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倫敦與書，人們總是會想到查令十字街，那里的新老書店。這條街其實今非昔比了，近年來租金上漲，不少舊書店都被家居服飾店旅游紀念品商店擠走，反而是附近的Cecil Court的舊書店更成氣象。

當然，在倫敦的書籍市場中，還有一些深門大院的書商，他們沒有彰顯易記的匾額，沒有人來人往的店面，沒有擺放書籍的櫥窗，沒有擁擠歪斜的書架。他們的地址可能是百花里的一棟喬治亞或維多利亞時代的四層豪宅，氣派的黑色大門邊只有一塊不大的銅牌子，上面的店名要細看才能分辨。他們的門是鎖著的，你想進店看看，最好提前預約，知道自己想看什么。店內每個房間都寬敞明亮，文質彬彬的賣書人坐在寬大的書桌前，不屑與你搭理。橡木書櫥一塵不染，也可能有一些展柜，擺著泥金抄本或早期印本。與其稱這里為書店，還不如稱之為高雅的書房。他們的墻上掛著一些威嚴的肖像，是書店百多年歷史中的數位主人。他們的圖書目錄本本都是精致的出版物，內中書影都是專業的攝影，如同名模玉照，這才是他們真正的店面和櫥窗。他們是珍本書商，antiquarian booksellers。

奎文齋（Bernard Quaritch Ltd，舊譯夸瑞奇）就是倫敦最古老的珍本書商之一。它由德裔書商及出版家伯納德·夸瑞奇（1819-1899）創立于1847年。時過境遷，書店幾易其主，如今的主人，是新加坡華裔收藏家許忠如先生。許先生更為人知的是他的英文名John Koh, 畢業于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和哈佛大學法學院，2002年收購以買賣錢幣郵票為主的英國古董店Spink，2005年收購奎文齋，一時成為古董界的大新聞。臺灣作家鐘芳玲曾稱許先生為“低調的書店經營者”，采訪這位書店老板，自然從書店名字談起。

Quaritch為人所知的譯名是夸瑞奇，但您最近卻決定把中文名改為古色古香的奎文齋，為什么？

許忠如：香港每年舉辦的珍本書博覽會（China in Print），我們書店一直是主要組織者之一，書店名字就被音譯成夸瑞奇。但我覺得這個名字太西方化了，因為我自己是華裔，而且我們想到中國發展，就希望書店能有個地道的中文名字，請教了我在新加坡的朋友，最后決定叫奎文齋，第一因為發音與英文比較相近，第二因為想借孔子的光，奎文閣是山東曲阜孔子藏書的地方。

您的職業是律師和銀行家，但對收藏古物情有獨鐘，是從小家庭的熏陶么？

許忠如：我養家糊口的職業是律師和銀行家。我曾在新加坡擔任公共檢察官，在財政部的監管機構中工作過，也在紐約和華盛頓的律師行中任過職，還在新加坡成立了我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后來我進入銀行業，加入在倫敦和新加坡的高盛投資銀行。

可以說收藏是我家的遺傳病，我的叔叔就喜歡收藏，他是新加坡著名的建筑師許少全。他從四歲半就開始收藏郵票，現在八十多歲了，還在收藏。他對我影響很大。我很早就對藏書感興趣，旅行、經濟、哲學類的書籍，和我的專業有關系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在劍橋大學讀書時，Heffers書店就在三一學院門外，我在那里買了不少重要的經濟學和哲學書籍，那還是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呢。后來，我開始收藏十九世紀的旅行書籍，牛津的Blackwell書店和倫敦的查令十字街上的那些書店也都是我經常光顧的地方。

從自己收藏到進入倫敦珍本書市場，是個很自然的跨越么？

許忠如：我叔叔是倫敦古董店Spink的客戶，他從那里買過許多郵票。這家古董店是1666年成立的，也就是倫敦大火那一年。后來Spink要出售，他們問他要不要買，他就來問我是不是感興趣，還有我的一位老同學在亞洲佳士得工作，也來推薦，我頭腦一熱，就買了。但我的興趣還是在書，我想為Spink增加珍本書籍和手稿的業務，2005年就收購了奎文齋。奎文齋在我面前打開了珍本書的全新天地，我的藏書也真正開始專業化了。

