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慘劇在歐洲老牌工業現代化強國再次上演。

2019年10月23日凌晨，英國埃塞克斯郡一個冷凍集裝箱貨柜內發現39名越南籍偷渡者遺體。這是2000年以來英國最嚴重的人口販運致死事件。

數據顯示，每年有約1.8萬越南人偷渡到歐洲，而越南移民每年付給人口走私犯的錢可能達到2.34億英鎊。

他們中的許多人對死難同胞的遭遇感同身受，但對于生存和安全之間究竟如何抉擇，卻沒有人能輕松作答。

2019年11月3日中午12點15分，位于英國倫敦東區的圣名天主教堂的彌撒已經開始許久，但依然有人不斷涌進來。

這是英國警方宣稱埃塞克斯“死亡卡車”案所有39名遇難者身份據信都是越南人后的第一個周日。

可容納兩三百人的教堂大廳早已坐滿，走廊上、臺階上甚至門口的過道上，都已塞滿了人——穿著正裝的男人、披著毛皮大衣的女人、顫顫巍巍的老人、染了黃發的青年、往日奔跑不停的孩子，此刻都變得安靜起來。

唱詩班吟唱著圣詩，人們輕聲附和著，憂傷仿佛空氣彌漫開去。

教堂前方的講臺前，擺放著一個醒目的紀念臺——幾束掛著枯葉的樹枝和一盆白色的鮮花，一列排成數字39的蠟燭默默地燃燒著，提醒著人們逝去的生命。

距離39具遺體在英國埃塞克斯郡一個冷凍集裝箱貨柜內被發現已過去半月有余，越南公安部于去年11月7日正式確認，39名遇難者全部來自越南的六個省份。

這也成為英國自2000年以來最嚴重的因人口販運而導致的集體死亡事件。

而近期的這場悲劇讓大多時候被英國社會忽略的越南人社區及其生存狀況暴露于聚光燈下，他們中的許多人對死難同胞的遭遇感同身受，但對于生存和安全之間究竟如何抉擇，卻沒有人能輕松作答。

慘劇在歐洲老牌工業現代化強國反復上演，值得反思和拷問的，可能不僅僅是越南人。

40多年反復的悲劇

彌撒從一段令人悲傷的影像開始——載有39具越南人遺體的貨車在警方的護送下，緩緩駛出事發地，前往醫院……

一分鐘的靜默儀式過后，在以越南人為主的圣名天主教堂內，主持彌撒的西蒙·阮神父對會眾說道：“在這里的大多數越南人，都是在上世紀70、80、90年代作為難民來到英國的。那些年，許多越南人在來英國的旅途中失蹤、死亡。”

神父本人就是上世紀80年代（1984年）從越南經挪威逃到英國的。和那個時代的許多越南人一樣，他想要逃離戰爭，想要尋找新的生活。

“這次悲劇的遇難者因為媒體的報道而被人們所知曉，但更多越南人的悲劇是無人知曉的。”他繼續說道。

臺下的會眾認真地聽著，不少人頻頻低頭拭淚。

阮神父個人的經歷是幸運的，出生于天主教徒家庭的他在英國完成了神學學業之后，他成為了一名神父。不過，多年來，經常會有偷渡到英國的越南移民來到教堂尋求他的幫助。

盡管如此，此次慘案仍然讓他感到震驚，“我從沒有見過這么多越南人一起（通過集裝箱卡車）進入英國的，通常都是幾個人。”他說。

比神父更早來到英國的一名越南餐廳老板“非常理解為什么這些越南人要冒著如此大的危險”偷渡到英國。“越南太窮了，他們沒有任何機會。”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板在他位于倫敦金絲蘭路（Kingsland Road）的餐廳里說道。這條路是倫敦越南餐館的集中之地。

餐廳老板來英國已經40多年，越南社會和經濟水平早已不是往昔的模樣，但他談起故土時依然感慨。

“就像是賭博，沒辦法，這就是人生。”他無奈地說道，“他們出來的時候就已經知道。”

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統計數據顯示，每年進入歐洲的越南非法移民高達1.8萬人之多。

