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1日至14日，國際著名蒙古學家、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艾騖德（Christopher P. Atwood）教授應邀來到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學，進行了四次精彩的學術報告。

如何解讀《馬可波羅行紀》中的地名？

11月11日18:00-20:00，第一場講座在國學館122會議室舉行，題目為“《馬可波羅行紀》中的三個元代行政單位：Kin?in Talas （欣斤塔剌思），Siling?iu（西寧州）及 Kung?ang（鞏昌）”。講座伊始，艾騖德教授指出《馬可波羅行紀》中記載了很多地名，但或因記載舛誤，或因學者對元代政區研究不足，至今仍有許多地點尚未明確其地理位置。

關于Kin?in Talas，《馬可波羅行紀》中有如下記載：處哈密力的西北偏北，隸屬忽必烈汗，廣十六日程，境內城市比較多。居民有偶像崇拜者、薩拉森和聶思脫里派教徒。其北有產鋼鐵和石棉的山嶺。諸抄本對該地名的拼寫各異，艾教授認為重復音節的拼寫應該是錯誤的，他同意玉耳（Yule）的意見，正確拼寫最可能是Chingin talas，重擬之為Kin?in Talas。“廣十六日程”，按照馬可波羅的驛站標準應該是695公里左右，只有稱（~鎮）海城一帶的屯田比較符合。《長春真人西游記》記載“西北千余里儉儉州出良鐵”，俄國民族學家Вайнштейн發現圖瓦人傳統上使用石棉，因而，可以斷定Kin?in Talas的位置不是在新疆，而是在蒙古國的西部、哈密力的東北邊。所謂Talas（塔剌思）是蒙古語Tala（田野）的復數。那么，Chingin作何解釋?艾教授提供了以下思路 ：Cingqai-yin Talas（稱海田野）、Ginji-yin Talas （鐵索田野）等。

Siling?iu在《馬可波羅行紀》中拼寫為“Silingiu”。從伯希和時代至今大都認為是西寧州，但也有其它看法，如Stephen Haw認為是熙州。按馬可波羅所言，該地屬唐古忒， 跨越通往西安的道路，廣二十五日程，多有城市，有野生動物。據各種動物的分布情況（野牦牛在海拔4000米以上；麝鹿在海拔200-3000米間；白冠長尾稚在海拔1800-2600米間），可以認為該行政單位不是為一個州，范圍應該更大。先前有學者在隴西發現上面帶有西寧州（SiLiCu）字樣的硬幣。綜合分析，“西寧州”應是“西寧等處拘榷課程所”，為赤曲駙馬的分地，而且是赤曲駙馬及其后代控制的全部領土。

所謂Kung?ang，正式名稱是“鞏昌平涼等處二十四處軍前便宜都總帥府”，簡稱為“鞏昌二十四城”、“鞏昌總帥府”。《馬可波羅行紀》諸抄本記為Cuncun，Cuncum，Cancun等，艾教授建議拼寫為*Cuncian，蒙古拼寫是* Kung?ang。《馬可波羅行紀》記載，此處多有山脈、山谷、森林，山谷里有城市。居民以森林狩獵為生活，出售狩獵產品以獲取利潤。在李治安教授的基礎上，艾騖德提到該行政單位在1284年以前控制了四川的一部分。并且一面是汪氏家族控制的，另一面跟窩闊臺汗的后代Jibik-Temür（只必帖木兒）有密切的關系。只必帖木兒住在西涼府，有其拘榷課稅所。

結論部分，艾教授引用傅漢思（Hans Ulrich Vogel）的觀點，認為馬可波羅所提及的十二“王國”相當于省，三十四“provinces”相當于肅政廉訪司、宣慰司之道。進一步提出，馬可波羅所觀察的元代行政制度不是由郡縣組成的常規網絡，而是圍繞強大領導者組織的一系列單位。