記得您收購奎文齋時，在英國還是個不小的文化新聞，因為是一個外國人收購了英國最古老的珍本書店。您能感到文化上的碰撞么？

許忠如：倫敦和英國在商業及文化方面都很開放,沒有嚴格的監管，對外國人的投資很歡迎，這一點，讓我的許多新加坡朋友很驚奇。其實，我收購書店時要進行盡職調查，賣家是帕摩爾爵士（Milo Parmoor），書店在他手里已經二十八年，他也對我做了詳細的了解和審查，確認我是個合適的買家。我的律師和銀行家背景絲毫不是障礙。他更關注我在智力上是否合適，不希望賣給什么都不懂的門外漢。

商業背景的人士進入文化界的例子很多。帕摩爾爵士本身就是華寶銀行的銀行家。英國還有一家著名的當特書店（Daunt Books）, 它的老板和創始人詹姆斯·當特（James Daunt）原本是美國摩根大通銀行的銀行家，現在是水石書店的總裁。紐約著名的姆努欽（Mnuchin）畫廊的創始人原來也是一位銀行家。書店畫廊等都是文化生意，有很多商業的因素。當然，和律所、銀行相比，這些文化生意更好玩，工作時間也比投資銀行好得多。進入珍本書行業，我覺得唯一需要適應的是工作進度，比起律所、銀行來說，珍本書這一行要慢條斯理得多，我在鍛煉耐心。

倫敦的舊書店全球聞名，中國讀者非常熟悉查令十字街等，但那種舊書店和二手書店與你們這樣的珍本書店很不同。與你們類似的書店在倫敦還有那些？你們的主要客戶是誰？

許忠如：像我們這樣的珍本書店在英國并不多，與奎文齋最相近的是Maggs Brothers，當年蘇聯政府把《西奈抄本》賣給大英博物館，就是他們做的中介。另一家是Peter Harrington，他們的業務也相當不錯。過去還有另外幾家類似的書店，例如Shapero和Simon Finch，其他還有一些經營珍本古籍的個體書商，也有做得很成功的。珍本書店的買家是各類圖書館，例如大學特藏部、國家圖書館、私人圖書館和藏書家等。

珍本書店的工作人員都是學有專長的研究員，有古典文學專家、歐洲大陸書籍專家，也有專門研究英國文學的，分門別類。奎文齋有十多位這樣的書商研究員，都是牛津劍橋的畢業生。我們可以告訴讀者每本書的歷史、重要性和它的價值，我們非常關注書目學方面的內容。我們的書商見多識廣，他們擁有豐厚的知識。珍本書這一行最關鍵的是能夠“信息套利”，也就是說，對每一本書的了解越多、越懂一本書，就越能準確地知道這本書的價值，能為它定出最好的價格。

所以，是不是可以說有眼光的收藏家自己能到舊書店或二手書店中去淘寶撿漏，在珍本書店中，撿漏幾乎是不可能的。

許忠如：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撿漏還是比較容易的。現在，撿漏也很難了。有一位最偉大的藏書家曾說：要收藏，就一定要買最好的。他會去各大圖書館來進行對比，見多識廣，才能認識最好的版本。而珍本書商的長處，就是幫助收藏家做研究，能夠給他們提供最好的版本。

現在許多人在投資配置中，都會有藝術品這一塊。我看到在倫敦著名的藝博會Frieze Masters上，也有幾家珍本書商。藝術品的價格一直在往上走，珍本書是否也有同樣的趨勢？