教堂主日彌撒結束幾個小時后，倫敦西區的海德公園內，另一場由當地越南人社區自發組織的燭光哀悼活動正在舉行。

人群中，身材消瘦的越南青年范氏峰表情顯得格外沉重，并不會英語的他通過同伴的翻譯說道，去年5月，他正是“搭乘”貨車從法國偷渡來到英國的，和這次出事的路線如出一轍。

發生在39名身故同胞身上的悲劇，讓他感到后怕。根據最新公布的信息，39人中大多數都和他一樣，是為了逃出飽受窮困之苦的老家鄉村，外出尋找生計，而其中最小的僅15歲。

在到英國之前，范氏峰已經在法國呆了一年。由于在那里很難找到工作，他在英國的朋友告訴他，這邊的情況會好一些，于是他和另外5個人“乘”一輛集裝箱貨車來到了英國。

“從法國到英國一般分兩個價格：1500-2000英鎊的，不能保證安全到英國；如果你想要百分之百地安全到英國，價格是15000英鎊。”范氏峰說道。

巨額的費用往往讓偷渡者無法承受，鋌而走險者不在少數。

“說實話，我不知道那些呆在集裝箱里的人們是怎么活過來的。”英國移民執法部門前負責人戴夫·伍德（Dave Wood）說，通過集裝箱偷渡有著很高的人身安全風險，盡管警方尚未公布此次事件中導致39人死亡的最終原因，但根據他超過30年的職業經驗判斷，“缺氧、寒冷都有可能奪去偷渡客的生命。”

“我別無選擇，我必須離開（越南）。”一名已在英國生活了兩年的越南男子在卡車慘案發生后告訴英國天空新聞電視臺說，“如果我在來英國的路上死了，我不在乎，這是值得的。”

越南青年范氏峰說，他現在已經在倫敦的一家美甲店開啟了新的生活。

致命“吸引力”

在倫敦這座擁有890萬人口的國際大都會中，如果不是因為這次慘案的發生，人們通常不會注意到只有大約6萬人的越南人社區。

但這場悲劇觸及的遠非僅僅是越南人群體，整個英國社會都難以置身事外。

牛津布魯克斯大學長期研究越南人在英國社會融入問題的學者坦姆斯·巴伯（Tamsin Barber）認為，近十幾年來英國的越南非法移民的增多與倫敦乃至整個英國兩個密切的產業密切相關。

這兩個產業或布滿英倫島國不少大街小巷——美甲店，或并未直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卻折射了消費需求的不斷增長——灰色地帶的大麻產業，但它們一大共同之處在于，都對低技術勞工有著巨大的需求。

《紐約時報》不久前發自越南的調查報道也提及，不少越南移民向他們老家的同鄉帶回口信說，英國的美甲店和大麻農場有工作可做。

在英國，大麻屬于B類（二級）毒品，若被警察抓到擁有大麻，視情節輕重將受到警告、罰款，甚至被起訴判刑入獄的懲罰。提供和生產大麻者則將面臨最高14年有期徒刑，罰款無上限。

然而，長期以來，英國國內圍繞是否將大麻合法化的問題存在激烈辯論。該國的合法大麻生產和出口量占據全球半壁江山，超過已將大麻合法化的加拿大與荷蘭。

國際麻醉品管制局數據顯示，2016年，英國生產合法大麻95噸，占世界總量的44.9%；英國出口大麻2.1噸，占世界大麻出口總量67.7%。而全球最大的醫用大麻制造商GW制藥公司（GW Pharmaceutical）正坐落于英國。

在此背景下，英國執法機構對打擊非法大麻的積極性也變得越來越低。據英國警方統計，對擁有大麻的刑罰數量在過去十年間急劇下降，起訴總數從2010年的約14萬下降到2017年的不足6萬。

監管的松懈和巨大經濟利益的誘惑，給了非法大麻種植者可乘之機。

倫敦前資深警司伯尼·加威特（Bernie Gravett）介紹，2007年，英國警方在全國發現了800座涉及越南人的非法大麻種植農場，而到2011年，這一數字已經增長到了8000座。

“到后來警方也不再收集數據了，免得太多太尷尬。現在，已經很難統計全英國到底有多少非法的大麻農場了，其中許多都由越南非法移民在看守。”加威特日前表示，在他30多年的警察生涯中，曾多次接觸到被雇傭看守非法種植大麻農場的越南人。

