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公司糾紛，合同糾紛，證券糾紛，票據糾紛，民刑交叉。中國民商事審判最前沿、爭議最集中的疑難問題，終于迎來了一把尺子。

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法〔2019〕254號），并即時生效。這是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第九個會議紀要，而且聚焦民商事審判工作，故被稱為《九民紀要》。

《九民紀要》共計12部分130個問題，內容涉及公司、合同、擔保、金融、破產等民商事審判的絕大部分領域，直面民商事審判中的前沿疑難爭議，密切關注正在制定修改過程中的民法典、公司法、證券法、破產法等法律的最新動態，密切跟蹤金融領域最新監管政策、民商法學最前沿理論研究成果。

《九民紀要》中涉及的法律適用問題，在理論界、實務界素有爭議或分歧，因此，《九民紀要》的出臺也歷經磨練：從今年2月開始起草，到11月份出臺，歷時8個多月，期間多次專門調研，征求各方意見，為的就是爭取最大公約數。

《九民紀要》的公布，對于統一裁判思路，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增強民商事審判的公開性、透明度以及可預期性，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義。

澎湃財經年終特別報道，此番聚焦《九民紀要》，全面解讀12類問題，為的是進一步理解《九民紀要》的精神實質，也試圖探究：它將如何影響分歧巨大的民商事糾紛，乃至相關各方的經濟活動。

司法實踐中，民間借貸、P2P等融資活動中，與涉嫌詐騙、合同詐騙、票據詐騙、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案件中涉及民刑交叉的問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九民紀要》）中，對于此類案件涉及的程序問題進行了專門的規范。

九民會議紀要的此部分內容主要包括三個問題：

其一，民刑交叉中，并行審理適用的具體案件范圍；

其二，對于涉眾型經濟犯罪與民商事案件的程序處理作出了特殊的規定；

其三，強調《民訴法》關于訴訟中止的規定，在處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順序問題上的作用。

一、并行審理適用的具體案件范圍

在《九民紀要》之前，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等司法解釋，確定了民刑交叉案件審理順序等基本原則：案件事實相同，先刑后民；案件事實不同，并行審理。

但是，在實踐操作中，上述操作規范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對于何為“事實相同”，難以作出明確且一致的解讀。同時，即使是事實不同的案件，在并行審理原則下，何時允許法官依據《民訴法》的規定作出訴訟中止的裁定，現有司法解釋并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

對此，《九民紀要》首先采用明確列舉的方式，規定了不應訴訟中止等案件范圍。這些案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主合同的債務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認定其構成犯罪，債權人請求擔保人承擔民事責任的；行為人以法人、非法人組織或者他人名義訂立合同的行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認定其構成犯罪，合同相對人請求該法人、非法人組織或者他人承擔民事責任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認定其構成犯罪，受害人請求該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承擔民事責任的；侵權行為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認定其構成犯罪，被保險人、受益人或者其他賠償權利人請求保險人支付保險金的；受害人請求涉嫌刑事犯罪的行為人之外的其他主體承擔民事責任的。

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在承擔民事責任的主體與承擔刑事責任等主體不同時，民事案件可以與刑事案件并行審理。這一規定對于司法實踐具有非常明顯的指導作用。在司法實踐中，相當一部分法官在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只要遇到涉及刑事犯罪的情形時，就傾向于中止訴訟程序。這種做法忽視了刑民案件在訴訟目的、價值取向方面的差異，忽視了民事權利的保護與救濟。

在涉眾型經濟犯罪與民商事案件程序的處理方面，由于案件事實涉及人數眾多，不妥善處理易引發輿情事件，威脅社會穩定。因此《九民紀要》采取了例外性的規定。此類案件的處理不考慮案件事實是否相同，被害人以刑事被告為被告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不予受理。在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發現有涉眾型犯罪的嫌疑的，應在公安機關立案后裁定駁回起訴。上述規定雖然有利于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的受害人的統一受償，避免個別清償導致的與《刑訴法》的沖突和實質的不公正。但是，關于駁回起訴或不予受理的規定，恐與《民訴法》關于起訴與立案受理的規定不符，有必要重新考量其妥當性。同時“涉眾型經濟犯罪”涵蓋的范圍比較模糊，在司法實踐中，有不當擴張的風險。

二、訴訟中止的適用條件

《九民紀要》雖然強調了《民訴法》中關于訴訟中止的規定，但是在如何理解“本案的審理結果應以另案的審理結果為依據”的問題上，與以往的司法解釋相比，《九民紀要》并沒有實質性的突破。筆者認為，《民事訴訟法》關于訴訟中止的規定，已經提示了刑事案件優先審理的根本性條件——刑事案件有優先審理的“必要”。

這種必要性，源自兩個方面。

其一，受制于《刑事訴訟法》關于被害人救濟機制的規定，刑事訴訟程序通過退贓、退賠和附帶民事訴訟的規定，實現對被害人民事權益的救濟。因此，如果屬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起訴犯罪主體要求權利救濟的，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不能并行審理。刑事訴訟程序將合并民事訴訟程序。

其二，刑民案件發生關聯的事實屬于必須通過刑事訴訟程序認定的基礎性事實，通常是指犯罪主體的事實、關于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時，刑事案件就具備優先審理的必要。相反，刑事案件就不具有優先審理的必要。

此處所謂“必要性”，主要有以下三種情形。

第一，權利請求上的必要性。即如民事案件當事人以刑事犯罪事實作為支持其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此時，是否存在犯罪事實只能由刑事司法機關通過刑事訴訟程序認定，這多發生在受犯罪行為侵害的被害人要求加害人給予物質賠償的情況下。在不屬于被害人要求刑事被告人給予物質賠償的民事案件中，也可能存在民事請求權以確定犯罪事實為基礎的情況，例如《繼承法》第7條、《保險法》第45條所規定的情形。

第二，民事案件涉及的責任人或責任方式需要經過刑事訴訟程序確定的。在此種情形下，應當采用刑事優先的審理方式。比如，根據《侵權責任法》第52條，因盜竊、搶劫、搶奪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時，盜竊人、搶劫人或者搶奪人是責任主體。盜竊、搶劫、搶奪事實是否存在，涉及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必須通過刑事訴訟程序加以認定。因此，對于此種類型的案件，刑事程序應優先進行。

第三，證據方面的必要。在刑民交叉案件中，某些證據可能同時被用于民事訴訟程序和刑事訴訟程序。由于偵查和審查起訴程序中證據不公開，因此可能會出現在民事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法院認定案件事實所需要的證據同時是刑事案件中的證據，且在偵查或公訴機關的掌握下，后者基于保密的要求，不能將證據提交民事訴訟程序。此時，如依據舉證責任分配規則要求當事人承擔敗訴風險，顯然有失公允。因此，民事審判機關可以裁定中止民事訴訟程序，待刑事案件審結后再啟動民事案件的審理。

從《九民紀要》的這部分內容看，最高人民法院在判斷刑民交叉案件等審理順序時，不再強調案件事實是否同一這一標準的核心作用，而是突出了《民訴法》關于訴訟中止的規定的重要性。但是，對于中止訴訟的具體情形，還需要進行進一步的具體化。同時，更重要的是，決定民刑交叉案件的審理順序的關鍵性問題在于明確刑事判決在民事訴訟中的效力范圍與效力強度。在此領域，我國目前的立法還相對粗糙。總體而言，只有在民事訴訟中具有絕對預決效力的關聯性事實，才有必要通過刑事訴訟程序予以認定，此時刑事案件才有優先審理的必要。

（作者紀格非為中國政法大學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所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