許忠如：其實現在珍本書市場有所萎縮，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收藏家愿意高價收購西方古籍，那是西方珍本書的鼎盛時期。這一點我們從拍賣行就能看出，八十年代蘇富比和佳士得等拍賣行中，古籍部是很重要的部門，在拍賣行的銷售總額中往往是前三名。但在今天，當代藝術遠遠超出了其他所有領域，古籍市場也在縮小。

拍賣行直接面對買家，許多藏家要出售時，也愿意交給他們，覺得可能會達到更高的價格，價格也更明朗，所以，拍賣行是否在和珍本書店搶奪市場？

許忠如：拍賣行和珍本書店，其實是批發和零售的區別。因為互聯網等新技術的出現，拍賣行覺得他們可以直接向收藏家出售東西，可以取消中間商，其實這是幻覺。拍賣行是沒有精力去為每本書做研究的，他們往往會把十幾本書打包成一件拍品。而我們珍本書商擁有更多的資源，我們能向藏家們提出更具體的建議。拍賣行沒有這樣的學術資源，他們對每本書的知識肯定比不上我們。所以，像圖書館這類知情的買家，很尊重也很需要珍本書商的專業知識。

從操作上來說，拍賣行只是中間商，東西賣掉，他們拿傭金。而我們對自己的庫存等，都是有投資的，所以我們得更有眼光，研究得更多。

當然，我們和拍賣行也有合作關系，我們可以為他們提供書源，或幫他們做研究。十九世紀，我們的書就曾送到國外的許多拍賣行去拍賣。

奎文齋成立至今一百七十年，經手的偉大書籍也有無數吧。

許忠如：我敢說，幾乎所有的偉大的書籍都從奎文齋走過。倫敦蘭貝斯宮圖書館、牛津大學飽蠹樓、大英圖書館、紐約的摩根圖書館、洛杉磯的亨廷頓圖書館等，一百多年前開始就從我們這兒買書，我們對許多著名圖書館和藏書樓的收藏都有貢獻。雖然盈利對我們來說也很重要，但我們還是希望能給藏品找到他們最自然的買家。

能否請您舉幾個例子。

許忠如：許多藏家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我們當然也要為他們保密。但我可以略具幾例，都是公開報道過的。

2006年，我們幫助John Murray 出版社，把他們的檔案賣給了蘇格蘭國家圖書館。這家出版社成立于1768年，創始人John Murray是蘇格蘭愛丁堡人，他們曾出版過的作家包括奧斯丁、達爾文、列文斯頓、柯南道爾、歌德等等，不計其數。這個檔案包括出版社1768到1920年間的所有文件，共有十五萬種，包括一些最偉大的作家的書信、手稿、合同等，例如達爾文《物種起源》的手稿。最后購買Murray檔案的一大半資金來自于國家文物彩票基金，蘇格蘭政府給了四分之一，一小部分由大學自己籌集的。

還有雪萊1811年的《詩之散文》，是詩人在牛津大學讀書時寫的。但這本小冊子究竟是否被印出來過，大家一直不能確定，直到我們發現了這個孤本。當然，這本書寫在牛津，印在牛津，能夠回到牛津，也是我們的愿望。一方面有匿名人士的捐款，另一方面我們也給了牛津大學很好的優惠，最后，大家如愿以償。再如，美國著名銀行家、藏書家Carl Pforzheimer的那本《古騰堡圣經》,還有他們家族的藏書，也是通過奎文齋的聯系，賣給德州大學的。

對我們來說，一些偉大的書籍能進入最偉大的圖書館，我們能為它們牽線搭橋，為這些偉大的圖書館服務，也是我們的榮幸。

奎文齋也一直有出版的歷史，能否請您談談。

許忠如：奎文齋的創始人Bernard Quaritch，我們還是用夸瑞奇來翻譯他的名字吧，雖然叫他奎文士也可以，他從德國來到倫敦，成立了這家書店，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也算是文化名人。當時從他書店買書的，包括英國首相格萊斯頓和迪斯雷利、還有拉斐爾前派的諸多人物，例如羅斯金、威廉·莫里斯等等。夸瑞奇與英國探險家理查德·伯頓是非常好的朋友,書店檔案中有許多他們的通信。