據加威特了解，在一些情況下，這些被蛇頭帶到英國的越南人，由于人生地不熟又急需還債，很容易被誘騙去從事大麻種植的工作，“他們或許并不知道這是違法的。”

這些隱秘的大麻農場通常隱藏在郊區一些外表看起來很普通的房子里，有無土栽培裝置和人造燈光，看守大麻的越南工人長期暴露在人造光線下日夜工作。

“我們稱那些照看大麻植物的人為‘園丁’，因為他們只是照看植物、出問題時打電話給管理者的傭人。”加威特說，這些大麻農場不僅面臨警察的搜查，還會面臨當地黑幫團伙的“搶劫”，無論哪種情況，處于最弱勢地位的非法移民都是最不受保護的群體。

而從事大麻種植往往和越南人天主教的信仰背道而馳。在越南，有將近10%的人口信奉天主教，而此次慘劇中大部分遇難者的家鄉——越南中北部乂安省、河靜省、廣平省，都是天主教信徒相對集中的地區。

這讓阮神父頗為無奈。看多了同胞偷渡者在英國的生存狀況，他往往奉勸老家的青年人們不要犯險到英國謀生，這里的生活遠非他們想象中的圓滿。

“無論是越南政府還是英國政府都不愿意承認，只要灰色產業存在，就會有移民來做這些工作，這是全球財富分布不均的必然結果。”牛津布魯克斯大學的學者坦姆斯·巴伯說，“同時，我們（英國）沒有推進移民政策的進步，反而采取了更加嚴苛的措施來限制移民，因此這些年來我們常常聽說卡車偷渡這種事。”

在巴伯看來，以在英越南非法移民普遍從事的美甲業、大麻種植業為代表，英國對廉價的低技術外勞動力有著大量需求。“（英國）政府否認這一點，把合法的途徑堵死了。但越南人看到了這點需求，他們只能冒著巨大風險非法入境找工作。”他補充說。

如果農場遭到搜查，這些越南“園丁”會被警方轉交給專業機構進行評估，以認定是否為人口販運受害者。僅2016年，越南人被移交評估的人數就達519人，在所有國家中排名第二。

“一些越南人因此被遣返回國，但是他們可能會再一次被帶到英國。（遣返）解決不了問題，只是重蹈覆轍。”前資深警官加威特說。

2016年，獨立的反奴隸制專員委員會(IASC)委托長期研究人口販運與有組織犯罪的英國犯罪學專家丹尼爾·西維斯頓（Daniel Silverstone）博士開展了一項研究，對75名通過人口販運來到英國的越南人做出了訪談，不出意料的調查結果顯示，經濟因素是他們前往英國的主要原因，調查中無法回避的一個尷尬現實是，盡管危險重重，“其實大多數越南人的‘旅途’是成功的，出事的只是少數。”西維斯頓近日表示。

制度和貧窮治理之困

“死亡卡車”事件震驚世界，也讓正忙于“脫歐”的英國朝野將注意力暫時轉向邊境安全和移民政策議題。

有英國反對黨議員在慘案發生后第一時間表示，應當考慮適當開放低技術勞工合法進入英國的渠道。

但英國移民執法部門前負責人戴夫·伍德并不認同這一政策主張。

“英國是個不大的島國，每年有30萬左右的移民來到英國，相當于每年增加一個伯明翰的人口，必然需要調節。”伍德日前表示，“包括一些東歐的人來英國，也很難找到合法的工作。”

在伍德看來，“脫歐”恰恰暴露了英國社會中絕大多數人只歡迎那些能讓國家變好的“好移民”。

伍德承認，僅靠英國警方目前的監測措施，根本無法杜絕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據他介紹，在英國東南沿海有65個港口，還有很多小碼頭，兩年前的一份報告稱，其中可能有25個港口在15個月內沒有任何邊境和移民執法部門前去檢查。

“這些港口和碼頭都可能會被偷渡分子利用，有的港口雖然有檢測，船只會被攔截，但偷渡者往往掩藏得很好，幾乎很少被抓到。”他說道，“我們也沒有足夠的人力、設施，甚至是意愿，去檢查每一個集裝箱，這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實上，每天都可能有成百上千的人通過這樣的方式進入英國。”

