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自海內外高校和科研機構的二十余位學者共聚長沙，舉辦了一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青年學者漫談會。與會學者圍繞“經典作家、中國革命、世界視野”、“史料與理論”、“現代文學研究范式”、“中國經驗”和“學術共同體”等主題展開熱烈討論。以下是此次漫談會記錄稿的第二部分。

以周氏兄弟為基點的中日交流

小川利康（日本早稻田大學）：實在很抱歉，首先要表示歉意的是：我完全是一個外人——我既不年輕，興趣點也游離主題之外（笑），我就說一點外人的話吧。我1984年第一次來中國旅行，1989年開始在大學任教從事研究工作，那時中國發生很多變化，它也讓我不得不直面中國，思考中國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擁有什么樣的文化。坦白說，我當時真的是一點兒也不了解中國，從此我也一直在努力了解中國。所以我對這個題目的感受，可能很多地方還是和大家不一樣的。因為首先中國文學在日本是幾乎沒有人關注的領域，我上大學時本來從未想過學習中國文學，只是本科在早稻田大學文學院，學院規定本科生一年級一定要選門二外，于是我選擇了中文，因為很多同學都說中文比較容易。最初我想真的搞文學，當記者或是隨筆家之類，但在學的過程中意想不到地發現中國文學越學越有意思。我的同學知道我搞中國的文學后，都來和我說“原來你喜歡大熊貓啊”（笑）。現在的日本人還是普遍對中國的文學沒有興趣，而是對中國經濟，如何在中國發財倒很感興趣，很多日本人包括我的學生對中國文學這個專業毫無興趣。

所以我怎么讓他們對中國文學萌生興趣，這是我最關注的問題，因為這涉及到我的生存問題（笑）。我從20世紀初日本同中國關系越來越深，但是同時發生了很多悲劇——日本傷害中國人民的狀況出發，研究周作人和周樹人在日本留學的事情，梳理其中的關系。所以我最近出的一本書里也注重講解周作人和日本的關系，通過文本解讀我發現周作人的文學里頭有很多價值。如果有人問我，周氏兄弟在日本還值得讀嗎？我當然會說“是”。但為了給日本人講解，我可能更多的是從周氏兄弟和日本文化的關系，受日本文化的影響的角度給他們解釋。雖然我是個外人，但是我還是覺得通過種種立場來解讀文學能看出新的價值，才是一個經典作家的真正價值。如果在魯迅文本中找不到普遍價值，那它的價值也到此為止。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價值就在于此。我可以在其中找到當今日本人所共享的、普遍的價值——公正法治、民主制度的信任，從而來說服學生為什么要讀魯迅、周作人。還有一個方面是我想要通過局外人的觀點，透過周氏兄弟來解釋日本文化的特性，比如在周作人的作品中，我們會發現很多日本人自身并未發覺的文化、審美觀等獨特性。所以可以從中覺察到日中文化的互動關系從而改變自己。同時我也希望中國讀者了解到魯迅對日本的認同。

李樂樂（四川大學）：我現在博士論文在寫周氏兄弟的文章觀，其中一部分關涉周氏兄弟的近體詩寫作。小川老師寫過一篇論文《論周作人<老虎橋雜詩>——從白話詩到雜詩之路》對我很有啟發。魯迅是經典作家，唐宋詩是經典文體，那經典作家如何處理經典文體？魯迅和周作人自從投入新文學之后，很長一段時間自覺地不去寫近體詩。1930年代二周重寫近體，出現了一類“合韻”現象，也是“復古韻”，曾經我們把魯迅的這部分復古韻追溯到周秦古音，比如許壽裳就有這種說法，這是我問題的切入點。有趣的是，周作人在《老虎橋雜事》轉入古風之前，《苦茶庵打油詩》等也是以七絕為主，也還是格律比較嚴謹的近體，同樣出現了“合韻”的現象，但是沒有魯迅比例高。1930年代魯迅近體詩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合韻的，周作人大概是九分之一，但無論是與同輩還是前人相比已經是很高的比例了。周氏兄弟“合韻”的思路我是比較好奇的，魯迅的用韻比先秦更寬但又合于音理，我覺得他是把握到了漢語元音的幾個單元，然后重新定型，形成一個比較完備的元音系統。周氏兄弟的用韻方法既沒有根據韻書，也沒有完全根據前代人古體換韻的經驗，所以我覺得在音理方面可能有其他的思路，前后也有一個自覺轉變的過程。比如留日時期，魯迅用漢語翻譯英語詩歌，但他翻譯成騷體之后，韻腳卻嚴格遵守《佩文韻府》等韻書，這本身就很有反差，說明這一時期思路可能還沒有完全轉變。再后來開始寫作白話詩，從西方、日本翻譯俳句、散文詩，是想創造一種漢語的無韻詩，但總讓人感覺魯迅在創造新文體的過程中，更多是在領受失敗的體驗，每一個都沒有達到他理想的程度。