夸瑞奇出版的書中，大家至今仍要提到的就是《魯拜集》。海亞姆是十一世紀的波斯詩人，但西方人一直不知道他。1857年，菲茨杰拉德和朋友在牛津大學飽蠹樓中發現他的詩作，覺得太了不起了，立馬著手翻譯。1859年，菲茨杰拉德將他翻譯出的七十五首詩在倫敦自費印成小冊子，沒有署名。但他不懂市場，就問夸瑞奇是否能做出版人，發行和銷售這本書。此書第一版銷售很不好，后來就被放在書店外的一便士一本的小筐里賤賣，羅賽蒂走過書店，發現了這本小書，后來詩人斯溫博恩也發現了，兩位都大力推廣，《魯拜集》也因此名聲大振，以后夸瑞奇又出了三版。

莫里斯準備成立凱爾姆斯格特書坊時，也來向夸瑞奇請教，例如《金色傳說》就是夸瑞奇出資印刷出版的，后來出版《喬叟作品集》時，他們還在談合同，但是兩人因為定價的事而吵翻，莫里斯就自己出了那本書。

夸瑞奇還出版過漢學家翟理斯的《古文選珍》《華英字典》等書，翟理斯1875年回過倫敦一年，到奎文齋工作過十天，為中文書編目，與夸瑞奇相熟。后來我也繼續了這種傳統，例如我出版了《徐冰的天書》，泰瑞·貝內特的《中國攝影史1842-1879》等，還有一些與書目學有關系的書籍。但是奎文齋是書商，以賣書為主，出版只是興趣，我們的印數從來不會超過一千本。

奎文齋書店很早和中國就有聯系吧？

許忠如：夸瑞奇是個很有國際眼光的人，他很早就和世界各地的拍賣行合作，專場拍賣店內的書籍。先在倫敦挑好書，印好拍賣目錄，運到世界各地。芝加哥、舊金山、開普敦、悉尼、布宜諾斯艾利斯、仰光、新加坡等地，都有過奎文齋的專場拍賣會。在上海也拍過三場，收入還不錯，廈門拍過一場，是漢學家翟理斯安排的。廈門的拍賣會是1882年，拍賣目錄是翟理斯安排編寫的，一本很可愛的黃色封面的小冊子，目錄上的書籍包括《海國圖志》《本草綱目》《無雙譜》《圣喻像解》等。

在香港的那場拍賣最令人失望，遠遠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拍賣行還寫信向夸瑞奇道歉，說他們在拍賣行最好的房間里展示了這些書，但香港人不是買書人。

現在，除了您自家的書店外，您還喜歡逛哪些書店？

許忠如：我喜歡去博物館的書店，最近我還發現英國皇家建筑協會的書店相當棒。我也常去倫敦的蜉蝣肆（Foyles），馬里波恩地區的Daunt Books，我也很喜歡去百花里的樂施會書店（Oxfam），在新加坡，我會去Kinokuniya。為了方便起見，我也從亞馬遜買書。

聽說您12月初會帶一些書去上海的“草鷺珍本書品鑒會”上展示，請問有哪些好書可以讓上海讀者一飽眼福？

許忠如：我帶的書中包括十四世紀拉丁文抄本書頁、搖籃本、早期木刻插圖本、早期拍賣目錄等，我還會帶去奎文齋所藏的莫里斯檔案資料，這是最珍貴的，其中包括多封莫里斯書信原件、凱爾姆斯格特書坊和奎文齋簽署的出版合同原件、書坊書籍印刷校樣等。另外，奎文齋還希望能與草鷺合作不定期地舉辦“草鷺奎文齋珍本書論壇”，第一期由我來講“珍本書、收藏家和珍本書市場”，以后還打算邀請其他專家過來。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希望，就是在中國推廣珍本書的知識，激發人們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