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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書城》2019年11月號

雅姆·蒂索自畫像（1865）

雅姆·蒂索（James Jacques Joseph Tissot，1836-1902）是法國印象派畫家，但在其藝術生涯最繁盛的時期，他卻長期旅居在英國倫敦。在藝術史研究上，英國人因為他是法國畫家常常忽視他，法國人又因為他長期旅居國外而不予重視。但最近幾十年，藝術界對他的藝術成就開始有了新的認識，倫敦泰特美術館、巴黎小皇宮以及羅馬、波士頓等多地都舉行過雅姆·蒂索作品的大型回顧展。

蒂索旅居英國期間，正值第一次工業革命給英國帶來巨變，火車等帶來的諸多生活方式的變化也導致了社會時尚的變化。蒂索感受到了時代風尚的潮流，機敏地捕捉到英國上流社會的現代性及時尚感，并把對這些生活細節的感悟融入他的作品中。他善于刻畫人物肖像中的服飾細節，常常繪制以大都市倫敦為背景的時髦女郎，她們穿著美輪美奐的衣裳，或拿著鮮花在高大明亮的花房里徜徉，或在火車站臺與情人告別，或在泰晤士河的碼頭靜靜地等待，或在美麗的花園里聚眾野餐……這些時髦的畫作曾被批評為“庸俗社會的彩色照片”，但當歷史的潮水褪去，其畫作中所蘊含的獨特人文和歷史價值卻再次引起了世人的關注和思考，這些倫敦時髦女郎的系列畫作是倫敦維多利亞時代時尚流行變遷的浮光掠影，是栩栩如生的倫敦上流社會浮世繪，多方位地展示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上流社會的風俗與時尚。

在雅姆·蒂索的藝術生涯中，有一個女人對他的藝術發展至關重要，那就是他的悲情繆斯牛頓夫人。蒂索以高超的畫技頻繁地描繪他的女神繆斯，在畫作中，她總是楚楚動人，蒂索極具個人特色的藝術風格，使她成了那個時代最為知名的藝術模特之一。但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她都籍籍無名，被稱為“神秘女郎”（La Mystérieuse）。他們在倫敦相識，一起幸福地度過了六年歲月之后，牛頓夫人因病逝世，她的逝世對雅姆·蒂索造成了沉重的打擊，他不得不逃離傷心地，回到法國。但因為失去了藝術繆斯，他的藝術也再難以達到原來的高度。

凱思琳·牛頓（Kathleen Newton）閨名凱思琳·艾琳·阿士漢姆·凱利（Kathleen Irene Ashburnham Kelly），十六歲時被父親許配給印度內政高級醫生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在去印度結婚的航程中，不諳世事的她被孟加拉步槍團的帕利澤上尉（Captain Palliser）引誘，但上岸后她仍與丈夫舉行了結婚儀式，典禮后行房前，她向丈夫懺悔帕利澤上尉追求并引誘她之事，丈夫勃然大怒，很快以婚姻未及行房為由提起離婚訴訟。艾薩克把她送回英國，因為沒錢付旅費，她只好做了帕利澤上尉的情婦， 回國后不久她懷孕了，但她拒絕嫁給帕利澤上尉，因為虔誠的天主教徒是不會離婚的。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她在約克郡生下帕利澤上尉的女兒維奧萊特（Violet Newton），隔年七月法院離婚判令下來后，她移居倫敦，與姐姐瑪麗·赫維（Mary Hervey）一起住在圣約翰伍德（St. John?s Wood）地區。

一八七一年五月，在巴黎人最喜歡的鈴蘭花盛開的春夏之交，畫家雅姆·蒂索義無反顧地離開了他巴黎的奢華別墅，穿越英吉利海峽，頭也不回地奔赴倫敦，把賦予了他大量名聲和財富的巴黎留在了身后。一八七〇年，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慘敗，很多藝術家如莫奈、畢沙羅都逃往倫敦避難，蒂索卻參加了國民自衛軍守衛巴黎，成為巴黎公社的一員。戰斗中他偶遇戰地記者、雜志《名利場》業主英國人托馬斯·鮑爾斯（Thomas Bowles），他讓鮑爾斯住在家里，在巴黎被包圍時他與鮑爾斯出生入死，并為鮑爾斯的文稿創作系列軍事人物插畫，一八七一年《保衛巴黎：戰地實錄》在倫敦結集出版。一八七一年四月巴黎失守，巴黎公社瓦解，作為一名逃犯，蒂索只能無可奈何地離開故土，前往倫敦；十一年后他也會同樣倉皇地從倫敦逃回巴黎，正如他當年離開巴黎一樣狼狽無措。

