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摘自埃米爾·路德維希著《德國人：一個民族的雙重歷史》，楊成緒、潘琪譯，文匯出版社，2019年10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1881年生于德國布雷斯勞（今屬波蘭），1906年移居瑞士。一戰期間，曾擔任《柏林日報》駐維也納和伊斯坦布爾記者。1940年，路德維希避難美國 ，后被羅斯福總統聘為顧問。1945年，受羅斯福和杜魯門邀請，跟隨巴頓和艾森豪威爾前往歐洲戰場，報道歐洲的解放。二戰后返回瑞士，1948年在瑞士去世。路德維希著述頗豐，傳記作品尤受歡迎，代表作有《歌德》《拿破侖》《俾斯麥》等。

從來沒有過一個獨裁者，像這樣一個不正當的領袖遇到德國人民那樣，遇到如此聽話、如此順從、容易對付的群眾。拿破侖遇到法國人民的強烈抵抗，墨索里尼的情況也是如此。本書前面所敘述和闡明的一切都證明了，突然得到違反他們本意的解放的德國人，是如何殷切地在這14年中等待一個領袖來把他們的命運掌握起來。少數不朽的神職人員、和平主義者，以及工會會員，他們曾因自己的信念而遭到監禁或殺害，但總共加起來也不到德國人數的千分之一。

他們中最出名的是馬丁·尼默勒，他是德國這個時代的英雄，他的面龐使人想起丟勒筆下的繪畫。他是一個威斯特伐利亞人，一個部長的兒子，一個熱情的水手，一個懷有深刻信念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光榮地擔任德國潛水艇司令，戰爭的失敗使他深深地陷入內心斗爭，因為他相信德國就像相信上帝一樣堅定。革命后，一個叔叔幫助他接管了一個農莊，他與這些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農業工人的第一次緊密接觸，使他深受感動。他得出結論，靈魂對他來說比耕作土地重要得多。他開始學習神學，接受希伯來教義，但同時仍熱烈地支持德意志事業。他擔任學生保衛團司令，參加卡普政變。他第一次在明斯特進行布道時已經30歲，生活極端貧困，不得不從事鋪鐵軌等艱苦的體力勞動。他的討伐精神，極端虔誠同時又非常羅曼蒂克并充滿愛國主義精神，這種雙重性格使他經常陷入內心斗爭，直到希特勒要求所有的部長宣誓效忠，矛盾發展到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尼默勒和他的少數同事抗拒希特勒的命令。有人企圖謀害他的生命，但也有支持他的群眾集會和游行。迫害繼續進行，他終于被免職。尼默勒被禁止布道，于是他就在家里進行。他被捕，備受折磨，爭取保釋后再次被捕，最后被送到集中營。敵人提出，只要他答應停止宣傳就可以獲釋，遭到他的拒絕。但是戰爭爆發后，據說他自愿出來擔任潛水艇的司令。

馬丁·尼默勒

這個行動充分暴露了德國人靈魂深處的雙重性，以及這個國家命運悲劇的根源。這個充滿大無畏精神和自信的人，與路德一樣，以生命保衛他的信念，他宣傳反對納粹的理論，他堅決拒絕向另一個似乎是上帝的人宣誓效忠；但就是這個人，卻愿意在這面意味著褻瀆的可恨的旗幟下，潛入大海，用魚雷去襲擊德國的敵人。

深深懷念著祖國的游子對世界說，希特勒不能代表德國，但難道不是所有德國人一次又一次地選舉他嗎？當然其中一部分選民是出于對威脅的恐懼，但大多數人選他是出于自愿。德國人一面忍受著饑餓帶來的極大痛苦，一面聽著統治世界的奉承話。1941年9月，德國人黃油肉類的配給進一步減少，征服的國家卻越來越多。關于貧國和富國的理論也被發明者運用到幾乎荒謬的程度，究竟被侵略的丹麥、挪威、波蘭擁有什么樣的財富是德國所沒有的呢？他們的行為使人想起一條占了馬槽的狗，它自己不能消受那些谷草，卻又狂吠著不讓馬來吃。在希特勒統治的八年中德國人究竟得到了什么好處呢？

