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經濟史領域著名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主任與歐洲研究所所長亞當·圖茲（Adam Tooze）在2018年出版了《崩潰：十年金融危機如何改變世界》（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一書，在西方好評如潮，紐約時報的文章認為《崩潰》一書將2008年金融危機和特朗普、英國退歐、俄羅斯克里米亞和其他政治社會問題相聯系，繪制了一幅全景的全球當代史。美國《紐約書評》在2018年第11期也刊發了對此書的評論文章《未能崩潰的崩潰》（Crash that Failed）；英國《衛報》刊發了題為《對金融危機的精湛解釋》（A Masterful Accoun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的評論。圖茲也贏得了多倫多大學全球與公共事務學院頒發的2019年度萊昂內爾·蓋爾伯獎 （Lionel Gelber Prize）。在《崩潰》一書中，圖茲通過分析大型全球戰略性重要銀行（globally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banks）在金融危機之前和危機期間的運作情況，通過探討宏觀金融理論和金融史，比較了美元金融體系與歐元區的種種不同以及美聯儲與歐洲央行采取的措施，認為金融危機強化了美國的金融霸主地位。

法國巴黎第十三大學的經濟系教授塞德里克·杜蘭德（Cédric Durand）在《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的第116/117期上發表了對圖茲《崩潰》的書評，題目為《在危機的斗雞場中》（In the Crisis Cockpit）。杜蘭德一方面肯定了圖茲的金融理論和全書的概念框架，認為其著作是“對金融危機的編年史”，“充滿了富于啟發的細節和政治性，不僅僅解釋了大災難的原因，還描述了過去十年的余震。”另一方面，杜蘭德認為，圖茲并沒有詳細解釋國際秩序的快速轉型，也沒有批判美元在全球金融系統中的霸權地位，更沒有看到危機中的金融補救措施給普通百姓造成的影響，杜蘭德認為“圖茲并不想仔細調查政治和經濟之間的深層關系，這會削弱他對危機十年的解釋?！敝麣v史學家、馬克思主義者、長期主持《新左評論》的佩里·安德森隨后在《新左評論》第119期上刊發了本文，試圖在杜蘭德書評的基礎上，對亞當·圖茲的著作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批評。

在《崩潰》中，圖茲的問題終于出現了。杜蘭德對這本書的偉大成就做了充分的描述，在這里沒有必要再重復一遍。這足以讓我們回憶起它的主要案例。2008 年爆發的金融危機是企業資產負債表環環相扣的矩陣突然癱瘓的產物，在雷曼兄弟（Lehman）違約之后，美國和歐盟的銀行間拆借業務就突然陷入癱瘓;它在全球范圍內的衰落戲劇性地表明，世界金融中心軸不是人們通常想象的美國-亞洲，而是美國-歐洲。隨著第二次大蕭條的危險逼近，只有美國避免了危機。美聯儲和財政部采取了一系列大膽的創新措施，包括央行掉期（central bank swaps）、定量寬松和宏觀審慎監管，穩定了金融體系。相比之下，歐洲的反應不僅落后，而且適得其反，直到四年后德拉吉（Draghi）重新定位了歐洲央行。走出危機后，美國重新恢復了盛世，美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顯著。但一種務實的管理主義保釋了銀行家和股東，使得社會比以往更加不平等，更加分裂，引發了民粹主義的反抗，這場危機的突變尚未結束，動搖了美國和歐洲的穩定。在空間的廣度、精彩的敘述和引人注目的細節方面，沒有任何一部關于這場危機的作品能與圖茲的描述相提并論。

杜蘭德對三部曲的結論在政治和方法兩方面的質疑是什么？與前人相一致的是，《崩潰》把杜蘭德研究的啟發對象——金融的膨脹作為一個給定的情境，沒有結構性的解釋。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也是從媒介物開始的。引發 2008 年危機的條件最終被簡化為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的消亡——原因在于“日益富裕的社會中對收入份額的爭奪”和“倫敦離岸美元交易的自由化”帶來的壓力，好像越南戰爭的成本與尼克松對黃金的決定無關，以及隨之而來的制止通脹的新自由主義紀律的必要性:在一本600頁的著作中出現了三句微不足道的話。似乎整個發達資本主義的實體經濟增長每十年都在下降——上世紀70年代出現的長期衰退——發生在另一個星球上。

如果這種結構性框架缺失了，那么美國應對危機的策略就會遭遇類似的背景空白，盡管這種空白更為矛盾。這種結構性框架決定著整個系統范圍內將生產性資本轉移到膨脹的全球金融領域。圖茲在一開始就指出，事實證明只有美國能夠應對危機帶來的挑戰，之后他寫道：“這種能力是一種結構效應——美國是唯一能夠生產美元的國家?！比缓笏R上補充道：“但這也是一個行動問題，一個政策選擇問題——美國的情況是積極的，歐洲的情況則是災難性的消極?！比欢?，接下來的著作沒有再提及結構性的能力，而是對伯南克（Bernanke）和蓋特納（Geithner）領導下的美聯儲和財政部做出的拯救世界于災難之中的政策表示贊賞，盡管代價是一些令人不快的副作用。這個具有啟發意義的故事忽略了一個簡單而核心的事實，即美國作為全球首要儲備貨幣和價值儲存手段，享有美元特有的獨特回旋余地。