蒂索為《名利場》創作的人物插畫（1871）

一八三六年十月十五日，雅克·蒂索出生在盧瓦爾河口的南特市，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二。父親馬塞爾·蒂索（Marcel Théodore Tissot）出生于法國東部的小山村特雷維利耶爾，母親瑪麗·杜蘭德（Marie Durand）來自布列塔尼貧窮的保皇派家庭，和姑姑一起經營一家制帽公司。父親馬塞爾做布料生意賺了不少錢，很快就回到老家，買下了貝桑松附近的布伊隆城堡。小蒂索在南特長大，繼承了父親對商業的敏銳，也沿襲了母親作為天主教徒的虔誠、從小在時尚行業的耳濡目染，對他將來畫時髦的人物肖像畫大有裨益。他從小在一家耶穌會寄宿學校接受教育，學資平庸。十七歲時他發誓要成為一名藝術家，但遭到父親的反對，認為這純粹是浪費時間。

二十歲時，蒂索不顧父親反對，前往巴黎追尋藝術之路。他在歷史畫家路易·拉蒙特和羅馬獎得主畫家吉恩·希波利特·弗蘭德林門下學習繪畫，后來進入巴黎美術學院學習。他常常泡在盧浮宮臨摹名畫，結識了好朋友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和德加（Edgar Degas），跟著名畫家拉圖爾（Fantin-Latour）、庫貝（Gustave Courbet）都成了朋友——因為當時英國風尚在法國很流行，而且他跟諸多在巴黎的英國畫家相熟，蒂索把名字從法式的雅克（Jacques）改成了英式的雅姆（James）。一八五九年，蒂索首次在官方沙龍展出作品，初期作品陰郁沉悶，轉繪現代風俗畫和時髦肖像畫后，很快在巴黎藝術界中取得聲名。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他有多幅畫作在沙龍展出，繪畫事業非常成功，他買下了位于巴黎最繁華的皇后大道（Rue de l’Impératrice，如今的福煦大街）的豪華別墅，房子里有種滿花草的巨大玻璃暖房，有高大的馬匹和精致的馬車，他在光線透亮的暖房里給有錢的貴婦人畫各種美輪美奐的肖像畫，生活優越富裕。

逃亡倫敦后，憑著稔熟的肖像畫技，蒂索依然混得風生水起，很快又再次以時髦漂亮的人物肖像畫在倫敦名聲大噪。他的畫作在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展出，維多利亞時代的諸多上流社會名人紛紛請他畫肖像畫，就連流亡國外的拿破侖三世的歐仁妮皇后（Empress Eugénie）都指名要他為自己和兒子畫畫，這幅畫如今收藏在法國康比恩城堡（Chateau de Compèigne），被認為是蒂索的杰作之一。剛抵達倫敦時，他曾暫住在鮑爾斯海德公園附近的克里夫公寓里，在鮑爾斯的介紹下為英國《名利場》雜志創作插圖，七月至十二月間他繪制了二十二幅漫畫，受到評論家好評。經濟條件改善后，蒂索很快就搬到了圣約翰伍德地區的一座房子里。

一年后，因為經濟狀況良好，他在圣約翰伍德的格羅夫端路（Grove End Road）買了一幢房子，房子不算太大，兩層樓的維多利亞安妮女王風格房子，紅色磚墻和白色波蘭石相間的外墻，絢麗典雅。房子外面環繞著巨大的私家花園把房子與倫敦攝政公園和去公園的人流隔開，非常清靜幽雅。一八七五年他擴建畫室，新建了巨大的暖房，高大的玻璃暖房里種滿了來自國外的奇花異草，花園里各色鮮花色彩繽紛。他還仿照巴黎蒙梭公園興建了一個觀賞池和一個鑄鐵柱廊，勞倫斯·阿爾瑪-塔德瑪（Lawrence Alma-Tadema）在畫作中也曾多次對此描繪過，后來柱廊不幸被摧毀。新畫室光線充足，整個一側朝著巨大的暖房，用玻璃屏風和窗簾隔開，地上鋪著橡木拼花地板，墻上掛著藍綠色的掛毯，別墅小路兩邊樹木茂盛，鄰居常看不清來訪者的面目。

