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電影《流浪地球》的情節相似，日本科幻漫畫家貳瓶勉也想象出了一個在巨型火箭的助推下艱難求生的人類種子艦——“西德尼婭”號。貳瓶勉詳細描繪了人類借助火箭推力避開致命的外星物種“奇居子”，卻也因此遭遇地動山搖、家破人亡的人間慘劇（《西德尼婭的騎士》）。在漫畫家筆下，巨型火箭對希德尼婭的居民來說并不意味著流浪的希望，它是一件巨大、冷酷的理性工具，象征著日本大和民族被迫接受的厄運——火箭因天災而生，又勢必會引發災厄，對居民來說，最好的消息就是“本艦進入慣性滑行”。貳瓶勉的故事就像一塊透鏡，折射出日本現代民族國家與航空技術之間的曲折關系，也不斷引起讀者對現代科技兩面性（dual-use）的反思。航空技術命途跌宕，在島國過去一百年的戰爭與和平史上留下濃墨重彩卻又鮮為人知的一筆。

二戰余響：神風特攻隊與日本火箭之父

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就開始了火箭研制。彼時的日本航空工業無法逃離現代競逐命運，火箭的發展既是軍事與政治需要，也是民族想象的化身。二戰戰敗前夕，空軍的自殺式行動“神風特攻隊”緊急采用了尚未成熟的火箭飛行技術，在這些注定有去無回的冰冷機身上，繪有象征著日本國族的櫻花圖案。大量年輕的日本學生被征集入伍，駕駛著這些飛機沖向火海。在軍國主義長期的洗腦動員中，殞命的士兵被比喻為凋落的櫻花花瓣（散華）。

1944年7月，為了應對美軍B-29轟炸機對本土的攻擊，日本向德國求援，獲得了“彗星”火箭戰斗機（Me-163）的設計圖。據德方稱，這種飛機能在3.5分鐘內上升到1萬米高空，有效攔截美軍的“超級堡壘”。然而運送戰機圖紙的日本潛艇在返航途中中彈沉沒，日本人只能自食其力。三菱重工承擔了火箭戰機的設計工程，并將之命名為“秋水”。此時美國戰機已經開始轟炸日本本土，合計66座城市遭遇轟炸，僅東京地區有30多萬人遇難，將近50萬人負傷。三菱工廠所在的名古屋地區遭遇了地震和轟炸，但在研究人員的狂熱工作下，“秋水”1號機只用了5個月就研制完成。“秋水”的火箭引擎雖然威力巨大，但穩定性不高，三菱的兩次試飛都以機毀人亡告終。盡管如此，日本海軍還是訂購了155架“秋水”，打算將其編入神風特攻隊的自殺式行動。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軍分別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其傷亡數字至今都難以確定，官方估計的數字為15萬，但實際數字可能為其3倍以上。在巨大的科技差距面前，軍國政府鼓動民眾使用竹槍守衛本土的行為被后者視為“愚蠢”。日本無條件投降后，原定的“秋水”第3次試飛也被取消。《波茨坦公告》徹底禁止島國保有任何武裝作戰的工業，成千上萬的研究人員被重新派遣。

小個子的糸川英夫（Itokawa Hideo）也是被重派的研究人員之一。沮喪的糸川收拾好東西，來到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擔任教職。此時他還想象不到，自己會在10年后成為日本的“火箭之父”。糸川從東京帝國大學航空科學院畢業后，曾試圖參軍，因體檢不通過而轉投科研工作。在導師的推薦下，糸川加入了中島飛行機株式會社（即今天的富士重工），領導著科研人員完成了“隼”戰機的設計。戰爭末期，“隼”被編入神風特攻隊，并經歷了自殺式武器改造。改造后的“隼”攜帶著重型炸彈，最高時速超過350英里，飛行員無法掉頭，只能赴死。在外界看來，神風特攻隊象征著戰爭的非人道丑聞與病態。但在日本新民族主義情愫中，神風特攻隊員是壯烈犧牲的英雄，甚至被當作世界文化遺產申報。