對歷史的比較足以說明，為什么奧巴馬的行政管理制度能夠避免大蕭條，而胡佛政府卻不能。1931年，奧地利的 Kreditanstalt 銀行倒閉是導致經濟衰退開始的真正誘因，而不是1929年華爾街股災儲備系統的崩潰。胡佛通過了十年來最具擴張性的預算，聯邦開支赤字超過一半。然而，國內外對這種政策的反對是如此強烈，以至于他在第二年改變了增稅的計劃。相比之下，80年后，美國可以運行巨額貿易赤字，按照自己的意愿印制貨幣，因為它害怕遭到外國債券持有者或投資者的報復。通常情況下，所有熱衷于購買美國國債和華爾街股票的投資者都會對總體經濟狀況感到更加焦慮。因此，奧巴馬政府可以不受懲罰地增加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最大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從2007年的2.7%升至2009年的13%。沒有哪個歐元區國家能夠做到這一點。1997年至1999年的歐盟穩定與增長協定原則上禁止任何超過3%的赤字，這一規定被 2013 年的財政契約強化，甚至寫入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憲法。這種巨大的結構性差異在《崩潰》中消失了——如歐洲馬斯特里赫特條約（Treaty of Maastricht）的制度框架和它創建的貨幣聯盟。對美國和歐洲危機的不同反應，不僅僅是政策選擇的問題：它們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構的產物——一種是扶持型的，另一種是抑制型的。

缺失的部分

那些享受美元帝國主義的人不僅夸耀他們所采取行動的成功，而且夸耀他們采取行動的勇氣。伯南克和蓋特納找人代寫的回憶錄，分別題為《采取行動的勇氣》（The Courage to Act）和壓力測試（Stress Test）。在美國瀕臨深淵的邊緣時，他們勇敢地面對并大膽地騎在馬背上，用前所未有的新奇措施拯救了這個國家。《崩潰》批評了這種暗示，即他們自己對與之抗爭的危險沒有責任，他們努力的結果給所有人帶來了不可分割的利益。但它并沒有嚴肅地質疑行使權力者自私自利的感傷。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在全球金融這個拼圖游戲中，圖茲用這種技巧拼湊起來的一塊拼圖缺失了。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幾乎在《崩潰》中消失了。這當然不是因為圖茲本人缺乏能力或興趣；在兩次戰爭期間，《洪水》對這個國家及其經濟給予了應有的關注。相反，它的省略是敘述的一個必然要求，在這一點上，它的包含將投下不同的光芒。實際上，圖茲將所有阻止 2008 年危機的大膽創新歸功于美國當局，實際上都是由日本當局率先實施的，其中大多數創新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范圍更廣、更大，沒有訴諸夸夸其談。不僅是量化寬松（QE）——中央銀行購買債券向金融系統注入現金——和前瞻性指引，而且還有價格保持行動 （price-keeping operations，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名稱來自聯合國委婉語）——支持股票價值，以及質化量化寬松（QQE）——中央銀行購買公司債券和股票。不僅采取零利率政策，而且首次采用負利率和收益率曲線控制。所有這一切使得美國人使用非正統工具的規?？雌饋聿淮?。日本央行實施定量寬松政策所創造的超額準備金一直大于美聯儲創造的超額準備金，而日本經濟規模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日本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占GDP的比例幾乎是美聯儲的四倍。

向日本經濟注入巨額流動性之所以成為可能，不僅是因為與美國不同，日本在過去4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都實現了貿易順差，而且還因為日本95%以本國貨幣計價的公共債務是由國內機構和家庭持有的，這實際上證明了美元至高無上的地位使美國喪失了對外國的信任，盡管美國的債務規模翻了一番。正如杜蘭德總結的那樣，對金融體系的“宏觀審慎監管”也是所有“全新的政策工具”中最重要的創新：1998-1999年，日本財務省決定將十一家“城市銀行”分為三家“大型銀行”和一家國內運營的第四大銀行，更不用說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對股市的控制了。日本央行擁有日本交易所交易基金（exchange-traded fund，ETF）75%的市場份額，并且是40%日本公司的10大股東之一。與此同時，蓋特納與花旗集團（Citigroup）及其它公司的小打小鬧，以及其在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受到削弱的問題，都讓蓋特納相形見絀。在所有這些方面都比財政部更為激進，在更為傳統的財政政策領域也是如此，在上世紀 90年代連續推出的總額約為1.3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中，財政部啟動了“和平時期規模最大的單筆政府支出”，這幾乎是奧巴馬《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規模的兩倍。這樣做，可能借鑒了歷史先例。戰前，日本通過在財政部長高橋是清（Takahashi Korekiyo）的領導下協調貨幣擴張和全面的財政刺激——新政從未嘗試過——從大蕭條中復蘇。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制造業遭受了沉重打擊：日本出口銳減一半，國內生 產總值下降，這是日本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從未出現的事情，甚至在1989年房地產泡沫破裂時也是如此。但金融體系幾乎沒有受到雷曼（Lehman）危機的影響：日本銀行與歐洲銀行不同，沒有陷入與美國一樣的狀況。如果日本央行從來沒有義務從美聯儲獲得美元掉期貸款，因為東京的日本外匯儲備的規模超過此類貸款的 7 倍，因此可以說，日本不需要它的互換額度。因此，日本央行在圖茲的危機預測中沒有立足之地。自1989年以來，日本經濟持續停滯，2008 年以前美國經濟增長強勁，2008 年以后經濟反彈。難道他們沒有把最近的歷史作為應該避免的實際教訓嗎?當然，日本的變體也逃不過這個時代先進資本主義的共同威脅——貧困加劇、工作不穩定、不平等加劇、工會減少、工資停滯、利潤增加。然而，就連伯南克也承認，中國的人均增長率并不比美國差多少；58個國家的失業率從未達到過這么高的水平，富裕和痛苦的兩極分化也從未這么嚴重，中國公民的健康、教育、安全和預期壽命都優于美國。在羅爾斯式無知之幕后面，誰愿意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