由于他準備和發動了戰爭，因而上百萬失業者得到了工作，這也是他繼續進行戰爭的理由之一。他似乎也消除了德國各民族之間歷史遺留下來的仇恨，用一個十分完美的形式把帝國統一了起來，這是消滅了王室后的共和國從來沒有做到過的。

希特勒在德國建立了一套秩序，這種秩序沒有別的國家的人民能忍受得了，特別是意大利人，可能只有一部分俄國人能忍受。沒有人能忍受自由的完全喪失，但是即使很多反對納粹制度的國家也將采取它的某些做法，就像它接受俄國的一些做法一樣。

無疑，當時德國人的思想已趨向現代化，他們從技術的角度而不是金錢的角度想問題。他們向世界表明，沒有黃金他們照樣可以生活、戰斗和征服，而沒有工程師、銀行家卻無法生活下去。直到戰爭爆發前，貿易思想仍然統治著舊民主國家，德國人就是通過擊敗這種思想取勝的。生產社會所需要的物資，而不是讓個人獲利——這一思想從莫斯科發展到柏林，而且正在從柏林擴展至全世界，因為它適應時勢。但在接受這個原則時不應喪失自由。

德國群眾也沒有因精神上的枷鎖而悲哀。他們什么時候對國家大事的決策表示過關心或施加過一些影響呢？一個1000年來習慣于忍受上級對它施加任何命令的民族，是不會為自己的意志、為爭取自由而斗爭的。一旦在違反自己意愿的情況下獲得了自由，那么在新的枷鎖下這個民族也會很快退回到老路上去。世界應該看到，作為整個民族來說，德國人沒有要求進行改變的意愿。我們以為世界大戰后會出現一個新的德國，但我們錯了，我們應該從第一個錯誤中吸取教訓避免第二個錯誤。

對猶太人的迫害，也證明了希特勒的背后有著德國老百姓的支持。當世界聽到德國第一次大屠殺時，有很多跡象證明這種暴行在很多地方被阻止。但是從1933到1938年對猶太人迫害的加緊，從第一次抵制到向維也納進軍和11月大屠殺，這些發展都與德國人的性格有關。絕不是僅僅只有沖鋒隊接受黨的命令。富有的公民、國家教授以及獨立的體育運動員，都情緒亢奮地參加了當時的夜間襲擊。

為什么這些德國群眾，而不只是政府和黨派比別的國家更仇恨猶太人呢？熱情的詩人阿恩特深刻地寫道：“德國喜歡鎖鏈的束縛，承受一個帶著枷鎖的苦力的靈魂的痛苦。”德國人是一個可悲的失敗者，甚至不能承受別人成功。俄國人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只針對一些貧困的不知名的猶太人，但德國人轉而殺害一些富有而有天才的猶太人。不是猶太人的集居或是他們陌生的臉孔和習俗使德國人不快，而是猶太銀行家所獲得的榮譽和影響、猶太人教授和藝術家所獲的聲譽，使他們大感不快。

他們妒忌獲得合法權利、地位上升的德國猶太人。為什么這些人的劇院和報紙總是最好的？為什么總是他們發明了不起的醫藥用品，成為杰出的外科專家？為什么總是他們采用最新的技術？為什么總是他們出版最好的書？在這些成功的德國人中，猶太人所占的人口比例，大大地超過非猶太人所占的比例。

在歷代積怨的基礎上，納粹又帶來了新的東西：殘暴力量的合法化，合法政府的結束。青年人可以隨心所欲，對謀殺、掠奪的渴望被誘發出來。希特勒執政初期，還有誰能為他提供更好的進攻目標呢？猶太人集中了作為犧牲品的一切條件，他們沒有武裝，他們富有，很容易給他們安上一切罪名。渴望謀殺和掠奪的人很快在他們身上進行實踐。自從諸如社會主義分子提出國際目標轉移民族情緒，德國中產階級公開宣揚，說是猶太人首先發動戰爭，然后輸掉了戰爭，共和國政府14年來對此充耳不聞。共和國政府的部長6％是猶太人，3個人參加過革命。另一方面，得到諾貝爾獎獎金的德國人的20％是德國猶太人。所有這一切都被封鎖了，此外，只占德國人口1％的德國猶太人，貢獻出10萬人去當兵打仗，1.2萬人死于戰場。納粹最卑鄙的行為是將這些猶太人的名字從地方作戰陣亡將士的名單中抹掉。但有些猶太人的行為也叫人看不起，如奧本海姆·馮·溫伯格男爵、德國空軍參謀長米爾希、作家阿爾特·勃朗南，以及制定所有貿易條約的漢斯·沃爾·塞蒙特，他們接受種族迫害者加給他們的“光榮的雅利安人”的稱號，并且和這些迫害者稱兄道友。希特勒把德國人從猶太人中分離出來對德國只有不利，但對德國人來說，可能是一種極大的滿足。