趙陜君（北京大學）：這次會議的關鍵詞有三個，其中，“中國革命”非常宏大、復雜，我甚至覺得研究者需要某種“硬漢精神”才能走近、談論和把握它。而“經典作家”和“世界視野”，我想是不是能放在一起說，就像小川老師剛才提到的一點，經典作家之所以經典，是因為可以在他們和他們的作品中找到普遍價值。那么，有一個疑問是，“世界視野”要放在什么樣的范疇里理解？經典作家以及對他們的研究是否會自動帶有世界視野？比如我們經常看到一些論著將孔子和蘇格拉底這樣的大哲學家放在一起，因為他們都在探討普遍的問題。魯迅研究是不是也是這樣？去年夏天，我在關注魯迅和愛羅先珂的比較研究，在某些文本內發現了他們的相似性，比如魯迅的“鐵屋子”比喻和愛羅先珂的“鐵籠”意象。最開始注意到這個的時候，有那么一個微小的瞬間讓我覺得魯迅的形象有點坍塌，因為懷疑魯迅是否有抄襲，不過后來繼續閱讀了魯迅和愛羅先珂的其它文本，發現不是這樣。總體而言，在上面這樣的過程中，我對魯迅可能多了一點點認識——對于從前從來沒有注意到的部分，說“祛魅”可能不大準確，更多的是不斷發現自己的無知。所以，我對于魯迅研究，對于我們的學科，還是保留著某種敬畏。

劉潤濤（河北大學）：我目前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1898年之前的魯迅。當時魯迅還沒有成為經典作家，革命在中國還沒有成為主流。但因為鴉片戰爭的發生，中國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出了中世紀，被迫納入了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國人逐漸睜開眼睛看世界，初步形成了世界視野。那么百年之后，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需要在世界視野內形成我們最基本的價值判斷，承認現代價值和人類共識。我對構建宏大的體系，保持高度警惕。我是1978年出生的，大概是時代的關系，我到現在都始終牢記中國在經歷巨大悲劇后所得出的歷史教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有的理論結果可能短時間內看不出來，但中時段或長時段一定能看出來。因此，我認為無論怎樣宏大的體系都需要建立在歷史事實和現代價值判斷的基礎上。也正是如此，我才走上一條放棄任何預設的理論、觀念，嚴格遵循史學方法來呈現歷史的道路。傅斯年曾說：“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詞，不是倫理，不是神學，并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假如有人問我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們要回答說：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我深以為然。當然我不是說不需要理論體系，而是認為觸摸歷史、呈現歷史的道路尚且任重道遠，打撈歷史、重建史實仍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構建體系與史實重建，兩者之間沒有必要分高下。況且一個宏大的闡釋體系，在歷史細節的逐漸呈現中轟然坍塌，這樣的教訓其實并不鮮見。

就我自己而言，進入這個行業主要是基于自己對中國何以如此進行追問的結果。從中國何以如此，到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何以如此，再到魯迅何以如此，逐漸找到了自己從事學術研究的起點。我試著把魯迅放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考察魯迅的生成。隨著歷史細節的呈現，似乎一個真實的魯迅呼之欲出。我們評價魯迅的目光，不能局限在用魯迅的目光來看世界，而是要從世界來看魯迅，即在世界視野中考察魯迅的價值。回到魯迅那里去，不僅僅要回到魯迅自身，而且要回到魯迅那一代人中，回到魯迅生活的那個時代和世界中，來考察魯迅的思想是怎樣，對現代人的價值如何。魯迅是偉大的，不是魯迅研究的前提，而只能是一個觀點，而且必須有比較、有鑒別、有論證，才可以確立這樣一個觀點。任何歷史人物都不擁有可以逃脫歷史評價的特權。我認為，魯迅是否偉大，與研究魯迅者的學術本身是否偉大沒有必然聯系，一個學者的學術研究價值主要體現在他的文化創造力上，體現在他在“求真”的方面取得的成就，而不體現在他的研究對象上。

