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5日下午，法國革命史著名學者、巴黎一大教授、法國革命史研究所前所長皮埃爾·塞爾納（Pierre Serna）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做了以“革命運動與18世紀的全球化問題”為主題的講座。此次講座是塞爾納教授革命史主題系列講座的第五講，由北京大學高毅教授主持并評議。

“全球史”：盎格魯—撒克遜世界“虛假的發現”

塞爾納教授首先為法國的全球史研究“正名”，認為“全球史”并不是英美學界在21世紀的新發現。塞爾納指出，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全球史（global history）開始于21世紀初的世界史書寫中。全球史的概念引起所有人的注意，但這是一種“虛假的發現”。這一“發現”源于1989年這一具有雙重意義的歷史時刻：其一，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人們因談論革命而感到疲倦。其二，冷戰迎來根本性的轉折，包括柏林墻的倒塌和歐洲社會主義體系的終結。弗朗西斯·福山撰寫了《歷史的終結》，與馬克思的觀點相反，他認為歷史的終點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走向失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將世界連成一體，這就是幸福的歷史（但塞爾納認為這是一種虛假的幸福）——這一敘事開始于發現南北美洲、東西印度的16世紀。

塞爾納認為，“全球史”的概念是盎格魯—撒克遜世界的“知識欺騙”。美蘇對峙的冷戰格局掩蓋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在20世紀關于世界史的討論的意義。世界史在這一時期處于普遍史解釋的核心，也是世界范圍階級斗爭的原動力。不論是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重要著作，還是日本“戰后史”的歷史書寫，討論的都是自歐洲資產階級興起以來世界市場的形成與發展。20世紀法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發明了一個概念“經濟世界”（économie-monde），這一概念當然不等于全球化，但人們很清楚存在一個“經濟世界”。如果閱讀法國殖民主義學者德勒茲的著作，就會發現他的書中充滿了世界地圖。如果閱讀讓·饒勒斯的《法國革命的社會主義史》，就會發現該書討論的完全是法國在世界以及在歐洲的位置。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學科領域，人們將對世界的認識作為一種工具，而這被盎格魯—撒克遜的自由主義敘事以及歐洲與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所掩蓋。自由主義似乎“發明”了全球化，這是虛假的。

重新審視“大西洋革命”

塞爾納希望重新運用歷史研究的世界視角，避免將法國革命與18世紀的其他革命割裂開來。在1955年世界歷史科學大會上，雅克·戈德肖提出了“大西洋革命”的概念，塞爾納對此非常重視。他對“全球化”的興趣不僅在于地理維度，還在于時間維度。他將17世紀的英國革命與18世紀的眾多革命聯系起來，為“大西洋革命”尋找遙遠的淵源。塞爾納對“大西洋革命”的批判性在于，戈德肖看重的是1688年的光榮革命，而他關注克倫威爾的共和國。第一個將國王砍頭的不是法國人，而是1642年的英國人。1649-1660年間，英國走上了共和主義的激進道路，甚至發生了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掘地派運動。英格蘭的共和國在大西洋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一種共和主義秩序。

大西洋革命還蘊含著18世紀的跨國文化交流，例如“激進啟蒙”。來源于英國的共和主義激進政治哲學——包括約翰·洛克、休謨、麥考萊等——對博丹、孟德斯鳩、盧梭等法國人產生了影響，這些激進主義思想以新的觀念被理解，包括人民主權、轉化為實在法的自然法、公民權等，成為政治組織的根本法則。18世紀下半葉的歐洲存在一個“文明共同體”，人們不再信奉“安全”的哲學，即討論為了安全而放棄自由，從而建立專制政體，相反，人們認為“自由”應該體現在政治組織之中。集體自由、個體自由、民族自由成為政治斗爭的目標。我們在狄德羅和達朗貝爾的《百科全書》中看到了“革命”概念，其討論對象是1688年的光榮革命。

這些思想成為一種文化財富。不過正如毛澤東所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作為嚴肅的歷史學者，我們不能將革命僅僅詮釋成思想的美德，革命是一種現實的暴力。我們要將革命整合進世界性的社會政治語境之中，其中激進的政治話語逐漸具有了支配性地位。

