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自海內外高校和科研機構的二十余位學者共聚長沙，舉辦了一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青年學者漫談會。與會學者圍繞“經典作家、中國革命、世界視野”、“史料與理論”、“現代文學研究范式”、“中國經驗”和“學術共同體”等主題展開熱烈討論。以下是此次漫談會記錄稿的第三部分。

嚴靖（武漢大學）：今天的青年學者漫談會很不一樣，因為我們都心知肚明，很多會議都是很多帶有官場性質的排資論輩罷了，如今無論是研究范式、研究思路，還是學者之間的關系都有點隔閡，這樣的漫談會很有意義。我最近幾年在做的主要是1940年代文學轉折、知識分子還有社會形態之間的關系。如果承認我們現在中國經驗的提出主要還是因為1990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崛起，從中汲取相關的思想、第三世界或者說后殖民的思想反過來考察、衡量、評判現代文學研究，如果用居身于現在的中國經驗來研究1949年以前的東西，這如何可能？這是我比較困惑的。我的研究感觸可以用八個字歸納：事大于人（革命視野大于作家），人推動事（人的主動性）。當我們用一種強勢的或者說時髦的、先鋒的前沿理論，來思考不同時代的文學研究，這是否是一種仗勢欺人？第二個我想說的是，我們對現在普遍存在的知識性研究過甚的情況是不滿的，于此召喚人文性、思想性，還是要回到知人論世的。然后想談一談現代主義的地理屬性的問題，現代主義的空間，可以延伸到很多思想的問題。人道主義、自由主義等各種主義可以說是西化的思想，意義不在于糾結它是外來的還是內在的，我覺得有意義的是這本身就是屬于中國經驗的一部分，把理念融入歷史和現實。

楊姿（重慶師范大學）：剛剛幾位老師都提到了“回到生活”，乍一聽，這個訴求很切合時代命題，我們不難發現，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學術的內部繁殖導致研究日漸顯出“知識與道德的分離”的傾向，所以“回到生活”包含兩層意思：一方面，知識分子的研究行為，是生活的組成部分，不過是一種職業而已；另一方面，將研究視為一項職業，必然會認同研究內容的科學化、實驗室化，更直接地講，就是人文學科的智力游戲化。雖然我可以理解，這是自文學告別八十年代理想主義之后的正常反應，但是，我仍然感到這樣的看法與我們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的選擇存在著必須正視的距離。

第一，現代革命與封建起義的差異之一，便在于走向革命的先輩并非由于生活所迫，而是基于生活需求以上的理由選擇革命道路，同樣，文學革命先驅也是如此。作為研究對象，他們不單單留給我們關于革命的知識與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們以文學事業投身革命運動的理念，以及這個革命觀所包含的種種矛盾與沖突，那才是我們需要獲得的經驗。比如，關于魯迅與托洛茨基這個話題，我的想法是一步步形成的，最初的念頭是想要對魯迅的“革命”進行去魅，找到他無產階級革命觀的由來與構成，于是發現了托洛茨基和他的《文學與革命》，進而認識到托洛茨基對于魯迅的意義，恰恰在于他為魯迅提供了對“文學革命”進行“再革命”的理由和方向。說到底，就是知識分子在社會革命時期對個人的文學行為的調整，它不是一個外在的階級理論訓誡，而是內在的思想進化，客觀上促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因此，我的研究以對革命“去魅”為開始，最后以對革命“賦魅”為結束，所謂“賦魅”指重新提出革命的延續性，革命從來不是一個實體的存在，無產階級革命觀在二十年代對現代作家的吸引力也不純粹是史學方法的優越性，最具感召性的是契合了現代作家的心理需要。知識分子最本質的傳遞性，就在于能夠對時代變動作出及時判斷并賦予超越式的預構，文學自然也不會僵化，而應具有對本體修正甚至否定的功能，即不斷革命的必要性。當今世界秩序正在進入一個重建時期，并不是一個“非政治”的時代，研究文學的人與研究對象保持最基本的關聯性，也只能是對革命經驗的繼承。

