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多以前，山東聊城于歡案（辱母殺人案）引發舉國關注，該案牽出了以吳學占為首的15人涉黑團伙，如今已伏法。但該案仍有些旁枝尚未完結，據媒體報道，該團伙的另一名受害人王秀娥，近日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冠縣警方刑事拘留。事件起因是王秀娥多次到北京上訪，并兩次收取村主任給予的共計7000元“生活費”。

據王秀娥的律師透露，警方可能是將王秀娥收取村主任7000元生活費認定為強拿硬要，進而根據《刑法》和“兩高”司法解釋對王秀娥進行刑事拘留的。

王秀娥也是吳學占涉黑團伙的受害人之一，她曾被該團伙非法拘禁80個小時，其間被裸體、蒙面吊在屋內，遭受毆打、辱罵和電擊。

如今，涉黑團伙被端，王秀娥為什么還要上訪呢？據報道，主要為了兩件事：一是丈夫交通事故賠償款被他人冒領，二是吳學占涉黑團伙的保護傘沒有被徹底打掉。

近年來，因赴京信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例時有發生。雖然情節各有不同，很難籠統的做一個泛化的評價，但在這些案件背后卻隱射出一個共同的趨向，即：個別地方政府熱衷于通過刑事手段去制止和遏阻民眾赴京上訪。

這么說，并不是直接定性冠縣警方抓人錯誤。王秀娥是否構成尋釁滋事犯罪，取決于案情本身：一是收取7000元生活費是否屬于強拿硬要，二是該行為是否破壞了社會秩序。

可以明確的是，正常赴京信訪本身肯定不構成犯罪。赴京，即從外地趕至北京，這個行為是中性的，是沒有法律含義的。而信訪，同樣是公民的法定權利，受《憲法》和國務院《信訪條例》的充分保障。也即，決定王秀娥是否夠罪的，不應該是她的訪民身份，也不應該是她正常赴京信訪的行為，而只能是她的其他行為。

是否屬于強拿硬要是本案的核心關鍵事實。一般而言，強拿硬要是指借助暴力或威脅，強行拿走或者直接索要他人財物的行為。非法性、主動性和強制性，是強拿硬要的本質特征。本案中，據媒體透露，是在王秀娥赴京信訪返村后，村主任主動給予的7000元，并且是分兩次給予王秀娥丈夫的。至少從形式上看，王秀娥是被動接受財物而非主動索取。并且根據一般生活經驗，王秀娥是普通村民，應該沒有能力對村主任強拿硬要。

關于第二個信訪訴求，法院關于吳學占涉黑團伙的判決書顯示，時任東古城鎮鎮長曾安排吳學占對王秀娥進行看管控制。另有證據顯示，時任鎮長的行為經過了上級領導的同意。

在當前掃黑破傘的大背景下，如果在當地舉報“保護傘”遇到阻力，向上級反應情況乃是常態，不僅不應該予以刑法打擊，相反應當給予法律保護。

信訪作為一種國家制度，目的是為了暢通民意表達通道。但遺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政績觀出現偏差，把正常的赴京信訪視為洪水猛獸，千方百計的設法予以攔阻。甚至有些地方，隨意擴大刑法打擊范圍，不惜通過抓人的方式去嚇阻訪民。這樣做表面上減少了赴京信訪的數字，但實際上累積的矛盾并未得到有效化解。更令人擔憂的是，刑法在一些地方淪為政府維穩的工具，給國家的法治建設和長治久安留下了長遠的內傷。

減少乃至根絕赴京信訪，當然可以成為地方政府追求的施政目標。但這樣的目標應當通過法治化的手段來實現，應當通過切實解決訪民的合理訴求來實現。期待王秀娥案能在法治軌道上獲得令人信服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