本書不想對希特勒的暴行詳加闡述，但我要描述一段尚未被人報道過的情景，這是兩個后來設法逃離德國的目擊者親口告訴作者的。

奧斯維辛集中營

巴黎的一個年輕猶太人暗殺了德國駐巴黎使館的工作人員馮拉特先生，作為政治報復，德國人利用死者葬禮的契機發動了一場新的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關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一萬名猶太犯人，被強迫立正數小時。1938年11月11日上午11時，沖鋒隊員扛著當天上午“死去”的人的棺材列隊從這些犯人面前經過，后面跟著一大串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受害者，這些人在這天上午幾乎已被打得半死不活，當他們在行進時跌倒在地，那些士兵就用腳踢他們，把他們叫醒。突然他們中的一個受到嚴重摧殘的六十五歲商人掙扎著爬起來，他是在三天前被抓來的，我年輕時認識他。這是一個高個子的人，竭盡全力向他的弟兄舉起雙臂，用希伯來語高聲致以古老的猶太先輩的祝愿。

士兵們被這一行動驚住了，有幾分鐘全場鴉雀無聲，似乎空氣都凝結了。然后他們突然醒悟過來，把他拉出來，當場打死。為了他的家屬，我不愿在此透露這個猶太人的名字，很可能已被列入德國烈士的名單。這份名單從胡斯開始，將一直延續到未來。

盡管德國人在歷史上長期遭受屈辱，但他們還從未受到類似過去這九年給他們的最后解放所帶來的嚴重損害。沒有一個人被允許去工作，不管什么時候什么地方，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不管是工人還是農民，這種要求都無法得到滿足。全國成了一個大兵營，一個六歲的孩子也會被接受進來加以訓練，生生死死，直到最后舉行葬禮。幾代人以來，八百萬德國人的法律觀念早已破壞殆盡。即使德國人最后失敗，他們關于野蠻武力的信念也早已在幾代人中得到加強。他們毫不吸取第一次失敗的教訓，頑固地要求迅速回到過去的老路上去。因此，怎么可能寄希望于他們吸取第二次失敗的教訓呢？

嘲笑誠實的信念，輕視法律，推崇謀殺，摧殘宗教圣賢，懷疑一切，反對一切，出賣自己親密的朋友，為了避免種種嫌疑不認親生父親，毀滅科學，奴役師長教授，培養邪惡野蠻勢力，玩弄婦女，煽動對國家的狂熱：所有這一切將貽害無窮，使其后代人無顏面對別的國家的同時代人。

德國人在全世界的聲譽又被損傷到了什么程度呢？這一次將沒有一個德國人能說，他是被統治階級脅迫的，因為今天幾乎每個人都有朋友在黨內，幾乎整個國家都參與或擁護了這場浩劫，整個國家都接受了司法部長的格言：“只要對德國有利的，都是正確的。”這句話概括了這場道義災難的真諦。

世界能把這一切都忘掉嗎？一個經歷過倫敦戰役的孩子，長大后能向一個德國人伸出友誼之手嗎？一個挪威人會再次邀請一個德國人到他家做客嗎？一個自己母親和無數同胞被德國飛機機槍掃射而死的荷蘭人會再次與德國人做買賣嗎？世界上難道還會有與德國人簽訂條約的國家嗎？這些德國人曾經如此明顯地以自己的利益為依據判斷條約的合法性，那么人們為什么要相信從小就學習并遵循這種新道德的希特勒的接班人呢？