蒂索繪畫的圣約翰伍德宅邸花園（1874-1882）

英俊的蒂索注重外表，總是衣冠楚楚，頗有魅力。他商業頭腦敏銳，作品價格賣得很高，美國著名肖像畫畫家約翰·薩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稱其為“商業天才”。他的法國朋友都難以相信他變得這么有錢，德加給他寫信說，當聽說蒂索買了一棟房子時，他吃驚得都合不上嘴。也有法國記者批評他生活過于奢侈，說他隨時都給家里來訪的客人準備冰過的香檳，專門雇了一個男仆在環繞房子的大花園里為月桂叢擦拭葉子，以欣賞蔥蘢的花園景色。一八七五年法國女畫家貝爾特·莫里索（Berthe Morisot）與丈夫參觀了蒂索的房子后，在給家人的信里她說，蒂索很友善，在倫敦活得像個王子，住得很好，畫的畫也很美，一幅畫能賣出高達三十萬法郎的價格。

在圣約翰伍德住了好幾年后，一八七五年，冥冥中注定要相愛的兩個人，終于在愛情路上“狹路相逢”。

據說，兩人是在凱思琳去寄信的路上相遇的，蒂索為凱思琳的美貌著了魔。有了凱思琳之后，蒂索的整個世界都改變了，兩人愛得癡纏，但因為教育和信仰的原因，他們不可能結婚。這是無望的愛情，但這絕望更激起了他們對彼此的熱情。跟蒂索非常熟絡的英國畫家路易絲·喬普林（Louise Jopling）在回憶錄里寫到，蒂索熱情好客，他家常高朋滿座，賓主盡歡，但自從他與一位已婚婦女熱戀之后，這一切就停止了。一八七五年底，凱思琳懷孕時，蒂索與馬奈等人一起去了意大利，游玩威尼斯，他還得到馬奈的名作《藍色威尼斯》。一八七六年三月，凱思琳的兒子塞西爾·喬治（Cecil George Newton Ashburnham）出生后，凱思琳就搬到了蒂索家，兩個孩子維奧萊特與塞西爾則在姨媽家生活，但經常去蒂索家游玩，成為他的繪畫對象。

雖然很多藝術家、有錢人都有情婦，但很少有公開住在一起的，更遑論凱思琳是一個離過婚且有兩個私生子的人，蒂索因此被很多老顧客拋棄，原本倫敦上流社會受歡迎的社交達人，轉眼就門前冷落鞍馬稀。蒂索做了決定，選擇凱思琳而非倫敦社交生活。一八七七年，由于蒂索拒絕出庭給一起參展的惠斯勒作證，惠斯勒結束了他們多年的友誼。再后來，蒂索把德加送給他的畫賣了，兩人多年的交情也因此毀于一旦。這倒也好，蒂索不再邀請朋友來家里，免得大家難堪，他變得隱世而隔離，亦很少參加展覽。世人的嫌棄，意外地成就了兩人不受打擾的愛情清靜之地。

接下來的六年便是兩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蒂索把凱思琳作為自己藝術生涯的繆斯女神，他這一時期的畫作幾乎都是甜蜜的居家情景。凱思琳作為模特首次出現在蒂索的《泰晤士河》（On the Thames）中，畫中凱思琳披著紅黑格子披肩，打著傘，坐在船尾，神情愉悅慵懶，同樣的造型也出現在另一幅畫《樸次茅斯船塢》（Portsmouth Dockyard）中。蒂索給凱思琳畫的第一幅肖像畫據說是《N夫人肖像》（Portrait of Mrs N.），用黑墨水畫在奶油色的日本紙上，這幅畫常被稱為“顫抖的女人”（La Frileuse），因為凱思琳經常覺得寒冷，這幅畫像也被認為是蒂索為凱思琳所作的最精致畫像。收藏此畫的威廉·韋斯頓倫敦美術館在其目錄里寫到，這是一部極為精致卻又極為豐富的作品，一部詩意靜謐卻又極為感人的作品。