從求真的意義上說，我覺得，歷史研究、實證研究對我們這個學科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因為那個被遮蔽的歷史亟需得到呈現，這將改變我們的歷史想象和價值判斷。盡管歷史考證是瑣碎的，但正是在這種對真實歷史的追問中，包含了我們對自己生存境遇和近百年來中國歷史的理解與審視，包含了我們改變現實的努力，也就包含了我們對這個國家和民族發展走向的深遠關切。

中國是否在場？

李哲（中國社科院）：我主要想談一下題目中的“世界視野”問題。對我個人既往的知識積累而言，這可能是一個極其不可控的話題。但就今天現實語境和學界趨向來說，這又是一個非常重要且須不得不回應的問題。

正如前面有老師提到的那樣，“世界視野”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是一直在場的，且一直影響著我們學科具體知識話語的建構過程。但必須要說明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科乃至整個學界在各個時期對“世界”的理解并不一樣。例如最近興起的“全球史”看似與“世界史”相近，但實際上卻有根本不同。有做“全球史”的朋友對此有非常精辟的概括，兩者的區別之一即在于中國是否在場。也就是說，之前“世界史”所指的“世界”是一個把中國自身排除在外的世界，“世界史”實際上是除中國之外的“外國史”。但諸多學者提倡的“全球史”視野，則恰恰是從中國自身的問題意識出發，把“中國”重新帶入全球范圍的歷史架構之中。而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史”意義上的“世界”已經不再是由諸多國家拼合成的圖景，它實際上呈現出諸多超越于所謂民族國家體系之外的“全球性網絡”，這樣的網絡既有實體性的交通、貿易、遷徙，也包括虛體意義上的報刊、書籍出版以及建立在此一基礎上的文學翻譯和思想傳播。在我看來，這一新的視野背后存在諸多值得借鑒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有朋友曾經給我推薦了德國學者康拉德的《全球史是什么》一書，這其中對“法國革命”和“海地革命”的論述就頗具啟發性。按我們之前的理解，“大革命”是在法國這個“中心”爆發，此后不斷向外傳播，引發了包括海地在內的世界性革命浪潮。但康拉德的解釋卻另辟蹊徑，因為在他看來，18世紀末的世界整體處于一個具有共振效應的結構之中，而在這個結構里，“海地革命”并不是由“法國革命”引發乃至決定，恰恰相反，正是“海地革命”使得本來僅僅是“地方性事件”的“法國革命”獲得了“世界性”意義。正是這樣一種新的認識論催生出大批充滿啟發性的研究成果，讓我們看到了“五四運動”、“左翼革命”這類在現代文學發展中至關重要的事件并不僅僅是中國自身發展流變的結果，它們可以在全球網絡的節點上定位自身，這也為我們重新理解《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論斷提供了契機。

當然，上述這些簡單的描述只是“全球史”研究的一鱗半爪，而我本人也并不具有從學科知識層面梳理“全球史”發展脈絡的知識儲備和能力。同樣，無論是廣義的文學研究還是具體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都沒有必要挪用這種基于“全球史”衍生的“世界視野”。但是，將其視為一個參照性的思想視野和學術方法依然是有意義的，它有助于我們對自己的研究予以更明晰、更準確的定位。比如我們發現，在無比廣袤且跨越不同地域、不同族群和不同文化傳統的全球性社會文化網絡中，文學尤其是文學翻譯占據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離開了文學、藝術和種種翻譯活動，20世紀上半葉“世界革命”的發生是不可想象的。也正因為此，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一直無法忽視比較文學的研究思路，而劉禾老師所提出的“跨語際實踐”的概念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跨語際實踐”既提示了我們，所謂“世界”的關聯并不是在同一個維度上的交織，不同語言空間之間存在著涇渭分明的差異性，而進一步說，語言空間背后關聯著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空間，而所謂“差異”也常常暗含著森嚴的“等級”。當然，現代文學包括當代文學學科在運用“跨語際實踐”時所指的翻譯往往是指西方國家的種種文本朝向中國這一第三世界國家的翻譯，這個過程中既有強勢話語的滲透，也存在中國自身“創造性”乃至“反抗性”的“誤讀”。