日本歷史學家、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人類學教授大貫惠美子在《神風特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Kamikaze, Cherry Blossoms, and Nationalisms）一書中強調了日本戰爭行為背后的復雜性，指出在軍國政府的暴力控制下，即使是反戰者也會為戰爭效力。1943年，10月21日，東條英機內閣從東京的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院校征集了約2萬5千名學生士兵，這些學生兵沒有經受過專業軍事訓練，在戰爭中的死亡率是最高的。東條內閣還強制征集了大量中國人（其中大多數為臺灣人）和韓國人加入軍隊。1944年，當神風特攻隊的組建者大西瀧治郎試圖從專業的空軍和海軍隊伍中征集隊員時，沒有一人自愿加入，征集遂變成了命令。飛行員月尾石（音譯，Seki Yukio）受命成為了特攻隊隊長。月尾告訴隨軍記者：“即使讓我這樣熟練的飛行員去自殺（襲擊），日本也沒有希望……如果是命令，我會去。但我不是為了天皇或日本帝國而死，是為了（保護）我摯愛的妻子……如果日本戰敗，她會被美國人擄走。”據大貫惠美子的描述，這段發言因為觸及戰時新聞管制而無法刊發。

還有學生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產生了犧牲自己來對抗美帝國主義，幫助日本“涅槃重生”的獨白，這顯然是被有限的現實選擇歪曲過后的產物。22歲在特攻隊任務中身亡的學生士兵佐佐木八郎（音譯：Sasaki Hachiro）是家中長子，作為一名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佐佐木有著驚人的才能，可以讀懂德語原著。在馬克思著作的影響下，佐佐木認為戰爭的根源是資本主義的邪惡力量：“新時代的物質基礎已經建成……如果舊資本主義的力量……可以被戰敗這一事實摧毀，那我們就能變災難為幸運，如同鳳凰涅槃。”大貫惠美子將佐佐木自愿加入特攻隊的行為視為犧牲自我，換回日本新生的邏輯結果。但我們不難發現這一邏輯中的扭曲之處，戰敗被有意識地轉換為一件幸事，因此不再是痛苦的、不可參與的。月尾石選擇加入特攻隊而不是守衛在妻子身邊，佐佐木選擇加入特攻隊而不是留下來建設涅槃重生后的日本，盡管他們都沒有為帝國效忠的意愿，但其意志卻依舊在頑強地抵制日本戰敗。扭曲人的理性，使其被情感蒙蔽，甘愿赴死，這大概就是軍國民族主義的驚人力量之所在。這股力量攀附在象征著天皇命令的櫻花戰機上，讓特攻隊員的命運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與鋼鐵機械融為一體，嗡鳴的引擎成為這些士兵身邊最后的伙伴。他們不僅留下了爆炸產生的烈火與灼熱，更化身為一道貫穿歷史的悲劇景觀。

從各種角度來看，神風特攻隊都是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一種悲劇結局。帝國擴張、競逐的精神畸變，與現代科技發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辯證關系。沒有軍工技術，就不會有帝國延伸觸角的物質基礎；沒有帝國憲法和民族主義政治，就沒有自上而下的狂熱技術投入。

戰后被重新派遣的日本技術人員從戰爭帶來的本土災難中直觀地感受到了科技倫理的重要性，由此奠定了戰后科技的和平民用基礎。從流行文化中，我們也可以窺見類似的技術兩面性反思，拋開核怪獸哥斯拉不談，還有航空技術的歷史角色轉變。在動漫《甘粕與瑪索丹》中，戰斗機被重新想象為科技與動物始祖恐龍的結合。駕駛戰斗機的飛行員（全部是年輕女性）必須擁有純潔的心靈才會被恐龍接受，如若產生嗜殺、爭斗和偏愛的情緒，恐龍就會嘔吐或拉肚子，將飛行員排出體外。由此，戰斗機被視為自然、人心與科技的調和，其最終的用途是幫助人類克服自然災害，而非完成現代化的任務——征用自然。當然，這一想象掩蓋了技術的災厄面，就如我們即將看到的，在日本長達百年的航空技術史中，戰爭與和平的切換總是讓人措手不及，這恰恰印證了日本導演押井守在《機動警察》中的名言：“戰爭就是和平，和平也是戰爭”。