希特勒沒有帶給德國人幸福，但他們也沒有要求他帶來這種幸福。他們不要求自由，不要求財富，甚至不要求思想上的安寧與和諧。他們要求的是統治世界的古老夢想，在神秘的幻覺中試圖徹底雪恥，并且羨慕這個他們一直像天真孩子一樣詛咒的世界；一句話，因天生的不安全感而不斷尋找和要求公開承認。希特勒給他們帶來了這一切，雖然為時不久。但難道有任何領袖在這方面比希特勒更好地滿足過他們嗎？

作為一個征服者，希特勒不能與他的前輩比較。在公元800年、1000年和1500年左右，卡爾大帝、奧托大帝以及查理五世使德國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但是這個國家一半是繼承別人的，是從外部或間接合并過來的，它強大的力量不是從內部涌現出來的，而且維持的時間也不長。希特勒的勝利進軍最好與哥特人、蒙古人、諾曼人的猛攻沖擊相比，野蠻侵襲古老的文明，一度制服了文明，但是它們只是席卷而過，沒有留下多少痕跡。誰還記得他們領導人的名字？其中兩三個也許還在一些歌曲中保留了一段時期。如果把他與拿破侖相比，這也是很荒謬的。拿破侖給他所占領的國家帶去了新的思想，他給萊茵河沿岸地區及意大利帶去的法律及社會秩序，在他被驅逐出這些地區后還長時期地發揮作用，因為這些東西是符合時代要求的正義之舉。確實，在尋求歐洲統一問題上，他視自己和法國為領導力量，但這是以宣揚忍耐與包容的大革命為基礎的，希特勒征服巴黎，則是以他優秀種族論的教條為基礎的，這是希特勒進行統治的依據。

這里就出現了問題，所有德國能為占領國帶去的文化均已被納粹破壞或鎮壓。德國學者和藝術家紛紛流亡出走，就是這個國家政治的一個象征。這次德國的知識分子先于德國的武力到達別的國家，而且被迫逃得越來越遠。德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從德國逃至鄰國，在這些國家被征服后，又遠遠逃至美國；只要迫害不停止，就將一直繼續下去，并一直得到移民沒完沒了的感恩戴德。世界上文化最燦爛的城市也將變得野蠻荒蕪，普魯士的鐵蹄將踏上巴黎皇宮舊址。所有代表德國榮譽的人物將作為客人或難民被別的國家接收，而不是征服者。德國的知識分子比德國的坦克早7年進入凱旋門，而且受到大得多的歡迎。

但是希特勒的預感是正確的，舊民主主義已經沒有生命了。法國至少將從它的失敗中學到很多教訓。法國人面對一個處在大動亂邊緣的世界，太掉以輕心，太玩世不恭。英國人直到1940年5月還不采取行動，即便行動了也不徹底，它的貴族政府、銀行以及城市都沒有為國家作好充分準備。還有，經過幾個月的英勇斗爭后，再恢復舊的秩序和民主就叫人不能容忍了。

民族社會主義黨正如它的名稱所包含的，其宗旨也有社會主義的一面。這種導致世界在過去20年中脫離純資本主義的急劇變化，使所有的國家在戰爭經濟中得到進一步改變。其中尤為突出的是德國，它的戰時經濟延續了9年之久。在法西斯國家迅速使自己適應出現的動亂時，兩個西方民主國家繼續由富有階級以舊制度實行統治。是這兩個國家使德國重整軍備成為可能，而不是打垮了它。不止一個法國工業家說過：“寧愿是希特勒，而不是布魯姆。”

然而，因害怕布爾什維克而促使英國和法國簽訂《慕尼黑協議》時，他們的美夢也破滅了。巴黎、阿姆斯特丹和布達佩斯的推銷商感到自己被迫進入一個與莫斯科制度越來越接近的制度。當德國和意大利的資本幾乎全部被政府沒收時，自由民主黨人站在獨裁者的國家社會主義一邊。在任何情況下，正統的資本主義在歐洲都失敗了。