蒙古人如何從革命力量演變為保守派？

12日14:00-16:00，第二場講座在國學館111教室舉行，題目為“法律規范和末日之夢：漫長蒙古世紀的政體間關系”，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索羅寧教授主持。艾教授首先指出，從成吉思汗到14世紀中葉，在蒙古帝國統治下，元朝與四大汗國、高麗等藩屬國、敵對國家等的關系均為政體之間的關系。蒙古帝國的外交政策和措施具有兩個方面的特征：一是堅持外交往來的法律規范；二是征服世界的瘋狂野心（至少一開始是如此）。這種兩面性在革命和意識形態外交政策中很常見，如果政權幸存下來，這些革命性政策就會慢慢恢復政常。蒙古帝國也經歷了從世界末日到享受當下的這種演變。

第一部分主要論及法律規范下的政體間關系。貴由汗印璽文“Qanu jrl? il bul?a irgen-dür kürbesü büsiretüküi ay??utu?ai”中，il=順從；Bul?a=反抗，兩者都是蒙古外交網絡的一部分。柏朗嘉賓提到四種使臣：納貢者、朝貢國、由可汗召喚者、仍然反抗政體的代表。蒙古帝國發動戰爭的常見借口是蒙古使臣被殺，另外一個借口是收留被蒙古征服地區的難民。《元史》載“太祖遣使諭之曰：‘汝奚匿吾負箭之麋？亟以相還，不然禍且及汝。’亦納思答曰：‘逃鸛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耶？’”這些原則顯然源于狩獵傳統。

蒙古帝國對順從政體提出如下義務：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贅；三、編民數；四、置驛站；五、出軍役；六、輸納稅賦；七、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還有摧毀城堡、城墻等要求。但并非一開始就宣布所有要求，而是到后來逐漸宣布。順從政體的排名不是按照“文化”，而是根據誰先歸附，誰有優先權的原則。至元七年(1270)，高麗國王覲見世祖時，世祖詔諭有云：“汝內附在后，故班諸王下。我太祖時，亦都護先附，即令齒諸王上，阿思蘭后附，故班其下，卿宜知之。”當然也有些是按照跟皇帝的親屬關系來排名的。

元朝與諸王藩國也是一種政體之間的關系。《元史》常提到“西北諸王”（四大汗國）是元朝的一部分。1308年，元武宗海山的使臣批評了察合臺汗也先不花頒布jarliq，武宗使臣說只有大可汗才能頒布jarliq，諸王頒布只能發布lingji（令旨）。對此也先不花的使臣回答：“因為也先不花屬于uru（成吉思汗的宗族），對我們來說，他代替大可汗。”艾教授指出，這很像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前法國的一個觀念：“在其國，王就是皇帝”。

那么蒙古人是何時開始其世界征服的呢？艾教授認為，并不始于成吉思汗時代，而是始于窩闊臺汗時代（1229-1241）。1234年，窩闊臺汗說“先皇帝肇開大業，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麗、回鶻諸國皆已臣附，惟東南一隅，尚阻聲教。朕欲躬行天討，卿等以為何如？”表示想要征服宋朝的意愿。而從貴由汗（1246-1248）時代開始蒙古人堅信征服世界是長生天的任務和成吉思汗的遺產。但是在進行征服之前，必須宣布敵人的罪行。比如，貴由汗在給羅馬教皇的信中，吹噓受到長生天的寵愛，要求教皇親朝，譴責殺害使臣的罪行。但尚未直接說征服歐洲是天意，這種矛盾是高度意識形態的外交政策體系的典型特征。

中世紀基督徒，穆斯林中都流傳著歌革和瑪各的傳說。該傳說的要點是：歌革和瑪各表示突厥、蒙古的游牧世界；亞歷山大大帝圍困了歌革和瑪各；歌革和瑪各的人數成倍增加；歌革和瑪各撞墻逃脫，上帝要摧毀他們。十三世紀很多被征服的基督徒、穆斯林都相信蒙古人就是歌革和瑪各，他們等待蒙古人到達圣城。那么蒙古人知道這個傳說嗎？答案是肯定的。《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和札木合的傳說與亞歷山大和大流士的傳說非常相似。突厥、蒙古的起源傳說的情節也和歌革和瑪各傳說很像。這個傳說也反映在其它文獻，比如Juzjani的著作、《蒙韃備錄》及《札八兒火者傳》等。

