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國領導人在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舉行會晤，召開第二屆中亞國家元首協商會議。這是中亞國家領導人第二次專就本地區合作問題聚于一堂。首次協商會議于2018年在哈薩克斯坦首都努爾蘇丹舉行。而在2018年之前，五國元首舉行類似會晤還是2009年的阿拉木圖會議。

“烏-哈中心軸”

首屆峰會地點選在哈薩克斯坦，第二屆定在烏茲別克斯坦，這凸顯了哈烏兩國在中亞的大國地位。

推動此事的主要是烏茲別克斯坦。此次，烏茲別克斯坦作為主辦方，其作用毋庸多論。而在2018年，時任哈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就曾透露，該平臺的搭建“得益于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的倡議”。

的確如此，自米爾濟約耶夫執掌烏茲別克斯坦之后，其對其他中亞國家的一系列訪問為峰會做了相當的鋪墊。2017年3月，米氏就任后將土庫曼斯坦作為首個出訪國，此后又再次訪土；同年3、4月，米爾濟約耶夫兩次訪哈 ；此后又到訪吉、塔兩國 。這顯示出烏茲別克斯坦在外交上對中亞地區的重視，也表明了塔什干對推動地區合作的積極態度。

而該平臺之所以能夠搭建起來，哈對烏的配合和支持也不可或缺。烏哈作為中亞地區南北兩個大國，二者發揮著地區“中心軸”的作用。在二者的號召下，各國得以聚在“中亞”這面大旗下共襄地區合作。

兩國之所以能相互配合和支持而形成“烏-哈中心軸”，得益于當前二者有意緩和卡里莫夫時期激化的明爭與暗斗。卡里莫夫去世后，烏哈兩國領導人都認為加強地區合作有利于本國經濟發展。而且，非常重要的一點是，烏現任總統米爾濟約耶夫屬于時任哈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的后輩，且米較務實，為促進合作改善本國經濟，愿居納后。這表現為首屆峰會地點選在了納扎爾巴耶夫引以為傲的努爾蘇丹，而此次峰會又推選納氏為中亞國家元首協商會議名譽主席。在照顧納扎爾巴耶夫/哈薩克斯坦的威望上，塔什干可謂做足了功夫。實際上，這也恰從反面說明二者之間的確存在一種微妙的競爭關系。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玩味，此次哈薩克斯坦方面出席峰會的并不是總統托卡耶夫，而是首任總統、民族領袖納扎爾巴耶夫。這固然與納氏的中亞政治耆宿地位有關，但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哈當前國內政治的特殊性。

內向聚合，外向一體

去年的首屆峰會宗旨明確，即整合中亞地區，挖掘地區合作潛力。根據峰會結束后中亞國家領導人發表的《中亞國家首腦納吾魯孜節聯合聲明》，各國將為保障本地區安全、穩定和持續發展，應加強協調合作。較具體的方向包括：

——建立互利互惠的經貿和投資合作，

——擴大地區物流交通基礎設施建設，

——有效利用水資源，

——發展工業和制造業，

——支持高新技術和創新發展，

——發展數字化經濟等。

顯而易見，各方的眼光都是“向內”的，關注的是地區內問題，基本未涉及對外政策、國際政治等。而首屆峰會時間選在中亞民族傳統節日“納吾魯孜節”（相當于中國的農歷春節），也暗示了首屆峰會的地區內性質。

今年峰會在議題設置方面并無新意，基本還是首屆峰會的老調。但“高新技術和創新發展”、“發展數字化經濟”的聲調逐漸降低，受到關注的是更加務實的經貿投資、交通物流基礎設施建設和水資源利用等問題。這主要體現在烏總統米爾濟約耶夫的發言中。他表示：

首先，加深經貿和投資合作，建議在塔什干舉辦中亞國家投資論壇和各國企業家年會。烏茲別克斯坦準備在農業機械、汽車、電子、紡織和農業等領域與各國進行積極合作。

第二，加強交通運輸的互聯互通，釋放中亞地區過境潛力。建議加快成立地區交通運輸委員會，共同協調發展中亞運輸系統。

第三，擴大能源領域合作。烏茲別克斯坦愿考慮通過聯合項目進行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的可能性，并特別注意增加可再生能源比重。

第四，最有希望的合作領域之一是挖掘中亞國家的巨大旅游潛力。有必要打造具有吸引力的中亞地區旅游產品品牌，并就此提議舉行“中亞旅行”國際旅游論壇。

第五，各國應在考慮長遠利益的基礎上協調解決本地區的水資源利用問題。

米爾濟約耶夫的發言具體而務實，堪稱是一張可操作的實用攻略，其宗旨仍是通過中亞地區的內部聚合，促進各國經濟發展。

內部凝聚力的形成不僅需要實用策略的不斷塑造，也需要精神文化的強烈刺激。與米爾濟約耶夫相比，納扎爾巴耶夫更加重視精神層面。他建議，簽訂《21世紀中亞發展睦鄰合作條約》；將3月15日定為“中亞日”；擴大和加深中亞國家的傳統，等等。在納氏看來，強大的突厥文化共識有助于內核的穩定。

此外，各國領導人還都談到了中亞地區安全、水資源利用、生態環境等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與首屆峰會相比，各國的眼光不再僅是“向內”看了，有了“向外”的變化。各國領導人討論的內容不再局限于地區內部事務，而是開始提出應將中亞各國視為有機整體參與國際事務。這一點首先體現在各國領導人關于阿富汗問題的看法上。

烏總統米爾濟約耶夫認為，中亞國家應推動阿富汗加入各類合作項目，中亞國家的聯合項目將為解決阿富汗局勢創造必要條件。中亞地區國家的合作也為阿富汗的經濟復蘇提供了機會。吉總統熱恩別科夫表示，應深刻關切阿富汗和中東局勢，注意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和中亞地區其他激進組織意識形態的傳播。土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強調共同支持阿富汗和解進程非常重要。

吉、土兩國總統則直接提出各國應作為一個整體在國際組織中維護和謀求中亞利益。熱恩別科夫指出，協商會議作為一個新的常設平臺推動了中亞現有合作機制的改革，各國應通過該平臺增進信任，相互支持，共同在國際和地區組織中維護中亞地區的利益。例如，中亞國家應通過各類政治和經濟合作機制加強與俄羅斯的互利關系。別爾德穆哈梅多夫也明確表示，必須在各種國際組織，尤其是聯合國和歐安組織中建立五方政治協商機制。

主動將解決阿富汗問題視為中亞諸國應承擔的責任，并開始將中亞各國視為整體維護共同利益——本屆峰會議題的這種外向型轉變，似乎有了點過去曾一度熱議的中亞一體化的意味。

確如納扎爾巴耶夫所說，于2018年在努爾蘇丹舉行的第一次協商會議促進了中亞國家在各個領域的合作，成為了推動具體合作項目落實的有效平臺。首屆峰會將加強地區“向內”凝聚力作為討論的重中之重。那么，前期的“內向聚合”是對后期“外向一體”的鋪墊嗎？至少有一點可以確定，中亞地區在內向上的聚合可以為外向上的“一體”奠定基礎。

由此看來，中亞一體化大概還不是完全煙消云散的歷史陳跡。不過，中亞地區內部合作能力有限，加之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內向聚合”下的“外向一體”到底能對域外世界產生多大的沖擊尚不可知。因此，中亞一體化的重拾，恐怕還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積累和醞釀。

（滄溟，中國媒體駐哈薩克斯坦記者；郭鑫，上海外國語大學歐亞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在哈留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