第二，中國革命的話題一直被處理成區域問題，這是由種族-文化傳統塑造的，實際上，中國革命的問題包含了時間和空間兩個向度。從空間來看，現代中國的反殖民運動與全球殖民化浪潮是一致的，無論多么民族化的訴求，其實都是在一個殖民鏈條的背景中呈現出來，當然，這種一時一地的變革也造成了全球范圍內的影響，總而言之是共生系統的反應。目前研究要解決的問題，是重新整理出這種革命經驗對于世界進程的作用，反過來，也是構建新的全球格局的一種途徑，今天的世界格局便是這一延長線的產物。從時間來看，現代中國的思想動蕩與傳統中國朝代更迭的狀態極其相似，每逢民族精神渙散，總有思想家對舊文化舊思想進行再闡釋，比如晚明、清代的一些學者反復解讀儒學經典，他們為什么要在時間中逆流而上尋找意義，并不是要回到過去，回到“三代”，除了緩解大眾恐懼革新的心理，尋求“傳統中的變革”作為依據，更重要的是提煉和重組適合當下的經驗。德里克說過，拒絕革命，就拒絕了理想，對未來就沒有了期望。對將來的預期，是歷史意識的一個部分，沒有了這種預期，就沒有辦法對過去賦予意義。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革命在過去-現在-未來的永恒關系中，它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更為重要的是它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實踐。

邢程（浙江大學）：我曾經幻想過一個學術共同體的存在，但事實后來證明，一個純然的民主社會是很難真正有效或者成功的。所以特別感謝寶林，給了我們這樣一個機會。我想我們也不是來就具體的學術問題進行交流的，只是真誠地，分享一下自己的經驗和體會。

題目中的三個關鍵詞，經典作家，我算是沾邊，畢竟做魯迅（研究）出道，現在仍然在出道的過程中。但是我現在也不大說自己做魯迅了，上半年找工作的時候，有些單位會說，你的領域太窄了。所以這個教訓，也順便分享給在座即將面臨這個問題的同儕。中國革命，非常慚愧，這四個字組合在一起，似乎尚未在我的任何學術文章中出現過，所以暫且不表吧。世界視野，本來我對此也覺得無甚可談，但是剛才熊權老師講到的那個孫犁研究的例子讓我想到一個事情：有些東西，到底是古今的問題，還是中西的問題，如果我們把它認定為前者，是不是可以剝去一些立場方面的執念？

熊權老師以后就是邱老師的宏論。邱老師的宏論讓我很害怕，因為他講的事情我從來沒有在自己的研究中思考過，所謂“學科重置”、“中國經驗”等等。我比較認同接下來李國華師兄講的，我們往往是找一個能滿足智性挑戰的快樂的東西去做，覺得有趣，有快感，而已。這一點是讓我能在這個行當里做下去的，最長久的因素。

我自己沒有學科的整體性焦慮，但是我剛才發現似乎許多同仁有，大家想要“方法論”的更新。但我自己的經驗是，你面對材料、文本、理論，你與之肉搏，然后有問題有新解，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所謂“方法”，是從“對象”里來的，是實踐來的，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否則空談“方法”，“方法”就只是一個口號，這個樣子下去，做什么都是硬做。

但同時我也覺得自己很“悖論”。我其實對整個時勢是很焦慮的。我非常——如果不是最——關心時事，經濟的金融的政治的……我甚至會去“自學”相關方面的東西。但是這些關切和焦慮會被我自然地排除在我的學術研究之外。

關于我的研究對象魯迅，我比較反對在他那里找一個系統性的東西。系統性恰恰是他沒有的。魯迅的根柢是什么呢，我自己覺得是一種美學上的東西。

這又讓我想到另一個問題——既然是漫談。作為“青椒”我現在也面臨上課的問題，那么我教學生什么？想來想去，其實無非三件事：知識、方法、審美。三點要并重，但最后一點我覺得現在的情況就是災難。文學專業要告訴學生，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真正的文學。但我們領域里可能很多人都不具備文學感受力。

