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海權：海洋帝國與今日世界》出版，該書作者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是美國海軍上將，畢業于美國海軍學院，世界的“海權論之父”馬漢也曾在這個高校學習并執教。馬漢在提出海權論之后，這個理論影響了西方各國政府的地緣政治策略。斯塔夫里迪斯繼續了馬漢對世界海權的思考，他在這本書中結合自己近40年的海軍生涯，詳細講述了海洋如何塑造國家命運、現代海軍力量又如何決定今日世界的權力格局。

11月25日，外交學院教授、《樞紐》作者施展以“海權博弈與全球秩序的締造”為主題進行了演講，同時就《海權——海洋帝國與今日世界》中談及的問題進行了分享，以下為施展教授的演講內容。

海洋秩序的建立：邊緣對于中心的反抗或救贖

海洋秩序毫無疑問是我們今天所知道、所看到的現代秩序的基礎。在歷史上，一直是中心壓制邊緣，到了近代邊緣開始反抗中心，這個反抗成功的結果就是我們所看到的現代秩序生成的結果。而這個結果又永遠不會有終結的一天，因為只要反抗成功了，又會形成新的中心。

所謂的邊緣反抗中心所形成的中心，就是歷史上所形成的陸地大國，即通常我們所說的帝國。

在古代，帝國有它的基本特征，權力（power）高度集中，文化也都非常發達。它的權力集中，通常都是因為這個地方人口密度比較大、人口比較集中，財富也比較集中。在這種情況下能夠聚攏起足夠大的財政規模，供養起足夠大的軍隊規模，以及進一步以軍隊為基礎建立起一個龐大帝國的規模。

而在這種地方（中心帝國）又難以避免另外一種問題，即很難避免傲慢性，這是跟它的武力，對周邊征服有關，同時也因為這種武力的征服以及文化的發達，它對周邊始終是一種俯視的態度，它把這個地方的特殊性誤以為是普遍性，因此即便是中心，即便是文化最發達、最高端的地方仍然難免避免坐井觀天的命運。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我們秩序的崩潰、我們遭遇所有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等等一系列都跟這種以為自我是中心的認知有關。

剛才我談到的邊緣對抗中心，我說海洋的歷史就是邊緣對抗的歷史，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可以把它稱為邊緣拯救中心的歷史。

因為海洋的邊緣性，無從傲慢，無從俯視，意味著遠離中心，同時也靠近其他的文明，或者靠近其他的觀念空間。甚至你可以往更極端點說，即便它不靠近任何其他的文明或者觀念空間，就因為邊緣性本身處在被人俯視的姿態，對同一個文明的理解方式跟中心地區對這個文明的理解方式也是不一樣的。而這種理解方式的差異，同樣會帶來更大的可能性、開放性、包容性。

中心地區因為過去一系列成功的路徑依賴，那些歷史、傳統、積淀，把自己困住了、把自己給固化住了。而邊緣地區正因為它的邊緣性，一旦把自己給固化住就沒有任何機會了，就必須得流動。于是反倒因為它的邊緣性，帶來開放性、流動性，也進一步帶來了新的可能性，一旦環境有變，邊緣的機會就來了，就意味著對于中心的反抗就開始有可能成功，甚至在某種意義上開始啟示或者救贖中心。

那么，邊緣對于中心的反抗或者救贖，在近代歷史上我們可以說它的過程、它的核心動力機制是來自于海洋秩序，古代歷史上同樣這個過程。

我們在歷史上看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戰爭和貿易恰恰是促進文明演化兩個最重要的動力機制。那些看似的隔絕，比如海洋，比如中國的長城，反倒能夠形成一種人為制造的勢能差，放大了交往的動力，而在交往過程中，伴隨貿易的傳播在不斷啟示著、刺激著那些已經陷入衰朽、陷入困頓當中的中心帝國。