《泰晤士河》（ On the Thomas，1876）

凱思琳穿著皮毛衣裳的造型在蒂索畫作中多次出現，最著名的是《馬沃倫》（Mavourneen），馬沃倫是愛爾蘭語，意為“我的愛人”或“我親愛的人”，也是當時流行的情歌，毫無疑問這顯示了凱思琳在藝術家感情中所處的地位。畫中的凱思琳站在一扇窗戶邊上，窗簾的陰影加強了人物輪廓，透過窗戶可以看到窗外秋天的栗葉，她穿著衣領和袖口處都有毛皮裝飾的精致刺繡外套，帶著皮毛帽子，楚楚動人，膚如凝脂，紅唇嬌艷，面若桃花，舉止優雅，神情慵懶，栗金色的卷發絲絲垂落額前，真不愧是十九世紀末讓人魂牽夢縈的倫敦時髦女郎。整幅畫洋溢出大英帝國維多利亞時代那種富足和優雅的氛圍，是當時最為流行的人物肖像畫。蒂索構圖時喜歡把模特安置在暖房的窗戶或門道上，這樣可以讓室內外、遠近距離之間產生巨大的對比，從而將單純的女性美麗景象與無數的軼事可能性疊加在一起，增強畫作的故事性。凱思琳穿著同樣的服飾還出現在另一幅巨大的肖像畫《十月》（Octobre）上，這都證明了凱思琳和蒂索對這一形象的偏愛。 

《馬沃倫》（ Mavourneen，1877）

《十月》（ Octobre，1877）

英國夏天非常短暫，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節，傳說中的夏日之戀就是最美好的戀情。而蒂索根據美國詩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萊（Edna St. Vincent Millay）的詩句“我知道我不是你的四季，我只是你心中的夏天”（I know I am but summer to your heart, And not the full four seasons of the year），也以凱思琳為模特畫了幾幅《夏日》（Summer），以表達他對凱思琳的熱戀。其中一幅畫中凱思琳穿著黑色連衣長裙，胸前裝飾著紅色花束，手上拿著一把金色的陽傘，高挑挺拔，優雅出眾；同一造型也出現在了《拿傘的牛頓夫人》（Mrs. Newton with a Parasol）一畫中，這幅畫被視為蒂索對凱思琳最佳描繪的畫作之一，整幅畫構圖設計簡潔，背景色彩抽象，凱思琳手中的陽傘暗示著日本文化的影響。 

《N夫人肖像》（ Portrait of Mrs N.，1876)

《夏日》（ Summer，1878）

另一幅《夏日》（Summer）里，凱思琳穿著層層荷葉邊的白色連衣裙，衣裙上墜著無數個艷麗的黃色蝴蝶結，手里拿著一把淡金色的陽傘，凝眸望向觀眾。這一造型也出現在了《海邊》（Seaside）一畫中，畫中凱思琳穿著華美的白色衣裳，用右手頂著腦袋，慵懶地半躺在窗戶邊的沙發上，窗外是藍天碧水，海灘上有撐著傘的游人，是非常具有生活氣息的場景。他們偶爾也出門旅行，《一場風暴的來臨》（A Passing Storm）就是繪制他們在英國薩尼特島拉姆斯蓋特港口度假的情形。在一個俯瞰拉姆斯蓋特港的大房間里，窗外白帆點點，畫中凱思琳依然穿著夏日系列中那套墜著無數黃色蝴蝶結的白色衣裙，躺在躺椅上，姿態優雅又有些挑釁，背景中可以看見女孩的愛人在陽臺上，雙手插在口袋里，神情有些不耐煩，他的舉止令人費解，似乎這對戀人正在吵架。這是一幅敘事性的畫作，以一種開放性的姿態讓觀眾來決定畫中人到底發生了什么，畫中人物的對話，以及故事的最終結局。

《一場風暴的來臨》（ A Passing Storm，1876）

但蒂索更多的畫作描繪了他們生活的場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后期，蒂索開始使用照片來輔助他的繪畫，其中一些照片至今仍可以看到。一八八一年完成的《在陽光下》（In Full Sunlight）就是典型的例子。畫中背景是蒂索在圣約翰伍德的花園里，凱思琳在畫中的坐姿與她坐在花園草坪上的照片姿勢相同，是先拍照然后再進行繪畫的。在這幅群像畫里，凱思琳旁邊地毯上穿著紅色衣裙的小女孩是她的女兒穆里爾·瑪麗·維奧萊特，另一個躺在陽傘下的小女孩是她的侄女莉蓮·赫維（Lillian Hervey），稍遠處正在撫弄凱思琳五歲兒子塞西爾·喬治的頭發的是她從印度回來后一直依靠的姐姐瑪麗。凱思琳的女兒和兒子都住在姐姐家里，因為住得很近，每天喝下午茶的時候，他們就會來蒂索家玩耍，蒂索也畫了很多這樣溫馨的生活場景，如《捉迷藏》（Hide and Seek）、《姐姐》（The Elder Sister）、《牛頓夫人與孩子在池塘邊》（Mrs. Newton with a Child by a Pool）和《寧靜》（Quiet）等。