我最近看了一些當代的東西，我覺得當代文學寫得確實比現代好啊，整體來看。盡管我們好像一直有一個秘而不宣的學科鄙視鏈，好像現代就比當代高。然后最近王安憶被弄成“駐校作家”，在浙大開系列講座，我就夾在許多學生中間一次次聽下來，覺得挺受益。這個意義上我也是想要“回到歷史現場”，什么歷史現場呢，就是一個真正搞創作的人，Ta怎么閱讀，怎么寫作，真正投入寫作的時候，那個微觀的狀態是怎樣的，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事。

仲濟強（北京師范大學）：我一直都很虛無，始終有一種無意義感。其實也沒什么可講的，就隨便說兩句。國華師兄提到國族認同與世界性的問題，認為在窯洞里生產出的恰恰是世界性的。我很有同感。一方面，認同首先源于吃飽飯，另一方面，世界性的東西往往產生于地方性之中，甚至往往產生于我們每個人最切身的經驗之中。正是解決了窯洞里的農民的吃飯問題后，陜甘寧邊區政權才促生了農民的認同，進而生產出了世界性的中國經驗。中國一直在發展，發展中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比如我們現在，由于物質資本和知識資本擁有量的差異，不同階層之間似乎分化越來越明顯，平時感覺不到，當面臨一些公共事件的時候，原本安靜的朋友圈往往就紛紛站隊，分屬于不同類的人，似乎已經很難相互溝通了，同樣是活生生的生命，卻往往缺乏一種共同感。這種感慨有點大而無當，暫且打住。說一下我個人的學習經驗。我剛轉行學現代文學的時候很無知，那種無知是意識不到自己無知的無知，后來慢慢意識到自己無知了，又發現了自己的邊界，很難掙脫，到現在也還很無知，一天到晚總在焦慮自己的知識結構問題。就寫論文而言，有很嚴重的路徑依賴，很難在寫法上有突破。在我就讀的學校里，同一專業的人大都單干，也沒有多少有效的交流機會。后來，去聽了哲學系、社會學系的一些課程，才突然像打開了一扇窗似的。由此，我就很有感觸。我們一直把自己封閉在鐵屋子里面做魯迅研究，單干久了，往往缺少一種開放的態度，而且和一個對象呆在一起太久，視角也會固化，自然無法做到視域融合。我研究的是關于周氏兄弟書寫方式的現代變革問題，涉及到語言問題、思想問題、社會問題、歷史問題，很復雜，需要有一個打破現有學科體制的大的人文學的視野去處理。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還沒太想明白，只是一味用概念來推動問題，論述過程有嚴重的去語境化的傾向。也就是說，魯迅說的某句話本來是針對某個現實問題說的，但是被我截取出來，用哲學概念一分析，納入到重新組織的話語體系之中，似乎把魯迅納入到世界思想史的坐標中去定位了，但卻容易遠離這句話在原初語境中的意涵。后來，我進一步讀了一些其他學科的書，也受到在座一些朋友的啟發，慢慢意識到了問題所在。我現在覺得，要把思想問題談明白，還是要重構書寫時刻的場域，重建書寫者置身其中的論辯光譜，在這個基礎上，來談魯迅給予我們的中國經驗，來與世界其他場域中的地方經驗共振，以達成視域融合。這個漫談會關鍵詞是中國經驗、中國革命、世界視野，我覺得這三個維度對周氏兄弟都很重要。周氏兄弟一直反感別人稱他們為文士，也就是說，周氏兄弟書寫實踐的初心并不是為了達至一種純文學性的目標，而是有很自覺的社會關切，跟我們現在時代人的關切不太相同，我們大都關切自己買不買得起房子的問題，對于周氏兄弟而言，這都不是事，周氏兄弟在北京有兩套四合院。中國問題、革命問題都是他們思考的重心所在，甚至形塑了他們書寫實踐的表達形式。在中國經驗、中國革命的視域下思考周氏兄弟的散文書寫，可能比用后設的純文學理念從周氏兄弟的作品中強行提純文學性要靠譜得多。至于世界視野，我想，周氏兄弟的世界視野可能比我們想象中的要大得多，甚至都不需要研究，大致翻一下周氏兄弟的購書記錄就能明白，他們當時讀的外國書有多少，我記得某一年日本剛出了托爾斯泰全集，周氏兄弟當年就買了一套，這種接受速度是相當驚人的。至少我自己覺得，周氏兄弟所讀的外國書，我連二十分之一都沒有讀過，為此，我就很惶恐，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怎么研究周氏兄弟呢？在閱讀量遠遠低于周氏兄弟的情況下，怎么重建周氏兄弟的世界視野呢？反正我覺得，挺愁人。我就先說這么多。