還有一個特征是，沙漠地區、瀚海地區的那些綠洲，離中心帝國太遙遠了。以至于中心帝國在那個地方即便有統治，也只能是間接的統治，讓這些地方保留住了最原初的自由，使得貿易、經濟、文化得以開放出在中心地區開不出來的花。反過來，在中心地區陷入衰朽之際，由邊緣地區反過來刺激中心，讓中心重新煥發生機。

成功還是失敗取決于是否用海洋的眼光思考問題

我不斷地在談大海究竟是天塹還是通途，跟大海的物理屬性沒有任何關系，只跟你是如何看待大海有關系。

西班牙在近代早期因為聯姻的關系，跟神圣羅馬帝國同宗，覺得自己是有特殊使命的，把自己當成一個世界帝國來看待，認為自己是中心。所以在后來因為一些特殊原因，開啟了大航海的過程，而大航海之后它仍然是以一種陸地的方式來理解整個世界秩序，而不是海洋的方式，這也是我們剛才所說成功者對于自己過往的成功會有一種路徑依賴。

西班牙是從陸地的角度來理解現代秩序，于是對它來說真正財富的基礎、力量的基礎在于土地。所以，到海外去最重要的目標是去搞到更多土地，一旦認定最大的目標是土地，意味著海洋仍然是一個需要克服的麻煩。

英國人本來也是這樣的視角來思考問題的，所以在中世紀的時候長時間跟法國人PK，不斷地想要在歐洲大陸獲得自己的立足點，仍然是從陸地角度思考問題，直到后來各種征戰之后所有陸地都丟了，被迫開始走向海洋，這時候海外好多地基本上被西班牙占完了。

我們會發現邊緣人永遠是在一種窘困的、被迫的環境當中被迫去尋找新的路徑，因為一開始中心所灌輸給它的觀念之井，它也被困在里面了。直到所有路都被堵死之后，它不得不另尋出路的時候，突破反倒開始出現了。所以從邊緣國家開始，英國開始到它的海外冒險過程，而且一轉把它的整個思路全變了。力量的基礎不在于陸地，而是在于海洋。這就意味著海洋不再是需要被克服的障礙，也不斷征服了，真正可以供我馳騁的天地。

陸戰思路是我必須要逮著你，徹底殲滅你。在海洋上，只要你逮不著我我就算贏，最后會把你給徹底拖死，因為海洋太大了。英國在海洋上的勝利就是因為船只小，西班牙逮不著它。英國用各種很有技巧的打法，因為你打不著我，同時在小船上我裝重炮轟你。西班牙的打法是船靠近你，跳到你的船上肉搏，以陸戰的打法打海戰。

英國因為戰法的變遷就帶來了全新的時代，把西班牙從陸地視角看海洋的時代徹底終結了，真正海洋時代到來了。而戰法的變遷又是從海盜來，因為英國的海軍里有幾個很重要的海軍將領，或者戰法很重要的幾個發明者其實都是海盜出身。

海盜、清教徒：新秩序的率先發明者

海盜天然就是一個邊緣群體，游走于一切灰色地帶。對于海盜來說，讓你逮不著我不是戰法，而是基本天然生存原則。有一本很有意思的書很多人也讀過，叫《海盜經濟學》。這本書提到海盜世界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世界，而且它的秩序化不是像中心地區一樣來自于中央集權的力量從上到下的壓制，海盜的秩序化來自于自下而上的自身秩序，因為海盜在海上天天提著腦袋玩命，船長如果不能干的話，沒有足夠機智的話，根本不足以讓兄弟們跟著你一塊玩命。

船長全都是選舉出來的，一旦選舉出來，船長對自己的船員有生殺予奪大權。船長跟船上負責管財務的，反正有一系列很微妙、很重要的權力分工或權力制衡的機制，而這一系列東西跟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現代法律秩序、信任秩序太像了，這樣一種秩序是海盜在海上刀頭舔血的日子當中自生演化出來的，意味著它是適合人類本性的一種秩序。既符合人類本性，同時又有助于成事。

最終能夠活下來的海盜，一定是演化出來的最合適的秩序，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那些邊緣人如何有可能在中心陷入困境之際，又能反過來啟示中心，甚至拯救中心，邊緣的力量就在這里。