18世紀的全球化語境：英法爭霸

要理解革命的世界性，同時還要關注另一個現象——這一現象長期被大革命的雅各賓派歷史學家所摒棄——在1690-1815年間，兩個國家處于爭霸狀態，即英國與法國。如果不能理解這一點，就不能理解18世紀下半葉的眾多革命。我們可以在這里列一個戰爭年表：荷蘭獨立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16年簽署的《烏德勒支和約》非常重要，它允許英國幾乎排他性地在西屬殖民地進行貿易）；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在地緣政治方面具有轉折性意義的七年戰爭；美國獨立戰爭；以及革命期間英法兩國之間的戰爭（1792-1802），這與前述戰爭既是斷裂又是延續的，1804年重燃的戰火一直燒到1815年法國的徹底失敗。

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指出，在近幾個世紀中，總是存在兩個或三個處于斗爭狀態的大國，最終一方取得支配地位——16世紀是西班牙，17世紀是荷蘭，18世紀的英法兩國處于對立狀態，前者在19世紀征服了世界；到了20世紀是美國，如今中美兩國走向對立，而中國很可能會支配著21世紀。有趣的是，當我們討論全球化的時候，我們面對的是不同國家之間沖突的歷史，并非僅僅是世界市場或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

塞爾納由此提出這樣的論斷：討論革命當然可以思考諸如自由等政治觀念、社會經濟的結構、尤其是權力結構的演變，不過在他看來，法國大革命的起因并不在于盧梭或自由，而在于英法爭霸。18世紀是一個沒有石油、飛機或互聯網的世紀，控制海洋是取勝的關鍵。英國人要建立一個在三方面壓制法國的國家體系——政治上的議會，軍事上的海軍，經濟上的倫敦證券交易所。七年戰爭使英國令人生畏的軍事力量呈現于世：英國擁有眾多一等戰艦，每艘船至少有74門大炮，這種戰爭機器每艘價值200萬里弗。英國在全世界擁有海上的壓倒性優勢，一等戰艦達60-80艘，總價值達1.2億里弗。法國在1760年的歲入是3億里弗，這意味著英國可以將法國1/3的歲入使用在海洋上。

七年戰爭是一種新型戰爭的實驗室，對法國意味著要大量提高軍事預算，而這會體現在針對人民的賦稅上，這在當時的陳情書中是非常重要的內容。另外不能忽略的是，北美的加拿大在18世紀也是英法爭霸戰場的一部分。英國當時處于弱勢，因為他們的殖民地非常有限。法國曾有一個絕佳的方案，卻沒能付諸實施——從圣勞倫斯河口進入，占據加拿大（在當時具有重要的商業價值），經大湖區占據密蘇里，順密西西比河南下直搗路易斯安那。塞爾納詼諧地指出，假如路易十五是一位偉大的國王，或者有一位像英國的皮特那樣能干的大臣，英國殖民地就會陷入被動的處境。

七年戰爭意味著兩國都需要強大的資金來源，軍事戰爭的背后是經濟戰爭。戰爭加強了對非洲的剝削，蔗糖種植園主的資本主義剝削使殖民地成為英法爭霸的又一個戰場。七年戰爭之后，首要的財富來源就是非洲，其次就是英法各自國內的稅收。保羅·肯尼迪、費爾南·布羅代爾和其他經濟史學者都指出，七年戰爭之后，英法兩國針對各自臣民的稅收越來越高，這在民眾中引發了騷亂。1763年英國取得勝利，于是把頭轉向13塊殖民地，提出宗主國是為了這些殖民地免受法國人的暴力而進行的戰爭，因此他們應該納稅——印花稅、蔗糖稅等等。殖民地則回應：“沒門！無代表不納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英法兩國的戰爭導致了針對殖民地的稅收，并在美洲引發了政治后果。

美國革命的世界性影響

塞爾納接下來討論了美國革命的創新意義。首先，美國革命不單是一場革命，而且是一場共和革命。宗主國糟糕的經濟治理在殖民地引發了人民的政治反應；這引起了歷史學家所說的“美國性”（américainité）意識，即宗主國之外一個新群體的意識，這種美國性是革命性的，因為它要求一個新的政治主權。

其次，美國革命包含著世界主義的思想原則。塞爾納在這里提及一位有趣的人物：托馬斯·潘恩——他稱之為“兩場革命之人”。潘恩是一位移居到美國的英國人，1776年1月撰寫了轟動一時的《常識》，其中為美國的反叛進行了正名。潘恩思想涉及的不是全球化的歷史（histoire mondialisée），而是世界主義的歷史（histoire cosmopolite），即全體人類而非全體資本家的歷史。潘恩的格言是 ：“哪里沒有自由，就是我的祖國。（Where liberty is not, this is my country.）”這意味著我既不是英國人，也不是美國人、法國人、中國人、日本人，我是人類的一員。哪里有奴役、奴隸制度、不公正，我就愿意成為這個國家的一員以便為這個國家而戰斗。這很有趣，因為這里存在著觀念的轉變——他關心的不再是各國的資本家走向世界，而是作為世界公民關心人類的革命，他在這個意義上捍衛著自由的理念。

