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拉·瑪爾（Dora Maar，1907-1997）與畢加索的關系非同一般，并被認為是其”繆斯“與情人。

近日，朵拉·瑪爾（Dora Maar）的個展在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開幕。朵拉·瑪爾1907年生于克羅地亞，在她漫長的一生中，曾創作紀實攝影、蒙太奇照片、繪畫等等，并且為超現實主義藝術的發展帶來重要的影響。然而，她不滅的藝術創造力卻始終被其作為畢加索“繆斯”的頭銜所籠罩。展覽試圖還原這位現代女性豐富的藝術生涯。在這場精心策劃的展覽中，朵拉·瑪爾的創造力遠遠超過了她與畢加索的關系。

超現實主義、情欲、新聞攝影和迷幻：在這場精心策劃的展覽中，朵拉·瑪爾（Dora Maar）的創造力遠遠超過了她與畢加索的關系。

1933年，法國藝術評論家雅克?蓋納（Jacques Guenne）將朵拉·瑪爾描述為“一個捕捉圖像的黑發女獵手”，這一頗具“火藥味”的語言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人們對于野心勃勃的女攝影師的刻板印象。和她同時代的女性攝影師李·米勒 (Lee Miller)、杰爾曼娜·克魯爾（Germaine Krull）一樣，作為一位在攝影方面天賦異稟的女性，瑪爾在這一男性主導的媒介中不斷遭遇挑戰，也因此而不斷成長。

瑪爾一生的作品在這場不斷給人驚喜的史詩般回顧展上一一呈現：時尚攝影、具有情色意味的肖像畫、街頭攝影、超現實主義、風景繪畫，以及后期將實驗主義融入攝影而創作出的較為抽象的作品。朵拉·瑪爾生于1907年，原名亨里埃塔·馬爾科維奇（Henriette Markovitch），1932年，在從繪畫轉向攝影之后不久，她為自己改名換姓。這是一場創造性旅程的起點，這趟旅程將讓她與當時最重要的藝術家相遇，其中包括與她分享暗房的布拉塞（Brassa?）、曼·雷（Man Ray）以及一批超現實主義藝術家——他們的作品對于瑪爾個人的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使她從肖像攝影轉向拼貼與蒙太奇照片的實驗。

1935年，她遇到了畢加索，兩人展開了一段洶涌的感情，以至于瑪爾直至去世也未從中徹底釋然。瑪爾曾為畢加索最著名、最讓人感受到不安的肖像作品之一《哭泣的女人》擔任模特，這幅肖像在很長時間里都蓋過了瑪爾自己出眾的創造力。即使是在1997去世后的訃聞中，瑪爾仍然被稱為“畢加索的繆斯”。

這場迷人的展覽跨越九個房間，經過精心規劃，以重新評價瑪爾那漫長而富有創造力的旅程。或許是想要將瑪爾定義為那個時代的“現代女性”，第一個展間用一整面墻來呈現布拉賽、比頓（Beaton）、李·米勒與歐文·佩恩（Irving Penn）等人為其所創作的驚世駭俗的肖像作品，以及瑪爾的一批巧妙的自拍作品。這些圖像勾勒了她“鍍金”般的生活，而展覽的剩余部分則將其一點點剝除。

在展覽中，首先迎接觀眾的“驚喜”是一些裸體肖像，這些肖像最早出版于三十年代的各種情色期刊中，作品的名稱大抵是《巴黎的誘惑和秘密》之類。她有一位模特名為阿西婭·格拉納托羅夫（Assia Granatouroff），她是一位如同雕塑般完美的尤物，還擔任過克魯爾的模特。瑪爾將阿西婭運動員一般的身材表現得像是活雕塑一樣，擁有完美的曲線和若隱若現的陰影。最令人震驚、也最“邪惡”的是阿西婭的一幅具有拜物教色彩的肖像：阿西婭戴著膚色的面具，一只手拉著體操環。這幅作品暗示了瑪爾后來創作于20世紀30年代的蒙太奇照片中的潛意識領域，揭露了黑暗的夢境世界，在這一方面，她深受詩人保羅?艾呂雅（Paul Eluard）、作家喬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與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影響。