愈演愈烈的競爭

更重要的是，如果圖茲從未真正談到大衰退的根本性質，以及它可能預示的未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將日本排除在他的羅盤之外。在《崩潰》一書的近 2000條腳注中，沒有一條提到野村證券研究所（Nomura Research）著名的臺灣經濟學家辜朝明（Richard Koo）。辜朝明是這個領域最有創見的人之一。辜朝明 2003 年的《資產負債表衰退》（Balance-Sheet Recession）首次解釋了為什么在日本資產價格上世紀90年代崩潰后，超低利率和日本央行向經濟注入的大量流動性都未能克服停滯：本質上是因為企業已從利潤最大化的正常需求轉向債務減少，停止借貸和投資——無論它們可以獲得的資金多么便宜或多么充裕。

但是為什么沒有足夠的需求來吸引公司投資呢？15年后，在《宏觀經濟學的另一半與全球化的命運》（The Other Half of Macroeconomics and the Fate of Globalization）一書中，辜朝明給出了一個答案。從歷史上看，增長的道路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在劉易斯轉折點之前的一個時期，來自農村的大量剩余勞動力使得基于廉價工資和不斷擴大的不平等的工業化得以啟動；隨著城市化成為標準，勞動力市場趨緊，雇主不得不提高工資和生產率，不平等縮小，推動了大眾消費和更快的增長，達到了工業增長的“黃金時期”；最后是一個“被追逐”的階段，即后劉易斯轉折點時代，享受劉易斯轉折點之前工資水平但現代技術的競爭者從此以后侵入了那些被追逐者的市場，縮小了他們的國內投資機會，驅使企業將資本輸出到國外工資低廉的地區，抑制了增長率，加劇了國內不平等。第一階段被“剝削”的工人，第二階段被“安撫”的工人，在第三階段被“自力更生”，被雇主拋棄，任其自生自滅。美國是第一個被后來者追逐的國家，日本和德國在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在80年代又被韓國和臺灣追逐，現在中國是所有這些國家的追逐者。辜朝明認為，當代社會的特點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全球潮流，新移民享受著黃金時代的快速到來和其生命的縮短。

我們可以立即看到這種比較的歷史模式的結果是如何與杜蘭德對被追逐的經濟體中金融化的假設相契合的；就像羅伯特·布里納（Robert Brenner） 對從1970年代開始的經濟長期低迷的解釋一樣。如果當前避免另一場危機的標準處方——貨幣靈活性、財政擴張和宏觀審慎監管——變得不夠充分，又會怎樣？那么極端措施可能被證明是必要的。他說，想想過去20年來，為了維持需求和保持1%的年增長率，日本不得不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短期和長期利率、接近于零的利率、導致公共債務大幅增加的巨額財政赤字、央行的大規模購買，以及以賬戶盈余形式求助于外部需求。如果日本成為其他發達國家未來發展的模板，那么我們真正需要的將是一場宏觀經濟政策革命。這是一個現實的前景嗎?他說，如果美國或歐洲在未來幾年陷入衰退，它們的情況很可能與日本非常相似，即零利率、巨額財政赤字、通脹低于目標、增長不足。我們可能只需要一個周期性的衰退，就可以擺脫對革命的需求。將美聯儲的不穩定性不痛不癢地歸結為規模的問題，這是1990年代自信的克林頓身邊新自由主義狂妄自大的化身。

歐元危機的根源

在這場危機中，美聯儲宣稱自己擁有的一項貨幣創新是向歐洲銀行提供美元流動性的互換額度，圖茲將其合理地強調為未經公布的違反其國內使命的行為。然而，構成他這本書中心主題的美國和歐洲金融體系之間的緊密聯系清楚地表明，一旦開始為美國銀行和受保公司紓困，美聯儲別無選擇，只能跟隨歐洲同行的腳步，這兩者是如此糾纏在一起——后者實際上是在美國最高風險的抵押貸款市場上處于主導地位。沒有必要因為這樣的需要而宣揚英雄主義。在掉期交易的另一方面，似乎相當清楚的是，歐洲各國央行并沒有被我們慷慨的援助所驚嚇和壓倒，而是提前就指望著它。正如圖茲的一位匿名央行行長（可能是默文·金，Mervyn King）對圖茲說的那樣：“鑒于我們與美聯儲的長期關系，我們認為持有美元不會有任何困難?！睘槭裁催@應該被描述為“一個驚人的大膽的假設”，而不是它的對立面，這個問題還不清楚。

