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守所提訊室會見時，南昌律師熊昕與當事人的談話被一名恰巧在走廊休息的民警聽到。此后，他被控辯護人偽造證據罪，此事經媒體報道后引發關注。

目前，該案已進行一次不公開審理，尚未宣判。檢方指控，熊昕在會見期間曾唆使其當事人韓某忠向檢察機關作出虛假供述，觸犯《刑法》第三百零六條第一款，應以辯護人偽造證據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2019年11月27日，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從熊昕辯護人律師周澤處了解到，周澤表示，熊昕本人和家屬均不接受指控，并堅持認為無罪。

周澤稱，他已與本案的另一名律師斯偉江向江西省南昌市東湖區檢察院寄送了《關于建議撤回對熊昕辯護人偽造證據罪起訴的法律意見書》。他認為，《刑法》第三百零六條第一款規定的“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針對的只是證人，不適用于律師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就案件辯護會見交流的情形。

該案在法律界引起爭議。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翔撰文指出，如果起訴書所指控事實客觀存在，律師單純唆使當事人改變口供也不能理解為毀滅、偽造證據。

11月27日下午，澎湃新聞致電東湖區檢察院，工作人員表示案件已移交法院起訴，暫無新進展。

29日，澎湃新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檢索到十余起律師涉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礙作證罪的判例，案情涵蓋串通民警為嫌疑人制作虛假立功材料、行賄證人要求做偽證、為多名嫌疑人遞紙條協助串供等，暫未發現與熊昕案案情相似的判例。

律師提訊室內會見當事人，民警聽到談話后當面斥責

南昌律師熊昕，生于1977年，大學本科文化，事發前系江西東昉律師事務所律師。2018年4月20日，熊昕接受韓某忠父親委托，擔任韓某忠涉嫌強奸罪一案辯護人，當天進行了會見。同年4月24日，熊昕向東湖區檢察院遞交《關于建議對犯罪嫌疑人韓某忠不予批準逮捕的法律意見書》，當日下午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12號提訊室進行了會見。

五個月后的9月27日，熊昕因涉嫌辯護人偽造證據罪被東湖區檢察院批準逮捕。

東湖區檢察院2018年12月12日出具的起訴書指控，熊昕在會見期間曾唆使韓某忠向檢察機關作出虛假供述，且這一過程被當時在隔壁提訊室提訊他案犯罪嫌疑人的南昌市公安局紅谷灘分局民警張某慶聽到。

起訴書稱，張某慶當時正在走廊休息，聽見經過后遂進入12號提訊室當面指責熊昕的行為并表示會向有關部門反映。

檢察院指出的“虛假供述”包括五點：強奸案的被害人系賣淫女、事先談好的1000元系嫖資、韓某忠同其他犯罪嫌疑人是分開與被害人發生關系的、因被害人長得一般最終只給了100元，和向檢察機關控訴公安機關對其刑訊逼供。

東湖區檢察院認為，熊昕在刑事訴訟中擔任辯護人，教唆犯罪嫌疑人作虛假供述，其行為觸犯《刑法》第三百零六條第一款，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以辯護人偽造證據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澎湃新聞注意到，指控熊昕涉嫌辯護人偽造證據罪的在案證據，包括熊昕身份信息等證書、熊昕本人供述和辯解，以及強奸案被告人韓某忠等人證言。

強奸案被告人說法前后不一，律師認為民警證言應排除

對于指控內容，熊昕對辯護人表示，所謂的“虛假供述”均來自其代理案件后，前后兩次會見時韓某忠自己的講述。

周澤稱，在2018年7月4日，韓某忠針對熊昕案接受東湖公安分局民警詢問時，承認在首次會見時便告知了熊昕“被害人”是賣淫女，稱“女孩開口就要錢”，且他與同案的其它被告人分兩地與被害人發生性關系。此外，該份詢問筆錄還記載，熊昕曾問及韓某忠眼睛的瘀青，韓說是被打的。

但韓某忠的筆錄出現前后反復。

據媒體報道，2018年4月26日，南昌市公安局紅谷灘公安分局更換辦案人員后再次訊問韓某忠，此后，紅谷灘公安分局、東湖公安分局又至少四次訊問或詢問，韓對強奸案的描述反復更改。 

比如4月26日、4月28日，韓某忠供述，自己從沒說過被害人是賣淫女、性工作者，這些都是熊昕教的；但同年5月27日、7月4日，他又告訴東湖分局，上述內容自己告訴熊昕的，自己也認為對方向其借的1000元是嫖資。

在刑訊逼供的問題上，4月26日，韓某忠告訴警方，是熊昕讓自己告訴檢察院遭到刑訊逼供的；但7月4日接受東湖分局訊問時，他又說是熊昕會見時看到自己眼部有淤青，問起來，自己才說被打了。