自由討論

邱煥星（江蘇師范大學）：因為剛才大家對我的發言反應激烈，提出的問題都主要指向了我，所以我先回應一下大家的看法，主要有兩個方面。

首先是剛才有人質疑我說的學科重置，是不是陷入了宏大敘事的一元霸權，因而就取消了個人興趣和其他研究的問題。我覺得這只怕是對我的誤讀，實際上后現代主義對我影響很大，我本人是一個多元主義者，支持和而不同、各美其美。我覺得這其實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作為個體，你盡可以選擇自己喜好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式，但作為一個學科，如果整體沒有方向感，缺乏反思，尤其是漠視當代中國四十年巨大變遷和世界體系變動的話，那只怕是非常成問題的。剛才有的朋友用言語擠兌我，我覺得研究不是辯論術，你即使駁倒了對方，但問題還在那里，等著你去回答。我覺得最悖論的，就是當前有些研究者倡導歷史還原，強調科學求真和知識化，但他們試圖還原的那些人，像魯迅、胡適、陳獨秀恰恰當時在搞革命、參與現實實踐，我想這是我們必須反思的。現代文學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是其本質，如果丟掉了這個本質，我們就不是在研究現代文學了。

其次，剛才做史料的朋友特別強調史學求真的意義，這個乍一聽非常合理，但我想特別說明的是，這恰恰是有問題的。整個八九十年代倡導的歷史求真，是以“文革”意識形態是虛假為前提的，因而“史學”具有先天的合法性、正確性，但是如果我們引入中國古代的“經學”思維的話，會發現這兩者不過是兩種認知方式。正如康德區分真善美，人類的訴求不僅有真，還有善和美，而這恰恰是意識形態和經學的核心功能，甚至意識形態能制造出“逼真”。其實，科學又何嘗不是一種意識形態？五四時就有人提出“科學主義”的問題，即便我們今天最信奉的科學實證歷史研究的鼻祖蘭克，他當年倡導科學的背后，實際也有民族主義和基督教的背景。因而史料研究者實際一上來就認為科學是對的，而經學是錯的，從理論層面來看，這兩種方式之間不存在高下之分，只存在實踐差別，我們正是因為“文革”實踐的后果，才認為意識形態經學建構是錯的。這點是我特別想說明的。