盡管如此，圖茲在全球金融格局中對北大西洋關系的掌控，展現出了其歐洲分支的一幅引人注目的畫面，戳穿了自鳴得意的舊世界自我形象。那種認為“社會的歐洲”（social Europe）與美國金融資本主義的邏輯有任何重大區別的觀點，他認為是一種錯覺。實際上，歐洲的銀行業務遠遠超過美國。就資產規模而言，2007年全球最大的三家銀行都是歐洲銀行，而歐元區每個成員國的銀行體系負債（與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至少是美國的三倍。地震的第一波震動不是來自美國，而是來自歐盟，這并非偶然，2007年8月至9月，法國巴黎銀行危機和北巖銀行（Northern Rock）破產。西邊是與美國的糾纏；東邊是歐洲本身的掠奪，圖茲在那里展示了荷蘭、奧地利和斯堪的納維亞首都對東歐國家當地資產的財政侵吞程度。當然，他對歐洲央行的作用以及危機爆發后轉向財政緊縮也不屑一顧。

書中有許多扣人心弦的情節，圖茲對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后來的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對希臘的處理方式做出了負面評價。歐洲理事會對希臘自2010年以來的命運做出了預先決定。試圖通過談判為其社會和經濟減少苛刻條款的努力遭到粉碎，這不僅鮮明地表現出來，而且是在這些年外部強加的”政治和金融紀律”挫敗左翼政府的更廣泛背景下發生的。沒有人能夠懷疑圖茲在這種野蠻的權力運用中支持哪一方。但是，這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它又延伸了多遠？在這個關鍵時刻，他消失了。其核心是歐盟的性質，以及德國在其中的地位。在第一個問題上閃爍其詞，在第二個問題上前后矛盾——《崩潰》對他們之間的關系沒有給出清晰的解釋，因為它太過于保護每一個人了。

在這方面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本書將決策者所作的決定從他們工作的結構中抽象出來。在馬斯特里赫特創建的貨幣聯盟的矩陣是什么？在《崩潰》一書中，圖茲幾乎沒有提及該條約，盡管他在其他地方談到過該條約的目標是“秘密建立一個歐洲社會”，以及“將德國與歐洲聯系在一起”。被忽視的是精心設計的、自由主義的單一貨幣體系，由一家超國家的銀行管理，將任何民主選民隔離開來，將市場力量與對其本質上具有破壞性的公眾意志隔離開來——哈耶克在戰前就提倡這種體系，戰后他的弗萊堡信徒們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的《全球主義者》（Globalists）。歐洲央行的唯一使命就是維持物價穩定，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被加上了財政緊箍咒。這兩本書的作者都是德國人：卡爾-奧托·普爾和特奧·韋格爾（Karl-Otto Po? hl and Theo Waigel）。后者的規定很快就被德國自己無視，處罰沒有執行；前者更加困難，因為它們禁止中央銀行購買政府債券。但在適當的時候，當需要出現的時候，這個規則也被規避了。特里謝在歐洲央行任職期間啟動了67次定量寬松政策。

重組歐洲

圖茲不認為市場和人民、資本主義和民主之間任何不可避免的沖突都與希臘和危機中較弱的歐元區成員國所面臨的壓力有很大關系，而是指責歐洲央行拒絕購買所需數量的債券。然而，一旦在德拉吉的領導下這樣做，對希臘的壓力并沒有減輕，而是繼續下去，正如他自己指出的那樣。當帕潘德里歐和貝盧斯科尼（Papandreou and Berlusconi）在2011年從希臘和意大利總理位置上卸任時，柏林的高級官員可以聽到他們吹噓說：我們的政權更迭比美國好；并且承認2013年的財政契約是德國對歐元區其他國家實施的債務剎車。甚至哈貝馬斯也會對德國公開宣稱歐洲霸權感到沮喪。

現實情況是，在邦聯和聯邦原則之間的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建立起來的歐盟，是一個制度上復雜、自成一格的結構，隨著其成員國數量的擴大，其邏輯實際上需要一個主要國家或國家集團來指引它。由于德國的經濟規模和人口規模，以及當地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階層的經驗，德國是這一角色的天然候選人，因為它既是一個聯邦聯盟，又是歐洲貨幣聯盟的中央銀行的設計師，也是歐洲貨幣聯盟背后法律文化的源泉。敏銳的德國頭腦，與圖茲相反，毫不費力地解釋了他們國家在新世紀歐盟內部的霸權主義角色，正如普魯士在俾斯麥領導下的另一個聯邦結構——第二帝國——的一致性所必需的。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聯邦共和國不能接受的民眾意愿的直接表達仍然存在于不少成員國中。法國的全民公決幾乎毀掉了馬斯特里赫特，丹麥的全民公決將丹麥隔絕在單一貨幣體系之外，愛爾蘭的全民公決威脅要廢除《尼斯條約》（Treaty of Nice），最糟糕的是，一部將自由市場作為歐盟核心價值觀的歐洲憲法以壓倒性多數被否決，不僅是反復無常著稱的法國人，還有在2005年的全民公決中堅定的荷蘭人。我們該怎么辦？德國要抓緊時間。默克爾很快將憲章的傳真交給各國政府簽署，各國政府可以依靠這些條約履行自己的職責，而不是依靠那些不能履行職責的選民，在里斯本會議上，必要的文件被全體一致采納。

