廉·薩默塞特·毛姆于1919年寫成的長篇小說。故事以法國后印象派畫家保羅·高更的生平為原型，描述了一個倫敦證券經紀人為了心中的藝術夢想拋棄了旁人羨艷的體面生活，只身一人奔赴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島，把生命價值全部傾注于追尋遠方理想的故事。

上海譯文出版社在設計這本經典讀物封面的時候有過細致的討論。這本書主要講原型高更的一生，但因為是書籍不是畫冊，沒辦法用一張高更的畫印在封面，但它又和后印象派有關系，因此封面的基本定位是比較靚麗的橘色封面，后面的背景全是房子。這樣既能體現故事主旨，又能將書籍和畫冊區隔開來。

為什么這本書的主色基調是橙色呢？馮濤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作品的主人公最后是到了一個熱帶海島——塔希提島才找到他真正的藝術理想，那種藝術理想就是絢爛至極的，你看高更的畫也是這樣的感覺，所以他一定是熱烈、奔放的、生命力洋溢的。我們想要找那種熱帶的那種顏色：非常蓬勃甚至非常野蠻生長的感覺。”

這本書的驚艷之處，不在封面，而是書中的插圖精選了很多畫家高更的原畫，盡量調成原著的顏色，然后印在一張油畫布機理般的藝術紙上，插圖都是用手工點膠的方法一張一張粘上去的。“像藏書票一樣，可以撕下來，每一本都是獨一無二的。”馮濤介紹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還采用了過脊的精裝，即光做書殼要使用兩次機器，這就意味著裝幀的精度必須非常高，所有的灰板都不是用最后的單刀切的，而是做了一個固定的刀具一塊塊地進行模切。

在做這本書的時候，有些工廠無法滿足如此高的精度要求，這讓出版社很無奈。馮濤表示，國人還缺乏對精確性的追求，很多方面都大而化之導致設計都是用“差不多就行了”的標準要求自己，“在德國、日本的印廠里面，前期、后刀可以提這么高的要求，誤差不能超過1毫米。到我們這邊就成了一個笑話了。”

因為對這本書設計裝幀的嚴要求導致整個出版社和印刷廠都神經緊繃：“這邊先折磨了我們，那邊再去折磨工廠，大家如果有機會買到這本書的時候，可以看看，套印是非常非常準確的。”

現在大部分的書籍出版工廠都是工業化、流水線式的運作，講究的是效率，做出來的圖書臉譜化非常明顯。面對這樣的困境，譯文出版社希望能夠做出讓讀者能夠永遠珍藏的版本，而并不是一讀了之的內容載體。由于這些典藏書的裝幀非常耗時間、耗人工，因此印量非常少，一般是三千、五千，要不要加印則完全取決于收藏者的需求，因此這些書到最后大多都變成絕版書籍。

“典藏書當然不是大眾書籍，它本來就是小眾中的小眾，有這個雅癖的讀者才會考慮購入，像交響樂、芭蕾、現代舞一樣的，它的觀眾和讀者不會太多。”馮濤說。

為紀念惠特曼誕辰200周年，上海譯文出版社還在今年出版了《草葉集：惠特曼誕辰200周年紀念版詩全集》插圖珍藏版詩集，復刻了1855年惠特曼親自設計的草葉集初版封面，這意味著要把書名“繡出來”。

“當時編輯給我的要求是封面要向原版致敬，他在網上找了一張比較模糊的照片，硬說是那個書名要繡出來，我說枕頭可以繡，被子可以繡，書名也繡肯定不行的，但是為了編輯，我就拼命做。”張志全回憶道。

朱奇當時聽聞要“繡書名”，也是持懷疑的態度。“我覺得這個實在有點太夸張了，我們要求有些變態，但這個太變態了。”

皇天不負有心人，最后出版社在江陰找到了一個紡織基地，這家工廠用無紡布的布料做書殼，最終幫助出版社實現了“繡書名”的目標。但可惜的是，讀者在網上購買了這本書，快遞到手之后發現書籍有些磨損，網友曬出書籍照片說有些角上破了或者壓扁了。“我們看到這些評論以后很痛心，都是我們的心血。”朱奇感嘆。

“我們毫不客氣地講，在書上從來沒有人做個這個工藝的，我們是從零開始試的，有好幾次的試錯。”馮濤最后總結道。

時代再喧囂，也要給紙本留點生存空間

為什么現在都數字時代了，我們還要做紙書呢？馮濤用清代詞人項鴻祚的“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來回應。人生苦短，總得有些值得讓你活下去的小趣味和小追求。

馮濤直言自己很排斥電子書。“我可能上了年紀的關系，我完全不能接受這種閱讀體驗，我無法感受它的氣味和觸覺，這些都是紙質書才有的。”

他隨即回憶了自己小時候的“嗜書”經歷：“我小時候自從認識到書以后，我就想世上竟然有‘書’這么好的東西，當時我省下零花錢買一套人民文學版的《紅樓夢》，我現在還記得是六塊五三本。那套書我都翻爛了，除了它的字體、顏色，我甚至記得它的氣味，這個就是一本紙質書對于一個愛好它的人的價值所在。”

明年，出版社計劃制作一本《荷馬史詩》。起源是朱奇五年前去了南京愛德印刷廠，這是由愛德基金會和聯合圣經公會合資創辦的企業，是中國圣經印刷的主要基地。“圣經各種版本的裝幀是走在世界最前面的，因為所有的基督教徒都把最理想化的材料和創新的工具很虔誠地用在圣經上，我發現有本圣經封面是突起類似浮雕的感覺，我在想上面的雕塑非常適合《荷馬史詩》這本書。”他說。

除了出版雕塑書外，出版社還有很多“大動作”。比如《約翰·克利斯朵夫》典藏版的封面區別于國內普遍的線裝形式，初次采用西方非常流行的竹節裝，里面墊了非常厚的復合材料，采用有弧度的模具按壓，能給讀者眼前一亮的感覺。

“我們就是想嘗試一下，因為我就是想做一些能夠讓愛書人真正喜歡的作品。我年紀也大了，就想把我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我喜歡的那些東西上，我希望在我退休前多做一些東西。”馮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