假如蒙古人認為自己是歌革和瑪各，他們還擔心長生天最終會摧毀他們嗎？柏朗嘉賓（1246年）提到，蒙古人戰斗了42年，將再統治18年，以后，另一個民族將征服并取代他們。根據這個說法，成吉思汗戰爭開始的時間是1203年，蒙古人統治世界的期限是60年。這很像是真正的蒙古傳說，蒙哥汗時代蒙古帝國的統治“周期”快要到了，而忽必烈汗時代“周期”已經到了。

那么，蒙古人怎么處理這個問題？《蒙古秘史》是蒙哥汗時代的著作，其中消除了額爾古納昆的故事，認為蒙古征服業已完成。忽必烈汗以后采用了南方的“豬兒年理論”代替了蒙古帝國“六十年周期理論”。“豬兒年理論”是指宋太祖、元太祖、世祖都是豬兒年出生的，豬兒年開始征服了南方。所以，元朝是宋朝的正統繼承者。并且蒙古人開始對成吉思汗的遺產進行重新解釋，它不是征服世界，而是享受和平與繁榮。元成宗說：“昔我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共以安享其成，連年構兵以相殘殺，是自隳祖宗之業也……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以養，少者得以長，傷殘疲憊者得以休息，則亦無負太祖之所望于我子孫者矣。”

最后，艾騖德教授總結道，一開始蒙古人視自己為革命力量，致力推翻金朝即當代的“亞歷山大大帝”。中間，蒙古人視自己為堅持法律規范，在履行天意的同時，征服所有說謊、殺使臣、挑釁的政權，統一全世界。最后，蒙古人成為保守派力量，享受他們所統治的當下。這是革命性外交政策的相當普遍的演變。

14日14:00-18:00，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烏云畢力格教授主持下，艾騖德教授于國學館117會議室又作了兩場報告。

演唱《敕勒歌》的是什么人？

第三講的題目是“敕勒歌與中國的第一批突厥語人群”。“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講座伊始，艾教授發問，為北齊創始人高歡及其幕僚鮮卑族演唱“敕勒歌”的斛律金及敕勒一族，究竟是什么人？他認為，敕勒是最早在華北出現的突厥語人群，在當時新近從哈薩克斯坦草原來的最純粹的游牧人群。“敕勒”是斛律的別名，鮮卑人稱為“敕勒”的人，自稱為“斛律”。

以此為切入點，艾教授展開了一些富有創見的論述。“五胡亂華”時期，匈奴、鮮卑、羯、羌、氐族在華北建立了王朝，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其他較小的族群，敕勒就是其中之一。他贊成蒲立本的意見，即在所有講阿爾泰語的人群中，講突厥語的人群是史前時期離中國最遠的。按照最新的研究，“五胡”之語言情況如下：1. Ho?ai（匈奴）--屬于非阿爾泰語系的未知語言；2. Serbi（鮮卑）--屬于蒙古-鮮卑語族；3. K?t（羯）--屬于葉尼塞語系；4. K’iang，Tei（羌、氐）--漢藏語系的羌語族。所以，“五胡”都不屬于突厥語族。

艾教授認同伯希和的觀點，認為突厥就是Türküt，并且不是族名，而是國名，后來才變成民族、語言的名稱。公元552年之前不會有“突厥”民族、語言，故而我們所知道的“突厥”語言必須有另外一個名稱。 通過征引Beckwith“阿史那就是Ar?ilas，變體是A?ina”的觀點及突厥鄂爾渾碑銘中突厥可汗I?bara 、??temi（漢文記載為沙缽略，唐代讀法?aballiak ；室點密，唐代讀法?ittemmit）的記載，認為阿史那宗族的語言應當是非突厥、非阿爾泰語系的語言。鄂爾渾碑銘還提到，阿史那宗族總是要應對O?uz的叛亂。O?uz人占據今蒙古國的中部、北部和西部一帶，是突厥帝國的基本人口。還特別提到Toquz O?uz，即九姓O?uz。這些九姓O?uz在漢文史料中就是九姓鐵勒（或九姓敕勒）。鐵勒分布于蒙古高原中部，西到里海，是有很多分部的人群的總號。鐵勒出現在突厥帝國之前，所以在突厥帝國之前的“突厥語”就是O?uz/鐵勒語。