所以，我們看到英國反抗西班牙，這是一個邊緣國家反抗一個中心國家帶來的現代世界秩序。而英國之能夠作出反抗，是因為英國人當中的邊緣人，英國這個邊緣國家的邊緣群體（海盜）率先發展出這樣一個新的東西，開啟了現代秩序的可能性。

英國還有另外一個邊緣群體，也不斷地在邊緣地帶開創自己的秩序，就是清教徒。清教徒在英國本國不斷地受到排擠、受到打壓，于是被迫逃亡到了一個邊緣地帶——北美大陸。在北美大陸他們都相信自己就像古代的摩西一樣，肩負著上帝的使命來到一片陌生的大陸上，要開拓屬于自己的秩序，屬于上帝選民的秩序。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專門提到過，我們極力地想要控制北美殖民地，通過各種各樣的關稅來保護自己的市場。豈不知越是這樣做，就越讓自己對北美殖民地形成深度的依賴，而這種依賴將把英國鎖死在一個路徑上，使得對失去北美殖民地的恐懼，就像當年會被西班牙所征服的恐懼一樣。

所以我們必須在北美實行自由貿易，而實行自由貿易對當時英國人來說就等于放棄北美，對于英國的統治集團來說這事很難接受。而亞當·斯密卻能提出這樣一個觀點，為什么？因為他是蘇格蘭人，也是一個邊緣人，只有邊緣人才能看到中心人看不到的問題，才能提出中心人提不到的答案。

英國當時那些最偉大的思想家也全都是出身邊緣，愛爾蘭的伯克、蘇格蘭的亞當·斯密和休謨等等。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整個現代世界秩序，在某種角度上它的精神根基是由蘇格蘭啟蒙所奠定的。

“賤民資本家”：由邊緣反抗中心，人類才開啟了現代秩序

邊緣不斷地以正面的或者負面的，或者以積極的，或者以消極的方式來刺激中心、來啟示中心。只有邊緣的存在，才能夠讓中心保有活力。反過來，一旦中心開始拼了命壓制邊緣的話，那就意味著中心讓自己丟掉了能夠持續保有活力的機會了，中心壓制邊緣之后，邊緣只能繼續往外逃，逃到你壓制不到的地方。哪是你壓制不到的地方？海洋。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海洋跟大陸秩序之間的對抗，在另外一個意義上構成了邊緣反抗中心的歷史主線、核心線索、脈搏，甚至是近代最重要的動力來源、動力基礎所在。

在海洋的邏輯、海洋的視角之下，我們甚至可以看到中心在自我反思的時候甚至腦洞會被前所未有地打開。

比如英國在獲得了世界之后，非常重要的一個首相曾經提出過，大英帝國應該遷都，把帝國首都遷到帝國真正力量的核心所在，應該從倫敦遷都到德里，因為德里是大英帝國真正的力量中心所在。能開出這個腦洞，意味著已經天然的不是固著的方式來理解這個世界秩序了。

還有一個特殊的人群，在馬克斯·韋伯稱之為賤民人群。我換另外一個說法，有一些學者研究近代世界秩序、近代資本主義興起的時候，就沿用了馬克斯·韋伯的方法論，稱這個人群為賤民資本家。在中心人看來，土地才是身份的表現，沒有土地就沒有身份，中心人的固著使得他只能在農業經濟中來維持，而邊緣人流動性恰恰是商業發展的基礎，才真正帶來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

而且更進一步，對于君主來說，這些賤民資本家太好用了，因為君主需要錢才能打仗、幫助理財。如果有錢幫忙理財的話本身還有勢力的話，對君主會構成巨大威脅。恰好這些賤民資本家既有錢，又沒有任何勢力，反過來就會構成君主最有用的人群。

而且這種賤民資本家不僅僅在猶太人，我們看近代的工業革命那段歷史，你會發現最初的資本家，把這些新技術最先給用起來的人也都是過去的社會邊緣人群，他們沒有辦法了、沒有機會了，只能在邊緣地帶尋找自己的機會。于是，他們開始做貴族不屑于去做的事。