李哲（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今天的學術研究中，對史料的意義和價值再怎么強調都不為過。但是，由近代史學科生發的諸多史料處理方法及其相關的歷史觀則需要在充分消化的前提下予以反思，尤其是對其背后的諸多預設性前提有充分自覺。在一次會議上，有歷史專業的老師認為楊天石先生在1988年發表的《“中山艦事件”之謎》這篇文章對當下史學研究整體思路具有深遠的影響。我自己在隨后的閱讀中也為作者扎實的史料功底、縝密的論證以及充滿細節的生動敘述所折服。但即使這篇具有典范意義的研究性文章，在今天看來依然有諸多進一步思考的地方，這些地方并不是作者得出的結論，而是其內在的方法和歷史觀念。這里僅舉一個小例子。首先，題目中所提的“事件”一詞頗值得重視。我們知道中國近代史的敘述非常倚重“事件”，如胡繩所寫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即是用一系列“事件”串聯起從1840年到1919年的歷史進程，每一個“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們咬合在因果關系的鏈條之中，昭示著歷史發展的深層規律。這背后的歷史觀和敘述方式頗值得深入思考。由此來看，楊先生以“事件”為單位劃定研究對象的范圍實際上對既往的歷史敘述方式有承續性，而區別則在于，傳統的近代史研究更注重“事件”發生的原因，及其產生的歷史影響，即它們是在一個“歷史運動”的進程中去審視“事件”，將“事件”視為一個大脈絡的節點；而后者實際上把“事件”從歷史進程中拎出來，作為一個內部包蘊著復雜信息的“歷史現場”來處理。正是基于此，作者調用了大量日記、書信這些私人性的材料去勾勒其中的種種糾葛、沖突和來龍去脈，“偶然性”從“必然性”中不斷衍生出來。這既是歷史研究方法的變化，但其實也意味著歷史研究者對“歷史真實”的認識發生了變化。在前者看來，“事件”僅僅是表象，而由此揭示的歷史規律才是具有“本質”意義的“真實”。而后者則相反，他們會認為歷史規律和進程都是抽象和敘述的結果，而那些錯綜復雜的、與歷史當事人個人相關的、充滿細節的信息才是“真實”。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我們在審視歷史的時候，不僅要對前輩學者運用史料的功夫予以體會和把握，更要對他們賴以立論、敘事的歷史觀有充分的自覺。這需要我們小心地區分“歷史材料”和“歷史經驗”之間的界限，具體來說，既要意識到“史料”的不透明性乃至敘述性，也要意識到抽象、敘述這些非實體的因素在歷史中所起的“真實”作用。

再回應一下有學者認為“世界視野”這個概念“太空、太大”的問題。為什么我們會把“世界視野”僅僅視為成一個宏大高遠的層面呢？在人們的意識里，確實存在著一個空間想象的等級，如“地方-中國-世界”，“地方”在“中國”之中，“中國”在“世界”之中——在很多學術研究中，“中國”甚至被視為“世界”的一個“地方性”空間。正是在這種想象空間的方式之中，我們才會下意識地認為，“地方”小于“中國”，而“中國”也小于“世界”，而“世界”之于“地方”乃至地方社會內部的“人”會顯得過于“宏大”。但在我看來，今天談論世界視野并不僅僅是引入一個更宏大的坐標，而恰恰是要打破“地方-中國-世界”這類充滿等級的空間想象方式。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空間實際上處于復雜的交錯之中，我們當然可以說中國在世界之中，但也會發現世界在中國之中，甚至在地方社會內部。或者說，中國乃至一個微小的地方社會本身都可能包含著“世界性”的因素。基于這樣一種體認，我們可能需要調整自己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認識。比如我們中國現代文學諸多青年學者討論的“中國經驗”，并不必然意味著是一種在世界大坐標中的“特殊經驗”。相反，中國20世紀革命進程中的種種復雜經驗是具有“世界性”或“普遍性”的。當然，這種“世界性”或者“普遍性”不是就一種抽象的原理層面而言，它其實意味著某種可溝通性、可理解性。“特殊的經驗”可以通過文明比較彰顯，但蘊含著可溝通性、可理解性的“普遍性”卻需要對歷史予以更為深入、細致和小心的把握。

漫談會最后在自由討論與提問中結束，與會學者皆意猶未盡。即便是同時代人，走的或許也是異路。每個學者關心的問題，探求的歷史縱深和精神廣度各有千秋、各有差異。但是，同聲處異而相應、意合未見而相親，青年學者俱游良會，圍坐圓桌而漫談，會后各走異路，前輩學者謂之神仙會是也。

（本記錄稿由中南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2016級本科生何蕊、鄒詩雨整理，業已經與會者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