這些事件在《崩潰》中有什么特點？用一句話來形容：“左翼對歐盟親市場特征的敵意，以及對布魯塞爾的民族主義敵意”聯合起來，給歐洲精英階層帶來了深刻的沖擊?！安还軕椃ǖ氖欠乔保裰饕呀浾痉€了腳跟?！眻D茲冷靜地繼續說道：

鑒于經濟和金融一體化日益密切以及歐盟擴大到東歐的現實，重組歐洲的項目不能簡單地放棄。必須找到一個替代品。如果真正的憲法不再是一個可行的主張，歐洲將不得不按照久經考驗的政府間條約的模式前進。這讓德國發揮了關鍵作用，從2005年11月開始，也就是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

換句話說，重組歐洲的重要任務與民主毫無關系。恰恰相反，被任命為中性化領導人——甚至不需要解釋：還有誰？——德國總理。它的“關鍵角色”只是“被賦予的”。

這并不是說正統自由主義聯邦的嵌套結構與柏林在其內部的霸權完全吻合，也不是說前者的操作化總是需要后者。在其他方面，圖茲對歐洲央行的行動可能會更加直言不諱。歐洲央行由德國設計，但其行長迄今為止從未是德國人。他將德拉吉的要求描述為對西班牙和意大利政府削減開支，增加稅收。在意大利，如果有必要，可以援引冷戰時期的緊急權力，否則就不能購買本地債券——圖茲將其視為“公然企圖通過貨幣政策來改變社會和政治力量的平衡”。然而，無論是這樣的插曲，還是隨后強制實施的財政契約（不是巧合，而是荒唐地被塞進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憲法），甚至是對希臘的痛苦，更不用說塞浦路斯更加嚴酷的命運（作為懲罰對其對當地儲戶的無情征用，而歐盟金融機構卻一分錢都沒有損失）——它們被默默忽視——都沒有讓人們對造成這些問題的歐盟進行批判性的總體反思。情境-戰術敘事（situational-tactical narrative）本身就排除了這一點。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其背后顯然隱藏著一個先入之見：單一貨幣是不容置疑的。圖茲沒有提及其不可接觸性的具體細節，只是在一個腳注中提到了這些，并附上了一些技術性的說法——這樣的說法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一個極端的敏感性是顯而易見的，因為處理與這個核心價值不一致的論點，只比回歸到國家社會主義的比喻好不了多少。德拉吉沒有浪費時間證明這些，他只是告訴他的聽眾，他們不應該低估歐元的政治資本。政治資本：那是什么？政治階層在單一貨幣區域內對其人民管轄的豁免權的投資。

然而，盡管在《崩潰》中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馬斯特里赫特聯盟是一項公益事業，但它在2008年之后的表現卻讓圖茲幾乎沒有理由對此感到滿意。如果說歐元區最終能夠保持完整，那也不是歐元區自己的原因。到2010年，歐洲央行對危機的反應是如此的不足，以至于“歐洲事務再也不能安全地交給歐洲人處理了”。只有美國的領導層和榜樣，一旦歐洲央行學會了效仿美聯儲，才能擺脫困境——“遲來的美國化拯救了歐元區”。但這符合歐洲一體化的起源，以及現在可以再次設想的歐洲早期令人陶醉的未來愿景:美國重申了新版的自由主義霸權。歐洲恢復了1947年在美國指導下開始的向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的進軍。

阿喀琉斯之踵

那么，美國自身又如何呢？自相矛盾的是，2016年特朗普的勝利，比歐洲任何事態發展都更加劇烈的逆轉，導致人們對奧巴馬的評價，比圖茲對待歐盟機構或主要國家的方式更加刻薄和強硬。我們應該向那些避免了世界末日大決戰的人們致敬。但他們是通過技術官僚修正（technocratic fixes）和“極度失衡的紓困”（ spectacularly lopsided bail-outs）來實現這一目標的，這使得美國資本主義比以前更加集中，更具寡頭壟斷性，從而導致了一場“慘淡的復蘇”——這場復蘇如此不公平，以至于它帶來的 95%的經濟增長都被最富有的1%的美國人兼并了，其余人的收入在危機后幾乎沒有任何改善。奧巴馬大肆吹捧的醫療改革——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即使已經有支持者，但從任何更大的標準來看，都是令人深感失望的。陷入困境的抵押貸款持有人很少或根本沒有得到支持:與銀行家和基金經理不同，伯南克和蓋特納在離開政府部門后會有豪華的游艇泊位，“他們是沒有權力的人”。中間派的自由主義似乎取得了勝利，但它的自滿是毫無根據的。在 2014年，民主黨的選舉潰敗應該是足夠的警告。特朗普當選幾個月后，奧巴馬告訴人們忽略關于社會的黑暗言論，只是在陽光下散散步，看他們的孩子玩耍，聽聽鳥叫，提醒自己什么是正常的美國生活。