戰后日本航空事業的曲折命運

《波茨坦公約》明令禁止日本繼續進行航空研發，已有的火箭項目被打入冷宮。但這并不意味著日本喪失了航空研發的有生力量。“火箭之父”糸川英夫的精彩人生才剛剛開始。作為一個興趣廣泛的研究者，糸川愛好拉小提琴，他在醫學院的主要研究對象是聲音。此外，他還完成了日本的第一臺腦電波儀，并掌握了電氣麻醉技術。1953年，《舊金山和約》的簽訂讓日本拿到了飛機和火箭的發展許可，這為糸川在航空領域的復出奠定了基礎。1954年，糸川前往美國大學進行了為期6個月的講學，期間他在圖書館看到了一本名為《太空醫藥》（Space Medicine）的書籍，不由得感嘆美國在航空技術上的成就：“如果能在太空里談論人類生理問題，就說明美國人的航空技術遠遠超過日本。”一股熟悉的競爭沖動占據了糸川的腦海。他在東京大學建立了航空電子與超音空氣動力學研究組（Avionics and Supersonic Aerodynamics，AVSA），這個小組由戰時設計師、優秀的工科學生及年輕的科學家組成。研究組一開始僅依靠私人企業的微薄贊助，火箭是用馬車運到試驗場的。糸川為了打破僵局，決定將自己的實驗構想寄給報紙爭取發表。火箭引擎再一次出現在他的設計圖紙上，只不過這次飛機不再是死亡兵器，而是探索宇宙的希望。可糸川的稿件被退回了，編輯批評他“狂妄”。糸川不甘，繼續寫稿、投稿（他不知道的是，中國也有一位科學家幾乎在同時產生了和他一樣的構想，那位科學家的名字是錢學森）。終于，他撰寫的一篇科普文《乘火箭20分鐘穿越太平洋——5年后將不再是夢》被一位教育部聯絡員看到。當時是1954年——這位聯絡員希望糸川團隊能拿出日本制造的探空火箭，參加1957年的國際物理地球年（IGY）。1955年，糸川團隊在資源極度稀缺的情況下發射了日本歷史上第一枚探空火箭。這枚火箭長23厘米，直徑1.8厘米，被稱為“鉛筆”火箭。這樣玩具般的成果很難讓人看到日本航空發展的前景，但微小的起步背后卻蘊藏著深沉的歷史與社會力量，包括日本政府在戰后對科技發展的反思與強力支持，在二戰中敗于美國的不甘，以及科學人員對改善民生的迫切渴望，都為日本成為航空領域的“隱形冠軍”打下了基礎。1957年，日本的第一支K型火箭升空，順利地完成多項地球年太空探測任務。

糸川對火箭的癡迷源于一種強烈的技術競爭意識，這種競爭意識來自他所經歷的二戰和冷戰環境。糸川上中學時，就被美國飛行員林登·伯格深深吸引。他會加入戰斗機設計小組也是源于這種技術癡迷，不過當時的癡迷不可避免地成為民族主義極端競爭意識的一部分，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結果——不知道糸川是否對此有過悔恨。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二戰后科學家的極端技術熱冷卻了下來，轉變為理智的民用研發路徑。從50年代中葉開始，日本進入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時期——GDP翻了3番，教育投入增長10倍。迅速改頭換面的社會為科技進步培育了土壤，當糸川第一次在東京郊區發射鉛筆火箭時，大量的民眾前來圍觀。因此，糸川無比重視在社會上普及科技進展狀況，而社會對航空發展的擁護與投資也伴隨著K型火箭的升空到達頂峰。火箭在日本從零到一的飛躍暗示著競爭意識在重大科技發展中的重要性，但日本經驗更多地暗示社會支持在科技發展中起到的鼓舞與培育作用。重大科學項目在社會的擁戴下得以順暢發展，社會也會反過來受益其中。這種良性互動機制可能會成為技術創新的永動機——若其幸運地處在和平年代的話。

在社會與媒體反響空前的背景下，日本政府終于對火箭研發敞開了大門——1958年，首相辦公室批準建立了國家太空活動委員會（National Space Activities Council），并給予撥款。眼看著前往宇宙的黃金道路就要開啟，1960年《日美新安保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的簽訂卻從根本上改變了航空技術發展的意義。日本被置于美國的單方面軍事保護下，致使大量民眾認為條約帶有帝國主義壓迫的不平等性質。此外，與美國的軍事互通保證了技術機密和情報的互通，這意味著日本在軍事技術的使用上不具備自主權。《新安保條約》與美國占領初期推行的民主改革產生了矛盾，后者為左翼和平主義政治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前者卻要反過頭來摧毀它。將日本打造為國土西面的前哨，是美國政府在冷戰期間為包圍共產主義而制定的決策，這一決策將美國的國家安全視為頭等要務，而當時的日本國家被視為不具備自我防衛的能力，因此在條約制定方面沒有太多的發言權。這大大打擊了日本社會對民主的預期，與《和平憲法》制定后人民對于國家未來走向與和平道路的理解大相徑庭。美軍軍事基地的存在，迫使日本人再次承擔起轟炸機從空中略過的陰影，象征著恐懼與毀滅的怪異引擎聲還會繼續主宰幾代人的回憶。

