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伊斯蘭國”頭目巴格達迪被擊斃后，上周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又宣布抓到了巴格達迪的妻子、拘留了巴格達迪的妹妹和妹夫，并諷刺美國在擊斃巴格達迪一事上顯得“大驚小怪”。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基地”組織前領導人奧薩馬·本·拉登之死也曾被視作美國反恐的巨大勝利，然而此后國際反恐局勢卻變得更為棘手。如今，特朗普在美國《國家反恐戰略》頒布一周年之際宣布巴格達迪的死訊，外界普遍認為其對美國國內政治的影響遠大于對國際反恐局勢的影響。

2018年10月4日，美國頒布《國家反恐戰略》，這也是自2011年以來美國公布的首個國家反恐戰略。該戰略再次明確將“美國優先”作為反恐戰略的首要前提，其中既包括預防性反恐措施，如提升美國國內及海外重要設施應對恐怖襲擊的能力、加大對極端思想的甄別與防范力度等；也包括打擊恐怖分子的具體措施，如推進美國國內反恐跨部門合作與資源整合、切斷恐怖分子獲得資金、武器等各種支持的渠道等；此外還包括加強美國盟友的反恐能力建設、提升美國主導的反恐聯盟效果等。但美《國家反恐戰略》頒布一年以來，國際反恐形勢依然嚴峻，對照《國家反恐戰略》的各項目標來看，美國也未能取得令人滿意的預期效果。

反恐焦點模糊，難扼極端主義傳播

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傳播仍將繼續，美國無法獨善其身。雖然敘利亞、伊拉克局勢已經基本得到控制，但宗教極端主義與國際恐怖主義的合流仍在持續，地區安全局勢依然嚴峻。宗教極端主義依托國際恐怖組織進一步傳播擴散并對各國造成滲透、回流等多重風險。蘭德公司在一份關于伊斯蘭極端意識形態威脅的報告中將“圣戰薩拉菲”（Salafi-Jihadism）組織由核心到外圍進行分類：第一類是在圣戰薩拉菲運動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基地”組織。第二類是正式宣誓效忠“基地”組織的團體。第三類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該組織雖然與“基地”組織有類似的意識形態，但意在奪取圣戰薩拉菲運動的領導地位，兩者處于競爭關系。第四類是眾多沒有宣誓效忠“基地”組織或“伊斯蘭國”，但試圖建立伊斯蘭國家的組織團體。第五類是認同圣戰薩拉菲主義意識形態，但是并未參加任何組織團體的個人或社會網絡。

這五類組織間的關系錯綜復雜，既有合作又有矛盾，常常處于分化與整合的動態變化中。美國《國家反恐戰略》一方面將打擊“基地”組織作為首要目標，另一方面則強調弱化對組織層面的打擊，更多的聚焦恐怖分子本身，這種自我矛盾的指導思想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模糊了美國反恐的焦點。

此外，在去極端化方面，歐盟早在2005年的《歐盟反恐戰略（EU CT Strategy）》中就將“預防（prevention）”和“保護（protection）”、“追求（pursuit）”、“回應（responce）”一同列為反恐戰略的四大支柱。在2014年重新修訂的第二版《歐盟打擊激進主義與恐怖主義招募的戰略》中，歐盟將“去極端化”進一步細分為行動上的“脫離接觸（disengagement）”和思想上的“去極端化”。但目前歐洲“去極端化”工作的一方面因為評價體系建設滯后導致“去極端化”效果難以量化評估，另一方面則由于“去極端化”政策對“自我”和“他者”的區分加劇歐盟國家內部分歧。而美國目前則尚未出臺“去極端化”政策，雖然在《國家反恐戰略》中對遏制極端主義意識形態蔓延有所涉及，但在實踐過程中仍將遇到諸多阻礙。

巴格達迪被擊斃但未能震懾“伊斯蘭國”

恐怖組織扁平化趨勢仍將持續，“獨狼”式恐怖襲擊加大反恐難度。對于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宣布擊斃巴格達迪一事，外界普遍認為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大于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并不能真正改變當前國際反恐局勢。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承認巴格達迪死亡的同時宣布阿布·易卜拉欣·哈希米·庫拉什（Abu Ibrahim al-Hashemi al-Qurashi）成為該組織的新領導人。

事實上近年來伴隨國際反恐合作的深入發展，宗教極端組織和暴力恐怖組織的生存空間不斷被擠壓，傳統有組織、成規模的暴恐襲擊越來越難以實施，“獨狼”式恐怖襲擊成為新趨勢，體現出當前恐怖組織的組織架構由系統化向扁平化轉變，既是宗教極端組織和暴力恐怖組織在國際反恐合作背景下的一種應變，又是其加強組織靈活性以適應新形勢的一種嘗試，并且這一趨勢在新媒體時代還將進一步得到發展。

當前國際反恐形勢令傳統的組織架構逐步失去運行的傳統環境，其組織結構從剛性、集權化、有明顯邊界轉變為彈性、分權化、邊界發散，組織本身則從自上而下明確的等級制轉變為分權化和自我管理。此外，“獨狼”式恐怖襲擊也是由“被組織（to be organized）”向“自組織（self-organization）”轉變，這種變是現代組織范式過渡到后現代組織范式的另一大重要特征，最大程度地體現了參與者的主動性，既表現為主動加入宗教極端組織和暴力恐怖組織，也表現為行動的決策者從組織領導轉變為每個人都可以自主決策。實施“獨狼”式恐怖襲擊的人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任何方式進行恐怖主義襲擊，給當前反恐工作帶來極大地挑戰。

上述趨勢解釋了巴格達迪被擊斃卻未能震懾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原因，也進一步說明在當前恐怖組織扁平化的背景下，“獨狼”式恐怖襲擊將進一步加大反恐工作的預防與干預難度。

美國私心導致國際反恐合作阻礙重重

美國反恐“工具化”、“政治化”趨勢仍將繼續，雙重標準阻礙國際反恐合作。出于國家利益考慮，美國長期堅持反恐問題“工具化”、“政治化”，一方面試圖通過以“反恐”旗號打擊反美勢力，另一方面則試圖通過恐怖勢力和極端勢力干預他國政治。尤其在中東地區，美國深刻介入地區大國博弈，對暴力恐怖組織的支持與利用成為地區國家之間心照不宣的內容。甚至美國反恐的頭號目標“基地”組織的出現也與美國的支持密不可分，而美國最終也自食惡果。

因此，雖然美國《國家反恐戰略》頒布已經一年有余，但至今成效有限，尤其在國際反恐合作方面，美方的實用主義、工具主義導向與雙重標準進一步阻礙國際反恐形成合力，繼而導致國際反恐合作的發展速度遠遠滯后與恐怖組織扁平化、暴恐襲擊隨機化的發展趨勢，最終使得全球反恐形勢進一步惡化。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本文受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支持，特此感謝。）