等到經濟上的地位、力量積累到足夠之后，你無法容忍仍然處在賤民地位，于是就會開始反抗。這個反抗的過程，賤民又是一種社會空間秩序意義上的邊緣地帶、邊緣群體，賤民群體的反抗又重新構成了新的意義上的邊緣對抗中心、邊緣反抗中心的歷史過程。而這個歷史過程，我們所得到的歷史結果是什么呢？就是近現代以來一系列的政治革命，從政治上又開啟了我們現代世界。

所以我們可以說，整個現代世界在各種意義上不斷地由邊緣反抗中心，那些被侮辱的、被損害的、被歧視的人去反抗傲慢的、自大的、有力量的人，不斷反抗的過程。這種的反抗才使得人類有機會從過去成功的路徑里不斷跳出來、不斷爬出來，人類才開啟了現代秩序，人類才有了這一切。

人類的歷史演化過程實際上是兩重秩序不斷往前迭代的過程。

一重秩序是政治秩序，它的力量就是中心帝國。一重是商人秩序，在近代以前商人就是那些被侮辱的、被損害的、被歧視的邊緣人，邊緣群體。

早在神圣羅馬帝國內部就已經可以發現一個商人秩序——漢薩同盟。漢薩同盟在中世紀是主導著整個歐洲北部，從波羅的海到北海一個龐大的商業世界。而漢薩同盟形成了一系列秩序，比如國際商法都是從他們那里發展出來的，還有一系列的國際仲裁機制、國際法的淵源都可以追尋到那里去。

戰爭法和商人法構成了國際法的兩大來源，恰巧在中世紀神圣羅馬帝國的框架之下生成的，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過程。中世紀相對于后來的現代世界而言，在我們的歷史觀念當中也處于邊緣地帶。反過來重新理解中世紀，有可能會刺激今天開始思考一個新的可能性。

到了近代以來，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興起以后，商人秩序仍然存在，但是被遮蔽掉了，在我們的視野當中只能看到政治秩序了。以至于現代世界對于所有經濟秩序的治理機制也是以政治秩序來主導的，我們所看到的WTO，甚至包括達沃斯論壇，本應該屬于商人的論壇，商人在后排就坐，政府在前排就坐，即政治秩序對商人秩序有一種遮蔽。

到今天又進入到了一種新的時代，我們看到一系列的技術、一系列的公司不斷地穿破國界，比如Facebook等。這種公司以及這些技術不斷地穿透國界，使得過去我們以政治方式所切割出來的那些空間已經沒有意義了。

今天所謂的移動是環節，任何一個產品的生產都需要通過環節，轉移的是環節。即便是一個很簡單的產品，其完整的生產過程也是跨越多個國家，每個環節分布在不同國家，跨越多個國家完成的。這就意味著，從生產過程、生產環節、生產流程而言國界完全被穿透。仍然以國家為單位來管制這一切，治理這一切不靈了，而這些就是超級的流動性。

我剛才不斷地講了海洋的特點是流動性，之前對于國家的理解恰恰是類似于農耕的固定性，非流動性。而今天的技術、今天的經濟邏輯的演化，是流動性開始深層次穿透國家，穿透這種固定性了。這樣的穿透過程意味著無法按照國家的方式來治理商人的秩序，必須以一種新的治理方式。而這種新的治理方式不能通過國家主導來形成，只能通過商人自治來形成。這種商人秩序該如何出現，如何生成，今天說不清楚，但我們知道未來這個秩序必須浮現出來，否則世界有可能會陷入很大的麻煩。

這也就意味著在未來，有可能商人秩序跟政治秩序并行浮現。而這樣一個狀態，并不是未來才會出現的。商人秩序跟政治秩序的關聯又是怎樣的？我們很可能通過歷史的智慧可以獲得對于未來的想象。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學就是未來學。海洋流動與大陸之間的對話是人類歷史不斷往前迭代，真正的動力所在。這也是我們讀《海權》這本書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更多一層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