《夏日》（ Summer，1876）

一八七八年的《泰晤士河里士滿》（By the Thames at Richmond）是一幅非常溫馨的畫作，也是根據拍攝的照片進行構圖的，畫中坐在椅子上的男人（蒂索或凱思琳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凱利）正在地上寫著“我愛你”幾個字，凱思琳默默看著，滿臉微笑，身旁的女孩是她七歲的女兒。一八七八年，蒂索在畫作《等待渡船》（Waiting for the ferry）中使用了凱思琳的另一張照片，照片同樣也是攝于圣約翰伍德的花園，畫作中我們看到蒂索和凱思琳以及她的兒子塞西爾·喬治、侄女莉蓮·赫維在一起，凱思琳戴著帽子，渾身上下穿得嚴嚴實實，看起來很怕冷，似乎身體不太舒服，小女孩也戴著一頂大帽子，緊緊抓住碼頭的木欄桿，等待著渡船的到來，凱思琳身后同樣穿得嚴實的小男孩和男人即是凱思琳的兒子和蒂索。在不少畫作中，蒂索都傾向于把凱思琳繪制成身體不太安康或正在康復中的樣子，他時刻都惦記著凱思琳身體抱恙，這也是兩人愛情悲劇的預兆。

《海邊》（ Seaside，1878）

雖然蒂索之前掙了不少錢，但生活也并非一帆風順。自從跟凱思琳同居后，從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〇年他未能在倫敦任何一家著名畫廊展出任何畫作，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他展出的畫作也遭到了藝術評論家的批評。一八七九年的《吊床》（The Hammock）就是被批評家嚴厲批評的畫作。批評家們可能意識到了蒂索對維多利亞時代道德準則的蔑視，認為批評他的作品會讓他為在公共場合炫耀私生活的放浪付出代價。《旁觀者》雜志的藝術評論家曾嚴厲地寫道：“今年他幾乎在挑釁我們的耐心，吊床上的這位女士，毫無必要地露出了身上的襯裙和長筒襪，除了奢靡、好逸惡勞和傲慢之外，幾乎乏善可陳……”

毫無疑問，吊床上的女士就是凱思琳，吊床邊上的陽傘是蒂索鐘愛的日本元素，吊床位于蒂索的花園里，畫中可以清楚地觀察到花園里的別致水池和鑄鐵柱廊，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擁有和維護這么大的裝飾性花園某種程度上是非常富裕的象征。這幅畫與舒適、無所事事和愛慕有關。凱思琳懶洋洋地躺在吊床上，手里拿著報紙，漫不經心地讀著，觀眾只要一瞥就能看見畫幅中央凱思琳黑色長裙中那一抹異常顯眼的白色襯裙，評論家對此感到不安，他們認為這會讓男性觀眾產生情色的觀感。有意思的是這幅畫是在著名的格羅夫納畫廊（Grosvenor Gallery）而非皇家學院（Royal Academy）展出的，格羅夫納畫廊作為美學運動的圣殿，原本應該比古老的皇家學院更開放、更包容才是。 

《拿傘的牛頓夫人》（ Mrs.Newton with a Parasol，1879)

大概相愛的兩個人過于幸福，連上帝也要妒忌，于是死神成了他們之間的第三者。

一八八二年五月，凱思琳被診斷患上肺結核，這在當時是不治之癥，她的病情逐漸惡化，蒂索對此憂心忡忡，悲傷不已。凱思琳深知自己染患上不治之癥，為了讓愛人獲得解脫，她選擇了自殺。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九日，凱思琳吞食過量鴉片酊，自殺身亡。凱思琳想錯了，她的死讓蒂索發了狂，他無法接受愛人離世，傷心過度，在她的棺材里布滿了美麗憂傷的紫羅蘭，扶棺長久地慟哭祈禱。十一月十四日在圣約翰伍迪地區里森格羅夫的圣母教堂舉行完葬禮后，蒂索拋棄了過去十一年好不容易在倫敦建立起來的繪畫事業，舍棄了精心打造多年的房子，傷心憤怒至極地把繪畫材料統統推倒在地板上。房間里滿是盛放作品材料的景泰藍罐子，可蒂索卻頭也不回，逃也似的離開了曾經讓他飛黃騰達的倫敦，回到了巴黎。