瑪爾在風格上的轉變往往是巨大的。在那些超現實主義作品之前，是一系列攝于巴黎、巴塞羅那與倫敦的街頭攝影作品。這些作品非常黑暗，拍攝對象都是城市貧民，風格則是赤裸裸的單色。在一幅倫敦街景中，一位老婦人在牛津街一家銀行的鋼柱下賣彩票。一名年輕女子用披肩裹住嬰兒，面向充滿未知的風景，她的身后則是一個占卜攤。在另一個系列中，新聞攝影的風格轉向了對于普通事物不露痕跡的觀察：一面陰影斑駁的墻下，一條剛剛經歷過雨水沖刷的街道被人行道從左下至右上分成兩段。同樣的線條與形狀構圖可以在一幅攝于巴塞羅那的街頭肖像中看到：一名弓著背的女子背對著鏡頭站在畫面的左前方。這些圖像稀松平常，卻在腦海中揮之不去。街頭攝影安靜而神秘，儼然已經完成一場超現實主義的實驗。

她用大畫幅負片做的實驗看起來非常現代，而她攝于1934年2月的巴黎街頭抗議的照片則呼應了這座城市最近的動蕩。她還拍攝了許多超現實主義運動的領軍人物，包括伊洛亞德（Eluard）和畫家列奧納爾·菲尼(Leonor Fini)，但最令人驚訝的超現實主義圖像是《烏布》（Ubu, 1936），后來被確認為犰狳胎兒的特寫，其名稱取自阿爾弗雷德·賈（Alfred Jarry）的荒誕劇《烏布·羅伊》。畫面中有一種仿佛來自外星的異樣感，卻又充滿人性。

《看向人行道內側的男子》

展覽終究還是走向了瑪爾與畢加索的浪漫糾葛。畢加索第一次看到瑪爾是在巴黎的雙叟咖啡館，當時她正用刀子反復刺向戴著黑色手套的手指之間，有時還會流血。據說畢加索保存了濺滿鮮血的手套。他們的性情不合，一段時間后，她那獨立的性格似乎激起了他的憤怒。然而，作為一對藝術上的組合，這段關系碩果累累，尤其是對于畢加索而言：有一間展廳全部用來展示畢加索用鉛筆和顏料給瑪爾創作的繪畫，還有一間則陳列了她記錄其名畫《格爾尼卡》創作過程的影響。因為瑪爾的激進主義，畢加索變得更熱衷于政治活動。他描繪她的肖像畫從相對的平靜轉變為對其容貌近乎報復性的扭曲。1945年，當畢加索用弗朗索瓦·吉羅（Francoise Gilot）來取代瑪爾時，她陷入了深深的抑郁，為此甚至接受了電擊治療，并一度成為拉康的病人。

瑪爾的晚期繪畫懸掛于泰特現代美術館最后的幾間展廳，無論是莫蘭迪式的景物還是小幅的風景，這些繪畫無不展現出一種深深的平靜感。在法國南部的梅納村，她過著隱居的生活，虔誠地踐行著從出生起便信奉的天主教教條。她的繪畫攝人心魄，展露出她如何經歷了一切最終獲得了平靜。

在這樣的語境下，那些標志著她后來重返攝影的實驗性嘗試顯然令人震驚。畫面中的抽象源于她用力地刮擦底片，再用顏料進行覆蓋，或是創造性地用酸來破壞它們。作為她最終的藝術宣言，這些行動無疑是具有反叛性的。直到生命的重點，瑪爾都不曾喪失過去創造和實驗的沖動，并且在這一過程中一次次地重塑自己。

朵拉·瑪爾個展將持續至2020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