但在今天的語境中審視歷史，我們也會發現“跨語際實踐”并不拘囿于某種單向的維度。對此，日本在二戰后的魯迅研究似乎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例證。在當時，魯迅及其之后作為“后發國家”的中國恰恰成為日本左翼的典范，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魯迅的作品被大量翻譯并引發了諸多日本學者的關注。表面上看，這種跨越民族國家的東亞視野（其與世界視野存在同構性）與中國自身的歷史脈絡似乎存在矛盾。因為從中國自身的歷史來審視，日本魯迅研究呈現的魯迅像及與之相關的中國形象皆與中國自身的經驗存在脫節之處。這種脫節依然可以借助“跨語際實踐”的思路予以解釋，我們可以說，魯迅思想及文學在跨越語境的過程中發生了“變異”。正如我們今天常常說的那樣，不必把竹內好等人的研究理解為中國問題的指涉，把他的研究理解為從日本問題出發就好了。

但我在這里想進一步追問的是，竹內好的魯迅研究固然不是中國問題，但它真的是“日本問題”嗎？或者說，存在一個整體性的、鐵板一塊的“日本問題”嗎？如果不是，我們是否需要進一步考察，竹內好的問題針對著怎樣的階層、群體？回答這個問題，似乎無法把“跨語際實踐”直接放在以中、日兩國為單位的“等級秩序”中予以審視。這里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或許在于，不同的語言之間存在差異、變化，但這些差異、變化的語言依然處于一個共同的語言空間之中。也就是說，“跨語際”實際上是跨越了不同語言的“邊際”，它盡管彰顯差異，但依然營造了一個同屬于“語言”的網絡。

以此來回看那些蔓延全球的社會文化網絡（或者日本魯迅研究營造的“東亞網絡”），我們會發現這種以文學和文學翻譯串聯的網絡實際上是一個語言的世界（盡管這里的語言實際上包括諸多不同且相互角力的話語）。而這樣一個語言世界并不完全是虛擬的，承載它的是一系列跨越全球或區域的社會組織、報刊媒介、出版結構等等，上述所謂的語言實際上是印刷文明意義上的文字。由此可以看出的是，這樣一個全球性網絡的主體實際上是一個特定的人群——即掌握了語言文字及媒介知識分子群體。因此，基于文學和文學翻譯建構“全球性的世界”無法忽略自身作為知識分子的秉性。由此可以說，“等級”不僅存在于不同的語言系統和它所指涉的社會文化空間之間，而且存在于“語言”和“語言”之外的在地社會之間。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網絡”并不是籠罩性和彌散性的，它有著自身清晰的邊界——跨越印刷語言（這里主要是指印刷媒介意義上的文字）與在地現實之間的邊界，并不比跨越不同語言之間的邊界更容易。

在今天，“世界視野”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取徑，更是成了我們切身可感的現實。具體到我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自身的學術工作來說，中國經驗與世界視野正在互相成為彼此的視野、方法以及觀照對象。以魯迅研究為例，我們無法忽視作為“翻譯者”的身份，無法忽視他與“世界文學”尤其是“弱小民族文學”之間的呼應。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應忽視魯迅“向下超越”的維度，以及其充滿生命力的“民俗世界”——這是一個無法完全用印刷語言表征的世界。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向下超越”也可以理解為“向外超越”，魯迅既在努力跨越不同語言的畛域，也在試圖跨越語言自身與現實的畛域。而所謂“向下”也不僅僅是眼光的下移，而是力圖在跨越中沖破“上下”這一充滿等級的社會結構。

熊權（河北大學）：從博士以來，我的研究領域一直是左翼文學與革命文學。我對這個題目感興趣是因為對左翼文學思潮的關注，以及這次談經典作家，我現在確實在關注孫犁，所以還算切題。其實，革命文學研究并不缺乏“世界視野”。自1980年代至今，有各種介紹革命文學受蘇俄、日本、法國影響的論著出版。尤其是學界流行以“個性主義”、“人道主義”標準來評價革命文學，批判它是一種壓抑個性、無視人道尊嚴的文學形態，深受西方現代性思潮和海外中國學影響，體現了對“世界”、“西方”的崇拜心理。