在穆斯林史料中O?uz也是常見的人群名稱。O?uz人的英雄是突厥人的祖先；O?uz人說突厥語族的最單純的方言；O?uz人有許多氏族和宗族。O?uz人是塞爾柱、回紇、葛邏祿等王朝的祖先，但O?uz人居住于大草原，有無政府和叛逆的特征。在拜占庭史料中O?uz的變體形式是O?ur，最早出現于463年。 O?ur有很多分部，Saragur（黃O?ur）、Onogur（十姓O?ur）、Ut(r)igur（三姓O?ur）、Kurtigur等。顯然其語言是突厥語族的，其聯盟通常由數字指定，如九姓Toquz O?uz、十姓Ono?ur、三姓üü? O?ur。O?uz和O?ur的名稱變體問題是突厥語言學的爭議問題。總之，O?uz、O?ur等都是一個單詞的方言變體。

回到漢籍，“鐵勒”（唐代讀法teclak）和“高車”有什么關系？按照Hamilton，蒲立本等人的研究，“鐵勒”Tegr?k，即突厥語“箍，大輪”，故漢語譯為“高車”。艾教授認為，“敕勒”?igrek（唐代讀法?ik-lak）是“鐵勒”的方言變體。如Tenggis（突厥語）~?inggis（蒙古語），其中有te-> ti-、ti- > ?i-的現象。因而，?igrek一般是南北朝時期華北的鮮卑人用的，Tegr?k一般是隋唐時期說突厥語的人群用的名稱。《魏書》記載：“高車，蓋古赤狄之余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敕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可見，Tegr?k、?igrek、“高車”都是東方人的外稱，O?ur~O?uz才是他們的自稱。

那么，O?ur~O?uz是否出現在漢籍資料呢？程方毅找到兩處記載，即烏護、烏紇（唐代讀法’o-hur）。但是“十姓O?ur”的記載最早，《魏書》提到袁紇（唐代讀法on-hur），即Ono?ur。還有以“O?ur~十姓O?ur”為基礎的人名，比如烏紇堤（唐代讀法’o-hur-dai），即O?urdai，四世紀末的吐谷渾人名；缊紇提（唐代讀法’on-hur-dai），即Ono?urdai，四世紀末的柔然人名。五胡時代的華北有兩個姓：斛律（讀法hoclir），斛斯（讀法hocz）。這個姓氏的人都是敕勒人，包括“敕勒歌”的歌唱者斛律金。艾教授認為這些是O?ur~O?uz的變體形式的?urr、?uzz。

那么O?ur人是怎樣、何時到了華北呢？Tegr?k（丁零）原來是在 Ho?ai（匈奴）的西北，即今哈薩克斯坦東部、西伯利亞西南部。從四世紀初O?ur~Tegr?k的勢力開始擴大，向東到達蒙古高原，向西到達烏克蘭。首先出現在漢籍資料中的是敕勒人。翟斌及其兒子翟鼠330年在燕北草原游牧，被慕容燕國軍隊俘虜并驅逐到華北。翟的中世紀讀法是Tek，即Tegr?k的第一音節。艾教授進而指出，O?ur/Tegr?k/?igrek/高車族群在南北朝的歷史作用很像Q?p?aq（欽察）族群在蒙元的歷史作用。雙方均是西方的突厥人群，都被蒙古語人群的人俘虜兵驅逐到華北，因為他們的單純的游牧生活，雙方都贏得了俘虜者的欽佩。