在國外，他的政府將歐洲從金融崩潰中拯救出來，并將經合組織（OECD）六大主要央行之間的互換額度制度化。盡管美國國內的政治形勢正在惡化，但“全球美元體系正被賦予一個新的、從未有過的廣闊基礎”。然而，無論技術上多么有效，這都是美國勢力范圍的延伸，沒有得到公眾授權，就像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電子監控系統一樣——每個系統都以自己的方式為美國及其盟友提供了安全保障。這對愛國者來說是令人不安的組合，緊隨其后的是書中最不傳統的章節——對西方（美國和歐盟）對俄羅斯的政策和對烏克蘭的干涉進行了激烈的批評。

對于普京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回應（“世界上最大的危機之一”）， 圖茲已經出人意料地表達了贊美之詞：普京的一攬子措施“使西歐各國政府采取的措施相形見絀”。他的觀點毫無疑問地表明，五年后烏克蘭陷入內戰應當被譴責。由美國親信指導的附庸政權在基輔的到來，遭到了莫斯科的報復，俄羅斯接管了克里米亞。奧巴馬政府拿出了自己的首選武器，對那些不聽從美國意愿的國家實施了制裁——這是他們在《崩潰》一書中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露面，不過從一開始，他們就是擴張的全球美元體系不可分割的地緣政治面孔。在華盛頓的穩步推動下，再加上布魯塞爾的“跟隨領導”（follow-my-leader）措施，再加上油價大幅下跌，俄羅斯的經濟危機比2009年更為嚴重，對人口的打擊更為沉重。財政部的戰爭，就像一個興高采烈的實踐者說的，隨著奧巴馬的卸任，已經出現了與俄羅斯的新冷戰。

五、自由主義的斷層線

人們已經說明了圖茲三部曲的優點，這是一部充滿強大能量、雄心和想象力的作品，涉獵廣泛，涉及了大量細節。那么，對這本書的解讀又如何解釋杜蘭德對其最后一卷的判斷的矛盾呢？在方法論上，圖茲的情境和策略方法將讀者吸引到一連串的事件中；結構特征只是從試圖處理這些事件的行為者的角度出現。因此，帝國主義內戰、大蕭條和金融業的沃土被視為既定事實，威爾遜、希特勒或蓋特納的世界觀也以不同的方式被視為既定事實。這種方法使歷史敘事具有說服力，但它是以抑制結構性的解釋為前提的。正如杜蘭德所觀察到的，政治和經濟確實是相互關聯的，但卻是有限制的：把后者簡單地看作是一個實用主義的領域，在這個領域里，故事的英雄與惡棍做出他們的政策決定。

從主題上看，三部曲是由一個單一的、高度個性化的視角統一起來的：看上去好像是對美國陷入狂熱的粉絲。并不是對此不加批判，而是像被催眠了一樣。圖茲在波恩共和國（Bonn Republic）的背景——戰后文化中長期存在的一股激情與對美國的好學尊敬交織在一起——有人可能會說，在文德斯（Wenders）的影迷與哈貝馬斯的學生身份之間的一個交叉顯然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耙苍S尤其是作為一個像我一樣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西德長大的人”，圖茲向他的《倫敦書評》的讀者解釋說，“美國就是地心引力。”這種信念是他作品中的情結。這不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誓言，不像哈貝馬斯所說的“無條件地面向西方”，而是一種更接近個人的——或者按照他的說法，是一代人的怪癖。當然，隨之而來的是一些政治后果。在國內，圖茲很容易在美國的機構、政策或個人身上找到毛病。另一方面，在國際上，美國總是在事物的天平上顯得過于突出——在《代價》一書中過于奢華，在《洪水》一書中過于顯著，在《崩潰》一書中仍然極易察覺；從威爾遜和道威斯到扮演救世主角色的伯南克和蓋特納，這種情況并非一成不變，但發生得太頻繁了，作品中貫穿著一種特殊的夸張手法。

左派自由主義的政治不需要特別提及美國，如果這一點被擱置，就需要考慮它們自身的權利。如前所述，這種化合物往往是不穩定的。圖茲的版本也不例外——從《洪水》中明顯的右傾到《崩潰》中明顯的左轉。如果要從這一變化中挑出一個標志，那就是摩尼教（Manichean）二元論在后者中的消失，它把世界分為“溫和派”和“極端主義者”，在前一本書中十分普遍。激進化是確鑿無疑的。但這是不平衡的。 如果將《崩潰》與之前兩部涵蓋2008-2009年危機及其解決方案的作品進行比較——如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夸克（Simon Johnson and James Kwak）合著的《十三位銀行家》（13 Bankers，2011）和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的《轉變與沖擊》（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2014），可以看出其某些局限性。無論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約翰遜，還是《金融時報》專欄的領袖作家沃爾夫，都不會認為自己與左派有什么聯系，盡管他們是自由派。然而，他們對待伯南克和蓋特納的態度比《崩潰》中的任何內容都更為嚴厲，他們的結論也更具說服力。