鑒于上述問題，我認為革命文學研究提倡世界視野不錯，但需要重視中國主體性。中國現代化進程離不開20世紀的革命運動，中國由此走上與西方現代不一樣的道路，其中包含著獨特的經驗和教訓。我們今天討論革命文學，不能完全按照1980年代以來那種追求西方現代性思路、一味抨擊它踐踏個性和人道，也要正視它所體現的中國經驗、承認其中有值得繼承轉化的資源。

革命文學研究具體到經典作家，我想提到孫犁。在已有研究中，孫犁是“革命文學中的‘多余人’”的判斷影響廣泛，其基本思路就是按照西方“個性”、“人道”標準，強調孫犁文學獨立于主流政治話語。其實這一判斷挾代“告別革命”、“重返五四”的沖動，并不符合歷史實際。如果考察孫犁生平，就會發現他的文學較少接受“五四”意義上的“個性”、“人道”，更多地是受華北抗戰語境影響、受晉察冀文藝政策影響。而且，孫犁從來不悔少作，一直堅持認為自己的創作得益于參加共產黨領導的隊伍。所以，對孫犁的研究亟需調整視野，從所謂“世界視野”返回重視自我主體性的本國本土視野。孫犁一生創作與20世紀中國革命運動緊密關聯，尤其以抗戰、土改、“文革”為重要關節點。孫犁文學是中國革命時勢轉移之下的文學，而不是強調西方“個性主義”、“人道主義”的文學。

孫偉（暨南大學）：聽了大家的發言，我談談自己最近思考的具體問題。用今天的主題來講就是，有“世界視野”的“經典作家”也需要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緩慢而曲折地成長，從而完成外來觀念與中國本土實際的融合，使得以“中國人”作為本體，而從外習得的知識觀念要以此作為根本進行在地的調整轉化。魯迅也不例外。他在日本期間從事的文藝活動、對中國未來方案的設計，研究界往往將它的適用性無限放大，直接過渡到他《新青年》時期的文學創作，中間十年一片空白。這樣做的原因，在于先在地認為，中間十年在魯迅思想發展的意義上毫無貢獻。但這是有問題的，過度拔高了他在日本時期文藝理念的適用性。這里首先存在一種語境的錯位。他所崇拜的、信服的摩羅詩人，是在西方現代整體性框架構建完成的基礎上，在內部產生的一種激進的反思力量。伊藤虎丸說，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與日本的學生，面臨的具體生存情境有巨大差別。在日本教育體系當中，它培養的學生可以直接參與到政治實踐中，而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接受同樣的文藝思潮，形成同樣的文化觀念，回到中國，面對語境的錯位，需要接受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的檢驗。魯迅回到中國，有一個重新認識中國，同時也調整自己習得觀念的時期，以前過多強調了前者，對于后者論述不足。魯迅的創作，對中國社會有非常深刻獨到的認識，這種認識是來自于日本《新生》文藝實踐的文化理念嗎？他以此觀照中國，同時，經過十年的漫長生活，經過具體的文藝實踐和政治實踐，對于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都進行了一番重新認識，也對原來的觀念進行了重新調整，而這兩者的結合，才最終構成了“思想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的新文學創作。

妥佳寧（四川大學）： 既然前面的研究者說全球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的區別就在于是否將中國放置于其中并討論中國和中國以外世界的互動關系，那么全球史研究的意義恰恰在于充分注意到中國本土內部的語境和外部世界的語境兩個方面，而不是顧此失彼。因此，值得警惕的，是一種簡單地在外部語境中討論中國本土問題的研究模式，表面上看也是溝通了中國與中國以外的世界，實際上卻未能將內部語境和外部語境的關系真正放在一起，而是彼此置換，那樣只會導致語境錯位。只在外部語境下討論內部問題，或只在內部語境下討論外部問題，都是不可取的。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左翼文學對國民政府所支持的“民族主義文學”的批判為例，魯迅和茅盾對《黃人之血》等作品的批判，是在反對中國國內統治者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對抗共產國際與蘇聯的做法，而不是在日本正愈演愈烈的侵華動向下反對愛國守土。若將“左聯”反抗國民政府等內部問題的討論，簡單地置于日本東亞政策等外部語境之下，并不能真正溝通內外，只會在錯位的語境里討論根本不存在的問題，那不是真正的全球史研究。又比如說，把今天中國國內的一些問題的內部語境剔除，而單純在全球化浪潮和反全球化斗爭的外部語境中討論國內問題，同樣只是語境錯位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創新。反過來把世界性問題的討論語境縮小到中國內部來談，也無法體現中國的世界性。而在全球史視野下溝通內外雙重語境，將發現許多以往在封閉視野下無法觀察到的問題，打開非常新的思路，透視以往被忽視的現象，而不會為創新制造假問題。