由此，《新安保條約》引發了日本史上規模最大的反抗運動。與其他參加全球六十年代抗爭的同伴不同，“安保一代”面對著日本和美國兩臺巨無霸式的國家機器，占據多數席位的自民黨與其美國支持者實際掌控著日本政治、經濟和軍工產業，它們為了“自由世界”在冷戰中的競逐而服務。現代文明之間的荒唐競爭就如同一場馬拉松，從中掉隊的只有不肯參賽的人民。日本左翼思想家井上清在《戰后日本史》中回憶道：“美軍征地的標樁……浸染著日本人民的鮮血一寸寸地打下去。”鎮壓和內部分裂讓安保運動快速走向了失敗，而敏感的“安保一代”也終于明白，即使是在宇宙的深處，和平也無處尋覓。“慣性滑行”是不被允許的，日本只能選擇加速或減速。

糸川這樣手無寸鐵的科學家，根本無法從政治寡頭手中保衛火箭技術的純潔。60年代，日本的K（kappa）、L（Lambda）和M（Mu）系列火箭在曲折中成長。L型火箭在1966到1967年的試驗中屢次失敗，美國要求日本放棄研發，采用美國設備。糸川堅持國家自主研發，卻引起了美國NASA領導層的不滿，隨后便遭遇了《朝日新聞》的猛烈抨擊，在萬般無奈下離職。糸川離開后，日本科學團隊直到1970年才完成了技術突破——Lambda 4S火箭將大隅號衛星送入地球軌道，太空中第一次傳來亞洲人的聲音。轉行從事油氣項目的糸川在中東的一輛出租車上聽到了這個消息，他頓時“陷入了無盡的啜泣聲中”。

未來：突破技術災厄的重圍

1969年，日本成立了宇宙開發事業集團（NASDA）。該集團后來與航空宇宙研究所（NAL）、宇宙科學研究所（ISAS）合并為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同年，日本首部《航天基本法》頒布，明確航天開發“僅限于和平利用”，而所謂“和平利用”就是“非軍事”之意。這一和平狀態持續了將近30年，航天技術被廣泛應用于民生領域，大大提升了日本人民的生活質量。在美國羅克韋爾（Rockwell）和齊柯爾（Thiokol）公司的技術支持下，日本進軍衛星通訊領域。1978年，由通用電氣和東芝共同開發的通訊衛星“百合”在美國的一塊三角洲上發射，日本成為了全世界第一個享有商用電視訊號的國家。2010年，日本發射了“指路者”號準天頂衛星，這種衛星能將GPS的定位誤差降至厘米級，在精度上大大超越歐美的主流衛星，讓大規模無人化操作成為可能。日本的載人航天技術也達到世界一流水準。2009年，日本的“希望”號空間站由美國的“奮進”號航天飛機發射完畢。“希望”是國際空間站中最大的艙段，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太空實驗室，其體積比“天宮”1、2號加起來還大。

技術繁榮的背后，回蕩著歷史重演的隱憂。伴隨著“安保一代”的熄聲，我們很少再看到押井守式的技術與體制反思了。日本國會于2008年通過了《新航天基本法》，以朝鮮發射導彈威脅國家安全為由，再次將航空航天在防衛領域的運用合法化。為了應對新的戰爭威脅，日本在和平時期積蓄的技術力量可能會再次失控，萬一這樣的危機時刻再度到來，最后的生命線將來自日本民間——對帝國擴展帶來的內外災難深有體會的普通日本人，站在歷史的灰燼上捍衛和平憲法九條，他們孤獨而高亢的聲音從廣島、長崎一直回蕩至今。就像押井守在《機動警察》中提醒的那樣：“就算是偽裝的、不光榮的和平，也比光榮的戰爭好。”光榮的戰爭在任何一個沮喪的時代似乎都頗具吸引力。這警告著科學家、政治家和生活在穹頂之下的普通人，技術系統絕不單單是器具，它與人類社會的生存環境密不可分，可偏偏又敏感脆弱易被遺忘，每每被狂熱的現代國家征用，加速災難的到來。對技術現代性的反思，或許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