伯南克在2004年就“大平穩”（Great Moderation）發表了自負的演講（用他的話說，就是贊美“一個極其穩定的世界和最高級的貨幣政策”），作為其著作的開篇，沃爾夫禮貌而輕蔑地稱之為“古怪”。正是這些經濟學家過分樂觀地相信，如果沒有外部沖擊，危機是不可能發生的，四年后才導致了這場危機。對于約翰遜來說：

保爾森、伯南克、蓋特納和薩默斯（Summers）一次又一次地選擇了“空頭支票”。他們的所作所為與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對新興市場政府施加的壓力完全相反。他們沒有采取嚴厲措施來關閉或清理病入膏肓的銀行。他們并沒有切斷主要金融機構領取公共救濟金的渠道。它們沒有觸及政治影響力的渠道，而銀行曾如此嫻熟地利用這些渠道，確保數十年來的放松監管政策。他們沒有強迫一家大型商業或投資銀行的首席執行官下臺……所有這些總成本幾乎是無法計算的。

當涉及到治療方案時，區別也是顯而易見的。危機過后，我們應該做些什么？約翰遜在對6家大型銀行組成的“美國寡頭”（American Oligarchy）發起猛烈抨擊后表示，唯一的補救辦法是拆分它們，將任何金融機構的規模限制在GDP的4%，將投資銀行的規模限制在2%。沃爾夫愿意走得更遠，他敦促重新考慮歐文·費舍爾（Irving Fisher）的計劃，即通過強制私人銀行為其存款持有100%的準備金，并賦予政府發行貨幣的專有權，從而徹底廢除私人銀行創造貨幣的能力。在 《崩潰》中找不到任何的類似提案。圖茲可以合理地回答說，它們與歷史學家的著作格格不入。但是作為一個在各種各樣的出版物中多產的時事評論者，這借口似乎并不成立。

自由主義總是包含著不同的色彩，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時期，自由主義的主導版本也各不相同。在資本主義世界，追溯到1980年代，將自由主義政治與左翼政治分開的分界線是他們各自對現存事物秩序的態度：需要結構性改變還是情境的調整？不同的設想程度決定了分界線兩側的相對位置。要了解圖茲的立場可能在哪里，需要一種那個時期占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意識。它有兩個相互關聯的地方。三十年來，國與國之間，“自由國際秩序”一直是地緣政治的試金石：自由市場、自由貿易、資本自由流動和其他人權，由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在其盟友的幫助下按照其規則、制裁、回報和賠償進行監督。在國家內部，是“新自由主義”：貨物和服務的私有化、工業和金融的放松管制、財政緊縮、解散工會、勞動力的弱化、資本的增強——以承認性別和多樣文化的要求作為補償。

前者的統治地位遠比后者的統治地位更為穩固。很少有自由主義者真正質疑自由貿易的原則、美國的首要地位，或者莊嚴載入聯合國的國際法規則，美國在很大程度上能夠隨意影響聯合國的決定。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標志。另一方面，許多人質疑或抵制在他們自己的社會中全面實施新自由主義措施，這些措施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得到全面實施。第一個理論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當代自由主義的知識領域，可以通過改編自由主義的左翼思想來判斷：像羅爾斯、哈貝馬斯和博比奧（Bobbio）這樣的思想家都對美國不顧安全理事會的決定就對其他國家的干涉和戰爭表示歉意。圖茲對此并未作出表態。但是，“全球經濟治理”的措辭——沒有提及其最突出的創新——擴散的制裁，迫使反對派國家陷入“其他手段的戰爭”，正如布萊克威爾大使（Ambassador Blackwill）坦率地描述的那樣——提供了一條大致相同的道路。

那么國家的政治層面又如何呢？圖茲以應有的犀利筆觸寫道：“在現代條件下，新自由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反民主的政治，它通過限制民主自由裁量權的范圍或 直接干預民主進程來解決資本主義和民主之間的緊張關系?！彼敛粍訐u地抨擊了新自由主義制度下經濟不平等的升級，并批評了盲目樂觀的（Pollyanna）解決方案。在《崩潰》一書中，圖茲寫道，皮凱蒂關于征收全球財富稅的善意提議“沒有錯”：

只是回避了最初需要它的原因，為了特權和權力而進行的殘酷斗爭，幾十年來，這種斗爭使那些處于頂端的人積累了巨大的財富，不受任何重新分配的嚴肅努力的干擾。答案如果存在，顯然不是技術層面上的。從最全面的意義上講，這是一種政治行為。權力必須以權力來對付。

當以這種論調寫作時，圖茲無疑贏得了自由主義左派的地位。但這種化合物是不穩定的。在《崩潰》的其他地方，他可以毫無保留地寫出奧巴馬未能發揮“協調一致的努力，去構想一項持續的投資驅動增長和全面現代化的計劃，將美國社會團結起來”。團結美國社會？還是用權力對抗權力將其分裂開來？