謝淼（湖南師范大學）：我因為在讀博期間去過德國兩年，從那以后一直對海外漢學，尤其是中國文學在德語世界的傳播這個話題很關注，也做了一些研究。說到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我們常常會反思，我們的確有不少作品譯介到了國外，但中國作家的世界影響力到底如何？就像剛剛小川老師所說的，日本人真正關心中國文學的有多少呢？但是這個問題放到魯迅身上，我倒是不覺得存疑，以德語世界為例，魯迅在西方的確產生了較大影響：一是德國幾部最重要的中國文學史，編著者都給了魯迅以最大篇幅的介紹，對魯迅的文學史地位和在思想、藝術方面的成就予以了高度評價，這是從漢學家、專業讀者的角度而言；二是從普通讀者角度而言，魯迅一方面是漢學系課程中的必修作家，另一方面也是中學、大學通識教育漢語選修課中的重要對象，這是以知識生產和課程傳播的方式將魯迅研究作為一個學科鞏固和傳承下來；三是自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翻譯到德語世界以來，魯迅作為一個具有與“中國革命”和“世界視野”密切相關的中國作家，從1950年代在東德從上而下的宣傳、到68運動之后西德左翼的追捧、再到1980年代對其現代性、抒情風格、反諷技巧等的發現與重視，魯迅及其作品確實參與到了德語世界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比方說1980年代《阿Q正傳》曾在東德改編成戲劇，戲劇在德國不是一個小眾的東西，而且在西德、東德、巴黎、蘇黎世都曾連續上演，反響熱烈。那么，魯迅究竟是如何進入德語世界的認知系統的？這背后也有一系列的機制，既包括德國漢學學科本身的興起和發展，也有國際左翼以及之后不同時代不同意識形態的影響，有大學、研究機構的貢獻，也有報刊、廣播、劇場等傳媒的作用，在多種漢學途徑如對魯迅的翻譯、引介、研究的正誤辯駁、揚抑交鋒中，魯迅作為中國對象在德語世界獲得了一步步的反思、修正和深入。

“瑣碎中見精神”

李國華（北京大學）：聽了大家前面的發言，我有兩個感想：一個是我們都有一顆大大的心，小小的宇宙；一個是我們真的不能超越這個時代，我們好像在說什么很新的話題，但這都是時代拽著我們在走。前十年我們講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現在又講中國經驗，我們所提的東西都不過是時代的回音。我更愿意抓住一些基本的東西，去展開我力所能及的話題，我也沒有野心，更不用說重置，畢竟這個時代天天都在重置我。我非常接受這個時代全世界人文學科的萎縮，我覺得這種萎縮是正常的，應該的。我們不就是因為中國經濟增長三四十年然后就膨脹了嗎？我們現在用電腦，提筆寫錯字很正常啊，我們非常接受這個狀態，我們并沒有因為物質的變化而使文明、經驗進入進階的過程。我覺得我如果能把魯迅的頭發數數清楚也是挺好的。有些事情的確是比較瑣碎，也有很多事情是瑣碎中見精神，想找的大問題，可能就在一些細小的東西里面。