北京大學羅新教授就漢文拼寫內亞名稱等用歧視性詞匯能否準確表達原來的語音等問題，巴哈提·依加漢教授就漢文史料記載的高車、鐵勒方位等問題與艾教授進行了熱烈討論。

蒙古“五色四藩”的概念是如何出現的？

第四講題目為“‘五色四藩’概念的起源”。“五色四藩”是蒙古歷史上的經典概念。對“五色四藩”，傳統的理解是總稱蒙古帝國的所有領土即被征服的民族。艾教授基于其最近對成吉思汗祭祀文獻的研究，對于“五色四藩”的起源提出了新的假說。《白史》（1586）中最早出現（兩次）這個概念。第一次出現時說，中央：蒙古；東：solong?as、Bitegüd；南：漢人、Kiliyed；西：尼泊爾、回回；北：Tasiq、吐蕃。第二次出現時說，中央：青色蒙古、斡亦剌；南：solong?as、surbus；西：回回、urtuγud；西：漢人、南人；北：吐蕃、唐兀惕；東北：Bitegüd；東南：尼泊爾；西南：Kiliyed；西北：Tasiq。

薩加斯特、留金鎖試圖理解這兩種方案。其中，第一組問題是名稱較奇怪，Bitegüd、Kiliyed不知道為何人；尼泊爾不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Tasiq（大食~塔吉克）不是蒙古帝國時代的正常名稱。第二組問題是方向較奇怪，第一個方案中吐蕃不在蒙古之北，尼泊爾和回回不在一起；第二個方案中Tasiq（大食~塔吉克）不在蒙古之西北，尼泊爾不在蒙古之東南。答里麻固什《金輪千輻》（1739）中修正了一些矛盾之處。他的方案是，中央：青色蒙古；東：白色朝鮮、Kilüged；南：漢人、Bitegüd；西：黑色吐蕃、Tasiq；北：黃色回回、Toqmaq。《金輪千輻》可以說基本上解決了方向的問題。

艾教授認為首先應該思考的問題是《白史》使用了哪些原始文獻？接著提出了兩個假設。第一個假設，對于上述提到的奇怪名稱的問題，Bitegüd、Kiliyed、Balbu（尼泊爾）、Tasiq（大食~塔吉克）這四個名稱跟蒙古帝國無關，而是用了西藏的地理概念。第二個假設是如果我們刪除這四個與西藏相關的名稱，剩下的名稱都是蒙古帝國時期的。那么《白史》從哪里找到了那樣的方案？

成吉思汗的祭祀文獻有如下記載：把四十萬青色蒙古給四萬斡亦剌/把八十萬紅色漢人給一萬水人/把三十萬黃色回回給斡脫人/把東方白色朝鮮給鹽戶/把多黑色藏人給八萬唐兀。并且有對各民族詩意的描寫：蒙古人鎮壓了壞人，勇敢的，健康的；漢人建立城市、種地、繡漂亮的衣服；回回人建立撒馬爾罕、用瑟瑟做漂亮的衣服、種地、管理獅子、獵鷹；朝鮮solong?as：吃生食，提供美好的皮草；藏人拜佛，有黑色的帳篷。

艾教授經過分析，認定這些記載從語言、名稱、描寫方面都有蒙古帝國時期的真實文獻的韻味，是比《白史》更古老的文獻。可以認為，成吉思汗祭祀文獻是《白史》關于“五色四藩”的主要來源。其中，solong?as不是朝鮮，而應該是中國東北一帶的一個民族，而且不是女直，又跟高麗國有明顯的關系，因而蒙古文的solong?as最可能指渤海人。 “五色四藩”不是“總稱蒙古帝國的所有領土即被征服的民族”，而是描寫參加在客魯漣河的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祭祀的人員。

討論環節，烏云畢力格教授同意艾教授關于“五色四藩”概念來源于西藏的地理概念的提法，并根據自身的研究，提出其來源于“五方佛”的壇城。在場的一位藏族同學指出，在11-12世紀的藏文文獻中已經出現了類似方位概念。巴哈提·依加漢教授對Toqmaq所指地域等問題進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