不過革命史學者總是忽視對反革命的研究。事實上，沒有反革命史就沒有革命史；我們總是看到革命者的錯誤，總是談到革命者的激進、夸張、極端，但是或許因為反革命總是非常強大的。并非所有的美國人都是革命者；這是歷史學家建構的“美國神話”（mythe américain）——在當時有一半的美國人忠于君主，他們就是所謂的“效忠派”。在美國，保守主義者通常不說“革命”而說“獨立戰爭”，因為不存在社會變革；進步主義者會說“革命”，因為從君主國變成了共和國。“革命”是一個海納百川的“收納箱”，但革命究竟意味著什么呢？塞爾納指出，當他在法國閱讀中國史書籍的時候，他經常會感到驚訝，人們在提及1949年時不會說到中國革命，而是“中國解放”——這意味著人們發動革命是為了“解放”，就像美國人發動革命是為了“獨立”。

法國大革命：18世紀的革命終章

塞爾納在結論部分提出，現代史學都將法國大革命視為“第一個”——1848年起義的人民將自己與大革命聯系起來；1870年，巴黎公社將自己與革命時期的巴黎市府（兩者在法文中同為Commune de Paris）聯系起來；1917年，第三共和國的政治人物聲稱要完成山岳派的事業。顯然，中國革命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列寧的革命，而列寧也是一系列革命的后繼者。但當我們注視18世紀時，卻可以發現法國大革命是18世紀一連串重大革命中的最后一場。如果我們變換視角，就會發現法國革命是最后到來的，并且從其他革命中汲取了經驗。當法國人在美國革命中戰勝英國人時，他們就預計到英國人會報復，因而法國國內的稅收變得更為沉重，公共輿論因而變得愈加惱火；法國國內的叛亂從1780年開始就未停息。

如果我們觀察當時的地圖，會發現整個歐洲都處于叛亂之中：1770年的烏克蘭；1780年的愛爾蘭；1782年的日內瓦；1783年的尼德蘭；1787年的比利時；1788年的列日地區……1789年，法國成為當時歐洲最后一場革命的發生地。每一次的革命者都面對著歐洲君主的軍事干涉——1780年，英國殘暴地打擊愛爾蘭；1782年，法國打擊瑞士；1787年，普魯士和英國共同打擊尼德蘭聯合省；1788年，普魯士打擊比利時；1790年，普魯士和英國共同打擊列日……法國革命者深刻吸取了教訓。革命在最初階段有很多失敗的契機，因為歐洲君主就像警察一樣監控著歐洲的秩序。法國人關注美國，認為他們之所以成功是因為贏得了“獨立”戰爭。正因如此，塞爾納提出“一切革命都是獨立戰爭”。法國的主權也依賴于“獨立”戰爭，同時它也提供了一種新的“世界性”。

講座結束后，高毅教授進行了評議，并主持了塞爾納教授與現場聽眾的進一步探討。高毅教授在評議中指出，全球史、全球性、全球化問題是西方史學的主潮之一。我們都講法國大革命是“革命之母”，后來的革命都以她為借鑒。塞爾納教授則認為法國大革命是“最后一場革命”——真正的革命周期開始于克倫威爾的共和國，因為英國革命第一次砍掉了國王的頭，從而造成一種激進的意識形態與激進啟蒙。這種意識形態宣傳了共和國，用一套新的政治話語來取代舊的政治話語，還包括世俗化的問題。共和主義的政治話語開始彌漫整個歐洲—大西洋地區，開啟了一系列革命。教授非常強調英法“第二次百年戰爭”的背景，18世紀是英法爭霸世界的時代，英國的高壓在法國引起了很多的反彈。這個時代的歐洲動蕩不安，法國大革命是在總結了一系列起義的經驗發動起來的。經驗就在于，用“獨立戰爭”對抗反革命，大革命于是成為一場激進的革命。這些觀點對我們而言比較新穎，涉及18世紀的全球化問題，這在當時就是英法爭奪世界霸權，他們的戰線從拉芒什海峽（英吉利海峽）擴展到包括印度、北美等在內的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