我自己是從中國可以說“不”的年代過來的，我就會覺得每一步，時代都在裹挾著。因此我從來不覺得魯迅是先知，多有先見之明。也不見得要把大意義加到研究對象上，才會讓自己的研究上升，有時候搞清楚一個基本事實就很有意義了。把孫犁當成“革命文學的多余人”這樣的說法，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里不提第三世界，大概還是因為放棄一些瑣碎事實，不夠樸素。在中國革命的經驗當中，一直都會有一個足夠接地氣的狀態。到了三四十年代，到了延安的時候，研究延安的學者們特別強調的是在山溝溝里、在窯洞里生產出的東西是世界性的。所以世界性的問題不在于我們如何懂世界性，而在于我們的經驗本身多么有內容，怎么有內容。我更愿意再談老問題、老對象、老材料，看我還能談什么。我更愿意把經典的東西反復試煉，而不是找一個新材料證明前人都是錯的。前人沒有那么傻，我也沒有那么聰明。我總覺得前人的一些判斷非常有道理，有人說魯迅是江郎才盡才寫雜文，也有人說魯迅的雜文恰恰是他最好的東西，還有人說魯迅雜文對文學體制化帶來巨大沖擊，這些都是一些讓我特別為難的話題。如果有一天我覺得自己對此有話說了，那可能就形成自我的經驗了。我想說我們掛再大的招牌都沒用，我們是知識分子，靠知識說話。我們怎么搞范式轉型搞重置，搞大概念、大名詞、怎么搞都要靠知識說話。

易彬（長沙理工大學）：看到漫談會的主題時，我有兩個觸動。一是關于議題的第一點，也就是“經典作家”。我想從現代文學文獻整理的方面來談一談。一個作家的經典化是建立在可靠的文獻的基礎之上，一般來講也就是比較齊備的文集或者全集。但是現在看起來這方面的問題比較大，即使是我們認為最為經典的現代作家魯迅，《魯迅全集》也可能存在文獻方面的問題。最近，我參與了一個魯迅作品集匯校的工作，我所承擔的是《南腔北調集》的匯校，結果發現魯迅作品的初刊本、初版本與全集本之間存在不少不一致的地方，有些還是很重要的異文。這使我又一次意識到現代作家文獻的整理還存在很大的空間，而現代作家的經典化可能還有一個更漫長的過程。二是文獻與問題。陳寅恪先生曾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陳寅恪是以新發掘的敦煌文獻為例子，我們可能沒有那么好的運氣，所面對的多半都是瑣碎的材料，但是我想扎扎實實的文獻應該是我們工作基本要義。找到一件兩件文獻可能并不意味著什么，但是經年累月堅持下去，也會逐漸改變研究的局勢。從另一個角度來講，能找到新的材料固然是幸運，但很多研究工作的推進實際上是基于對普通材料的仔細研讀。在座的各位都有敏銳的問題意識，也有強的文本解讀能力和圍繞問題搜集材料的能力，所以我相信各位扎扎實實地做下去，一定是會取得更多的成果。

湯志輝（湖南大學）：我老師曾經跟我說，他搞了幾十年的史料，在摸清楚差不多的史料之后，他才能夠在這些史料的基礎上得到一點系統的觀點。這給了我一點信心和勇氣。我想，我們一開始扎進到大量史料中去時，如果能夠埋頭默默耕耘，在這過程中，我們會慢慢形成一點問題意識，形成一點自己的看法，由史料進入問題，這是我研究的一個路徑。最近的一些工作主要是關注民國大學的校刊、檔案及民國報紙副刊，尤其一些地方性報紙副刊，還很少有人專門涉及。把這些東西掌握之后，就能對時勢有所了解，通過對大量文獻史料的翻閱及研讀，慢慢回到歷史現場，找到一種歷史的感覺。

大家談到意義的問題，在我這里，不存在意義的問題。因為我認為，一篇文章的寫作過程，對我而言就是一個自足的過程，我不會拷問意義。比起意義，我更在意它是不是真的，我更欣賞傅斯年他們那一代的學術理念。最后，學術追求是無窮無盡的，史料的占有同樣如此，對此我很喜歡胡適的一句話：怕什么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龍永干（湖南第一師范學院）：經典作家之所以經典，源自于我們不停地去闡釋他，反復闡釋他，后來大家一看真的還有話說，他就成了經典作家。然后呢，古人講辭章、考據、義理，大多數文章有一者而無它者。那我們怎么超越它？我不講重置，有時候重置好難的，還是要回到歷史現場，回到現實。我們要回到哪里，就是回到生活，通過自我的改造，再去介入生活和歷史。現代生活如此多元，只能是我們自己改變自己。革命對中國近代的影響，的確是一個非常龐大，也非常現實的問題。說中國經驗、世界視野，首先要承認事實，通過改造自我，然后去影響他人。我們可能還是有一種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道德的圣念在作怪。

（本記錄稿由中南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2016級本科生何蕊、鄒詩雨整理，業已經與會者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