如果《崩潰》中的這些張力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部分原因在于過多的修辭強調了金融工程中的巨大“系統”和“機器”在技術上的復雜性，以及務實的管理主義在維持它們運轉方面的重要作用。圖茲堅持認為，央行非但不是民主政治的絆腳石，反而往往是進步的驅動器。畢竟，如果沒有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和美聯儲（Federal Reserve）的理智，協約國能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嗎？同盟國能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嗎？如果沒有卡爾尼（Carney）和德拉吉的有益反制行動，Brexit在一次公投中獲勝、倫齊（Renzi）在另一次公投中失敗等不幸事態發展的后果是否能夠得到遏制？“如果認為技術官僚結構是政治的縮影，這將是一個嚴重的理論錯誤和錯過的實踐機會。”這些行動是重要的，想想像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這樣的人所具有的“令人震驚的情景天賦”（魔術術語）。

當他以這種模式寫作，而不是尋找民主控制他們的可能途徑時，圖茲解釋說，“有很好的理由來捍衛技術官僚政府反對大眾民主的無理激情。今天，能夠識別政治以外的潛在技術協議非常重要”。既然理智和瘋狂如此分散，那么如何才能讓非理性的大眾接受由伯南克和德拉吉們做出的理性決定呢？在那里，最重要的是“為不受歡迎但必要的行動而組建聯盟”——不僅作為一種聯合行動，而且作為一種永久的必要性：“建立這種臨時的、不平衡的政治聯盟，是資本主義在民主條件下治理的必然結果?！?/p>

雖然不受歡迎但至關重要的行動：圖茲對歐盟殘暴對待希臘的指責已經夠刺耳的了。但是他對齊普拉斯（Tsipras）粉碎全民公投來遵守歐盟的要求有什么看法嗎？沒什么。我們可以推斷出一聲如釋重負的無聲嘆息。因為施特雷澤曼表明，這樣的放棄難道不是負責任的行動嗎？這足以讓我們回想起杜蘭德在《虛擬資本》中對圖茲這本書所講述的故事的評價，從中可以看出兩位作家的不同之處：“金融是敲詐大師。金融霸權披上了市場的自由外衣，卻抓住了舊時的國家主權，更好地壓榨社會主體來滿足自己的利益?！边@句話在《崩潰》中毫無影蹤，相反，勒索（圖茲沒用這個詞）令人遺憾，但是可以接受。

臨時的和不平衡的聯盟：迄今為止，圖茲提供的最具體的例證來自最近的一篇發表于倫敦書評的關于德國——他的歐洲參考地——的文章。在書中，他主張建立一個由社會民主黨（SPD）、左翼黨（Die Linke）和綠黨組成的紅-紅-綠聯盟，以取代目前自2013年以來由基督教民主聯盟（CDU）-社會主義聯盟（CSU）-社會民主黨組成的紅-黑聯盟（2005年到2009年也是如此）。在他所希望的另一個本土集團內部，他的偏好顯然是社會民主黨，這個被譽為“非普通政黨”的黨派，但是在從俾斯麥時代到默克爾時代的150年里，它一直“代表著一個更美好、更民主和社會公正的德國的愿景”——就好像這些能夠包含1914年為戰爭信貸投票、將自由軍（Freikorps）派遣至盧森堡和立布克勒希（Liebknecht）、197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以及本世紀的變革實踐。今天，阻礙紅-紅-綠聯盟前景的是“左翼黨對北約根深蒂固的敵意”。社民黨效忠于北約的良好感覺不言而喻。

拋開這些問題不談，未來的“紅-紅-綠”政府的計劃應該是什么？正式地說，圖茲的文章是對最近四本關于德國的書的評論，他在繼續評論的同時加上了另外三本，盡管在《倫敦書評》中對它們的引用往往是粗略的。這篇文章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關于2005年施羅德提出的“嚴厲的福利和勞動力市場監管新體系”的社會后果。盡管他更傾向于對其新自由主義議程采取更為寬容的態度，并抱怨道，德國社會民主黨沒有因“認真努力改善”其后果而得到肯定——最低工資法案姍姍來遲地結束了德國是歐洲最后幾個沒有最低工資的國家之一的局面——圖茲毫不懷疑地指出，德國的狀況遠非理想：不平等現象急劇加劇，不穩定性擴大，隨之而來的是社會和政治動蕩。為了彌補這些弊病，他為紅-紅-綠聯盟勾勒了什么樣的社會修復議程？答：德國需要一個“更加親歐洲的政府”，一個能夠響應“魅力十足的”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提出的“歐洲未來的大膽愿景”的政府。馬克龍以能夠建立一個橫向聯合政府而聞名，盡管這個聯合政府不是一邊倒，然而能夠做出不受歡迎但至關重要的決定。沒有別的了。歐洲承受不起進一步的拖延。那個空洞的能指就是一切。

過分強調這一點是錯誤的。圖茲涉獵廣泛，他的口音和表達方式因地而異。這往往是聲譽不斷提升的代價，不應該太當真。對于不一致的批評，他可以在任何情況下合理地回答，他寫的任何東西都不會超出西方從威爾遜和勞埃德·喬治時代到蓋特納和馬克龍時代發展起來的對自由主義的基本承諾的范圍，沒有人可以指責《崩潰》缺乏符合這一傳統的社會敏感性。然而，在當今世界，人們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帶著野兔一起奔跑和帶著獵犬一起狩獵有多大的區別？“權力必須以權力來對付”——真的如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