2003年，英法簽署勒圖凱協定，規定兩國邊境管理人員在英吉利海峽兩端互相檢查入境人員。四年前的歐洲難民危機期間，想要入境英國的大量移民涌入位于英吉利海峽法方一端的加來，自發地集中搭起了帳篷，不斷試圖以徒步、扒火車、扒卡車的方法通過海底隧道，令法方不堪邊境管理的重負，要求英方承擔更多責任。

隨著英國日益邁出“脫歐”步伐，英國與歐洲大陸國家阻止非法移民流動的執法合作將更為困難——失去歐盟安全和執法資源支持的情況下，政府對小港口的關注將被大幅度地稀釋，英國的邊境安全管理將遭遇更大難題。

去年10月，英國國家審計署發布了一份名為《英國邊境：為脫離歐盟作出準備》的報告，警告稱因沒有時間為更廣泛邊境問題做準備，邊境管理程序“不夠理想”，存在嚴重安全隱患等重大問題。

事實上，就在“死亡卡車”慘案發生后的半個月內，比利時、法國等于英國隔海相望的歐洲大陸國家已陸續發現了超過百名躲在貨車集裝箱內準備偷渡的人。

對于誰該為冷凍貨柜中的39條人命負責，伍德脫口而出是“蛇頭”——“偷渡組織者應當負上最大的責任”。

但研究人員西維斯頓認為，這是一個很難簡單回答的問題。“蛇頭當然有罪，卡車司機也不能確定是否無辜。但從某些方面來說，我認為越南非法移民本身也有責任，盡管換作我（是那些偷渡者），可能也會做出同樣的決定。”他說道。

倫敦金絲蘭路上另一家越南餐廳50多歲的越南裔女老板說，偷渡者們是被蛇頭的花言巧語騙了，做著想要發財的夢來到這里，結果發現現實和想象的差距太大。“現在英國經濟也沒有那么好了，有時候我反而想回越南去發展。”她說。

自2010年以來，越南在亞洲國家經濟發展中有著不俗的表現，年均經濟增長率保持在6%以上。不過，2018年，越南的人均GDP仍僅為2500美元，處于中低收入國家的中下等行列。

盡管年輕勞動力人口數量一直被視為越南的比較優勢，但在其迅速推進工業化與國際化過程中，高素質勞動者缺乏的問題正變得日益突出。

廣西民族大學越南研究所研究員陽陽說，“以第四次工業革命為代表的高技術革命的沖擊，勢必對越南國內的就業造成不利影響，再加上城鄉就業水平的既有差距，使得受教育程度低，學歷層次不高的農村勞動力很難進入城市就業系統內。他們想在越南國內找一份薪資不錯的工作是十分困難的。”

此外，越南國民經濟發展很不平衡，中北部地區一直是越南的貧困地區。截至2018年底，越南貧困戶比例仍近290萬戶，達5.35%。而此次偷渡遇難者來源的乂安、河靜、廣平等六省正是多位于貧困戶比較集中的越南中北部地區。據越南政府2019年1月1日公布的最新的最低工資標準，上述3個省均處于標準最低的第四類地區，每月僅為128美元（900人民幣）。

另一方面，根據越南國家統計局統計，2017年，海外越南人向越南國內匯款達137.81億美元，占當年越南GDP的6.38%，自2004年以來年均增長超過15.78%。由于在外非法務工人員通常采用地下錢莊匯款，上述統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倫敦東區的圣名教堂的彌撒臨近結束時，窗外開始下起了雨。人們圍著燭臺，久久不愿意離去。在燭臺中央的紀念冊上，寫著一段后被證實為“死亡卡車”案39名遇難者之一的26歲越南女子范氏茶眉生前發給家人的最后一條信息。

“對不起媽媽，我的出國之路沒有成功。我非常愛你和爸爸！我快死了，我無法呼吸。”

阮神父的手機不停地在響起，依然不斷有人在找他“幫忙”。

“我一直告訴他們，不要這么做，”他反復說道，“即使你很窮，也有自己的生活。在這里，你有錢，但是卻失去了生命。”

（文中范氏峰為化名。澎湃新聞記者許振華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