2018年10月，南昌市東湖區法院一審判決，認定韓某忠等三人強奸罪成立，韓某忠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韓某忠家屬對媒體稱，宣判前的那次庭審，上午時因韓不承認強奸，法庭為此休庭兩次。下午4點左右庭審結束后，律師告訴韓的家人，他又認罪了。

周澤認為，《刑訴法》第三十九條第四款規定，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撰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釋義》也明確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包括有關機關不得派員在場，不得通過任何方式監聽律師會見時的談話內容，也不得對律師會見進行秘密錄音。

澎湃新聞注意到，《釋義》明確，此規定并不禁止有關機關基于安全上的考慮，對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過程進行必要的監視，但這種監視不能影響律師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談話內容的保密性。周澤認為，張某慶“聽到”會見談話的行為本身不合法，其證言不具有合法性，應被排除。

2019年8月27日，熊昕案在江西省南昌市東湖區法院一審不公開審理，截至發稿前，此案尚未宣判。

周澤表示，早前已與本案的另一名律師斯偉江向江西省南昌市東湖區檢察院寄送了《關于建議撤回對熊昕辯護人偽造證據罪起訴的法律意見書》。27日下午，澎湃新聞致電東湖區檢察院，工作人員表示案件已移交法院起訴，暫無新進展。

對于此事，南昌市律協工作人員對澎湃新聞表示，“不知道此事”，暫未對媒體報道進行了解。

法學專家：若指控屬實，單純唆使改變口供不能理解為偽造證據

近年來，律師被卷入偽造證據漩渦的案例并不鮮見。

11月29日，澎湃新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檢索到11起律師涉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礙作證罪的判例，案情涵蓋串通民警為嫌疑人制作虛假立功材料、行賄證人要求做偽證、為多名嫌疑人遞紙條協助串供等。

2013年2月，廣東茂名中院裁定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車某某在擔任故意傷害案辯護人期間，多次利用律師會見之機，讓嫌疑人不要供出砍傷受害人是受到另一人凌某某的指使，使其逃避法律的追究，其間車某某還替凌某某給嫌疑人親屬送去兩萬元現金作為安撫費。最終，法院認定車某某犯包庇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

2016年9月，浙江省永康市法院也審理過一起辯護人偽造證據案，被告人邱某利用律師會見的機會，明知在押的嫌疑人章某某所購美金系兜售給路人的前提下，仍向其轉達家屬要求向警方提供虛假供述的方案及細節，章某某在多次會見及勸說下，最終改變供述，向警方做出了將美金賣給陳某公司的虛假供述。邱某將章某某虛假口供記錄下來后，還將內容告知章某某的老婆，由她通知陳某按照邱某記錄的內容，向警方提供虛假證言。

永康法院認為，邱某在立案偵查階段，利用其律師身份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時，幫助家屬勸說犯罪嫌疑人作虛假陳述，并向嫌疑人家屬提供虛假供述的相關信息，由家屬勸說證人提供虛假證言，其行為已構成辯護人偽造證據罪，但因案件中證人證言及嫌疑人口供的改變對定罪量刑并未造成實質影響，造成危害不大，依法對邱某免予刑事處罰。

2019年4月，新疆烏魯木齊市沙依巴克區法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孫某某在擔任一起危險駕駛案的辯護人過程中，為使當事人減輕刑事處罰，找到時任烏魯木齊市公安局天山區分局刑警大隊某片區中隊代理指導員崔某，幫助偽造虛假的立功證明材料。在侯某危險駕駛案件開庭審理中，經法庭調查，侯某當庭認可其提供的立功材料虛假，遂牽出了孫某某一案。沙依巴克區法院認定，孫某某犯辯護人偽造證據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

《刑法》第三百零六條規定了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即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證人證言或者其他證據失實，不是有意偽造的，不屬于偽造證據。

澎湃新聞注意到，在目前檢索到的案例中，暫未發現與熊昕案案情相似的判例。周澤認為，《刑法》第三百零六條第一款規定的“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針對的只是證人，不適用于律師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就案件辯護會見交流的情形。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翔撰文指出，如果起訴書所指控事實客觀存在，本案爭議焦點的則是熊昕唆使被告人作虛假供述是否屬于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或者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其中所指的證據，應當限定為物證、書證、鑒定意見、勘驗、檢查筆錄、視聽資料和電子數據，無論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等言詞證據只有轉化為書面或者視聽資料的形式才可以理解為此罪中的證據。

羅翔認為，單純唆使當事人改變口供不能理解為毀滅、偽造證據，“如果把當事人的口供也解釋為毀滅、偽造證據中的“證據”，那么所有的證人作偽證的行為和指使他人作偽證的行為都是幫助毀滅、偽造證據，那么偽證罪和妨害作證罪再無存在的必要。”因此，如起訴書指控的事實存在，熊昕讓被告人改變口供，還未向司法機關提供就被警察發現，他的行為對于司法活動的客觀公正性沒有任何現實性的危險，自然也不應該以犯罪論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