《等待渡船》（ Waiting for the ferry，1876）

葬禮后，年邁的花園園丁威靈漢按照蒂索的指示燒掉了凱思琳的床墊，除此之外，整棟別墅里所有的一切都按照原樣擺設，沒有絲毫改變，園丁和他的妻子住在花園盡頭的小房子里，負責照看整棟房子，這棟承載了太多美好回憶的別墅就這樣一直空置著。很長一段時間，蒂索都無法接受凱思琳離去的事實，他持續不斷地畫她，她的倩影在他的繪畫作品中繼續出現印證了他的思念與絕望。一八八三年蒂索的好朋友勞倫斯·阿爾瑪-塔德瑪買下了他的倫敦住宅，并將之裝飾成奢華龐貝風格。

《在陽光下》（ In Full Sunlight，1881）

回到巴黎后，蒂索憑著以前攢下來的財富，生活依然優渥。他完成了一幅名為《花園長椅》（The Garden Bench）的大型家庭肖像畫。畫作的背景是鮮花盛開的圣約翰伍德花園，空氣清新陽光燦爛，凱思琳穿著碎花長裙戴著時髦的帽子，坐在花園長椅上，長椅上蓋著塊毛皮地毯顯得很暖和，她深情地望著兒子塞西爾·喬治，身后是女兒維奧萊特和侄女莉蓮，這幅溫馨愜意的家庭生活畫無疑是蒂索對往昔家庭生活的懷念。因為凱思琳的早逝，這幅畫對蒂索來說意義深重，雖然一八八三年這幅畫曾在巴黎展出過，但蒂索決不肯出售，而是一直把它珍藏在身邊，直到去世。不久，相思成疾的他又完成了另一幅畫作《小尼姆羅德》（A Little Nimrod），小尼姆羅德以凱思琳的兒子塞西爾·喬治為模特，正在蒂索倫敦家的花園里玩耍。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已經過去了，再也回不來了。

《吊床》（ The Hammock，1879）

蒂索依然畫畫，記憶中的凱思琳依然是他的御用模特，他繪制了《巴黎最美的女人》等十五幅與其他巴黎女性畫作在塞德梅耶畫廊（Galerie Sedelmeyer）展出，有批評家認為這系列畫作的模特都像凱思琳，畫作缺乏新意。雖然事業依然不錯，可是對凱思琳的相思成災卻無時無刻不在啃噬著他的心。一八八五年，他決定把余生都獻給宗教事業，相思之病把蒂索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再也不畫那些讓他功成名就的風俗畫、肖像畫了，他把所有的思念和情感都投入宗教信仰中，以求得到心靈上的解脫。回到巴黎后到死前，他共畫了三百六十五幅宗教主題畫作，他多次遠赴中東、埃及等地，以求更好地了解宗教圣地。這些宗教畫作作為《圣經》插畫付印時，他得到了百萬法郎的版權費，因為對宗教繪畫的杰出貢獻，他被授予了法國榮譽勛章。

可是宗教也不能夠解脫他朝思暮想的痛苦，他只能轉身向神靈求助。一八八五年初，蒂索遇見了專業降靈師威廉·艾琳頓（William Eglington），五月二十日他參加了艾琳頓的降神會。艾琳頓的傳記作者說，靈魂導游“厄尼斯特”陪著凱思琳的靈魂進入了蒂索的意識世界。毫無疑問，所謂降靈師艾琳頓不過是個騙子，可思念無助的蒂索卻把他奉若神明，并為此創作《靈界現身》（The Apparition，后丟失，只留下版畫），以紀念他們的重逢。后來，他還為艾琳頓的傳記繪制了插圖《兩個世界的相逢》。

《花園長椅》（ The Garden Bench，1882）

一九〇二年八月，他毫無征兆地死在父親留給他的布伊隆城堡中，享年六十六歲，終身未娶。他說：“凱思琳是我的一生摯愛。”死神奪走了他的愛人，而對抗死神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愛人最美好的笑容、最曼妙的身影永遠留在藝術里，在死神無法觸及的地方成為不朽。

參考資料：

1. 《代表作和被代表作》，張佳瑋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版；

2. The Hammock: A novel based on the true story of French painter James Tissot,by Lucy Paquette, Lucille Paquette Zuercher,2012；

3. Dictionary of Artists' Models,by Jill Berk Jiminez,Routledge,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