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深度分析 上海美國研究

《國家利益》雜志網站近日登載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經濟地理學和國家安全主任尼古拉斯·格沃斯德夫（Nikolas K. Gvosdev）的文章稱，美國人不會成為孤立主義者，但美國正在重新評估其參與國際體系的程度和深度。

特朗普宣布從敘利亞北部撤軍后，共和黨議員最初的反應是批評這一決定。這一反應符合國際主義者“前沿接觸”（forward US engagement）的原則，這也是華盛頓解讀政策時優先使用的原則。但是后來，當共和黨選民基礎的反應表明“對庫爾德人的背叛”并沒有引起廣泛的共鳴時，討論轉向了評估什么樣的行動路線對美國國家利益最有利。2019年10月16日，國會眾議院以354票對60票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譴責特朗普從敘利亞北部撤出美軍的決議案。但也有60名共和黨眾議員投了反對票。這表明，居主導地位的敘事——美國領導人投降了——占了上風，但特朗普提出的反敘述——我們為什么要向敘利亞派兵——也具有吸引力。

敘利亞問題引發了共和黨內

國際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之間的分歧

之所以出現上述局面，是因為敘利亞問題引發了共和黨內國際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之間的分歧。在冷戰后的大部分時間里，二者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被納入一項評估中，該評估將美國在海外的積極參與和美國的國力和福祉聯系起來。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政策和政府學院教授科林·杜克（Colin Dueck）指出，“特朗普通過定位、強調共和黨內部的新分歧，打破并重新安排了這種預期的格局。”這也對美國的信條——其他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對美國是必要的，美國必須準備好為此付出艱苦的努力——構成了挑戰。共和黨的國際主義者可能會從對海外事務的積極參與是實現國內和平與安全的起點這一前提來考慮問題，但共和黨的民族主義者更喜歡在個案的基礎上考量威脅和挑戰。

美國的外交和國防政策

不大可能恢復到此前的狀態

特朗普愿景的一個關鍵部分是這樣一種信念，即現有的國際軍事和商業安排對美國帶來了不成比例的代價，必須朝著相反的方向調整或重新協商。這種對變化的開放態度——具體表現為政府傾向于突然、破壞性和沖動性舉措的領導風格——不應使我們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如果不能推進或維護美國的利益（通常是物質和經濟層面的利益，而非意識形態或人道主義層面的利益），共和黨的部分選民要求重新協商、甚至拋棄現有的安排（如貿易和盟友等方面的安排）。

有一種傾向認為，特朗普政府是美國外交事務中一段不幸的插曲，這個時刻很快就會過去。有趣的是，美國在一些國際場合發出的信號不斷變化，從“總統會適應他的工作”并重申以往的政策（2017），到“總統身邊圍繞著一些優秀的人，他們會使事情在正常的軌道上運轉”（2018），到“支援馬上就到了”（2019）。人們認為，在某個時刻，美國的外交和國防政策會恢復到它熟悉的老樣子。但我們應該對這種自滿情緒保持警惕。

修正美國對國際體系的參與

正如卡內基倫理與國際事務委員會最近發布的報告《尋找一種新的敘事：重塑美國對國際體系的參與》（The Search for a New Narrative: Recasting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所指出的那樣，兩黨的美國人都有這樣一種感覺，即必須修正美國對國際體系的參與，重新關注美國對外政策與普通美國人眼前問題之間的聯系。人們也懷疑，美國的主權或決策權會落入選民無法觸及和控制的機構手中。無論是尋求2020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人，還是像妮基·黑莉這樣未來可能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人，都在談論重新審視自由貿易的好處，或重新考慮美國在海外的承諾等“特朗普式”的主題。

美國人永遠不會成為孤立主義者，因為美國的安全和繁榮依賴于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互動。問題是這種互動的程度和深度。在特朗普政府的治下，重新協商已經開始。

本文編譯自《國家利益》雜志網站文章Can a ‘Trumpian’ Foreign Policy Stick?作者：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經濟地理學和國家安全主任尼古拉斯·格沃斯德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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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佳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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