他正在準備歐洲的統一，這是一個大家都在尋求的聯邦形式的統一，而不是在一個主要種族領導下的統一，就像德國一些優秀人士始終在尋求的，不經過希特勒的槍炮而“合并”奧地利。歐洲的統一和五六個君主的退位只能對歐洲有用。即使在拿破侖失敗后，100多個被消滅了的德國小公國也沒有一個東山再起。很多預言家都得到了自己沒有想到過的結果。希特勒也將像哥倫布一樣到達了一個他從沒想到過的大陸。希特勒占領歐洲的結果，可能很快會出現一個歐洲的合眾國，如果最終能把“卐”旗擊倒，而代之以升起“自由的白色之旗”。

無論是形式還是日期都不能預言，但有一件事似乎是比較肯定的：被征服的人民不會像德國人那樣長期屈服于枷鎖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只能以革命而告終，就像俄國革命給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了決定性的變化一樣。但是為了和時代的精神一致，形式很可能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民族主義的。希特勒最終將發現一個自由的歐洲，而不是德國的歐洲。與種族主義的理論決然相反，在近年內即將發生的革命將不是為了奪取幾個省份或前線陣地，而是為更公平的財產再分配。歷史將看到，這次戰爭的后果之一，將是每個公民要求更體面的生活，這將在所有的國家成為很強烈的呼聲。它不會像拿破侖垮臺后那樣，很快出現一個“神圣同盟”，或者出現一個新的塔列朗重新掌權。被征服的國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將是尋求比戰前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自由。

德國人將是這些國家中最后一個而不是第一個起來爭取自由的民族，這是他們的性格決定的。在沒有一個受奴役的國家起來反抗之前；在穿制服的武裝的德國工人與非武裝的外國工人出現兄弟和解，并消除不正常的奴役關系之前；在有可能出現一部分德國公民起來反抗，并通過國內戰爭推翻這個他們大部分人曾經從屬的政權之前；德國人是不會輕易行動的。但即使希特勒部分地戰勝了俄國人，他們給他帶來的也只可能是谷物，而不是熱情。德國人一向反對法國人，即使在世界大戰中也從未反對過俄國人。一旦進入莫斯科，德國士兵將會看到，希特勒的很多方法是向莫斯科學來的。他們將很快和這些與自己一樣有著極強紀律性的追隨者們稱兄道弟，甚至有可能變成共產主義者。

要打敗現代的成吉思汗，必不可少的是要取得美國的幫助，但不是靠入侵，而是通過歐洲的反抗。強大的封鎖將是對領導人的一個考驗，對德國普通人民來說，他們是經受得起長時期的艱苦的，他們可以過貧窮的生活。但是如果進行轟炸，這將對其造成災難性的影響。德國人的性格不像英國人那樣遇事強硬、固執。德國人比較神經質，而在這過去的10年中，他們已經承受了夠大的精神負擔。德國人作為軍人，在武裝起來、聽從發號施令的情況下，可以保持他們的勇氣；但是作為一個平民，成為看不見的敵人的進攻目標，沒有上級的命令和領導，他們很容易屈服，他們在130年內還沒有遭到別的國家的侵略。

也許只有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封鎖、被征服的國家的反抗和德國內部的炸彈襲擊到達高潮時，將軍們為了保護自己才可能起來趕走他們的“領袖”。這對世界將是一個極為危險的時刻，因為普魯士的將軍們并不比希特勒更值得人們信任。勝利者將十分小心提防“不可預測的犯人”，當他走出帶刺的鐵絲網準備和你講和的時候。

《凡爾賽和約》決定單獨解除戰敗國德國一家武裝的思想，表明了它對德國人的性格不怎么了解。

對待這樣一支高效率的人民，是無法剝奪它在經濟競爭中的權利的，唯一能與他們共處的辦法是建立歐洲合眾國，這在德國第二次戰敗后要比在第一次戰敗后建立起來容易得多。只有積極實行歐洲國家全面裁軍，才能保證解除德國武裝，降低報復的可能性。一支歐洲聯邦陸軍和聯邦海軍將被組織起來，就像今天美國的國防力量直屬華盛頓一樣。那時德國將像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一樣無力再次發動戰爭。

只有這樣才能拔除德國人嘴里的毒牙，使他們思想精神上的偉大才賦在世界文化中獲得正確的位置，不用擔心再成為世界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