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8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系主任、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張帆教授為華東師大學子帶來了一場題為“如何看待元朝”的講座，講座由黃純艷教授主持。張教授從“元朝是中國的王朝嗎”“應當如何評價元朝的統治”，“如何認識成吉思汗的歷史地位”和“關于蒙古征服中的屠殺現象”四個問題出發，生動地講解了元朝的主要性質和歷史作用。

講座伊始，張教授對“元朝是中國的王朝嗎”這個問題進行了回答。

他首先指出：“中國”概念在從古到今的語境中變化非常大，可以粗略地區分為兩類：一是狹義的、小范圍的“中國”，或者說是古代的“中國”，以秦朝疆域為代表，北抵長城，西接青藏高原，東和南到大海；二是廣義的、大范圍的“中國”，或者說是近現代的“中國”，以清朝中葉（1759-1840）疆域為代表，即1759年清朝完全控制新疆局勢的疆域。今天討論元朝性質時，我們應當選擇哪一類“中國”概念呢？張教授認為應當選擇后者。他引述了歷史地理學權威譚其驤先生的觀點，認為我們不能拿早期古人心目中的“中國”作為中國的范圍，也不能拿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來限定歷史上的中國范圍，而應將幾千年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即清朝中葉的疆域，作為討論對象。這是經過長期的多民族及其政權沖突交融，發展變化而形成的近現代“中國”，其形成有歷史的內在邏輯性。而按照這個概念，就會發現元朝的統治區域主要在這些地方，其統治民族蒙古族本身也起源于這個范圍之內，故可基本判斷元朝是中國的王朝。

張教授又對史書中“中國”概念的多重寓意進行了分析，包括血緣、地理和文化意義。古往今來，民族遷移不斷，人群變化無窮，從血緣角度來討論誰是否“中國”很難說清；而地理上的“中國”則相對清晰一些，在這個層面上元朝屬于廣義的、近現代的“中國”范圍。就文化意義而言，古人說“夷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如果接受中原文化，包括采用這套文化的理念和相關話語體系來治理國家，那就可以看作中國。雖然元朝的制度、政策與中原文化略有偏離，具有一定的非典型性，但基本上還是根據中原文化的理念來建立王朝、設計制度的，其管理體制是以中原文化因素為主導的。

綜合以上討論，張教授認為：第一，元朝就主要性質而言應屬中國王朝。 第二，元朝初步奠定了古代“中國”向近現代“中國”轉變的基礎。

其次，張教授在具體歷史背景中進一步討論元朝的“中國”屬性。先后探討了宋遼金時期的“多元中國”理念、金元之際北方漢人對蒙古政權的認同、南宋滅亡初期以及統一局面穩定之后南方漢人對元朝的認知、明朝中葉以下民族主義情緒的反彈等問題。遼宋時期，遼和北宋進行外交往來時，以“中國”自居，將二者關系定位為南北朝對立，而非中原與域外。金占領中原后，統治者自我定位為中國，治下百姓也逐漸接受這個理念。蒙古進入中原后，北方漢人愿意接受蒙古的統治，認為蒙古政權與金朝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只有量的差別。南宋滅亡后，南方漢人基本上無奈地接受了現實，逐漸承認元朝的統治，“華夷之辨”等民族主義思想只作為一種暗流若隱若現。元末，朱元璋在北伐元廷時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口號，但同時也承認元朝曾經擁有天命，即傳統的政治合法性。至明中葉以后，由于民族矛盾和邊疆危機等原因，才出現明確否認元朝代表“中國”的觀點。在蒙古統治者的“中國”認同問題上，張帆教授認為，和遼金不同，蒙古統治者很長時間內不完全具備明確的“中國”意識，皇帝和少數高層貴族死后回葬草原就是這方面的表現。但到元朝后期，統治者的草原認同意識有所淡化，以“中國”自居的意識逐漸加強。可以推測，如果元朝的統治時間更長一些，他們的“中國”認同意識會越來越鞏固。

接著，張教授從古代“中國”角度對歷代中原王朝（就統治者而言）進行了分類。屬于“中國”血緣、最沒有爭議的，包括漢、晉、宋、明等王朝；血緣上具有非中原因素，但認同“中國”族群身份的，有隋、唐兩朝；族群身份不同，但接受并認同“中國”文化的，有北魏、金、清三朝；族群身份不同，但基本接受并大部分認同“中國”文化的是元朝。與前三類王朝相比，元朝對狹義“中國”亦即中原文化的認同與融合度相對低一些，但并沒有本質差別，不應當把它視為另類。

在講座的第二部分，張教授對元朝的統治進行了評價。他指出元朝未達到“王朝周期律”下的常規壽命，統治不算成功。在對中國歷史發展線索的影響上，政治影響最大，經濟次之，文化又次。在疆域、民族和制度遺產上成就突出，而且還出現了諸如發行單一紙幣、發展海運、加強中西聯系等“超前”舉措。總體上，元朝的民族不平等或歧視比較明顯，但在后人敘述中又被夸大了。過去通常認為元朝實行明確且嚴格的民族等級制度，實際上，只是一些對不同族群的差別對待政策，不斷積累而被后人概括為“四等人制”。

第三部分是對成吉思汗的認識，張教授強調，成吉思汗不僅是蒙元帝國的創建者，而且是蒙古民族的締造者。他從根本上改變了草原格局，是蒙古民族認同和感情的象征，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在這一點上明顯有別于其他歷史人物。就其歷史舉措而言，成吉思汗客觀上推動了最早的“全球化”，但其主觀目的是征服和掠奪，使當時的人民付出了巨大代價，因此不應當盲目拔高。

最后，張教授對蒙古征服戰爭中的屠殺現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中外記載中關于當時戰爭屠殺的某些數字可能夸大，但屠殺現象無法否認；第二，屠殺是手段而非目的，并非針對特定種族，和平環境下的蒙古統治者并不嗜殺；第三，對人類生命缺乏尊重，古代戰爭普遍如此，對于處在野蠻-文明轉型期、深受“叢林法則”影響的人群來說，這種情況可能更加嚴重；第四，歷史事實無法抹殺，歷史恩怨難以厘清，我們需要總結過去更好地面向未來。

張帆教授的報告結束后，在場的老師、同學們就講座內容展開討論，氣氛熱烈，黃純艷教授進行了簡單總結。

在互動提問環節，有學生提問元朝使用的蒙語文與現代內蒙古地區使用的蒙語文之間的關系。張教授回答，從語言方面來說變化不大，而文字有所不同，因為元朝的蒙古文有兩種，成吉思汗時期創立了最早的蒙古文，這個蒙古文經過改造，就是今天我國蒙古族還在使用的蒙古文。但是在忽必烈時代，又出現了一種文字——八思巴字，以藏文字母來拼蒙古語，是元朝官方正式文字，在重要文獻上使用，但這種文字后來失傳了。又有學生提問，山東軍閥李璮叛亂對忽必烈政策的影響，是否會影響到忽必烈的漢化政策。張教授認為過去研究都是這樣認為的。李璮叛亂是漢族軍閥叛亂，對忽必烈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覺得漢人不可信任。起初，忽必烈較為傾向于漢文化，積極推行漢化政策，但后來逐漸停滯，開始轉向別的方面。因此，一般認為李璮叛亂是忽必烈政策的重要轉折點。但是今天看來，忽必烈以漢族地區為根據地即位，政策上明顯向中原靠攏，后來打敗了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完全控制漠北草原，政權的定位和政策的出發點因而需要有所變化，不能完全從漢族地區的角度出發。忽必烈后期政策的轉變也與此有關，不完全是因為李璮叛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